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汉语语义地图相关研究整理
标志着“语义地图(Semantic Map)”这一概念和设想诞生的是美国语言学家Anderson, Lloy B. (1982) [1] 一篇关于完成时态类型学文章的出现，之后经过50多年的发展，不少著名语言学家如Martin Haspelmath (1997a, 1997b, 1999, 2003, 2010, 2014) [2] - [7]，Leon Stassen (1985, 1997) [8] [9]，William Croft (2001, 2003, 2007, 2008a, 2008b, 2010) [10] - [15] 等发表了一系列研究。汉语学界于21世纪初方才引入这一方法(Method)，并普遍认为国内率先运用语义地图进行类型学研究的是李韧之先生，他用这个方法对汉英“情态范畴义(Modality)”进行对比研究 [16]，沈家煊先生也指出语义地图模型能“把汉语至于世界语言变异的范围来考察，在普遍适用的语言变异模式上找出体现汉语特点的变异参项”是“类型学研究的最新成果和动向” [17]。在近15年的研究过程中，与“Semantic Map”相关的中文概念提法，就有“蕴涵图” [18] [19]、“语义投射” [20]、“语义图” [21] - [26]、“语义地图” [27] - [38]、“语义地图模型” [39] - [44] 多种。其中，以“语义图”和“语义地图”这两种使用频率最广，接受度最高。
为了全面了解该领域的研究状况，我们以上述概念词为关键词，对知网(CNKI)、万方等权威数据库在2003年至2021年间1发表的所有文献进行地毯式检索，共搜集相关文献190篇2，如下图1所示：
从图1可以看出国内在这一领域的研究过程呈现出两个特点：一是语义地图文献量并非逐年增加，而是在2011年以后才有了明显增幅，之后呈现出“低–高–低–高”波动上升的态势，尤其是2015年《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 [45] 论文集的出版标志着汉语语义地图研究在我国进入了一个较快的发展时期；二是发文形式由最初的单篇论文发展成为期刊、集刊/辑刊、硕博士学位论文、专门性文献汇编集、专著等并现的“多元”形态。
目前关于语义地图研究成果集中在：对语义地图理论的探究(占比12%)、语义地图分类研究(占比84%)以及在其他学科领域的拓展研究(占比3%)三大部分。
1.1. 对语义地图理论的探究
这部分研究主要分为三方面内容：
第一方面是通过释译的方式将国外代表性学者对语义地图的原理及相关概念引入国内，展示以往国外研究中有哪些具体的运用和成果等。例如张敏(2010)提到语义地图模型“是表征跨语言的语法形式–语法意义关联模式的差异与共性的一种有效分析工具” [44]，这种关联基于Croft (2003) [11] 的“语义地图连续性假说(The Semantic Map Connectivity Hypothesis)”；吴福祥(2011)基于Martin Haspelmath (2003) [5] 提出“语义图是特定语言相关编码形式的多功能模式在概念空间上的实际表征，体现的是不同语言对同一概念空间的不同切割方式” [18] 等。总的来说，汉语学界对语义地图的内涵和外延已“达成共识”，认为其特征表现在：它是一种探索同一语法形式两个以上意义/功能/用法之间规律关系的、跨语言泛化研究的分析工具(tool/method)或表达方式(representation)，通过观察语法元素之间的蕴涵关系，意在“同(普遍性)”中求“异(多样性)”；“意义/功能/用法”必须且一定是连续性的；表现方式是可视化的、几何图形方法(Way of visualize)，用二维或多维的图形去清楚地展示功能节点以及排列关系、距离的远近亲疏等。
Figure 1. Trend chart: Annual variation of literature quantity on Semantic Map (2003~2021)3
图1. 语义地图文献数量年度变化趋势图(2003~2021)3
