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社会治理工作。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基层是一切工作的落脚点，社会治理的重心必须落实到城乡、社区”。党的十九大报告提出，要“打造共建共治共享的社会治理格局”。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提出，“建设人人有责、人人尽责、人人享有的社会治理共同体”。社区作为城市治理的“最后一公里”，是党和政府联系群众、服务群众的神经末梢。加强社区治理体系建设，把社会治理重心推向基层，充分体现了党和国家以人民为中心的导向，也是对新时代社会主要矛盾转变的积极回应。
2. 研究背景及意义
“共享”既是社会治理的结果体现，也是社会治理的出发点，在共建共治共享格局中发挥承启全局的重要作用。共建共治共享之“共享”的主体是人民，组织保障是党的领导，对象是社会治理成果，其共同享有治理成果的意涵解读与共享发展理念四方面内涵相对应。共享发展理念内含社会主义的本质要求和鲜明的社会问题意识，其本身就是着力于民生领域的一种极佳的研究视角。共享不仅是社区治理的目标，也是达到目标过程中的重要方法，即通过共享社会公共资源、产品和服务，实现各类主体在治理能力和治理手段上的提高，全面共建共治共享，三者密不可分，不能将共享与共建共治割裂进行分析 [1]。
社会主义价值共享理论认为价值共享是创造或者整合社会资源来让全体成员共享，社会价值的创造者同时也是享有者，两者都意味着多元主体在社会治理中的共同参与，但其独特之处在于为社会成员的共建共治提出了共享目标和具体要求，为配置治理要素、成果，实现共享目标提出可行方案，也是社区治理的哲学基础。2019年，在新一轮的机构改革中，成都市在全国首创成立市委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委员会，加强城乡社区发展治理工作统筹协调、整体推进、资源整合和督促落实。本文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在共享视阈下，将共享与共享发展理念结合，将共享作为实现社区治理共享目标的重要方法手段进行研究，可以准确把握当前社区治理的困境，提出的对策建议能够为社区分类治理、精确治理提供思路和方法。
3. 共享视阈下拆迁安置小区社区治理的双流探索
成都市双流区现有集中居住100户以上的拆迁安置小区125个，居住人口达到29万人，小区数量多、人口基数大、治理情况复杂。近年来，双流区在拆迁安置小区社区治理过程中，基于共享做了以下探索。
3.1. 人力资源共享联动
西航港街道星月社区紧临西南民族大学、四川大学等高校，具有交通便利、基础设施良好等优势；存在流动人口比例大、社区志愿者团队及自组织较少等困难(图1)。该社区创新建立“1 + 3 + N”志愿者服务模式，探索人力资源共享联动，提升了社区治理和共享服务水平。“1”是指1个牵头党组织，“3”是指“专业社工、大学生、社区居民”3种志愿者主要来源，“N”是指建立N支志愿者服务队伍。
Figure 1. University student volunteers provide services
图1. 大学生志愿者开展服务
社区党组织牵头，由专业社工带领志愿者，探讨队伍发展规划、服务内容等，提升自组织力。开展社区微创投项目，鼓励社区自组织或志愿者队伍参与文明劝导、环境卫生治理、文艺演出等服务。例如：西南民族大学每周派出大学生志愿者到社区日间服务中心陪老人聊天、做手工、讲解健康知识，既开展了社会实践，又丰富了老年人生活；社区组建助老服务、环保宣传、车辆整治等居民志愿者服务队伍，解决居民遇到的杂碎琐事；社区动员辖区各种资源参与社区公共事务，建立爱心积分超市，鼓励志愿者、居民通过提供志愿服务获得积分，积分可用来兑换超市的物资和服务，提高了居民共享意识、参与热情和服务质量。
3.2. 组织资源共享联动
黄甲街道长梗社区创新突破，探索出“以农民为主体、让农民得实惠”的“共建、共管、共享”建设管理机制和利益分配机制，实现了拆迁安置小区与企事业单位组织资源的共享联动。区供销社联合社区两委发起，吸纳辖区内居民、与经营服务相关的企事业单位、社会组织等加入，筹集资金50余万元建设了长梗社区共享超市，共享超市建设情况如图2所示。
共享超市经营接受社区综合服务社监督，向居民进行公开公示。由龙头公司派驻店长实施日常经营管理，店员由村综合服务社在本辖区内按照“1 + X”模式(即1名固定店员带X名志愿者)选聘，接受公司的统一管理、培训、考核。志愿者工作作为服务项目纳入积分管理，积分可在超市内消费。社区居民凭超市会员证在购买物品时得到优惠，还能凭股权卡从超市利润中分红，从2019年分红情况看，每股年回报率超过20%。
