1. 引言
一月始，中国武汉爆发了新冠肺炎，因病毒具有机制复杂、传播迅速、感染后果严重等特点，中国居民的风险感知继SARS后再次达到峰值状态。风险感知是指，个体对于客观风险危害性的主观判断。在前人研究中，良好的判断有着较好的适应意义，如适当的风险感知可以提高个体面临新冠肺炎等重大突发性卫生事件的前瞻性，增加风险解决的主动性(黄杰，朱正威，赵巍，2015)。遗憾的是，风险感知并非一个稳定变量，随着时间的推移，风险感知常常呈现出逐步下降的趋势(田玲，姚鹏，王含冰，2015)。基于当前我国抗疫常态化的要求，于长期内增加居民的风险感知有着重大意义。
因疫情常常以隔离为基础，新闻信息成为了个体了解风险事件的主要渠道。以往关于信息层面的风险干预研究共分为信息源、信息传播媒介、信息接收者等三个部分。对于信息源的干预研究主要集中于信息自身特点及因时空分布造成的风险差异(Zhu, Xie, & Gan, 2011)；也有学者通过传播媒介的差异预测风险的放大、缩小效应(邹霞，2020)；对于接受者的干预主要侧重于性别、年龄等个体固有差别，人格层面的干预研究较少(Cullen & Anderson, 2017)。在大五人格的相关研究中(Chauvin, Hermand, & Mullet, 2007)，诸如适度、理性、效率等因子均可以显著预测个体的风险感知，而认知闭合水平的不同常常以上述因子的多少而划分，那么认知闭合与风险感知之间可能也存在着某种联系。
关于新冠肺炎的一篇新闻报道十分引人注目，报道里讲述了年轻小伙阿真因疯狂看疫情信息，总怀疑自己被感染，结果真住院。相反，四川一女子在疫情之下悠然自得的吃起了火锅，对于外界信息并不关注。居于同一文化背景，两者风险感知的差异源于对信息的紧迫性不同即是否需要形成认知闭合。这一现象也为文化心理学的干预带来了难题，即同一文化背景下的个体风险感知可能存在差异。换言之，风险干预需要具体到个人。鉴于人格特质与风险感知的研究较少及同一文化背景下个体风险感知差异的现实，本文拟探讨认知闭合需要与风险感知的关系，加快政府于个人层面风险干预机制的建立，丰富人格心理、文化心理学的研究。
1.1. 认知闭合需要与风险感知
认知闭合需要是指个体应对不确定情境时的动机和愿望，由于这一动机的纯粹性，其常常以答案好于模糊的假设为基础(Kruglanski, 1989)。根据个体对于客观信息的渴望程度，Kruglanski (2004)进一步将其形象化为“一个拥有相反两端的连续体”，即一端是渴望闭合的个体、另一端则是排斥闭合的个体。
Jackson & Gouseti (2015)认为，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更加注重效率，因而在模棱两可的风险情境中更容易抓住戏剧性或耸人听闻的陈述，获得较多的风险信号(Kruglanski & Webster, 1996)。Kruglanski (2004)的研究也证明了这一点，即认知闭合需要程度的差异会影响个体对于元素组合的偏好。具体表现为，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喜欢黑白元素构成、清晰易懂的世界；而低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则更加喜欢多样性的元素组合。因而于宫颈癌的风险感知中，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更容易受到单一信息的影响，认为宫颈癌是不可治愈的；相反，低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对于信息的接受更为开放，因而对宫颈癌风险有着更低的感受性(Neuberg, Judice, & West, 1997)。我国学者周人(2014)也发现，认知闭合需要程度的提高可以显著预测个体对疾病、转基因食品的风险感知程度(龚萍，2018)。
而新冠肺炎作为一种潜在风险可能也存在类似机制。值得注意的是，也有学者认为，高认知闭合需要个体的风险感知程度可能始终处于稳定较低状态(Russo, Medvec, & Meloy, 2007)。因两者关系目前尚不明确，有必要进一步于验证两者关系的科学性。综上所述，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认知闭合需要正向预测疫情风险感知(H1)。
1.2. 新闻信息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信息错失恐惧是指因某些原因错失目标事件相关信息而引发的焦虑性状态(Alt, 2015)。在以往的研究中，SARS等风险治理常常以居家隔离为基础，因而新闻信息成为了个体了解风险事件的主要来源，新闻错失恐惧也成为了错失恐惧的关键成分(Beyens, Frison, & Eggermont, 2016)。
基于情绪ABC理论，不同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对信息处理的认知存在差异，其产生的情绪也并不相同。一项关于极端行为的研究表明，较高程度的信息焦虑情绪、极端倾向常常是过高的认知闭合需要所致(张志学，张文慧，2004)。而中国媒体信息总量庞大、呈现顺序混乱等特点进一步增加了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冻结”信息的难度，放大了其对于信息的错失恐惧程度(于明璐，2015；Kardes, Cronley, Kellaris, & Posavac, 2004)。相比之下，低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心理起伏始终处于较为稳定的状态，这可能是因为他们信息需求较低的原因(Dreu, 2003)。