第二方面是对语义地图实操方法的阐述和发展。国内大多数学者认可和采用的是第一代经典语义地图的绘制方式，可概述为“构建概念空间”、“绘制语义地图”和“分析与阐释”三个步骤 [46]，又称“语义图模型的分析程序” [25]，其中“功能节点的选取”是关键的步骤之一，国外曾有学者建立了“基元” [47]、“可分析的基元”(AP) [48] 来代替“功能”，国内就有学者持有不同的看法，如郭锐(2012)认为“按照基元来设定节点过于繁琐，不便于结合语料进行调查，……可以先用较粗的颗粒来设立节点，在研究深入后再设立颗粒较细的节点” [32]。后来为解决一代语义地图在处理大量语言数据以及回路噪声方面的问题，第二代语义地图引入了数学方法MDS [13]，国内学者也尝试做一些更深入的尝试，比如提出“最小连接原则(minimum-link principle)”和“关联度(degree of association)”的概念(郭锐，2012、2015) [32] [33]；运用计算机程序从而实现对概念空间的辅助构建(马腾，2015) [39]；建立“加权最少边地图”(陈振宇、陈振宁，2015) [29] 等。
第三方面是对语义地图发展史的评述。为帮助学界更全面地了解语义地图模型的由来、发展、变化的过程等，有学者详细介绍了海外语言学类型学界的相关研究，对国外多种语义地图绘制方式进行过扼要的汇总和介绍(张敏，2010；曹晋，2012) [28] [44]；也有学者关注到学界对语义地图研究中的“质疑声”和不断改进完善的过程，指出语义地图的应用应不限于语言类型学的范畴而可应用于人文领域的其他学科的分析论断(王瑞晶，2010) [37]。
1.2. 汉语语义地图的分类研究
这部分是国内学者在国外已有语法范畴研究的成果之上探索以“汉语为本”的语义地图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具体涉及多功能语素类、词汇类、语法标记以及多义性句式类4三大领域。
1.2.1. 多功能语素类
对语素类的研究起始比较早，比如吴福祥2007年就对表方所的“后”义语素进行了分析 [21]，但总体研究量不多，研究角度集中在两方面：一是语素的语义演变、语义分布及语法化路径，如表获得/实现语义及其他的“得”语素(吴福祥，2009、2011；夏俐萍，2017) [18] [22] [24]、表情态义的“好”族语素(陶双，2013) [49]、表承接义“即”“便”“就”语素(李嘉，2019) [50]；另一类是关注区域性语言中的语素多功能特征及来源探究，如广西北流粤方言的“着”语素(林华勇、陈秀明，2019) [51]、天津方言“可”语素(祁淑玲，2015) [52] 等。
1.2.2. 多功能词汇类
多功能词汇类语义地图的研究则相对丰富全面(共计108篇)，可以分为实词语义地图研究和虚词语义地图研究两大部分，具体的文献数量及分布占比如图2所示：
Figure 2. Proportion: Literature quantity of different word class
图2. 不同词类文献数量占比
通过图2我们可以看出：实词语义地图涉及名、动、形、量词和代词，且其中80%的文章都以动词研究为主，其次是形容词和量词。结合研究对象范畴及侧重点来看，实词研究中几乎都与“人”有着密切联系，一方面是与人自身的感觉行为有关，如赵果(2017) [26]，潘秋平、张家敏(2016) [36]，邓莎莎(2020) [31] 等；另一方面是与人周边的交际活动有关，如张志伟(2014) [53]，潘海峰(2017) [54] 等。虚词语义地图涉及助词(助动词)、副词、连词、介词和语气词，其中以副词研究和介词研究的成果最多，特点表现在会选取汉语某个特定范围或特定语言的虚词成分进行分析，例如缅藏语(浪速语)的工具格(闻静，2018) [55]、表处置义的丹江话“给”(余乐，2017) [56]、非谓语性的临海方言“拨”(卢笑予，2013) [57]、宣恩方言中的“把”(杨秋琼，2021) [58]。有意思的是，学者们都“不约而同”地更倾向于对“情态义”的研究，前者侧重研究与人的主观态度、意见相关的“情态义”，而后者研究侧重表“情态义”的副词本身。
除此之外也有少数的文章研究对象涉及虚实之间，如现代汉语“掉”类，是实词不断虚化充当句子“补语”，但语法化程度未达到体标记，表移离、消失、完结等语义功能(翁姗姗、李小凡，2010) [59]。
