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的三水平元分析

The Associations between Attachment and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dolescent: A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摘要: 当前研究采用三水平元分析的方法考察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通过文献的检索，共纳入合格文献66篇，包含78个独立样本(N = 81,157)。主效应检验发现，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调节效应检验发现，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相关关系受依恋对象和单亲家庭的调节，但不受性别的调节。总之，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密切，指出了将来研究要关注依恋对象以及单亲家庭在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的作用。

Abstract: The aim of our three-level meta-analysis was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Through filtrating literature, 66 studies and 78 independent effect sizes (N = 81,157) conformed to the standard of the meta-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attachment was negatively associated with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In additi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was moderated by attachment figure and single-parent families, while it was not influenced by gender. In short, our result suggested that attachment was correlated with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It emphasized that future research should focus on attachment figure and single-parent families in the relationships between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1. 问题提出

青少年攻击行为是指青少年对他人进行的故意的伤害行为(Anderson & Bushman, 2002)。目前，青少年攻击行为成为了世界性问题，受到世界各国的关注(Sladky et al., 2015; Bradshaw et al., 2017; Waasdrop et al., 2017)，这可能是由于其会带来严重的后果(Copeland et al., 2013; Moore et al., 2017)，那些具有较多攻击行为的青少年表现出更多的学业问题(Wolke & Lereya, 2015)，内化问题(Ttofi et al., 2011)，以及外化问题(Hyde et al., 2015; Rhoades et al., 2016; Ttofi et al., 2016)。一般攻击模型认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对攻击行为产生具有重要作用(General Aggression Model, GAM) (Anderson & Bushman, 2002)，依恋作为个体本身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Vrtička & Vuilleumier, 2012)，其对青少年攻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总结以往研究发现关于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存在分歧，虽然目前已有研究对依恋与青少年犯罪进行元分析(Hoeve et al., 2012)，但尚未有研究者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进行定量的整合研究，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整体相关程度如何以及它们之间的相关关系是否会受到其他因素的调节，这需要进一步讨论，因此当前元分析将采用三水平分析方法来考察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相关关系，并讨论可能对该相关关系产生影响的调节变量，从而得出更为普遍和准确的结论。

1.1. 依恋概述

依恋理论认为个体最初与其主要照顾者之间的互动经历会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 (Bowlby, 1979)，包括了对自己和他人的心理表征，对个体依恋关系的形成和发展起到了重要作用(Mikulincer & Shaver, 2007)。安全型个体通常具有更多积极的互动经历，形成了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型，而不安全依恋个体具有更多消极的互动经历，故形成消极的内部工作模型。根据Bowlby的观点，个体最初是与其父母之间建立依恋关系，称为父母依恋或亲子依恋，这种依恋关系一旦形成对个体的一生均产生重要影响。以往研究通常将父母依恋视为一个整体进行研究(Laible et al., 2000; Murray et al., 2014)，后来随着研究的深入，发现母亲和父亲的依恋对个体的影响可能是有差异的，母亲在孩子的成长中扮演了更多情感支持的角色，起到了避风港的作用(Kerns et al., 2015)，而父亲则是在孩子的社会化和探索行为中起到了重要的作用(Bretherton, 2010; Parke & Buriel, 2007)，因此有研究者提出在研究亲子依恋对个体的影响时需区分对母亲和父亲的依恋(Buist et al., 2002; Kerns and Stevens, 1996)。随着个体的成长，青少年时期个体的依恋关系会发生重大的变化(Conolly, Paikoff, & Buchanan, 1996)，他们逐渐从父母那里获得自主权，开始与同伴建立起类似于成人的亲密感和支持力的同伴依恋(钟歆，刘聚红，陈旭，2014)。

