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翻译研究的文化学派始于20世纪80年代，又称翻译文化论，该学派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苏珊·巴斯奈特(Susan Bassnett)、安德烈·勒弗维尔(André Lefevere) [1]。二十世纪九十年代，“文化转向”的正式提出，引发了对翻译的重新思考。不同于语言学理论学派，该理论下学者关注语言之外的因素，尤其是文化的制约。勒弗维尔在该时期提出操纵理论，他将翻译放在广阔的文化背景下审视，解释了制约译者翻译活动的因素，这些因素在不同的历史时期也会发生改变，但却无时无刻不在操纵着译者的意识和行为。
美国黑人英语作为一种文化内涵丰富的语言，其背后无时无刻不受到文化因素的制约。文学作品中，对于黑人英语的研究尚不多，翻译方向的相关研究也十分有限，大多学者关注文学作品背后的文化因素，未结合翻译实践分析；也有学者关注黑人英语翻译的本身，却忽略翻译策略选择差异的原因。钟原在《从社会语言学的角度分析非裔美国黑人英语方言的不平等性》一文中，从社会语言学的视角来分析美国黑人英语方言的不平等性 [2]，并探讨造成这种不平等现象的社会原因，却未涉及其翻译方法的差异性。王艳红曾在《美国黑人英语汉译研究》一书中从伦理与换喻视角 [3]，分析美国黑人英语的起源及其在文学作品中的美学效果与功能，并提出黑人英语翻译的原则与方法。因此本文将运用勒弗维尔的操纵理论，探究两个译本的翻译方法差异以及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对其的影响。
2. 黑人英语
非洲裔美国人白话英语(African American Vernacular English，简写为AAVE)，常被称为美国黑人英语(African American English)或黑人英语(Black English)，是美国英语中非洲裔美国人使用的一种语言变体 [4]。不同历史时期，黑人英语产生了许多的翻译方法，本文涉及的两个译本分别采用的是方言对译法与标准汉语口语法。
方言对译法于1930~1940年代兴起，方言对译法是把源于语中的一种方言直接翻译为译入语的一种方言。笔者在后文分析的傅东华版本《飘》，便是使用上海方言和北方方言对译黑人英语，既表达了原文内涵，又不失一种乡土风情 [5]。而标准汉语口语法于1990年代兴起，该译法顾名思义便是以普通话和口语来转换方言，突出黑人英语的艺术效果。后文将分析的朱攸若译本则是采用标准汉语口语法，译文充满西方独有的腔调。黑人英语翻译历时性的差异与其背后文化因素有着不可分割的关系，对前人译文的再翻译成为一种“重写”的过程，而不同时期译文迥异的风格是有其内在原因的，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维尔将其称之为“操纵”。
3. 操纵理论
文化学派的代表人物安德烈·勒弗维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一书中，提到了操纵翻译活动的主要三股力量，即赞助人、意识形态、主流诗学。他认为，操纵即改写，权力参与了文学的“改写”，并影响普通大众的文学认知。本章节将从以下三个方面具体介绍翻译中的操纵。
3.1. 赞助人
勒弗维尔认为文学系统外部的赞助行为体现了影响文学解读、创作与重现的权力载体所行使的权力。赞助人也许是有权势的人或团体，比如出版社、媒体、或者政党。基于以上行为，勒弗维尔给出了赞助人的三要素：
1) 意识形态要素：意识形态限制了主题的选取和形式。勒菲弗尔提到的意识形态并不仅限于政治意义，而是规范人们行动的形式、习俗和信仰，且影响赞助行为。
2) 经济要素：勒弗维尔认为该要素关系到作家和译者的报酬，比如版税和译者的稿酬。所以，译著出版成功与否离不开赞助人的资助。
3) 地位要素：该要素以多种形式体现出来，主要指赞助人对于译者的地位。例如文学出版社提供经济报酬，获得经济报酬的人通常要按照赞助人的要求办事 [6]。
3.2. 意识形态
勒弗维尔在《翻译、改写以及对文学名声的操纵》中提出，意识形态是由观点和态度组成的在一定时间、社会内得到认可的概念，通过这种概念，读者和译者可以来研究文本( [7]: p. 209)。