这些研究角度的多元化也展示了国内学者对现代汉语、古代汉语及方言中多功能词汇情况更为直观的描写与解释，这种解释比传统的语义类型学研究更为深入，且能有效地反映出词汇语义动态的、连续的语法化过程，即将横向共时语义解释与纵向历时语法化研究有机结合起来。
1.2.3. 多功能语法标记及句式类
多功能语法标记及句式类的研究特点是：体量偏少，研究点过于集中。现今能够找到的文献总量也不过20余篇，而其中研究最多的是双宾语句式(有学者称双及物结构)5，有结合历时语言学进行研究的如：潘秋平(2010、2011) [35] [60] 研究上古汉语，张文(2013) [61] 研究上古到近代汉语；有从普通话的南北差异分析研究的(张敏，2011) [62]，也有从跨语言角度进行不同语言对比的，如汉英语言对比(金瑛，2015) [63]，汉韩语言对比(朴志炫，2014) [40]，也有关注该句式在少数民族语或地方方言中表现的，如广西南北壮语(李冬，2017) [19]，邵阳方言(焦胜男，2020) [34]、中越莽语对比研究(王一君；柳俊，2021) [64] 等；其他的句式只是零星涉足，例如：被动标记句(徐静，2018) [65]，把字句(刘统令，2017) [66]，“有”字句(陈前瑞；王继红，2010) [27]；条件句(佟福奇，2014) [42]、测度句(王玲，2012) [67] 等。
1.3. 在其他学科(非语言学)领域的拓展研究
语义地图应用研究虽然多数直接用于语言学研究的范畴，像语言类型学、历史语言学、认知语言学等，但是“任何科学研究其最终目的都是为了应用”(陆俭明，2019) [68]。因此近年来也有学者尝试把语义地图的概念和原理操作与非语言学领域的学科相结合，比如与辞书编纂领域相结合，以解决一直困扰辞书编纂中多义词与同音词的辨析、多义词义项排列顺序等问题(邓春琴，2017) [30]；还有与文学艺术领域相结合，探讨跨文化中的“文化过滤”路径并试图用语义地图模型表现“洛丽塔”现象的文化内涵(罗玉添；曾敏，2010) [69] 等等。
总体来看，在语义地图研究的发展过程中，无论学者从哪一角度或者对象来进行研究，随着语义地图自身的完善和语言实践发展的需要，其研究范围和研究领域会日益拓宽。
2. 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特色及存在的缺憾
2.1. 研究特色及溯因
相较世界语义地图，中国学者用“汉语特色”丰富了语义地图研究的角度和途径，既取长补短，又有所创新：一种是在跨语言语际比较(Cross-linguistic inter-lingual comparison)研究时，注重选取一定规模不同语言的样本与汉语进行多语种之间的横向比较，用汉语事实对国外学者的相关论断作出修改或补充；二是在单语种语内比较(Intralingual comparison)研究时，尝试在汉语内部寻找到一定数量的、表现出同一形式意义关系的语法标记或构式，通过观察汉语语法实例，“自下而上”地构建出新的汉语特色语义地图等，例如张敏(2009)选取湖南一个省的方言，提取蕴含共性，画出表征相关共性的语义地图，将其纳入大量语言的资料中仍可成立 [70]。
总体来说，汉语学界对语义地图的研究并没有也不可能直接照搬语义地图理论，究其原因有二：一是汉语语言的特殊性和复杂性。国外语义地图的研究成果多集中于拼音文字(如英语、德语等日耳曼语系)，而汉语是象形文字，语言单位及语法功能、语义表现及语序皆与拼音文字不同，研究对象的不一致必然要求不能直接套用现成的理论；二是从语义地图理论发展的时间跨度及研究现状来看，它还只覆盖了一定的范畴和程度，尚不足以解释世界范围内所有语言的多功能语法现象，分析及解释力度还有待时间的检验。其实我们也可以认识到，关于多功能语法意义的研究，尤其是对多义句(包括歧义句)的语义及功能研究从最初的层次分析法到变换分析法到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语义指向分析法再到今天运用语义地图理论来区分多义性，这些语义分析的理论与方法，彼此并不是简单的替代关系，而是互相补充进而不断发展到新的高度和范畴。
因此我们说语义地图的研究是一个长期、动态的发展过程。国内不少有志学者意识到这点，并通过持续研究形成了自己的团队，其中又以中科院吴福祥6、张定、王娅玮团队，香港科技大学的张敏、潘秋平、王玮、范晓蕾团队以及北大中文系的郭锐、李小凡、王瑞晶团队这三大团队的理论研究最为权威、成果最为丰富。如表1所示：
