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王寅提出的体认语言学 [1] [2] 以西方哲学第四次转向中的后现代思潮为背景 [3]，以弘扬中国后语言哲学 [4] [5] 为旨归，批判性继承、发展了滥觞于西方的认知语言学，致力于实现一种语言(哲)学中国本土化理论建设。体认语言学遵循“现实–认知–语言”核心原则，体现语言研究中的“互动体验”与“认知加工”，彰显唯物论与人本观。当用体认语言学研究的“本土化”“唯物论”“人本观”等关键词回溯历史时，中国近代史上乾嘉时期的一位语言文字学家、哲学家便自然纳入了我们的研究视野。他提出的“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哲学方法论与中国后语哲“语言入、世界出”的研究进路深度契合；他批判程朱理学的“存天理、灭人欲”，主张“体民之情、遂民之欲”，蕴含了具有启蒙意义的人性论与人本观；他在实证考据学与经学解释学中体现了朴素的唯物主义思想和“实事求是”的科学精神。他就是被梁启超、胡适称为中国近代“科学界先驱者”的戴震。戴震语言(哲)学所体现的唯物主义维度与人本观(人性论)近年来已引起人们的关注，但从体认语言学之体认维度来探究戴震语言观尚待挖掘。本文尝试从戴震的音转学、语义学、解释学中挖掘其体认性，以进一步彰显体认语言学的本土特色，为“希冀构建体认语言学的本土之壤和中华之根”( [6], p. 152)尽锦薄之力1。
2. 音近义通、以“体”为本——戴震的体认音转学
开拓体认音转学研究的是王寅 [7] [8]，他将程瑶田的著作《果臝转语记》译成现代汉语，从“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核心原则出发探讨该著作中同源词、声训法与音义学所蕴含的“声随形命、字依声立”的体认机制以及“音近则义通”的体认理据，反思了索绪尔语言任意性的局限，倡导学界进一步挖掘中国传统语言理论，形成中西合璧、携手并进、互相融通、相得益彰的语言研究新格局。
戴震与程瑶田是同时期人，同为徽州老乡，两人有着深厚的友谊，也同师事江永。程瑶田从戴震的音转理论中得到启发，“将语转理论在同一义类的名物词演变上做了初步探讨，写出《果臝转语记》”( [9], p. 202)。戴震的体认音转学与程瑶田的体认音转学相比，有音近义通的异曲同工之妙，也有其以“体”为本的独特之处。
王寅主要探讨程瑶田转语中的体认机制，本文采用“音转”概念，而非“转语”，有三个原因。首先，两者的范围不同。“转语”作为一个名词，其涵义是“语音发生了变化的词语”( [10], p. 2)。扬雄的“转语”主要包括方言词与古今音变的词语，当代学者将转语视为同源词中的转化词(derivation)，是“声音转化的语词”( [11], p. 65)，因此，“转语”是音转的结果，转语包含在音转的范围之内。其次，澄明概念的需要。与“音转”类似的术语概念繁多复杂，例如转语、音近、声近、声如、语转、语声转、声之转、失读、声相近、音讹、语讹、读为、某之为言某、一音之转、一声之转、某转音为某、合语、俗转、变转、通转、方音递变、声之通借、合声、对转、叠韵相转、异韵相转，等等。为了避免概念使用上的混淆，我们用“音转”来统称“音变义存”这样一类语音现象。第三个原因在于，戴震虽然将“转语”作为其《转语二十章序》的标题关键词，但《方言疏正》不再使用“转语”来说明音义关系，我们完全可以用“音转”来统一指称《转语二十章序》以及《方言疏正》中出现的“正转、变转、一声之转、声微转”等术语。
