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扎根中国大地办大学是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教育的重要论述之一，自根源处回答了“如何办大学”的问题。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作为我国高校思想政治工作的核心领域，是青年一代正确树立国家观、民族观、文化观、历史观的关键，深刻反映了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大学建设的题中之义。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期，如何顺应民族关系发展新常态，深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亟需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者回答的重要命题。目前，学界围绕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的研究已有一定量出成果，但总体而言，仍旧存在系统框架缺位、横向内容狭窄、理论与实践割离等问题 [1]。“循证”作为一种教育研究方法论，廓清了从分析对象到问题解决的过程逻辑，基于证据的教育质量评估对深化施策推进工作意义显著。鉴于此，本研究采用循证方法，围绕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做出定性系统评价，提取经验证据，以期推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理论与实践深度相容。
2. 循证教育的概貌
二十世纪70年代末80年代初，肇始于西方医学领域的循证实践运动(evidence-based practice movement)为整合理论与实践澄清思路，以科学证据为依托的循证医学(evidence-based medicine，简称EBM)取得突破性进展，“循证”的社会影响力亦逐渐向人文社会科学领域延伸。1996年，剑桥学者David Hargreaves以题名“教学作为基于研究专业的可能性与前景”的研究报告，首次提出循证教育(Evidence- Based Education，简称EBE)的概念，认为教育必须基于合理科学证据，严格整合教师专业智慧和最有效经验证据进行教学决策 [2]。尔后，荷兰阿姆斯特丹大学的循证教育研究所(Top Institute for Evidence Based Education Research，简称TIER)作出进一步解读，提出循证教育乃基于最佳有效证据，制订教育政策和进行教育实践的一种哲学 [3]。美国著名心理学家Russ White hurst则认为，循证教育是指如何在教学过程中实现专业智慧与经验证据的整合 [4]。专业智慧涉及个体认知经验、一般化观点、多方教学合作的专业技能等；经验证据涉及各学科教研成果，如参与比较、评估、监督的经验数据 [5]。一般而言，循证教育需从研究设计、质量、数量等严格限定文献纳入标准 [6]，证据来自全球可查范围内教育及其相关学科的既有研究经验，或现有证据单薄情况下生产的可靠证据 [7]，通过对同一主题的所有可查原始研究进行二次研究，合并分析相似性结果后降低风险偏倚，最终得到综合性干预信息。循证教育的执行步骤一般包括：问题确认、采集证据、批判性评估证据、提取最佳证据、改进方案与总结经验。
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一个重要分支，教育学的实验研究对象分外复杂，某一寻常问题的解决也可能存在理论与实践割离的现象 [8]。学校往往参照同行经验作出决策干预，而非基于证据的思维与事实改进办学实践 [9]。当循证方法向教育领域渗透，研究者、教育者、受教育者、管理者得以纳入同一体系，来自研究者的最佳证据为教育者的教学实践提供经验反思，受教育者也不再是一个平面化的群体概念，他们及其相关人物的兴趣偏好、价值观念、行为习惯等都将受到关注，这为理论知识与实践行动的可持续改进提供了一个相对稳定且成熟的分析框架，由而保障了教育治理专业化、科学化、系统化。在西方国家，循证教育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乃至政府财政支持，已然成为当代教育学领域的一种重要研究思潮。但在我国，循证教育仍旧处在初探阶段，“证据”的教育研究意义亟待学界关注。
3.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定性系统评价
系统评价是高质量证据生产的循证方法之一。随着循证教育的不断发展，基于定性研究的系统评价被广泛用于指导教育实践，从不同视角定性地洞察、分析、解决问题，提供契合现实境况的可靠证据。定性系统评价(Systematic Review)即围绕某一特定研究问题，以科学的、规范的方法全面检索、严格筛选、客观分析纳入文献，对之作出风险偏倚判断，综合研究经验得到可靠结论的一种二次研究方法 [10]。定性系统评价由提出问题、确定纳入与排除标准、筛选文献、质量评价、提取资料、综合资料、结果与讨论等环节组成 [11]。本研究参照定性系统评价模型SPIDER (见表1)的证据纳入标准，对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进行深入剖析。