Table 1. Research situation of three research teams
表1. 三大研究团队研究情况详表
从普遍意义来看，他们的研究是对汉语语义地图研究在历史、现状和成果方面的全面梳理和精进，为世界语义地图研究提供了更为详尽、准确的汉语语言实例和研究课题；从特色意义来看，他们的研究开辟了汉语语义地图研究的领域，解决了汉语语义地图研究“什么样的”问题(“汉语特色问题”)，从仅关注普通话逐步过渡到“普–方–古”的研究；他们一边关注世界语义地图发展研究中的难题、争议，一边思考如何结合汉语语料提出新的观点主张和解决方案，这些都为之后国内学者展开深入研究奠定了很好的基础，比如继2016年Andrason设计了一种基于语法化路径的改进传统语义地图的方法包括增加定量数据(频率)信息和有关环境的信息之后 [71]，我国学者王红卫(2018) [43] 对这种改良的语义地图进行介绍，后尝试用于构建汉语能力义情态动词的语义地图，加深了对情态范畴的认识(王红卫，2019) [72] 等。
另外还有一点值得提出的是在对语法化理论的贡献上。语义地图除了可以在共时层面展示人类多功能的语法范畴或结构在各层级所表现出来形式与语义之间的关系，同时还可以展示及预测语言变化的历时规律及趋势，并且这种共时的差异与历时的趋势亦可以在同一张“地图”上得以清晰的展现，这也是语义地图区别于以往类型学研究的优势和特点所在。例如在《语法化与语义图》 [23] 中收录了吴福祥8篇相关论文，汤畅、林华勇通过语义地图综观闽方言中动词语法化的发展历程 [41] 等，可见国内学者肯定其在语法化研究上的重要性和价值。
2.2. 国内语义地图研究的主要问题
应该说，语义地图模型研究在国内学者的推动下有了长足的进步，研究队伍不断壮大，也形成了汉语研究的独特风格，但还是存在着一些不容忽视的问题及研究困难。
2.2.1. 研究的覆盖面不足，研究侧重点不均
这是指在研究内容方面，突出表现在现今语义地图文献总量50%以上的研究对象都集中在对语素或词汇的研究上，对词汇的研究又偏重虚词研究，而对实词研究较少，且无论是语素研究还是词汇研究都缺乏系统性。相比于语素和词汇研究，对汉语多义性句式方面的语义地图研究工作进展则更为缓慢，一是在数量上只占现今语义地图研究总量的10%，二是即使是这10%也有近六成的文献是以描述双宾(双及物)结构为对象，其他类型的句式或屈指可数或研究不够深入，且缺乏跨语言方面的验证。
2.2.2. 跨语种不够丰富，跨地域验证标准不够明晰
这是指在研究范围方面，尽管有不少从历时角度来考察汉语语料的研究，但关注的焦点多集中在汉语一种语言内部的对比且普通话、方言研究较多，对上古汉语的研究非常有限；另外汉语与他语的语言外对比研究也相对偏弱。究其原因，一方面语义地图研究要求大量不同的语料做支撑，但无论作者是直接采用现成的语料库还是自己建立语料库都是费时费力的浩大工程，语种语料搜集工作相当不易；另一方面，基于不同的研究目标，受主观能动性和所掌握语言的局限性影响，学者们会倾向于先从自身熟悉的语言或易搜集到的语料入手，没有提出统一的、具有说服力的跨语言比较的选取及验证标准，也极少考虑语种之间的亲属关系(语系问题)，因此不同方言地区的语义地图研究或者汉英、汉日、汉韩语义地图对比分析文献很多，却不见诸如汉保(保加利亚语)、汉葡(葡萄牙语)、汉阿(阿拉伯语)等语义地图研究文献等，这种研究的方式当然是可行的，因为“一粒沙有机会可以看世界，即从汉语分析中探索语言共性” [44]，但是导致的结果就是，研究个案虽多却不能反映某种语言在语素、词汇或是句式多义性方面的全貌。
2.2.3. 语义地图与计算机辅助构建、大数据的结合度低
这是指在研究手段方面，在前文中也有提到，若仅以“语义地图(semantic mapping)”为关键词进行搜索，会得到大量的文献研究都是用于机器人的自主导航、路径规划等应用场景中语义地图的建立，而不是对人类语言语义本身的地图研究，真正运用多语言语料库及计算机辅助构建方面的研究成果极少，只有部分文献如涉及语义地图软件的绘制(曾妮，2018) [38]，对MDS语义地图的改良(陈振宇、陈振宁，2015) [29] 等。如何进行大量事实语料的占有和对爆炸式语义数据的处理成为新时期我们以后研究的难题和巨大挑战。