1.2.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

近些年来依恋与攻击行为之间的关系受到了许多学者的关注。一般攻击模型认为个体自身的人格特质会影响其攻击行为，而依恋是个体自身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Vrtička & Vuilleumier, 2012)，因而对个体的攻击行为也具有重要影响。依恋理论认为个体在与其依恋对象长期的互动过程中会形成一种内部工作模型(internal working model, IWM)，对个体攻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安全依恋个体由于其与依恋对象的积极互动，积极的内部工作模型，因而对他人持有积极的期望，不容易产生攻击行为，Houston和Grych (2016)发现母子依恋安全的青少年比不安全依恋的青少年更少表现出攻击行为。而不安全依恋个体由于反复受到依恋对象的拒绝、忽视，需求得不到满足，就会对他人持有消极的期望，因而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Nikiforou，Georgiou和Stavrinides (2013)的研究认为与父母低水平的沟通、信任以及高水平的疏离感可以预测六年级学生的欺凌情况。以往多数研究发现安全依恋的青少年攻击行为较少(Murphy et al., 2017; Walden & Beran, 2010)，不安全依恋个体的攻击行为会更多(Nakamura & Kawabata, 2018; 林少武等，2018)。与此同时，另一些研究却发现亲子依恋和同伴依恋与攻击行为呈正相关((Simons et al., 2001; Santona et al., 2019; Wright, 2014；张真真，2016；雷修龙等，2014；顾璇，2012; Charalampous et al., 2018)。综上，以往关于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研究还存在不一致的现象，造成这种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包括了依恋对象、单亲家庭以及性别的影响，因此为了得到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较为普遍和准确的结论，当前研究将采取三水平元分析来探讨他们之间的关系，并将上述因素作为调节变量，进一步明确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矛盾的原因。

1.3.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调节变量

依恋对象 依恋理论认为依恋对象是指当个体处在不利的状态，只要该对象在场，个体就会感到安慰(Ainsworth, 1973)。青少年期个体的主要依恋对象为父母和同伴，以往研究发现与不同依恋对象所建立的依恋关系对个体的攻击行为的作用不同。目前关于依恋对象对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影响程度还存在分歧。有研究者认为与同伴依恋相比，父母依恋对青少年心理问题和问题行为具有更大的作用(Moretti & Peled , 2004; Murphy et al., 2017)。而且只有与父亲的依恋才能预测个体的攻击行为(Gallarin & Alonso-Arbiol, 2012; Boldt et al., 2017)，而另一些研究者认为与母亲的依恋对青少年攻击行为更为重要(刘小群等，2012；李天莉，刘毅，2010；孟仙，余毅震等，2011；Ireland & Power, 2004)。Laible等人(2000)的研究则发现同伴依恋对攻击行为的影响比父母依恋更大。还有一些研究者则认为母亲、父亲和同伴对青少年适应的贡献相似(Ruiz-Ortiz et al., 2017; Raluca et al., 2018)。因此当前元分析将依恋对象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

单亲家庭 单亲家庭是指未成年子女与父母中的一方共同组建的家庭，包括了丧偶、离异、未婚以及分居四种类型(刘鸿雁，1998)。从发展的角度来看，依恋模式是一个动态发展的过程，虽然相对稳定，但新的依恋关系建立以及环境变化(如生活事件)会改变个体原有的依恋关系质量和内部工作模式(Fraley, 2007)。Waters等人(2000)发现父母离婚是影响个体依恋变化的消极生活事件之一，相比于来自完整家庭的孩子，来自单亲家庭的孩子更不容易建立安全的父母依恋关系(王海燕，2019；王月琴等，2017)表现出更多的攻击行为和反社会行为问题(Abu Bakar et al., 2015; Fomby et al., 2016)。邓林园等人(2016)认为当父母之间的冲突极为严重时，父母离异反而对个体的发展具有积极作用。Bynum和Durm (1996)发现在社会经济地位同等的条件下，单亲家庭的子女比完整家庭的子女具有更强的心理调适能力和学习能力。因此当前元分析将单亲家庭比例作为调节变量进行分析。

