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据2021年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最新结果表明，我国60岁及以上人口为2.60亿人次，占我国总人口数的18.70%，其中我国农村老年人口占比高达23.81%，这说明我国农村老龄化问题日益严峻，关注农村老年人群体就显得尤为重要。主观幸福感是心理学上定义为个人对自我是否幸福的一项心里评价，也是衡量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指标。在当前农村老年人基数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关注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将助力于实现“老有所养、老有所依、老有所安”的农村养老工作目标，为此应把提升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着力点放在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上来。
2. 文献回顾与问题提出
究其我国农村老龄化原因得益于经济迅猛发展，医疗健康水平大幅提高，基数庞大的农村老年人口的增长之势更盛，近年文献学界对于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主要为以下三方面：
第一，从研究范围来说，研究主要以某一地区为案例，具有浓厚的地域特色。景璐石、冯景蕙、冯吉玲(2021)等在四川绵阳市采用田野调查法探索出不同家庭结构类型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1]；龙海燕、冯焕华、杨鲤宁(2021)等探讨了贵州侗族农村老年人的家庭关系、社会支持程度、睡眠质量等因素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相互关系 [2]；而焦璨(2020)则将研究目光投至“深漂族”群体，随机选取450个样本分析了领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3]；第二，从研究内容来看，学界选取的是与农村老人自身相关的因素，如经济状况、地位阶层、健康状况等。王晓慧(2021)的研究表明社会经济地位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很强的正向作用 [4]，孙玉栋和梅正午(2019)以京津冀地区为分析支点，探讨焦点为医疗保险是否老年人幸福感之间有影响 [5]，而任琼琼、李杰、余丹丹(2018)等人认为主观幸福感会受到老人每月收入、慢性疾病、体育锻炼次数的影响 [6]；第三，从研究方法来看，彭希哲、吕明阳和陆蒙华(2019)采用倾向得分匹配计量方法对老年人使用互联网与主观幸福感二者关系进行深度分析 [7]，杨建华和赵小玉(2018)则用幸福度量表法对四川农村老人在家庭、机构、社区三种不同养老方式下的幸福感水平差异进行了横纵比较 [8]。
由上可知，学者们是从三个不同方面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进行了深入探讨，但同时从社会和家庭两个环境对农村老人幸福感研究目前较少。基于此，进行大胆的设想：家庭环境、社会环境是否会影响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若有影响，程度如何？为此，提出以下三大假设：
H1：农村老年人的自身情况会对其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H2：家庭环境会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H3：社会环境将会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
结合上述三个假设并借鉴现有研究，将家庭环境与社会环境的影响因素纳入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影响分析框架，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分布特征及其影响路径进行进一步分析。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一) 数据来源
本次研究数据来源为我国最新的综合社会调查(CGSS) 2017年数据，该项社会调查不仅是我国最早的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学术调查项目，在学术界具有较强的权威性，而且调查范围广泛，涵盖了家庭、社会、社区与个人等多方面的数据，是我国大多数学者研究居民主观幸福感权威数据库。该数据采用多阶分层抽样方法，以全国省、市、自治区(不含西藏和港澳台)为样本，其研究对象为60岁及以上的农村老人，经过筛选剔除缺失值后得到的有效样本为2249个。