关于新闻信息错失恐惧与风险感知的关系，以往研究大都以新闻信息错失恐惧的具体情境预测个体的风险感知状况。Bhatia等人(2016)的研究指出，食品安全报道的模糊性放大了消费者的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增加了消费者对于食品的风险评分(Turner, Rimal, Morrison, & Kim, 2010)；也有学者将风险感知的提高归因为信息源多样而引起的错失恐惧(Walter, Bohmer, Reiter, Krause, & Wichmann, 2012)。疫情之下，新冠病毒的来源、机制尚不明确，国内外媒体报道不一，这一现状也进一步增加了个体对于相关信息的错失恐惧及生存焦虑。基于以上分析，本研究提出第二个假设：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在认知闭合需要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H2)。
1.3. 媒体类型的调节作用
媒体类型共分为传统媒体、新媒体两种。其中传统媒体主要包括电视、报纸、广播、杂志等形式；而新媒体是与传统媒体相对的概念，泛指以数字技术为基础、网络为载体的任何媒介形式(张国良，2009)。
前人研究表明，新媒体信息量庞大、观点不一、内容虚假等特点客观上增加了个体对于相关新闻信息的错失恐惧，这也是风险放大效应产生的主要原因(蒋晓丽，邹霞，2015)。相比之下，传统媒体则是政治属性、合法性与较高可信度的象征，这一特点增加了个体认知的确定性(赖泽栋，曹佛宝，2016)。其次，传统媒体对于新媒体具有一定的规范作用。具体表现为，传统媒体可以显著改善新媒体带来的消极结果，减少个体的风险感知程度(张薇，毛浩然，汪少华，2015)。在以往的研究中，新冠肺炎等风险事件的信息传播需要传统媒体、新媒体的共同参与(杨思文，2019)，但两者对风险感知的影响存在差异。据此，本文提出第三个假设：媒体类型在信息错失恐惧对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机制中起调节作用(H3)。
2. 研究方法
2.1. 被试
于3月20日到4月20日之间，通过问卷星、贴吧、公众号等多种平台面向社会公众展开调查，共收取问卷366份。其中线上问卷245份，线下问卷121份，剔除无效问卷13份(填答不完整)，收取有效问卷353份，问卷回收率为96%。其中男性161份(45.6%)，女性192份(54.4%)，被试的年龄在18~35岁之间(M = 27.62; SD = 6.03)。
2.2. 研究工具
2.2.1. 认知闭合需要
采用Roets & Van Hiel (2011)编制的认知闭合需要量表。问卷共15道题目，代表性题目如：“我不喜欢处于不确定的情形之中”。量表采用里克特量表7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认知闭合需要程度越高。该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着较高的信效度(Szabo, Ward, & Fletcher, 2016)。本研究中，该量表AMOS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RMSEA = 0.06，AGFI = 0.90，NFI = 093，GFI = 0.92，IFI = 0.96，TLI = 095，CFI = 0.96，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59~0.81之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8。
2.2.2. 新闻信息错失恐惧
采用Alt(2015)编制的信息错失恐惧量表中的新闻信息错失分量表。量表共3道题目，代表性题目如：“我经常阅读最近更新的新闻媒体信息”。量表采用里克特量表7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新闻信息错失恐惧更高。该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有着较高的信效度(Alt, 2016)。本研究中，该量表AMOS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RMSEA = 0.08，AGFI = 0.91，NFI = 0.95，GFI = 0.95，IFI = 0.96，TLI = 095， CFI = 0.96，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49~0.91之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2。
2.2.3. 疫情风险感知
采用改编自Lin等人(2008)编制的洪水风险感知问卷。该量表共5道题目，代表性题目如“在面临新冠肺炎的这些天，你感到的担忧程度为”。量表采用里克特量表7点计分，其中1代表完全不同意，7代表完全同意，分数越高，表示个体的风险感知程度越高。该量表在以往的研究中具有较高的信效度(李凯，2017)。本研究中，AMOS验证性因素分析结果良好，RMSEA = 0.06，AGFI = 0.94，NFI = 0.99，GFI = 0.98，IFI = 0.99，TLI = 0.99，CFI = 0.99，项目的因子载荷在0.67~0.78之间。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α系数为0.82。
2.3. 研究结果
2.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所有数据皆通过问卷收集，需要对研究中涉及到的变量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本研究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进行共同方法偏差检验，对研究中所有测验题目同时进行探索性因素分析。结果发现，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5个，并且最大公因子解释总变异量的27.58%，小于40%的临界标准，表面本研究的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2.3.2.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