勒弗维尔认为，意识形态的范围很宽泛，且不同的文化背景下，制约的形式和因素十分多样，甚至译者本身的态度也可归为意识形态的一种。所以，社会背景和译者认知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翻译方法选择，同时译者也受到其制约，这也进一步说明意识形态决定了不同时期的翻译策略。
3.3. 主流诗学
主流诗学是文学系统内部的专业人士所关注的重点，主流诗学操纵下，译者会斟酌运用规范化的汉语表达，还是具汉语传统特色的措辞和句式以增进外国文学的“认同感”。主流诗学的转变就要求译者的翻译策略相应转变。勒弗维尔认为主流诗学由两种要素构成：
1) 文学手法：包括体裁、象征、主题、叙事情节和人物等一系列的东西。
2) 功能要素：涉及文学与文学所处的社会系统的关系 [8]。
勒弗维尔强调机构或赞助人会利用主流诗学来衡量文学作品。因此，不同历史时期，人们对作品的鉴赏风格也会变化。但部分经典作品，它们的地位从未发生过动摇，比如《飘》，所以即使是主流诗学变化了，他们也会通过“改写”来得以适应社会需求。因此在不同时期都会有译者选择《飘》作为创作对象，即使前人已经多次尝试，他们仍会不断地重写，因为社会的不断变革发展，主流诗学也会发生改变，因而译者的改写有重要的价值和时代意义。
4. 操纵理论视角下《飘》中的黑人英语翻译
受到赞助人、主流诗学和意识形态的操纵，《飘》两个译本的翻译风格也大有不同。《飘》是美国作家玛格丽特·米切尔创作的长篇小说，小说中涉及到大量的黑人英语的对话，其翻译不同时期的译者也有不同的处理方法，本章节笔者将选取两个具有代表性的中文译本——傅东华译本和朱攸若译本，首先对比两个译本之间黑人英语翻译方法的差异，之后利用操纵理论来分析其中产生差异的原因。
4.1. 译本翻译方法对比
最早的《飘》译本为傅东华版本，在第一代中国读者中影响十分深远，至今仍备受关注和追捧。他采用的是方言对译法来处理《飘》中的黑人英语翻译。而上世纪九十年代朱攸若重译的《飘》采用的是标准汉语口语法。在他的译本中，并没有出现方言的表达，将黑人英语视为标准语言来翻译。笔者将以文中有代表性的翻译为例对比分析两者翻译风格和方法的差异：
例1：“You ain’ got no mo’ manners dan a fe’elhan’, ann’affer Miss Ellen an’ me done labouredwid you. An’hyan you iswidoutyou’shawl! An’ de night air fixin’ter set in! Come on in de house, Miss Scarlett.” ( [9]: p. 25)
傅东华版本：“你是越来越不知礼啦，你妈跟俺怎么教你也不听。你的围巾呢？让冷风这么吹着！快进屋里去吧，嘉姑娘。”( [10]: p. 36)
朱攸若版本：“埃伦小姐和我一再教你要懂礼貌，你怎么一点长进也没有？喏，披肩还没裹上，夜晚的凉气就要降临！还不快进屋去，思嘉小姐。”( [11]: p. 25)
这段文字是女主人公回家之后黑人姆妈对她的一番说教。傅东华采用了“俺”、“姑娘”、“这么吹着”这样的口语化又偏向北方方言的语言来翻译黑人英语，给读者的直观感受是该说话人的文化水平不高，来自乡村地区，说话也比较直接。而朱攸若则采用“我”、“懂礼貌”、“长进”、“喏”、“夜晚”、“小姐”这种类似的标准普通话加口语化的表达进行翻译。朱攸若的处理虽然让读者很难再觉得说话人是一个粗鲁没有受过教育的人，让人觉得是一位任劳任怨的姆妈，关注点不再是其言辞的差异。朱攸若的翻译方式会让读者对黑人的看法有一定的改观，让读者的关注点在于黑人姆妈的善意行为而不是其低下的地位和粗鲁的形象。
例2：“Ah kinder pologizedter Mist’s Rhett’bout it not bein’s a boy. BUtLawd, Miss Melly, you know whut he say? He say, ‘Heshyo’mouf, Mammy! Who want a BOy? BOysain’ no fun. Dey’s jes’ a passel of trouble.” ( [9]: p. 364)
傅东华版本：俺因不是男娃子，就向他道了一声恼。可是，吓，媚兰姑娘，你知道他怎么说？他说：“得啦，嬷嬷！谁要男娃子呀？男娃子不好玩的，只给人许多麻烦。”( [10]: p. 662)
朱攸若版本：见到百瑞德先生进来，我向他谢罪说，生的不是男孩子。可是，上帝，你知道他怎么说，媚利小姐？他说：“别说啦，嬷嬷，谁说过要男孩子？男孩子多没意思，只会给你添麻烦。”( [11]: p. 429)
