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Zelling S. Harris (1959)提出“元话语”(metadiscourse)这个术语 [1]，也有人将其译作“元语篇”、“亚话语”、“亚言语”。20世纪80年代以后，这一术语在应用语言学界得到广泛应用。元话语一直以来都是国内外学者研究的热点(Schiffrin 1980 [2]、1988 [3]，Müller 2005 [4]，冉永平 2005 [5]，成晓光、姜晖 2008 [6]，刘泽权、田璐 2009 [7] 等)。
随着对元话语研究的深入，学者对于口语中元话语研究的兴趣进一步提高。杨秀秀(2015)对奥巴马2013年的就职演讲进行了元话语的统计与分析，总结了其元话语的使用特点和分布特点，并探讨了元话语是如何实现人际互动功能的 [8]。除此之外，跨语言的元语言研究也进一步丰富。由于元话语表现形式多样，我们可以先从那些已经相对固定的元话语标记入手，穆从军(2010)对中英文报纸社论中的元话语标记进行了探讨 [9]；阮先玉、胥瑾(2016)对英汉各90篇学术论文摘要中的元话语进行了对比分析 [10]。但对于演讲语篇跨语言的元语言标记研究，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演讲语篇跨语言的元语言标记研究极少。本文着重分析元话语在中美领导人演讲中的分布、异同及原因，以期更好地了解领导人演讲中元话语的使用，丰富元话语的跨语言研究。
2. 元话语
在话语中，我们把不具有概念意义而具有程序意义、通过多种方式调控话语和言语交际的互动性、不参与话语的命题内容、用来表示话语之间各种逻辑关系的语言成叫做元话语。自从元话语这种语言现象进入人们的研究视野后，学者们就开始从不同的角度寻求适合自己的理论框架，对元话语标记的性质和功能进行探讨。对元话语性质和功能认识上的分歧导致了元话语分类的差异。Kopple (1985)根据前人的研究，提出7种元话语，之后受Halliday系统功能语法理论中语言三种元功能观点的启发，把之前提出的7种元话语分为篇章元话语(textual metadiscourse)和人际元话语(interpersonal metadiscourse)两大类 [11]。Hyland (2004)，提出了元话语的“引导–互动”模式，将元话语划分为文本交互元话语(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人际互动元话语(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12]。何梦宇(2015)将元话语分为显性元话语(即元话语标记语)和隐性元话语(即语法元话语)两大类 [13]。
Leech (1974)提出对语言的研究应该首先从口语开始 [14]。同样地，对于元话语的研究，也经历了从口语再到书面语的过程。如刘丽艳(2006)根据话语标记“你知道”与所指信息单位间的位置关系，总结出该标记的三种使用模式，认为这三种模式在口语交际中的功能典型地体现了话语标记元语用功能的互动性特征 [15]。李成团(2008)以汉语中的“嘛”为研究对象，并以互动式真实会话语料为例，重点探讨“嘛”在语境条件下的语用功能，揭示“嘛”之类的元话语标记成分在言语交际，尤其是互动式人际交往中具有很强的动态语境特征和丰富的语用功能 [16]。史顺良、王三武(2014)进行了书面语的研究，研究发现学术语篇中普遍使用元话语与受众实现互动交往，使其能更好地理解语篇所表达的观点及命题内容 [17]。
在众多元话语研究中，跨语言的元话语比较研究是研究的重要方面。例如，鞠玉梅(2013)从亚里士多德修辞学的角度对英汉学术论文语篇中的元话语进行了对比分析，探讨了英汉学术论文中的元话语是如何实现修辞功能的 [18]。黄勤和熊瑶(2012)以英汉新闻评论为语料，对比分析元话语在其中的使用情况，探讨其使用过程中异同点存在的原因 [19]。
但对于演讲语篇跨语言的元语言标记研究，特别是国家最高领导人演讲语篇跨语言的元语言标记研究极少。所谓演讲，是在特定的情境中，演讲者借助有声语言和态势语言等传播手段，针对社会现实或某个具体问题，在公众场合面对广大听众发表意见，宣扬主张，阐述事理，抒发感情，从而达到感召听众并促使其行为的一种交流活动。在演讲中，演讲者被赋予极高的话语权。领导人演讲是官方人物在公开场合使用的语言，在领导人演讲的过程中，不免或多或少地加入个人的观点、看法，使用的方式之一就是元话语。本文着重分析元话语在中美领导人演讲中的分布、异同及原因，以期更好地了解领导人演讲中元话语的使用，丰富元话语的跨语言研究。
3. 研究设计
3.1. 语料来源
亚太经济合作组织(Asia-Pacific Economic Cooperation)，简称亚太经合组织(APEC)，是亚太地区重要的经济合作论坛，也是亚太地区最高级别的政府间经济合作机制。2017年11月8日，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在越南中部城市岘港开幕。会议围绕区域经济一体化、包容性增长、互联互通、互联网数字经济、可持续发展等议题展开讨论。
为探究中美最高国家领导人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本文选取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在2017年亚太经合组织工商领导人峰会上的演讲为语料。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主旨演讲，共计5045词。美国总统特朗普也发表了演讲，共计3457词。
3.2. 研究方法
本文采取的是Hyland的“引导–互动”模式下的元话语标记分类。他认为元话语是一个较为宽泛的术语，是一种自我反省的表达方式，用来“协商语篇中的互动意义”。这一模式应用广泛，具有可行性，并且这一模式能尽量捕捉到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的各种元话语标记。
按照Hyland的“引导–互动”模式，元话语分为文本交互元话语(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和人际互动元话语(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具体二级分类如表1所示。
Table 1. Hyland’s “Guiding-Interaction” model
表1. Hyland的“引导–互动”元话语模式
3.3. 研究问题
元话语标记的识别是显性的，识别的是以词、短语或句子为载体的元话语。按照设计好的元话语框架对语料中的元话语标记进行识别并做标记。在标记过程中，尽量采取结合上下文语境的方法，采取统一标准进行标注，并进行三次筛选，尽可能确保研究结果的信度。
基于以上步骤，本研究主要探讨以下问题：1) 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是怎样的？2) 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分布的异同点有哪些？造成这些异同点的原因是什么？
4. 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对比
4.1. 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的表达十分注重逻辑性，从多个方面有条不紊的表达了自己的观点。在演讲中共出现203个元话语标记，占语料总词数(5045词)的4.02%，出现频次为40.24/千词。其中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39个，出现频次为7.73/千词，占元话语标记总数的19.21%；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167个，出现频次为33.10/千词，占元话语标记总数的82.27%，如表2所示。从总体来看，在习近平2017年APEC演讲中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使用远多于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