Figure 2. “Old neighbor” community shared supermarket
图2. “老邻居”社区共享超市
3.3. 物资资源共享联动
东升街道永乐社区与棠湖社会工作服务中心深度合作，以培育居民自组织、提升居民公共素养、引导居民协商参与社区睦邻文化为主旨，以邻里节、兴趣班等为载体，探索了物资资源共享联动模式。一是打造共享平台，加强互动交流。社区以睦邻文化服务站为基础，打造“艺趣舍”空间，搭建社区沟通学习的“线下”平台；建立微信群，开通线上服务平台，让居民们能够方便地获悉各类活动信息，让更多居民为社区事务出谋划策。二是推进资源共享，实现商居共赢。开设“艺趣舍”服务活动，居民们根据自己的兴趣爱好与同辈聚集在一起，讨论技艺，学习方法；帮助企业、商户做推广与资源对接，为居民带来实惠与资源，例如洗衣店的免费体验券、上门保洁服务团购套餐等。三是组织共享活动，军民鱼水情深。2019年11月，社区与驻军单位组织了“和平协作空间”活动，邀请驻军单位对社区的发展提出建议，并为社区居民讲授了一堂生动的国防教育课，获得了居民的高度赞许。
4. 共享视阈下拆迁安置小区社区治理的现实困境
拆迁安置小区是随着农业用地被转换为城市建设和工业发展用地，原来的农村地区被纳入城市发展范围之内，对城市周边的土地进行整合，引导农民集体搬迁入住新建立的小区而形成的，当前双流区拆迁安置小区在共享方面面临着以下困境。
4.1. 共享意识淡薄
由于拆迁安置房的小产权属性、部分家庭因拆迁而分得多套住房、拆迁安置区临近产业功能区等情况，大量的安置房被租给外来人口居住。据统计，西航港街道星月花园一、二期，小区共有住房3192套，其中安置房3113套，对外出租的就有1600余套，超过小区一半的比例。从年龄结构看，小区居住人口中老年人较多，再加上租住人口流动性比较大，导致居民间交流少，相互间信任感、认同感降低。当前，拆迁安置小区居民基本上都能享受小区内的公共设施、公共服务，较难阻止“搭便车效应”，主动共享成为了无私共享，居民共享参与热情不高；同时，频繁出现为了私利而破坏公共资源，或将公共资源占为已有的状况，如公共厕所等公共设施被破坏，共享单车被加上私人锁，小区内道路被占道停车阻挡，私自搭建等。
4.2. 共享资源不足
配套资源建设方面，相比商品房小区和部分城市社区，拆迁安置小区存在共享资源配置不足、配置不均衡等问题，尤其在医院、学校和超市等民生领域体现较为明显，问卷调查中，有43.3%的被调查者对小区最不满意是“周边配套建设”。例如：三江悦府小区距离附近的学校、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和大型超市都在4公里左右，幼儿园、小学学位供需比较紧张。精神资源方面，社区居民的生活方式、社会态度和道德素质差异较大，碰撞摩擦时有发生。例如，部分居民热心公益，积极参加社区内的活动、服务等，而部分居民则态度冷漠，不愿意参加，甚至是说风凉话。人力资源方面，具备特殊才能，热心服务居民，分享交流的人较少，小区内缺乏能够吸引和团结各个年龄层居民的社区活动，比如健康讲座主要对象是老年人，瑜伽活动主要对象是女性居民。很多居民担心小区活动给自己带来额外负担，有超过半数的小区居民基本不参加小区活动。
4.3. 共享机制不全
拆迁集中安置过程中，打破了原来的地域限制，原来的村(社区)边界被打破，邻里关系被打断重建，村民到居民身份的转变使很多人在心理和认知上不能同步，新的社会关系的未理顺影响了小区内共享机制的形成。现有的共享机制主要依靠个别协调和驻地单位、企业的无偿共享，缺乏主动性、延续性和可复制性，共享机制不够完备。由于拆迁安置小区规模大、业主数量多，缺乏“有能力、有权威、善协调”的组织者；有些租户有时间和能力参加小区管理，但因户口等原因而无法成为业主委员会候选人，造成多方参与共享资源监督管理不够 [2]。
4.4. 共享信任缺失
马克思·韦伯认为，信任具有“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两种方式。其中，中国人的信任属于“特殊信任”，是建立在以血缘关系为基础的家族关系之上的，对于家族之外的人员的信任缺失在拆迁安置小区中体现的尤为明显。中国传统的以核心家庭利益为中心的差序格局大大缩小了资源共享的半径，降低了“外人”之间的资源共享可能，破坏了共享信任根基。由于拆迁安置小区内有大量的租住户，人口频繁流动，熟人社会的固有局面不复存在，进一步降低了小区内居民之间的相互信任；受利益至上、利己主义思想的影响，社会诚信逐渐下降，作为共享主体的居民参与共享的主动性不高。
5. 共享视阈下拆迁安置小区社区治理创新的思考
5.1. 理念创新：以党建引领涵养拆迁安置小区共享意识