性别 目前，关于性别是否会影响青少年的攻击行为目前的研究还未形成一致的结论。一些研究认为青少年中的男孩比女孩有更多的攻击行为(Griezel et al, 2012; Williams & Kennedy, 2012)，但另一些研究发现在攻击行为上不存在性别差异，Card等人(2008)对儿童和青少年的直接攻击和间接攻击的性别差异进行元分析时发现，性别差异很小，甚至在间接攻击上几乎没有性别差异。一些研究者认为个体在依恋上也存在性别差异，青少年时期的女孩比男孩的依恋安全感得分更高，且依恋质量更高(雷修龙等，2014；许秀芬，王茂银，2017)，这可能是由于女孩在情感上更细腻、敏感，更容易表现出共情等亲社会行为(Dekovic & Meeus, 1997; 许秀芬，王茂银，2017)。而You等人(2015)发现在青少年时期依恋不存在性别差异。目前一项对儿童依恋与外化行为的元分析表明，与女孩相比，男孩的不安全依恋与外化行为的关联更强(Fearon et al., 2010)。因此当前研究将性别作为调节变量来探讨其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

2. 研究方法

2.1. 检索策略

当前元分析对2021年6月之前的文献进行检索，中文检索词包括“依恋”、“亲子关系”，“父子关系”、“母子关系”、“同伴关系”、“攻击行为”、“攻击”、“欺凌”、“暴力”以及“青少年”，英文检索词包括“attachment”、“parent-child relation”、“mother-child relation”，“father-child relation”、“peer relationship”、“aggressive behavior”、“aggression”、“bullying”、“violence”、“adolescent”以及“young adult”。检索范围为中国知网、万方数据库、Web of Science、Proquest、Psyc INFO、百度学术和Google学术，为了补充文献，当前元分析还通过已检索到文献的参考文献进行查询，具体文献筛选流程见图1。

Figure 1. Flow chart of the search procedure

图1. 文献筛选流程图

2.2. 文献选取标准

当前元分析根据以下标准对检索到的文献进行筛选：1) 文献明确报告了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相关关系r。2) 排除特殊群体，如精神障碍患者。3) 如果已发表和未发表的文献存在数据重复，当前元分析仅选取已发表的文献。4) 被试年龄在10~23岁(Spruit et al., 2019)。5) 排除了将外化行为作为因变量的研究。

2.3. 文献特征编码

当前元分析对文献的编码包括了文献信息(第一作者 + 年份)、样本量、性别(女性比例)、依恋对象以及单亲家庭比例。编码原则如下：1) 如果一个研究报告了多个独立样本，则分别对其效应量进行编码。2) 如果被试按性别分别进行报告，则当前元分析也进行多次编码，并将性别比例作为连续变量进行编码。3) 当前元分析根据依恋对象的不同进行了不同的编码，比如父亲、母亲以及同伴。4) 如果不同研究使用的是相同的被试样本，当前元分析将其视为一个研究。5) 当前元分析将单亲家庭比例作为连续变量进行编码。

2.4. 元分析过程

2.4.1. 效应量计算及模型选择

当前元分析将相关系数r作为效应量，在正式进行元分析之前通过CMA3.0将相关系数r转化为Fisher’s Z分数，在结果解释的时候再将Fisher’s Z转化为相关系数r，以此来解释结果，对于未直接报告相关系数的研究，当前元分析不予纳入。传统的元分析模型假设一个研究仅有一个效应量，但在当前元分析中部分研究包含了多个效应量，因此当前研究选择三水平元分析模型(Three-level meta-analytic model) (Assink & Wibbelink, 2016)，该模型将效应量之间的变异分为了三个部分，分别是抽样误差(水平1)、研究内误差(水平2)以及研究间误差(水平3)。

2.4.2. 发表偏差

发表偏差(Publication bias)是指元分析所纳入的文献不能系统性的代表该研究领域整体情况而发生的偏差(Kuppens et al., 2013)，当前元分析使用漏斗图和Egger’s检验的方法对发表偏差进行定性和定量的检验，当所有研究的效应量在漏斗图中大致呈对称分布，并且Egger’s检验中截距和不安全系数大于5k + 10，即可说明元分析无明显的发表偏差，也就是说元分析所囊括的文献是能够系统的代表该领域的整体情况。