样本中，其中男性样本量为1107个，女性样本量为1142个，男女比例大致相等；首先从婚姻状况来看，有配偶的农村老年人占样本的大多数为70.09%，而无配偶则占29.91%；其次从健康情况来看，很健康的农村老年人仅占5.70%，比较健康的占24.08%，身体感觉一般的占25.72%，而比较不健康的占32.58%，很不健康的占11.93%，这说明部分农村老年人身体存在健康问题；再次，从受教育程度来看，农村老年人受教育程度不一，大致可分为四类，小学及以下文化水平的占80.73%，初中文化占15.75%，高中文化占2.71%，而大学本科文化水平只占0.80%，这表明农村老年人的文化水平普遍不高；最后，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经济地位来看，处于上层地位的老人占比2.96%，处于中层地位的占24.47%，而处于下层地位的占比高达72.56%，由此说明农村老年人的社会地位普遍偏低。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
本文选取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为因变量，它对应问卷中的为题为“总的来说，您认为您的生活是否幸福？”，被访者的回答可细致划分为：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说不上幸福不幸福、比较幸福、非常幸福，分别赋值为“1、2、3、4、5”，从整体回答结果来看，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平均水平为25.12%，该值与“非常幸福”占比较为接近。
2. 自变量
选取的自变量主要是从家庭、社会环境进行展开。一方面，家庭作为农村老年人长居生活环境，会在心理和物质双层面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产生深刻影响。为此，家庭环境选取了“全年家庭总收入”、“住在一起一共多少人？”(含老人)、“老人有几个亲生子女”和“感受缺少陪伴”四个指标体系。从全年家庭总收入的高低可从物质上大致反映出农村老年人的生活水平质量，相对而言家庭总收入与生活水平质量呈正相关关系；而农村老年人拥有的亲生子女数、住在一起人数则是观察农村老年人是否有人陪伴照看 [9]，另一问题“感受缺少陪伴”则能更加直观地了解农村老年人的内心感受。
另一方面，社会环境将在客观上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影响。因此选取了“是否参与了选举”“近一年参加体育休闲团体组织频繁程度” [10]、“一周体育锻炼次数”“是否参与农村医疗保险”“是否参与基本养老保险” [11] 和“医疗支出费用”六个指标体系。农村老年人参与选举和参加团体组织能在某种程度上反映其政治身份地位，一般而言，其参与的频繁次数与政治地位成正比；其次在我国，农村医疗水平总体要落后于城市医疗水平，农村老年人参与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将为其健康发挥基础兜底作用；最后通过农村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次数可分析出身体健康状况。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选取的是农村老年人特征中的“性别”“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地位”“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作为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性别分为男性女性，社会经济地位按高低程度分为五个层级：上层、中上层、中层、中下层和下层，健康状况按照不同程度依次为：很不健康、比较不健康、一般、比较健康、很健康，受教育程度按照学历程度高低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学专科四个等级，婚姻状况按回答有未婚、有配偶、无配偶三种类型。具体描述性统计见表1：
Table 1.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results of variables
表1.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
注：精确到小数点后三位。
(三) 模型选择
依据因变量为三种及以上类别变量的特点，选取的分析模型为多元Logit模型，该模型为概率型非线性模型，经分析验证文中的因变量与自变量之间为非线性关系。多元Logit模型主要考察的是分类结果与若干影响因素之间的关系，即分析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在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五个控制变量下分别与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两个自变量之间的关系。
4. 实证结果分析
(一) 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多元Logit回归模型结果分析
参照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研究需求，构建了三个不同类型的回归模型分别分析了家庭环境、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模型一是加入五个控制变量形成的初步回归结果，模型二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家庭环境中四个变量的回归结果，模型三是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增加社会环境中六个变量的回归结果，再通过这几个模型的拟合度来分析农村老年人幸福感与家庭、社会环境的之间的关系如何。