戴震音转学中的转语和“因声求义”与程瑶田具有相似之处，均是音近义通的体现。例如，在《论韵书中字义答秦尚书蕙田》中，戴震用“转语”方法进行类推：“字书主于故训，韵书主于音声，然二者恒相因。音声有不随故训变者，则一音或数义；音声有随故训而变者，则一字或数音。大致一字既定其本义，则外此音义引申，咸六书之假借。其例或义由声出，如‘胡’字。……又因‘胡’、‘遐’、‘何’一声之转而‘胡’、‘遐’皆从为‘何’……凡故训之失传者，于此亦可因声而知义”( [12], p. 55)。
戴震明确提出“同位则同声，同声则可以通乎其义；位同则声变而同，声变而同则其义亦可以比之而通”( [12], pp. 2523-2524)。我们首先要理解“同位”“位同”这两个戴震音转学的关键概念。戴震根据发音部位，把声母分为五类，处于同类中的声母即“同位”，而每类声母根据其发音方法又分为四类，属于相同发音方法的声母即称为“位同”。相对于“同声”概念，“同位”概念具有基础性、始源性意义；同样，“位同”概念是奠基性的，“声变而同”概念是衍生性的。没有“同位”就没有“同声”，没有“位同”也就不存在“声变而同”。
但是，人们往往忽视戴震“同位”“位同”概念的基础作用，看不到音近义通的前提条件，从而容易将音近义通现象扩大化，混淆了音义关系任意性与理据性(像似性)的界限。其原因与西方语音学(phonetics)与音位学(phonology)的明确分野有关，前者研究人类语音的发音特征与物理特性，而后者将前者所研究的实际发音(音素，phone)进行抽象化(位素，phoneme)，再探讨意义(meaning)生成，现实的、活生生的语音不参与意义的建构。与此相反，戴震的音转学直接探究音义关系，将西方意义上的语音学与音位学统一起来，让同位、同声与位同、“声变而同”共同参与意义构建，形成音义关系。
因此，戴震重视对发音部位与发音方法的论述。在《转语二十章序》中，戴震说：“人之语言万变，而声气之微，有自然之节限，……人口始喉，下底唇末，按位以谱之，其为声之大限五，小限各四，于是互相参伍，而声之用盖备矣”( [13], p. 92)。“大限五”，即喉音、舌、牙、齿、唇音，“小限各四”，即清、次清、次浊、浊四种发音方法。
戴震的“同位”“位同”为音义关系的确立奠定了基础。人首先作为生物学意义的人而存在，人具有发音器官，并按照发音部分进行发音。发音自然是以我们的身体为基础，这就是戴震音转学以“体”为本的含义。具有发音器官与身体生理运动是基础本体论意义上的体认基础。我们的身体结构与生理特征很大程度上影响着我们的语言与思想( [14], p. 7)。
人的身体结构与运动直接参与意义的建构，成为人发挥体认功能的基础性前提，是始源性意义上作为本体论的体认层次。
3.“察触悟感、体情遂欲”——戴震的体认语义学
语义学的体认性如何确定？什么样的语义学可界定为体认语义学？我们认为，只要是基于对现实的感知体验和认知加工，即使探讨抽象实体的意义，也可能是体认性的。例如抽象实体之间的方位关系是抽象的，但体认者可以把具体实体的空间特征赋予抽象实体，使抽象实体具有空间性，从而具有体认理据性( [15], p. 20)。另外，所获得的语义，只要是人类通过身体与外界现实互动获得的体验，既牵涉到身体所处的周围环境(包括自然环境和社会文化环境)，也牵涉到人的身体的语义，就是体认语义。当然，身体既可以是物理、生理之身，也可以是延展性的心理和社会文化之身，即拓展了的多维之身( [16], p. 50)。
戴震在《与是仲明论学书》中提出的“由字以通其词，由词以通其道”是其治学纲领。由“字”通“词”涉及如何理解语言的语义学问题，而由“词”通“道”则涉及如何用语言诠释世界的解释学问题。我们需要反思的问题是：戴震是如何由“字”通“词”的？戴震从“字”到达“词”的通道或途径是什么2？这一语义学问题可以还原为这样的问题：戴震是如何理解语言文字的意义的？