在本研究中，认知闭合需要与疫情风险感知(表中用风险感知表示，下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32, p < 0.001)；认知闭合需要与新闻信息错失恐惧(表中用错失恐惧表示，下同)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64, p < 0.001)；新闻信息错失恐惧与疫情风险感知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r = 0.48, p < 0.001)。各变量的相关矩阵、平均数以及标准差如表1所示。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N = 353)
表1. 描述性统计及相关分析(N = 353)
注：表中错失恐惧代表信息错失恐惧，媒体类型、性别为哑变量。新媒体=1，传统媒体=2；男=1，女=2。*p < 0.05, **p < 0.01, ***p < 0.001，下同。
2.3.3. 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在认知闭合需要与疫情风险感知正向关系的中介作用
在控制性别和年龄的条件下，本研究发现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在认知闭合需要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中介作用。结果如表2所示，认知闭合需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β = 0.32, p < 0.001)；认知闭合需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信息错失恐惧(β = 0.64, p < 0.001)；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可以显著正向预测疫情风险感知(β = 0.48, p < 0.001)。中介效应的结果表明：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在认知闭合需要对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中起完全中介作用，中介效应为0.41，其95% Bootstrap置信区间为[0.29, 0.53]，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95%，具体结果如表2所示。
Table 2. The mediating role of fear of missing n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epidemic risk (N = 353)
表2. 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在认知闭合需要和疫情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中介作用(N = 353)
注：模型中各变量均经过标准化处理之后带入回归方程，其中L (Lower)代表95%置信区间下限、U (Upper)代表置信区间上限，下同。
2.3.4. 媒体类型在信息错失恐惧与风险感知正向关系中的调节作用
检验媒体类型的调节作用，结果表明(如表3所示)，媒体类型与新闻信息错失恐惧的交互项显著负向预测疫情风险感知(β = −0.19, p < 0.001)，说明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都受到媒体类型的调节。通过ANOVA进一步分析其简单效应。结果发现，在新闻信息错失恐惧高水平组，新媒体(M = 5.25, SD = 1.11)与传统媒体(M = 2.98, SD = 1.88)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差异显著，F(6, 4) = 15.25，p < 0.01；然而，在低新闻信息错失恐惧水平下，新媒体(M = 2.61, SD = 0.34)与传统媒体(M = 2.57, SD = 0.30)并不存在显著差异，F(11, 22) = 2.03，p = 0.72。结果表明，新媒体在一定程度上放大了高信息错失恐惧者的疫情风险感知，传统媒体则抑制了其风险感知程度的增加(具体见图1)。
Table 3. The moderating role of fear of missing news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need for cognitive closure and the perception of epidemic risk (N = 353)
表3. 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在认知闭合需要和疫情风险感知之间关系的调节作用(N = 353)
Figure 1. The moderating role of media types on the effects of fear of missing news on epidemic risk perception
图1. 媒体类型在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对疫情风险感知影响的调节作用图
3. 讨论
本文探讨了认知闭合需要对居民疫情风险感知的作用及机制。结果表明，个体的疫情风险感知是基于媒介之上，认知–情绪–行为三者的统一体。通过对个体疫情风险感知过程的呈现，本文丰富了风险感知的个体化研究，为我国如何平衡新媒体与传统媒体在公共卫生事件的角色提供了一些启示。本文发现，认知闭合需要可以显著的预测居民的疫情风险感知，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1，该结果同以往关于暴力犯罪、癌症风险感知的研究结论是一致的(Jackson & Gouseti, 2015)。