首先模型一是加入控制变量的回归结果，农村老年人的性别、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受教育程度和婚姻状况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的正相关关系，这五个变量P值都小于等于0.05，这说明模型一拟合程度好，效果较为明显。进一步分析可知，第一社会经济地位的高低与主观幸福感的强弱关系是五个变量中最显著的，每提高一个等级，主观幸福感便可提升25.6%，这说明强大的物质经济基础将为农村老年人的幸福奠定坚实的基础；第二从农村老年人的身体健康程度来看，老人身体越健康，其主观幸福感也越强，数据结果可证实此点，在五个等级中健康程度每增强一个度，主观幸福感可增强13.9%；第三从受教育程度高低来看，数据表明二者是正相关关系，受教育程度越高主观幸福感越高，如受过正规大学专科教育的要比受过高中教育的老人主观幸福感提升22.9%；第四从农村老年人的具体婚姻状况来看，拥有配偶的老年人要比失去配偶的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高7%，这说明独身老人更容易心里孤独，不易感到幸福。
其次模型二是分析家庭环境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回归结果来看，在加入家庭环境变量后影响效果显著，社会经济地位、健康状况和受教育程度每提高一个层次，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别增加18.9%、12.1%和5.4%，但婚姻状况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效果不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说明农村老年人如果有家人的有效陪伴，是否有配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显得不是那么重要。在家庭环境因素中，农村老年人的家庭总收入、住在一起人数与主观幸福感存在正相关关系，亲生子女数与主观幸福感相关性不强。从家庭总收入来看，家庭收入级别越高其主观幸福感越强，对于农村老年人而言，早年操劳过度，到了老年大部分都有基础病，很多农村老年人因经济条件差而陷入“看病难”和“看病贵”的困境，而更高的收入在物质上能为农村老年人的晚年提供更好的生活居住条件和医疗卫生条件；从农村老年人居住人数来看，数据显示两人居住情况居多，在所有调查样本中居住人数为两人的占比为46.73%，这说明很多老人都是和自己老伴居住，并不与子女同住；再从农村老年人的亲生子女数的描述统计来看，有75.28%的老人拥有两个及以上子女，其主观幸福感与拥有亲生子女数的P值为0.123，该值小于0.05，因此该结果无法支撑农村老年人的亲生子女个数越多就越幸福这一观点，猜测原因可能是农村老年人的子女出外谋生并定居外地，而老人重土安迁的观念根深蒂固，不愿随子女去外地继而和另一半留守在农村；最后从主观问题“农村老年人是否感到孤独”的回答来看，存在超过50%的老人认为自己从不或几乎很少感到孤独，从模型来看，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与“感到孤独”呈有效的负相关关系，即可理解为老人越感到孤独其主观幸福感就越低。
最后模型三是具体分析社会环境对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从模型来看，在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上社会环境后，与模型二结果一致，农村老年人的婚姻状况对主观幸福感影响并不显著，而其他控制变量依旧显著。社会环境大致可以分为三类：政治选举、户外锻炼和健康医疗。第一，从选举来看，在描述性统计中超过70%的老人参与过村委会选举投票，这表明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大多数农村老年人的参与选举意识较强会积极选择投票，这也表明拥有选举权的老人在农村相对有威望，拥有良好的人际交往圈，这丰富了老年人的精神世界更易感到幸福；第二从户外锻炼来看，有两个指标可用来阐明“一年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和“一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在一年中参加体育锻炼的频率主要集中在从未参加，而一周参加体育锻炼的次数主要集中在一次到十次之间，这从总体上来看可以说明农村老年人的体育锻炼比较少，究其原因是有的老人身体较差不适合锻炼和农村基础设施较差存在安全隐患等问题；另外老年人户外锻炼次数与主观幸福感成正相关关系，锻炼次数越多，身体越硬朗，而且在锻炼途中也可扩大人际交往范围；第三从健康医疗来看，包含三个相关指标：农村医疗保险、农村养老保险和医疗支出费用，模型结果表明这三者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影响，数据进一步显示超过90%的老人缴纳了农村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参加了医疗保险和养老保险的主观幸福感比未参加的要高出30%左右，而医疗支出费用与主观幸福感成负相关关系，老人支出的医疗费用每增加一个区间，主观幸福感就下降13.8%。表2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模型回归结果：