Table 1. Qualitative system evaluation model SPIDER
表1. 定性系统评价模型SPIDER
3.1. 提出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第七次全国民族团结进步表彰大会上的讲话谈到，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中华民族迎来历史上最好的发展时期 [12]。但处在两个一百年历史交汇点，如何顺应民族关系发展新常态，深化推进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是亟需新时代高等教育工作者回答的重要命题。面向教育科学化时代，循证方法为弥合教育理论与实践的沟壑提供了重要思路，其“渐进式”的内容分析逻辑对深入理解复杂性、特殊性研究对象及问题意义显著。本研究围绕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展开循证探讨，即哪些对策可解决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存问题、如何增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如何施策。
3.2. 确立纳入与排除标准
定性系统评价常用模型SPIDER的纳入标准：研究对象S (Sample)为高校；研究内容PI (Phenomenon of Interest)为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对策、路径、方式；研究方法D (Design)为观察、访谈、个案、实地考察等；评价内容R (Evaluation)为高校内部因素、其他外部因素(如地理、经济、文化等)；研究类型R (Research Type)为定性研究。
排除标准：第一，未涉及高校；第二，对策分析模糊；第三，研究方法不清晰；第四，非定性研究。值得关注的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属中国语境范畴，研究应秉守本土原则。同时，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在中国知网(CNKI)发文量逐年上升，尤其自2017年以来形成显性增值区，这与党的十九大工作报告谈及深化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存在直接关联。鉴于此，补充两项排除标准：外文文献、2017年以前发表的文献。
3.3. 筛选文献
参照定性系统评价常用模型SPIDER指标，在2017年1月1日至2022年1月1日时间区间，以“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大学&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院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三类关键词组合方式检索文献，其他栏目默认。自中国知网(CNKI)分别获得文献222篇、214篇、215篇，借助软件EndNote X10删减重复文献后共计206篇。
依据文献纳入与排除标准，由两位研究员背对背阅读所有原始文献的题目、摘要和全文，提取符合SPIDER模型纳入标准的研究，藉以降低纳入文献的选择性偏倚。最后，排除综述文献5篇，排除研究对象、内容、方法、类型及评价内容不符文献170篇，保留参与质量评价文献31篇。
3.4. 质量评价
使用质量评价工具CASP (Critical Appraisal Skills Program)中的定性研究清单(Qualitative Checklist)对纳入文献进行风险偏倚判断。评价内容共计10项，每项评价结果表述为“是”、“不确定”、或“否”(见表2)。
Table 2. Risk bias judgment based on quality evaluation tool CASP
表2. 基于质量评价工具CASP的风险偏倚判断
3.5. 提取资料
通过对纳入文献的题目、作者、发表时间、调研地点、研究对象、方法及结果等核心资料作出分析，结合定性系统评价所建构问题(即哪些对策可解决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存问题、如何增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如何施策等)展开合理性探讨(见图1~3)。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sites
图2. 调研地分布情况
3.6. 综合资料
综合资料作为定性系统评价的中心环节，通过对所纳入文献的整合直接决定系统评价结果 [13]。主题综合(Thematic Synthesis)是综合资料的重要方式之一，即从所纳入文献提取研究经验以形成明确观点(描述性主题)，综合相似观点后作出新解释或说明(分析性主题)的一种定性资料采集方式。本研究依据“三级诠释”分析框架，从31篇纳入文献中采集证据，共提取143个描述性主题，综合观点形成15个分析性主题，汇总归纳为3个类别。