这段文字是黑人姆妈与男主人公对话中的一部分。傅东华译本中采用“男娃子”、“吓”、“一声恼”这种字眼，而朱攸若则使用“男孩子”、“上帝”、“谢罪”这类的措辞来传达黑人姆妈的话语。从中也清楚地看出两者的差异，傅东华使用农村地区的方言如“男娃子”以及上海地区的方言如“得啦”之类的表达对译黑人英语方言，一方面表现出黑人姆妈的不拘小节，同时也表现出黑人姆妈的是一位没有受过正规教育的农村妇女形象的黑奴。朱攸若则采用标准汉语口语法，在他的译本中，黑人姆妈的形象塑造是没有这些当时黑奴文化的束缚，更多地是塑造一位照顾女主人公的知礼奶妈形象，而不会让读者产生其地位低下或者是文化程度低的印象。因此，两部译作中黑人英语翻译的风格和方法的差异性是非常明显的。笔者将从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角度进行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4.2. 翻译方法差异产生的原因：操纵
上一节的举例分析可以清楚地看出傅东华与朱攸若黑人英语翻译的风格差异、以及翻译方法的选择。一位是上世纪三四十年代的译作家，一位是上世纪九十年代的译作家，其两者的差异性与背后的文化背景密切相关。
4.2.1. 赞助人
文化学派认为翻译是时代的产物。尤其是在乱世，文学作品是社会文化的反映，翻译作品也是如此。因此，社会文化条件不可避免地影响了译者对文本的选择、翻译方法的运用以及翻译风格的把控，而这些译本的形成少不了背后赞助人的操纵。
1) 傅东华译本
1940年傅东华的译本《飘》首次出版，他翻译的时期也正是中国最动荡的阶段。当时的中国笼罩在战争的阴霾中，日军镇压各种爱国运动，阻止发表演说和发表言论。因而文学作品主要受到两股赞助人力量的操纵——日军和出版社。
① 日军
1932年日军进攻上海，从此中国人民开始了长期动荡艰难的生活。战争年代的主要媒体，报纸、杂志和书籍都受到日本侵略者的监视和控制。书籍中的内容若违背日军的意识，这些书籍是没有办法在当时正常流通的。出版社完全受到日军的控制，同时书籍出版的一部分财政支持也出自日军，他们几乎垄断了所有文学出版行业，所有的书籍，报刊都会经由他们检验之后方可发行 [11]。因此很多写作风格是不可能的让它们接近公众，翻译活动包括原文的选择和翻译策略受到日军的操纵。
由于几乎所有的文学作品都会受到日军的核查，可核查人员大多数的中文水平并不是很好，因此对文学语言的要求是通俗简单，翻译的文字也会巧妙处理以避免其处理。这也是傅东华选择方言的原因，用最简单直接的语言去表达小说的情节，不会涉及任何意识形态，一方面可以顺利通过核查。另一方面用国人能读懂的语言去传达文学作品中的要旨，满足的是大众口味的需求，而方言也有一定的隐晦和隐藏意义。
② 出版社——中华书局与国华编译社
对许多译者而言，其成功与否，取决于作品是否被可以被译为汉语，而编辑和出版商最大的权利也在于是否可以翻译某部著作，以何种方式翻译该类著作。1912年，傅东华于中华书局(上海)开始自己的翻译工作，中华书局的创建是辛亥革命的产物。战争年代，多数出版业十分不景气。因此翻译科技著作的同时，也会迎合大众口味出版一些西方小说译作，一部分目的也是为了盈利，尽可能地让广大群众都可以阅读购买，一方面来安慰战争迫害下受伤的心灵，一方面也是处于经济因素的考虑。但当时中国人民的受教育程度普遍不高，因此傅东华的黑人英语的翻译使用大量的口语和方言，使其内容通俗易懂，符合大部分读者的文化水平 [12]。
不仅如此，国华编辑社也影响了傅东华的策略选择。《飘》在1940年于国华编辑社首次出版，傅东华在序言中提到：“但是这么一部百余万言的巨著，碰在这么一个纸昂墨贵的时期，即使我自己不怕精力的中折，又哪有不怕资本亏折的出版家呢？”( [10]: p. 1)。从傅东华序言可以看到，他本人有意翻译《飘》，可却碍于经济因素未能动笔。恰好受到日本人邀约，在国华编译社的支持下他开始翻译《飘》。有关国华编译社的史料记载很少，唯一能确定的是这是抗战期间，日本人在上海建立的出版社，可以说在财力上该出版社是绝对雄厚的。既受益于人，却受制于人，傅东华翻译《飘》的过程中没有给它加上任何与战争或政治相关的内涵和标签，他只是单纯地去描绘书中的人物，正如黑人形象的塑造，语言直接流畅，不会引起歧义。使用东方化的语言使读者获得如闻其声的效果，同时也不会去过多去批判和反思涉及战争的情节 [13]。
2) 朱攸若译本