为了解决这一语义学问题，我们聚焦于体现戴震朴素语义学的最重要的著作《孟子字义疏证》。这部著作集中探讨了理、天道、性、才、道、仁、义、礼、智、诚、权等11个字词的涵义，成为戴震所说的“仆生平著述，最大者为《孟子字义疏证》一书”。
以“理”为例，戴震对“理”涵义的论述篇幅最多，共十五条，这里仅列举若干论述进行分析。
例1：“理者，察之而几微必区以别之名也，是故谓之分理；在物之质，曰肌理，曰腠理，曰文理。”( [17], p. 151)
简析：“察之”，即体验之、考察之，就得出“理”是指事物之中的质的规定性。
例2：“明理义之悦心，犹味之悦口，声之悦耳，色之悦目之为性。味也、声也、色也在物，而接于我之血气，理义在事，而接于我之心知。血气心知，有自具之能，口能辨味，耳能辨声，目能辨色，心能辨夫理义。味与声色，在物不在我，接于我之血气，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尤美者也，理义在事情之条分缕析，接于我之心知，能辨之而悦之，其悦者，必其至是者也。”( [17], p. 155)
简析：人通过感觉体认世界，形成感性知识，进而形成理性判断。人是理性动物，人也是感性动物。
例3：“理也者，情之不爽失也，未有情不得而理得者也。……天理云者，言乎自然之分理也；自然之分理，以我之情絜人之情，而无不得其平是也。”( [17], p. 152)
简析：“理”在“情”中，“情”外无理。
例4：“天地、人物、事为不闻无可言之理者也《诗》曰‘有物有则’是也。……实体实事罔非自然而归于必然天地、人物、事为之理得矣。”( [17], p. 163)
简析：“理”是自然与必然的统一。自然是必然的前提，必然是对自然的限制。
例5：“试以人之形体与人之德性比而论之形体始而幼小终乎长大；德性始乎蒙昧终乎圣智。其形体之长大也资于饮食之养乃长日加益非复其初；德性资于学问进而圣智非复其初明矣。人物以类区分而人所禀受其气清明异于禽兽之不可开通。”( [17], p. 167)
简析：人无论是身体之成长还是道德品性的提升，都要经历一个过程，都要经过后天不断地学习、进步。
戴震为了澄清“理”的定义，“察”之、“触”之、“感”之、“悟”之、“习”之，将其中蕴含的性、欲、情揭示出来，体现“体情遂欲”，而非“存理灭欲”。由此从对现实的“体认”出发，实现“心之所同然”的认识与理解，从而揭露了宋明理学的凿空之论。
由此可知，戴震的由“字”通“词”体现了现实–认知–语言的体认原则，遵循“语言(字) → 现实→ 体认 → 语言(词)”的体认逻辑。体认性作为戴震语义学的方法论发挥作用，体现为一种认识论的体认层次。
4. “大精其心、以心相遇”——戴震的体认解释学
中西解释学均有悠久的历史。西方解释学(hermeneutics)源于希腊语“hermeneuein”，意指“解释(to interpret)”或“翻译(to translate)”( [18], p. 1)，今天在西方泛指与解释有关的理论、学科或实践。中国先秦时期的孔子以“述而不作”确立了儒家经典解释的基本范式，到了宋明理学，则以“诠释”义理精神作为解释范式( [19], p. 47)。
在戴震“由字通词”这一语义环节的基础上，“由词通道”便进入哲学解释与阐发的解释学视域。在《古经解钩沉序》这篇文章中，戴震明确指出“由字通词，由词通道”的诠释方向：“六经者，道义之宗而神明之府也。古圣贤往矣，其心志与天地之心协，而为斯民道义之心，是之谓道”( [20], p. 375)，即由文字以通乎语言，由语言以通乎古圣贤之心志。