类别一，完善顶层设计。累计6个分析性主题，具体如下：第一，构建学校、家庭、社会多方协同共育机制，通过优势互补实现教育资源整合，优化部门运作效能，完善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常态化大思政布局。第二，健全高校党委统筹引领，政宣工团齐抓共管，各院系合作参与的领导机制，增强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性。第三，把握党的政治建设制高点，实现党建与学科建设有机融合。第四，建立校党委学生工作部牵头协调，院系党委书记具体负责，学生工作队伍贯彻落实的权责分工制度，推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重心下移。第五，关注高校所属区域社会民族关系，秉持安全底线思维，弹性调整工作部署。第六，贯彻落实立德树人教育根本任务，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融入高校人才培养方案。
类别二，建构基础要素。累计5个分析性主题，具体如下：第一，构建高校学术科研体系。立足国际比较视野，结合本土社会环境，深化中华民族共同体视域下的教育基本理论研究。培养精神信仰坚定、理论水平卓越的专业化学者群。依托高校区位优势，定期开展田野工作，发掘地方社会民族团结进步传统经验，推动理论与实践深度相容。第二，优化高校学科建设体系。统筹推进“民族+”一流学科群生长，畅通多学科交流互鉴、协同研究渠道。第三，完善高校课程教材体系。遵循“四观”教育原则，打造理论联系实际、传统经验交融现代科技、时空逻辑对称的立体化课程教材。第四，健全高校教学活动体系。基于“五个认同”行动目标，开辟要素细化、系统科学、全域包容的教学时空，通过探究式教学、活动式教学、体验式教学、网络式教学共育模式，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第五，完善高校考核评估体系。建立主体责任落实清单，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纳入各单位年终绩效考核范畴。
类别三，创新活动环境。累计4个分析性主题，具体如下：第一，深化高校“课程思政”工程建设。发掘多学科课程所涉猎的思想政治教育元素，将党的理想情怀、爱国主义精神意志、法制教育底线思维贯彻课堂教学全过程。第二，培养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专业化师资力量。特邀领域专家开展涉及民族问题、理论、政策的专题座谈和培训班，通过案例引导、演说论辩、实验研讨等多样化渠道，发展教师教学思维。第三，创新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践活动。如评选表彰、文化研学、对口帮扶等。第四，搭建高校“互联网+民族团结进步”公共服务平台。联系民族理论及政策，通过品牌化高校自媒体传播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影响力。
3.7. 结果与讨论
定性系统评价结果是通过筛选文献、质量评价、提取资料、综合资料等过程性分析所得到的超越原先研究经验的新观点或概念。紧扣系统评价所建构问题，从以下几点展开讨论。
第一，筛选文献过程发现大量原始可查存在研究目的、设计或方法模糊的现象。未被纳入定性系统评价模型SPIDER的文献普遍缺乏理论基础，“证据”往往来自研究者的主观认知感受，结论解释力较弱。同时，表彰报道、模范叙事、政策公告等内容约占原始可查的1/3，量化研究稀缺、理论研究单薄、同质化研究过多等问题严重影响了成果输出转化率，因此未来研究需注重从分析对象到解决问题的实效性。面向教育科学化时代，循证方法为转变研究思维，深入教育实践，做出专业判断及知识分析创造了广阔前景，立足“证据”的教育发展研究亟待学界关注。
第二，质量评价过程中发现，部分文献在资料采集、研究者反思、伦理分析等问题上存在较高风险偏倚。具体表现为研究方法的叙述、样本数据的收集、证据资料的分析相对模糊，未检视研究者对结果的内在影响，亦没有回答实验研究是否取得被试知情意愿，这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证据”价值。同时，多学科交叉研究成果较少，政治学视野下的教育政策分析偏多，研究成果话语依附性较强。这种情况的出现可能与研究者学术背景、文献写作范式、期刊市场定位等有关。另外，鉴于部分文献仅研究某一所特定院校，属个案研究成果，“证据”的普适意义难以衡量，故将这类成果的研究价值判断为“不确定”项。
第三，提取资料过程中发现，多数成果的调研地点及对象为中西部地区的民族院校。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研究着重分析少数民族，考察国际与国内、民族地区与非民族地区、各少数民族之间如何团结进步的理论图鉴稀缺 [14]，且多数研究没有关注到高校-区域社会的文化生态关系。同时，诸如大学生籍贯、专业、性别、族别等与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相关性探析不足，以致规模化的定量系统评价无法开展。鉴于此，围绕所建构问题做出对策分析的实证研究理应作为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重点方向。