朱攸若则生活在中国经济不断发展、人民文化水平日益提高的改革开放时期。和平年代的译者不再受到言论的束缚，也不会再收到敌对力量的干涉，因此朱攸若译本的赞助人也发生了改变——浙江文艺出版社。浙江文艺出版社于1983年成立，专注于出版中外文学名著、理论学术著作。
朱攸若的《飘》于1990年出版，当时的中国处在蓬勃发展时期，人民生活文化水平不断丰富的阶段，百花齐放，百家争鸣，因此出版社也进入发展的最佳时期。浙江文艺出版社追求高品质、高质量的中外文学著作，不再一味迎合所有大众以求盈利，而会更加注重语言功底、文学素养和书籍品质。因此朱攸若在翻译过程中，会更多地去斟酌辞藻的华丽和得当，很少去使用口语化的表达以满足出版社的要求。
4.2.2. 意识形态
由于黑人英语的特殊历史性质，其翻译不仅是受到本国的意识形态操纵，同时还受到外部因素——黑人本身历史地位对译者意识的影响。本节笔者将针对内部和外部的意识形态分析两个译本背后操纵的差异。
1) 内部操纵
20世纪30年代末40年代初，中国翻译是以翻译苏联战前的文学作品以及古典文学名著为主，作为通俗小说的《飘》尽管在国内外享有盛名，但在当时并不是最受欢迎的类型，因此，大众对其艺术性的研究和重视也是不够的。再加上当时战争的爆发，傅东华所生活的上海是处在一个错综复杂的局势之中。如上一节所提及，40年代，国内的各种宣传不能够畅所欲言，日本侵略者中国知识分子残酷压迫、打击严肃文学作品，因此这一时期以，严肃文学翻译活动处于低潮期，反而只有面向普遍大众的通俗文学尚且有发展空间。
而朱攸若翻译创作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末九十年代初，我国已经进入了改革开放的新的历史时期，一方面，80年代人道主义的论争突破了人们的思想，另一方面，90年代市场经济的迅速起步，文学也逐渐商业化、迈向了一个新的阶段，翻译文学也进入了一个空前繁荣的黄金时代。没有了过去压抑的气氛，文学的创作也更加自由。不仅如此，国家在国民教育上这时期也取得重大进展。例如新中国成立后的扫盲行动，让越来越多的大众接受到教育。1986年，国家还颁布了《中华人民共和国义务教育法》，保障青少年受教育权利。所以大众的知识水平业有所提高，翻译的语言也不需要避免高雅，也无需叙述过于通俗，译者有更广阔的环境去打磨自己的语言。因此朱攸若的翻译风格是偏向于标准化语言的，并没有出现方言的通俗口语表达，反而语言流畅华丽。
2) 外部操纵
从内部的操纵可以看到，国内的意识形态在几十年来的变化之大，同时也时刻影响着译者的创作过程和策略选择。而黑人英语翻译方法选择的差异不仅仅是受到内部政局影响，同时还受到黑人在历史上社会地位转变的影响。
① 傅东华(1930~1940年代)
19世纪八十年代林肯颁布了《解放黑奴宣言》，之后黑人摆脱了奴隶地位，然而林肯只是废除了南方叛乱诸州的奴隶制，虽说黑奴已然解放，但是仍未获得和白人一样的权利。1954年以前，黑人没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业没有自由发表言论的权力，黑人与白人保持一种平等且隔离的原则。一系列不平等的法律法规如《吉姆·克劳法》、《祖父条款》等不断地剥削黑人的权利，压制黑人的社会地位。黑人的语言也一度被称之为民族低劣的语言，他们在当时的处境是十分艰难的 [14]。因此，傅东华所处的时期，黑人的权利是没有得到保障的，他们的社会地位是很低下的，种族歧视的思想根深蒂固，大多数黑人是无法像白人一样受到良好的教育。因而傅东华在处理黑人英语的翻译，是将其完全按照南北方的方言来进行翻译，里面会出现“俺”、“姑娘”、“吓”、“娃子”这样的词汇，也是由于当时的黑人的语言仍被视为低劣民族的不规范方言，这也就解释了傅东华采用方言对译法的原因。
② 朱攸若(1980~1990年代)
从20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美国采取了一系列关于民权的法律措施使种族歧视处于非法地位，黑人作为公民的权利得到了保障，例如1954年，实行了半个多世纪的“平等但隔离”的原则被推翻( [7]: p. 210)。同时黑人民权运动也不断兴起，涌入了许多运动领袖和活动家，如马丁·路德金，约翰·刘易斯等。黑人为民权的努力使他们在美国地位不断提高，随着他们在政坛的日益活跃，人们也刷新了对黑人的认知，所以他们在人们心中的形象已经不再是没有受过文化，奴隶一般的卑贱群体，而是与各民族平等的存在。