Table 2. Regression results of the subjective well-being model of rural elderly
表2. 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模型的回归结果
注：***表示在1%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5%的统计水平上显著；*表示在10%的统计水平上显著。
(二) 稳健性检验与不足
为增强本次研究的可信度，使用替代变量的方法对结果进行进一步检验，根据多元Logit模型回归方法对影响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家庭环境、社会环境中的所有变量和控制变量进行一一回归，同时在此基础上对农村老年人进行了再次分析，发现结果并没有发生显著的变化。为此经过上述检验表明，该研究结论具备一定的稳健性。但由于变量选择存在偏差，研究结论的精确稳健性还有待进一步检验：比如，农村老年人拥有亲生子女的个数在两个及两个以上的比例高达75.28%，这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为农村老年人在精神和物质方面提供帮助，但是回归结果却显示该变量并没有与老年人幸福感呈现显著相关，为此这将成为今后开展研究的新方向。
5. 政策建议
随着我国老龄化趋势越来越不容乐观，满足我国老年人多样化的养老需求和增强老年人的生活幸福感成了提高老年人生活水平的关键所在。基于2017年CGSS数据调查得出以下结论：三大模型分别对应前文所提出的三大假设，并对三大假设里的每个自变量进行了验证，其中模型一和模型三的拟合度好，假设一和假设三分别在模型一和模型三中得到验证；模型二中除了农村老年人拥有亲生子女数不显著其余变量皆显著。为此可以判定出家庭环境和社会环境与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关。
基于上述研究结论，进而提出以下几点有针对性的政策建议：
第一， 形成尊老、爱老、敬老良好的家庭环境。经过上述研究发现家庭环境对农村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存在显著影响，在我国农村养老方式仍以家庭养老为主，家庭和睦的氛围、子女的有效陪伴是提高农村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基础和关键。近年来习近平总书记也高度重视和谐家庭建设的重要性，同时也强调注重家庭、家教、家风建设，要继续发扬我国尊老爱幼、母慈子孝、妻贤夫安、兄友弟恭的优秀传统文化。在农村养老工作中，不仅要重视农村老年人的物质层面需求，也要重视家庭层面的和谐代际关系和文明幸福家庭建设。在应对农村老年人养老工作中，既要满足农村老年人衣食住行的基本需求，特别是处于重大疾病中的老人，家人应给予更多的关心和爱护；也要重视农村老人的精神疏通，尤其是对农村缺少陪伴的独居老人，在外务工的子女可通过电话或视频多与远在家乡的老人联系，特别是在工作空闲之际，如重大节假日、我国传统佳节应多回家看望陪伴老人，减少老人的心理上的孤独感。
第二，提供强有力的健康医疗社会保障环境。国家政府要在顶层设计中加快社会保障制度建设，整合基本医疗保险制度改革的步伐，为农村老年人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为此首先要深化我国农村医药卫生体制改革，将农村老年人“看病难”“看病贵”的难题置于众题之首，打消农村老年人有病不敢看、不能看、没法看的顾虑，并营造一个和谐、公平、竞争的农村医疗卫生服务环境；其次，加强长期护理保险等商业医疗保险在农村的宣传普及力度，结合当下突出养老问题进而研发出合适的保险种类以供农村老年人选择，特别是在基础性日常照料和医疗护理服务这两大方面，因为农村老年人中很大一部分老人存在基础病和慢性病，而身体疾病大大影响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因此让农村老年人能放心看得起病并提供基本的医疗保障，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自然就会提升了。
第三，动员村委会组织多方力量共同参与治理。农村村委会作为我国农村基层自治性组织，具有自我管理、自我教育、自我服务的作用，为此村委会要积极主动去关注村中老年人的身心健康问题。保持健康是每个农村家庭共同心愿，虽然身心健康不一定生活幸福，但身心不健康就一定不会幸福。农村家庭成员特别是老人子女应多鼓励老年人走出家门参加锻炼活动 [12]，进行人际交往活动，减少其对健康卫生服务的过度依赖，维持并提高身体素质水平；村委会可为老人提供充足安全便利多样化的运动锻炼器材，其场所应设在村中交通便利之处以方便老人前来锻炼；村委会可成立一支晨练晚练志愿者队伍，由身体素质较好的老人或村中德高望重的乡贤轮流担任队长，以此来监督保障老人每天进行一定时间的身体锻炼，这样能减少老人患病几率；村委会还可以根据当地特色定期开展精神文化活动，丰富农村老人的晚年生活，如：当地戏剧歌舞表演、小品讲故事语言表演、杂技杂耍、举办钓鱼象棋等休闲比赛，老人内心世界充盈丰富了，其主观幸福感也会越来越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