关于两者间的关系，有学者将其归因于于理性程度的差异。即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常常采用高解释水平解释风险事件，结果不够理性与客观；而低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常常采用低解释水平，对风险事件的加工严谨而全面(Silvera, Pfeiffer, Kardes, Arsena, & Goss, 2014)。因而在相关研究中，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更容易受到易得性启发的影响，注意到伤亡、损失等消极词汇的频率更高，高估风险的情境更为频繁(陈晶，肖晓飞，李建华，2020；Jost, Glaser, Kruglanski, & Sulloway, 2003)。
3.1. 新闻信息错失恐惧的中介作用
在认知闭合需要的讨论中，本文还发现，认知闭合需要可以显著正向预测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前人也得出了与本文类似的结论(Scherer, 2014)。但也有学者认为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在观点“冻结”后，对于后续信息并不敏感(Russo, Medvec, & Meloy, 2007)。考虑到疫情初期的新闻信息并不能满足“冻结”阶段所需信息，认知闭合需要程度高的个体可能暂时停留在“抓住”阶段(Kruglanski & Webster, 1996)。
关于如何解释二者之间的关系，以往研究已从生理与认知的角度进行了探讨。其中生理层面多认为信息是个体的先天需求，因而在遭受信息资源的损失威胁时会产生更高的焦虑程度(张志学，张文慧，2004；Hobfoll, 1989)。而认知层面的研究主要集中于加工方式的差异。即高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倾向于采用启发式加工，因而在单位时间内会体验到更高的信息错失焦虑；相反，低认知闭合需要的个体常常采用没有时间限制的算法式，对于信息接收更为耐心(Kossowska & Bar-Tal, 2013; Neuberg, Judice, & West, 1997)。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可以显著预测民众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这一结论与以往的部分研究相一致(Lu, Xie, & Zhang, 2013)。不少学者认为两者关系于驱力还原论层面存在一定的合理性。即当个体关于疫情信息的认知需要无法满足时，个体不得不寻求相关信息以减轻信息错失引发的紧张状态，增加解决风险的主动性(Aardema, Moulding, Melli, Radomsky, Doron, & Audet, 2017; Vidrine, Simmons, & Brandon, 2010)。其次，高信息错失恐惧者本身较高的线上易感性、较大的压力感、消极心态常常与较低程度的风险适应能力相联系，这也是疫情初期对老人、儿童进行大范围心理援助的缘由所在(Beyens, Frison, & Eggermont, 2016; Buglass, Binder, Betts, & Underwood, 2017)。
3.2. 媒体类型的调节作用
本研究进一步发现，媒体类型在新闻信息错失恐惧对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中起调节作用。具体表现为，新媒体可能会增加高新闻信息错失恐惧者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而传统媒体对于不同信息错失恐惧者的疫情风险感知程度皆存在抑制作用。研究结果支持了假设3。类似结论在以往的研究中有所体现(赖泽栋，曹佛宝，2016)。
使用与满足理论认为，个体对于媒介的使用在于满足需求。但对于高信息错失恐惧个体，新媒体并没有满足其对于信息的准确寻求，反而还增加了其对于信息错失的恐惧程度，这可能是新媒体信息观点的虚假性、呈现时间的短暂性的原因(宋小康，赵宇翔，张轩慧，2017)；相比而言，低信息错失恐惧者对于疫情新闻信息的疏忽则不会有过大的心理起伏(Dhir, Yossatorn, Kaur, & Chen, 2018)。于中国一党执政的背景下，传统媒体往往承担一定的政治功能。因此在传统媒体信息发布后，不同新闻信息错失恐惧水平下的个体疫情风险感知程度均会降低(王晓楠，2019)。且中国作为一个集体主义社会，民众对于政府的信任程度较高，传统媒体的发言可以进一步提升公众抗疫信心，降低其对于疫情风险的压力评价(Kim, Sherman, & Updegraff, 2016)。
3.3. 研究意义与不足
本研究通过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认知闭合需要对于疫情风险感知的影响机制，对于风险感知的个体化研究及疫情解决皆有推动作用。首先，本文可以解释疫情期间幻听、幻视等症状频发的原因，对于国民健康化建设及防范和治理重大风险事件皆有巨大的启发意义。其次，中介作用分析结果表明：认知闭合需要对风险感知的正向预测作用很大程度上来源于认知闭合需要引起的恐惧情绪。本文对于解决前言中提到的认知闭合需要与风险感知关系的结论两极化具有一定的启发意义。
本文也存在一些不足。一为生态效度问题。本文数据收集时间大致处于疫情初期，当时疫情的信息处于一个贫乏状态，但当前疫情的信息的数量及准确性都有所提高，因而本研究结果的外部效度可能存在问题；二为研究方法问题。本研究使用问卷法收集数据，客观上并不能得出准确的因果关系。且新闻信息错失恐惧作为一个情绪变量，未来应通过认知实验方法，增加研究的科学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