拆迁安置过程打破了原有的地域限制，拆迁安置小区被看作居住的地方，“家”的氛围不够浓厚，人们对小区的认同感、归属感骤然下降，导致社区共享参与冷漠、分享精神缺失。应通过多种方法重拾对社区“共同体”的认知，培育归属感、涵养“人人有责”的共享意识。一是支部牵头强组织。探索“社区党委+小区党支部”工作方法，发挥党建在基层社区治理中的引领作用；通过组织邻里集市、小区论坛、美食聚会等活动，促进市民、单位和社会组织积极参与城乡社区发展治理；通过小区党群活动中心、宣传栏等党建阵地，规范党务公开、基层事务公开，积极向居民宣传党委政府重大部署、民生热点难点问题、社区治理重点工作等，让大家“知小区、懂小区、爱小区”，增加对小区的认同感、归属感。二是党员带头塑氛围。落实好党员“双报到”制度，实行在职党员“双管”、离退休党员“托管”管理模式，发挥好党员带头作用和妈妈、孩子等特殊人群的纽带作用，开展如“游园活动”、“小区运动会”等能调动各个年龄段居民积极性的社区活动，创建新的“熟人社区”。三是群众点头齐参与。制定《小区文明公约》、《公共设施使用管理规定》，对破坏小区绿地、私自搭建等行为予以坚决制止，创造良好的环境；开展小区“最温暖社会组织”、“热心人”评选，对热心为大家服务、热心做公益的社会组织和居民予以表彰，倡导“共享光荣”，树立共赢意识。
5.2. 路径创新：以多种举措优化拆迁安置小区共享资源
一是畅通社区资源需求。建立政府、社区和居民间相互信任的沟通协调机制，由社区党组织牵头，开展“入学”、“就医”等民生热点问题专项座谈，通过上门访问、留言信箱等渠道了解居民需求和关注重点，通过信息公开、马上就办等制度，让居民知晓谁解决、什么时间解决、哪个部门解决等信息，改变居民“反映不反映一个样”的认知。二是统筹社区现有资源。利用丰富的地面空间和架空层，配套建设小区超市、菜市、公共食堂等生活设施，小区活动室、儿童游乐室、健身房等娱乐设施，实现集中配套服务；通过改造现有的停车场、协调增加公共交通线路、新增路边临时停车位等方式，解决停车难、出行难的问题。三是丰富社区共享资源。拆迁安置小区共享资源建设不应是政府唱“独角戏”，社会组织、小区内的广大居民都应成为主角，广泛参与、人人参与才能实现共享。对有意向提供人力、物力等共享资源的社会组织、人员进行统计，成立专项活动小组，吸纳社会组织、志愿团体及居民的力量，让共享资源的总量增多。
5.3. 管理创新：用制度规范完善拆迁安置小区共享机制
“共建共治共享”的目标是要突破单向的利益分配机制，通过互助分享来实现利益的互惠共享，应完善制度规范来建立“人人尽责”的共享机制。一是完善资源公开机制。以公示栏公示、发布小区群文件等形式，对共享资源的供给、维护和财务情况进行公开，以信息公开促合作信任机制建设。二是完善精准服务机制。建立项目服务清单，社区根据清单，精准购买社会服务；社会组织根据清单，精准承接、开发、设计和提供服务项目；资助者根据清单，精准选择资助与否、资助哪些项目，推动需求者、资助者和服务者的有效对接。三是完善多方参与机制。发挥好志愿者团体、社会组织、企事业单位的作用，提高小区居民参与的积极性，以“人人参与”、“多方参与”实现“全面共享”。比如：打造小区的“时间银行”，倡导大家在力所能及的范围内“反哺”小区，个人服务以积分形式存入“时间银行”，居民可通过“时间银行”兑现养老、家政、补课学习等多种服务。四是完善共享监管机制。规范民主监督和评议程序，项目实施质量和效果由居民进行评议监督；完善项目资金全过程公开制度，采取正向奖励与反向问责相结合的方式，对资金使用进行问责问效。
5.4. 技术创新：以智能技术搭建拆迁安置小区共享平台
云计算、大数据、互联网等技术为拆迁安置小区社区治理提供了强有力的技术支持。智能手机的大量使用，让交流沟通变得更加快捷，可以有效解决拆迁安置小区“冷漠”的缺陷。一方面要建立社区内部的共享平台。通过“社区通”、“掌上社区”等公共服务平台，通过“楼栋群”、“业主群”等微信群、QQ群，运用智能化的手段，展开信息填报、数据挖掘、需求分析和资源建设，让居民可以随时通过智能手机了解社区动态，以信息的交换共享来实现资源、服务的交换共享 [3]。比如：家中有老年人，需要中午提供送餐服务的家庭发布午餐需求信息，社区食堂或餐馆汇总信息，统一制作后送到家中，既做了公益，又方便了群众。另一方面要建立小区间的共享平台。拆迁安置小区要加强与周边小区的交流与合作，开展“社区运动会”、“家长交流会”等社区文体活动，对于一些因人员、资源有限而难以可持续开展的运动，可以联合进行，比如几个小区联合开设瑜伽课，小区食堂为周边几个小区的孤寡老人送餐等。对于法律援助、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单一小区难以解决的，可由镇街牵头，组织几个小区联合实施，实现“人员统筹、队伍统建、力量统用、阵地统管”，以共享建设促进共享实现。
基金项目
2019年度成都市哲学社会科学规划项目成果《共享视阈下拆迁安置小区社区治理创新研究——以成都市双流区为例》(2019R2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