关于“通道”，李畅然( [21], p. 317)提出了两种路径：“体认路径”与“文本路径”(见表1)。在他看来，体认路径是直接“仰观俯察”(《系辞》)，通过探究天文地理、名物典制等“道”的载体的“随处体认天理”的体认之路；文本路径就是“读经”之路，因此对“由字以通其辞”的“其”字非常重视，因为这里的“其”，就是圣贤之经。戴震重视文本路径，其语言学与文献考据造诣精深，且经书为平息争论之最简便的工具，而现实“体悟”则各人各异，难以达成共识，况且在戴震看来，通过文字以通经书是“以简驭繁”之道。
Table 1. Two paths of seeking the Tao ( [21], p. 327)
表1. 求道的两种路径( [21], p.327)
一方面，李畅然对“体认”做了狭义的理解，将体认界定为个人的体悟行为。实际上，“体认”是个多元化概念。从体认语言学视角看，“体”即“互动体验”，重在身体力行，而“认”即“认知加工”，“体认”即强调物质第一性的唯物论立场，又凸显人的主观能动性，从而将唯物论与人本观统一起来。
另一方面，正如我们在探讨由“字”通“词”这一语义学环节所提出的问题一样，戴震从“词”到“道”的途径是什么？“词”如何达“道”？戴震在《春秋究遗序》中说：“读《春秋》者，非大其心无以见夫道之大，非精其心无以察夫义之精。”( [20], p. 381)就是说，在“词”与“道”之间，戴震主张“心”作为由“词”通“道”的途径。通过对“大其心”“精其心”的强调，戴震高扬解释者在解释活动中的主体性，从而使得现实生活与实践的内容通过“心”进入解释活动( [22], p. 114)。这里戴震的“大其心”“精其心”蕴含了他对民生多艰的经历与感受，对苦难民众的同情与呐喊。其“心”就是对“道”的体认，实现“以心相遇”与解释学意义上的“视域融合”。
为此，我们可以将两条路径统一起来，形成一条体认路径，将“体认”构建成由“词”达“道”之方法与通道，构成“语言(词) → 解释者 → 体认 → 道”的(生活)实践体认逻辑。这里的“体认”作为通达天道与人道之途，构成一种实践论层次的体认。
5. 结语
从王寅体认语言学的核心原则“现实–认知–语言”出发，我们从戴震的音转学、语义学、解释学三个角度，将戴震的体认语言观纳入研究视野。戴震的体认音转学既包括与程瑶田相一致的“音近义通”，又包括体现戴震音转学特色的“以‘体’为本”，人的身体结构(发音器官)及生理运动直接参与意义的生成与构建。戴震的体认语义学以对现实体察、感触、体悟、以情挈情的方式表达了体情遂欲的诉求。戴震的“大其心”“精其心”在“词”与“道”之间发挥体认作用，通过对解释主体心智的扩充，来把握古圣贤之道，以达至圣明的境界。
与此同时，戴震体认语言观呈现了本体论的体认层次、认识论的体认层次以及实践论的体认层次。体认“三层次观”是对体认多维性研究的发展，有待进一步验证与修正。
基金项目
本文为黄山学院徽州文化项目：戴震语言哲学思想研究(项目编号：2019xhwh007)及安徽省高校优秀青年人才支持计划重点项目“马克思早期的语用转向研究”(项目编号：GXYQZD2016296)的部分研究成果。
NOTES
1张智义在该文的第五部分提出“理学和心学的砥砺与会通——体认语言学之于形式语言学”，呼吁体认语言学要得到进一步发展，应该将知行合一的传统进一步发扬光大。戴震哲学正是在批判程朱理学和阳明心学的基础上得到发展。从这个角度看，本文是对张文的“接着说”。
2李畅然认为，此处的“字”实际上代表着读者理解文本的技能与知识准备，代表着前理解，“词”指的是指经书的句子和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