Table 2. The use of metadiscourse in President Xi’s 2017 APEC Speech
表2. 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接下来，分别考察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和人际互动元话语次分类下各类别元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况(表3、表4)。
在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五个次分类中，过渡语使用的频次最多(2.97/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总数的38.46%。其次是框架标记，频次为2.58/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33.33%。再次是内指标记，频次为1.78/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23.08%。证源标记和语码注释都各出现1个，频次为0.20/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2.56%，占比较少。
Table 3. The use of 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 in President Xi’s 2017 APEC Speech
表3. 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交互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在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五个次分类中，介入标记的频次最多(13.28/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总数的40.12%。其次是自称语，频次为9.51/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28.74%。再次是增强语，频次为7.73/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23.35%。随后是模糊语，频次为1.98/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5.99%。最后是态度标记，出现3个，频次为0.59/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1.80%。
Table 4. The use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President Xi’s 2017 APEC Speech
表4. 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4.2. 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的中共出现384个元话语标记，占语料总词数(3457词)的11.11%，出现频次为111.08/千词。其中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160个，出现频次为46.28/千词，占元话语标记总数的41.67%；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224个，出现频次为64.80/千词，占元话语标记总数的58.33%，如表5所示。
从总体看，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使用多于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使用。
Table 5. The use of metadiscourse in President Trump’s 2017 APEC Speech
表5. 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后分别考察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和人际互动元话语次分类下各类别元话语标记的使用情况(表6、表7)。
在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五个次分类中，内指标记的频次最多(26.32/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总数的56.88%。其次是过渡语，频次为17.36/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37.50%。再次是框架标记，频次为1.74/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3.75%。语码注释和证源标记都出现的较少，频次分别为0.58/千词和0.29/千词，占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1.25%和0.63%。
Table 6. The use of interactive metadiscourse in President Trump’s 2017 APEC Speech
表6. 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在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五个次分类中，介入标记的频次最多(34.42/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总数的53.13%。其次是自称语，频次为25.46/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39.29%。再次是增强语，频次为3.18/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4.91%。之后是态度标记，频次为1.16/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1.79%。最后是模糊语，出现2个，频次为0.58/千词，占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0.89%。
Table 7. The use of interactional metadiscourse in President Trump’s 2017 APEC Speech
表7. 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
5. 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分布异同点及原因