2.4.3. 数据处理与分析

当前元分析采用R语言的metafor包建立青少年依恋与攻击行为的三水平分析模型，根据限制性极大似然估计(The restricted maximum likelihood method) (REML)进行参数估计，计算当前元分析的抽样误差(水平1)、研究内误差(水平2)以及研究间误差(水平3)的变异量，并确认研究内误差(水平2)和研究间误差(水平3)的变异量是否显著，如果显著，则进一步分析调节变量。在当前元分析中将调节变量分为了两类，一类是分类变量，另一类则是连续变量，分类变量在分析之前需要进行哑变量编码，连续变量则需进行中心化处理(Assink & Wibbelink, 2016)。

3. 研究结果

3.1. 发表偏差检验

如图2所示，不同研究的效应量大致均匀的分布在漏斗图的两侧，而且经Egger’s检验后发现在Egger’s检验中截距不显著(p = 0.102)且其不安全系数大于5k + 10，因此可以说明当前元分析不存在明显的发表偏差。

Figure 2. Funnel plot of effect size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图2.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漏斗图

3.2. 主效应检验

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主效应检验结果如下(表1)，由此可知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呈显著负相关(r = −0.193, p < 0.001)，且研究内误差(水平2) (p < 0.001)和研究间误差(水平3) (p < 0.001)均差异显著，由此可以表明所纳入的研究异质性显著，即说明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关系之间存在调节变量，因此需要对它们之间的调节变量进行分析，从而解释研究内误差和研究间误差的变异。

Table 1. The overall mean effect sizes of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表1.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主效应检验

注：k为效应量数；SE为标准误差；水平1(%)为水平1占总变异数的百分比；水平2(%)为水平2占总变异数的百分比；水平3(%)为水平3占总变异数的百分比；水平2方差为研究内误差；水平3方差为研究间误差；^*p < 0.05；^***p < 0.001。

3.3. 调节效应检验

当前元分析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调节效应检验结果如下(详见表2)，结果显示，依恋对象(F = 3.605, p = 0.029)和单亲家庭(F = 4.349, p = 0.042)均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而性别(F = 0.728, p = 0.394)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4.1. 青少年依恋与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主效应

当前元分析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相关关系进行了元分析，纳入文献66篇，78个独立样本，共384个效应量，结果显示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说明安全依恋的青少年会有更少的攻击行为，而不安全依恋的青少年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这与以往研究一致，Hoeve等人(2012)对父母依恋与青少年犯罪进行元分析发现，对父母的不安全依恋与青少年的犯罪有显著的联系。Van Ijzendoorn等人(1999)分析了12项研究，发现无组织依恋和儿童外化问题行为之间存在显著联系。Fearon等人(2010)对69项研究发现依恋不安全感与青少年前的外化行为显著相关。当前元分析结果支持了依恋作为一种重要的人格特质，对个体的攻击行为具有重要影响的观点。因此未来研究者对青少年攻击行为进行干预时，可考虑将个体的依恋作为切入点，通过改善青少年的不安全依恋，减少其攻击行为的产生。

Table 2. Results of moderators for the association between attachment and adolescent aggressive behavior