更有语言学家格林提出黑人英语从本质上来说并没有任何不对的，与其他各国语言是一样的 [15]。尽管如今社会上仍存在有种族歧视的现象，但他们的努力和进步是有目共睹的。因此朱攸若在翻译黑人英语的时候，并没有将其转化为方言，或通俗的语言，例如使用“我”、“小姐”、“上帝”这样的词汇。尽管文中他们是在为白人服务可是却没有将其视为没有文化的乡野粗人，这也是对黑人印象的转变，因此在翻译方法选择上也出现了变化。
4.2.3. 主流诗学
傅东华所处年代受新文化运动倡导白话文的影响，文学作品的语言趋向于接近大众新闻乐见的形式。受大众教育水平普遍低下影响，文学界追求亲近化、通俗化，这也是当时的主流诗学规范。由于盛行文学的大众化，傅东华在翻译的过程中使用大量的口语和方言，用通俗易懂的表达生动地再现原文的人物个性和情节。根据上一章节分析，傅东华于上海翻译的这部经典，且出版商也是在上海建立的，受到当地人民语言的影响。因而傅东华在译文和中会采用一些上海的方言，符合当时的大众口味和文化水平。
而对于朱攸若翻译于上世纪80年代末，是文学发展的黄金时代，语言的艺术性成为当时的主流诗学。80年代的文字实现了全面的解放，作家和译者都可以尽情地去考究语言的表达和思想的传递。随着西方文学理论的传入以及学者对文学本质认识的不断深入，人们也不断地认识到语言的重要性，意识到了文学作品中语言的审美价值，开始了文学审美的转向。于是译者也开始在自己的写作中对语言进行反复锤炼、推敲和斟酌，措辞更加现代化，多数采用异化策略。因此在这种诗学规范的影响下，朱攸若采用标准汉语口语法就是为了迎合当时的语言艺术化的规范。
4.3. 总结
傅东华与朱攸若两位译者身处于不同的历史时期，选择了符合时代要求的黑人英语翻译方法。其方法的选择则是受到了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的操纵，通过之前的分析，笔者总结操纵因素如表1：
Table 1. A Comparison of manipulation between Fu Donghua’s and Zhu Youruo’s versions
表1. 傅东华与朱攸若背后操纵对比
5. 总结
从勒弗维尔的操纵理论来看，黑人英语的翻译不单单是语言转化的过程，而是由一系列操纵因素影响下的活动，其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都发挥着重要的作用。本文探究了这些因素在黑人英语中的翻译中的制约，通过分析傅东华译本与朱攸若译本背后的操纵来阐释《飘》中黑人英语的翻译方法差异产生的原因，最终得出结论如下：
首先，翻译不是简单的文字转换过程，通过对比不同时期的译本可以发现，面对不同的文化背景，翻译的风格和策略是有差异的。因此对译本的差异性研究要从历时性的角度，放在当时的文化背景下研究。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是操纵翻译活动最主要因素，也直接影响到了翻译方法的选择。
其次，美国黑人英语作为一种充满争议的语言，受译入语文化的影响其翻译方法在不同的历史时期呈现出迥异的特点，这就不得不考虑到语言背后的制约力量。以《飘》中译本为例，上世纪三四十年代，傅东华采用的方言对译法受到了出版商、动荡的战争背景、黑人地位低下以及大众文学等因素的制约，翻译风格多为通俗直接。而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文学界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正是小说文学的黄金时代，与此同时黑人在社会上的地位也有所提升。因此，朱攸若一改之前的翻译方法采用标准汉语口语法，语言更为委婉畅达。这时的操纵因素的形式已经发生了改变，翻译方法也顺应了新时代的潮流。
最后，操纵理论对于多种译本对比研究是完全适用的，通过译本的对比，发现赞助人、意识形态和主流诗学也会随着时间推移而发生变化，对译者产生巨大的影响。因而译者的翻译方法选择与其操纵有着密不可分的联系，同时也进一步解释了美国黑人英语翻译产生差异的原因，论证了勒弗维尔操纵理论的合理性。
基金项目
本文为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批准号：18YJC74003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