5.1. 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分布相同点及原因
首先，从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和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各自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来看，二者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均多于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文本交互型元话语作为一种组织篇章的重要手段和工具，其主要功能便是基于对读者解读能力、交际语境的假设来进行谋篇布局(鞠玉梅，2013)。人际互动元话语注重的是演讲者自身立场的表达以及与听众的互动，在功能上能够促进人际意义的实现。此结果的出现与演讲的文体特征密不可分。演讲的目的就在于使听众理解演讲内容的基础上对演讲内容做出反应、参与其中，在演讲者与听众之间建立一种隐形的互动结盟关系。演讲者在演讲时需要与听众产生大量互动，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必不可少。
其次，从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层面来看，二者使用过渡语、框架标记语、内指标记的频率较高，而证源标记和语码注释的使用较少。过渡语和框架标记的大量使用可以提高演讲的逻辑性，帮助听众更好地理解演讲所要传达的中心思想，帮助听众理清思路，正确理解演讲内容。内指标记的使用则体现了演讲内部的连贯性，表明演讲的各部分是相互关联的，并不是一个个毫无关系的观点的罗列。因此，演讲者必然较多使用这三类标记语。证源标记表明语出何人，演讲不同于学术论文，演讲更加注重自身观点的陈述，而不是借用大量他人观点，所以无需大量使用证源标记。而证源标记的少量使用可以增强演讲的文采与客观性，因此演讲文本中会出现但不会大量出现证源标记。语码注释可以帮助听众排除理解障碍，更好地理解演讲内容。演讲类文本目的是让听众理解，其本身就通俗易懂，因而也无需过多的语码注释。
最后，从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层面来看，二者使用介入标记、自称语、增强语的频率较高，而模糊语和态度标记的使用较少。介入标记能够集中听众的注意力或引导听众参与其中，自称语表达了演讲者对演讲的明显介入。这两类元话语标记的大量使用体现了演讲者对与听众良好互动关系的重视，演讲的目的就在于拉近与听众的距离、向听众传达信息并产生呼吁作用，介入标记和自称语的使用对此能够起到促进作用。增强语的较多使用显示出领导人对演讲内容的肯定、对倡议的支持等。模糊限制语多由一些具有缓和功能的词组成，显示演讲者在表达或评价演讲内容时所采用的保守的、不完全承诺的手段。观察领导人演讲发现，模糊限制与较多用于数字前后，凸显往年的成绩以及新一年的各项目标的指标，这些数字都不是绝对意义上的数字，模糊限制语与数字的配合使用增强了领导人演讲的严谨性，但使用量不宜过多，否则容易造成含糊、模棱两可的结果。态度标记表达演讲者对演讲内容的情感态度，过多使用则会使演讲过于主观，不具有说服力。少量使用态度标记语可以体现领导人期望能够通过演讲而引起听众的共鸣。
5.2. 中美领导人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分布不同点及原因
首先，从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和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各自元话语标记使用情况来看，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出现的元话语标记总数为203个，而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出现的元话语标记总数为384个。由于两个文本词数不同，从出现频次上看，每一千词中，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出现的频次为40.24个，而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出现的频次为111.08个，显然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元话语标记的使用要多于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由此可以看出美国领导人的元话语标记使用更多，具有明显的以受众为导向的特征和更明显的语篇修辞特征，具有注重“形合”的特征。中国领导人更注重演讲内容的传达，而不是元话语标记的大量使用或形式的多变，具有注重“意合”的特征。这也符合英语重“形合”，汉语重“意合”的语言特点。
其次，从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层面来看，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多使用过渡语和框架标记，而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内指标记和过渡语的使用较多。汉语是主题突出型语言，一个语篇可以分为若干主题，若干主题交织在一起共同组成一个语篇。观察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发现，其行文工整、分区明显、注重整齐划一，这与框架标记的大量使用有很大关联。正是大量框架标记的使用，使得习近平主席的演讲更具有条理性。而英语是主语突出型语言，要求每个句子都要有主语。同时，英语又很忌讳大量重复，因此不得不借助大量内指标记的使用。观察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发现，其大量使用内指标记，来增强文章内部联系。
最后，在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层面，观察两位领导人自称语的使用发现，习近平主席多使用的自称语标记是“我们”，而特朗普总统多使用的自称语标记是“I”。“我们”和“I”的不同使用可以从中国注重集体主义而美国推崇个人主义的角度得到解释。中国受几千年儒家文化的影响，形成了集体主义文化，重视人与人之间的依存关系，注重群体文化，强调集体利益大于个人利益。美国则注重个人主义文化，突出个人至上，强调个人奋斗和个人价值，以个人为中心。中美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导致自称语使用不同的重要原因。
6. 小结
本文采用Hyland的“引导–互动”模式下的元话语标记分类对习近平主席和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的元话语标记进行了分析。研究发现由于演讲文本的特点，二者人际互动元话语标记的使用均高于文本交互元话语标记的使用。但两演讲在元话语使用方面也存在差异。从总体上看，特朗普总统2017年APEC演讲中的元话语标记多于习近平主席2017年APEC演讲中的元话语标记。通过分析得知语言特征、语法结构、思维方式的差异是导致二者元话语标记的使用存在差异的重要原因。本文希望通过以上对比分析能丰富元话语的跨语言研究，并且增强人们对元话语的认识，帮助人们正确解读和使用元话语。在后续研究中，我们将进一步扩大语料的范围，同时将标点符号等更多元话语标记子类纳入研究中，丰富元话语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