表2.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调节效应检验

注：k为效应量数；b₁为估计回归系数；水平2方差为研究内误差；水平3方差为研究间误差；^*p < 0.05，^**p < 0.01，^***p < 0.001。

4.2.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调节效应

4.2.1. 依恋对象

当前元分析发现依恋对象显著调节了依恋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调节作用从高到低依次为：母亲、父亲、同伴。这符合以往研究结果，说明在青少年时期个体虽然对父母依恋会逐渐下降，但是父母仍作为安全基地发挥着重要作用。Murphy等人(2017)也发现父母依恋对个体心理和行为问题的预测作用比同伴依恋更大。其次在该结果中还发现当依恋对象是母亲时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调节作用最大，说明母子依恋对个体攻击行为的影响最大，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Hoeve等人(2012)对父母依恋与青少年犯罪进行元分析发现，对母亲的依恋比对父亲的依恋效应更强。这可能是由于个体最初的依恋关系大都是与母亲建立的，母亲作为主要照顾者，母亲花更多的时间照顾他们的孩子(Dubas & Gerris, 2002)，为孩子提供了更好的避风港和情感支持(Kerns et al., 2015)。在沟通方面，与母亲的沟通比与父亲的更好(Lei et al., 2002)，因为一般来说父亲的形象都比较威严，而母亲则是慈祥的。这提示未来研究者在探讨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干预时从母子依恋关系角度切入可能效果会更佳。

4.2.2. 单亲家庭

当前元分析发现单亲家庭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相关关系的调节作用显著，这跟以往研究一致。以往研究发现家庭结构会影响个体的依恋，并增加个体的攻击行为(Waters et al., 2000; Fomby et al., 2016)，这可能是由于单亲家庭的青少年在成长中难以得到父母充分的爱与关怀，而且单亲家庭的的教养方式容易走向极端，要么过度控制，要么过度忽视(Daryanani et al., 2016; Chorpita & Barlow, 1998)，这些都不利于个体形成安全的依恋关系(Michiels et al., 2008)，破坏了个体的自我调节能力(Daryanani et al., 2016)，因而更容易产生攻击行为。这提示学校、老师要多关爱单亲家庭的学生，帮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从而减少其攻击行为的产生。

4.2.3. 性别

尽管依恋和攻击行为均受到性别差异的影响，但当前研究并未发现性别没有对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起到显著的调节作用，说明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不存在性别差异。可能是因为现在家庭教育中提倡以温暖、理解等的方式来教育孩子，不再因为性别有所差异(侯东辉等，2008)，而且由于父母受教育水平的提高，重男轻女的观念逐渐被打破，对男孩女孩呈现出无差别的爱护。另一方面可能是在男孩和女孩在成长过程中相互学习模仿对方行为，攻击行为不再只发生男孩之中。还有就是随着女性地位的提高，对女孩的关注增多，因而女孩隐秘的攻击方式浮现出来，以往大都只关注外显的攻击行为，忽视了隐秘的攻击行为，而男孩更倾向于使用直接的攻击行为，而女孩则是倾向于使用间接隐秘的关系攻击，故而认为男女孩之间的攻击行为具有差异。基于此，未来学校既要关注青少年直接的攻击行为，更要关注青少年间接隐秘的攻击行为。

4.3. 研究不足与展望

虽然当前元分析根据相关的标准和程序明确了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即安全依恋的青少年会有更少的攻击行为，而不安全依恋会有更多的攻击行为，而且依恋对象和单亲家庭对依恋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相关关系起到了显著的调节作用。但还存在一些不足。首先就是文献的查全方面，由于一些文献无法获得原文，因此会存在部分文献的丢失。其次就是当前元分析是相关分析的结果，难以进行因果分析，且大都为横向研究，仅有一项纵向研究，已有研究发现依恋会影响个体的攻击行为，那攻击行为是否也会影响个体的依恋关系呢？那些经常欺负别人的人可能会受到大家的排斥，因此不太容易与他人建立亲密关系，在未来研究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时，研究者可以考虑设计纵向研究或者在实验室研究中来探讨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因果关系。然后就是当前研究所选取的被试仅为青少年，因此研究的结果不能直接推论到其他时期的个体，未来可以考虑分别对其他时期的个体的依恋与攻击行为的关系进行元分析研究，比如儿童以及成年人。最后就是关于调节变量的选择，当前元分析仅选择了依恋对象、单亲家庭和性别，可能在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之间还存在其他的潜在的调节变量，比如家庭经济地位、父母文化程度等，在未来可以进行讨论。

5. 结论

在本研究中得出了以下结论：

1) 依恋与青少年攻击行为之间呈显著负相关。

2) 依恋对象和单亲家庭对依恋和青少年攻击行为的关系起显著调节作用，而性别没有显著的调节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