2.2.4. 缺乏专门性、集中性的语义地图学术大讨论
这是指在学术高度方面，缺乏有引导的、就语义地图研究本身或多功能语法分析等方面的集中性的学术大讨论。在语义地图模型理论引入汉语学界的头几年，在一些讨论语法化问题的会议上可见到吴福祥、张敏、陈前瑞先生等对语义地图的一些论文报告，如2008年“第四届肯特岗国际汉语语言学圆桌会议‘汉语的历时发展：语法化和词汇化’”、2009年“第五届汉语语法化问题国际学术讨论会”等，之后就以从2009年到2012年在北京大学举行的围绕“汉语多功能语法形式的语义地图研究”课题研究做的连续性专题学术报告并在商务印书馆印发的《语言学论丛》第42辑和第43辑编成的一组专题论文的影响力最大。而后就再没有大规模地掀起过语义地图研究讨论的高潮，只有一些类型学视野下的民族与汉语言会议、汉语语法论坛、汉语教学与研究相关的会议上会偶尔看到学者们的一些语义地图方面文章被宣读，学者间缺乏研究兴趣点之间的互相了解和学术观点间的碰撞火花，而这一点却是每个理论学科研究得以发展的很重要的条件之一。
3. 今后语义地图研究的方向及展望
语义地图理论及应用研究要更上一层台阶，我们必须要有两种思考：一是纵向领域内的深层次思考，二是横向学科间的开拓性思考。同时也要树立问题意识和大数据研究意识，将研究做到实处、做到细处；同时也要兼顾语言服务社会的功能需求。
3.1. 要有两种思考、两种意识
两种思考就是“领域内深层次思考”和“学科间多维性思考”。前者指要重新审视汉语、方言包括少数民族语言研究和语言事实，要在已有的语言学领域成果基础上，不断深入追究，深入探索，不仅要做到对语言内部各语言要素的研究更细致深入，也要进一步挖掘语言要素单位之间的联系，还要积极发现和比较跨语言间的新的语言事实对象(如多义性句式)，勤于思考，提升理论思考水平；后者是指在前者的基础上，同时还要考虑跨学科、跨领域的研究，因为“不同学科的相互渗透、交叉融合，是当今和今后科学发展的总趋势”(陆俭明，2019) [68]，尽管这一部分在当今研究中体量还较少，目前有意识运用语义地图的概念理论的学科仅涉及到辞书编纂、文学和计算机等几个领域，但也已经显示出学科间存在可交叉融合的契合点和可能性，语义地图这一理论的有用性、影响力和解释力到底有多大，适用于多少学科和领域还有待我们去探究和开拓，整个语义地图研究应该以“语义地图+”为模式，探索多语种间、多学科间的关联性和相互作用，通过多视角多维度的系统研究丰富该理论和应用研究成果。
两种意识就是“问题意识”和“大数据研究意识”。前者就是要带有不断发现问题探究问题和创新问题的主动性意识，这是确保理论科学研究不断获得新的成果和进步的最有效途径和态度；后者就是要立足于现在信息时代的发展变化，语言研究转变思想和方法，要实现从内省方法到数据驱动方法的转变。我们要在这两种思考和意识的驱动下，更好地促进语义地图研究的探索进步。
3.2. 要结合语言应用与语言服务
语言应用要与语言服务研究结合起来，以便最大程度地服务社会，这也是我国语言文字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新时代背景下的语言服务研究议题广泛，从研究的维度来看将语义地图与语言服务研究结合起来，需要关注研究语言服务的语种类型、对外国人的翻译服务、“互联网+”时代的语言服务研究等，而在语言研究服务中，又以语法语义的应用研究为重要部分，其研究往往能直接提升语言服务的水平，而语言服务反过来又对汉语语法语义研究起到积极的推动作用。
基金项目
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青年项目“跨语言多义性句式分析及语义地图构建研究”(18CYY003)。
NOTES
1搜集时间截至2021年5月。
2本文涉及的语义地图文献只限于语言文字的研究范畴，不包括“基于语义地图，建立逻辑运算体系指导机器人进行环境自主定位及获取环境语义信息”之类的文献研究。
3本图中2010年期刊和集刊/辑刊的文献数量相同，重合点仅标注了一个数字，2012、2014年与其同理。
4此处“多义性句式”包含语法标记类句式。
5这里指对该句式的专门性研究，不包括文章中以双宾句式语义地图为例进行部分阐述的。
6原工作于中科院，现就职于北京语言大学语言科学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