第四，综合资料过程中发现，多数研究的“证据”都覆及完善顶层设计、健全环境机制、创新符号媒介等三个方面，但在领导管理、课程设置、教学方式上略有差异。由于我国普通高等学校分属不同上级主管部门(即中央部委或各省区市政府)，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工作系统、受重视程度亦不同。譬如，民族类院校普遍设置了《民族理论与民族政策》通识课，部分中西部高校结合区域社会政治、经济、文化等因素自主编写了地方课程，而非民族类院校仅在思想政治理论课简要谈及相关内容。另外，多数成果对“互联网 + 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技术意义理解较为浅显，围绕这一取向的研究亟需深入。
4. 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深化理路
本研究围绕新时代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相关问题，即哪些对策可解决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现存问题、如何增进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实效、深化高校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应如何施策等，自2017年以来国内定性研究成果中提取了可靠证据。立足系统评价结论，结合实际研究情况，对未来工作提出以下几点建议。
4.1. 顶层设计：健全“校–院–系”党委分级领导管理制度
健全高校党委分级领导管理制度，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顺利推进的基本前提。需以校党委学生工作部(处)为民族团结进步教育的领导管理核心，将立德树人与民族团结进步相融，立足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根本方位，将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内容写入高校党建思政责任清单，制定与完善年度教学、管理、评估工作规划。在规划编制过程中，需适时与所处区域内其他高校党委领导交流互鉴，为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深化推进提供经验证据。工作落实下移至各院系，应由党委书记第一负责人统筹安排，组织专兼职辅导员、学生党员、学生干部全程参与 [15]，且结合院系专业特色和学生背景特征(如籍贯、专业、性别、族别等)，重点关注少数民族学生教育管理服务情况，兼顾对少数民族骨干学生的教育培养及使用，弹性调整具体工作部署，但需在指导思想、既定目标、关键内容上与学校层面一脉相承。
4.2. 基础要素：整合“民族+”一流学科教学研究团队
构建“民族+”一流学科教学研究团队，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顺利推进的根本依托。在大学治理视野下，学术科研、课程教学、学科建设是一个统一的有机体，整合兼具交叉性学科背景、专业性骨干师资、综合性教研素质的一流学术群，对民族团结进步教育工作的深入与落实有着重要意义。因此，各高校的民族团结进步教育亟需结合自身发展优势，明晰专业定位，稳定“民族+”一流学科生长点，组建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人类学、教育学、心理学等多学科背景交叉相容群策群力的专业化教研团队，着力“全过程”思政课建设。譬如第一课堂的教学设计，需立足既定课程体系和教材内容，由教研团队成员根据自身学术领域优势，合作编写专题式教学大纲，合理分配讲授学时，根据民族理论政策、民族历史文化、民族时事热点等分析单元特征，科学化编排教学案例，关照当今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引导学生分析与把握中国的立场、态度和方法，洞察中华民族复兴之机遇、变革和挑战。
4.3. 活动环境：创设“校–社”共治共享对话时空
开垦“校–社”共治共享对话地平，是民族团结进步教育顺利推进的重要基础。需关照高校与区域社会文化生态，最大限度地激励多方协同参与，联合发力。依托高校所处区域、地理优势，吸纳政府、事业单位、企业、乡镇等社会力量，共建民族团结进步课堂、项目、活动、网络。譬如，建立各级党校、行政学院与高校联合教育制度，及时跟进区域经济社会发展主线问题，加强基层干部培训，清扫民族团结进步创建工作盲区；通过公益帮扶、文化研学、校社联盟等组织师生调研团队，现场感知民族区域社会概貌，从而规避“过失无知”1所引起不同民族成员间的神秘情绪和心理疏离 [16]；搭建“互联网+民族团结进步”融媒体平台，通过“想象接触”2创设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虚拟时空，尝试以微电影、云旅行等多样化渠道引导大学生认知共情，消解族际刻板印象，实现民族团结进步教育成本–效益的最大化；创新“校–院–系”文化品牌，扶持学院文化、社区文化、校友文化等发展建设，以润物细无声的方式将普适应价值化入日常生活，以期增进学生对中华民族共同体的政治认同、思想认同、情感认同。
NOTES
*通讯作者。
1“过失无知”一般假设为若一个群体(或族类群体)对另一群体(或族类群体)缺乏充足信息，或在不同群体间留存错误信息，就会无意造成对一个群体的刻板印象。譬如，主观地猜测某种民族文化禁忌的缘由，主观猜测的错误说法被该民族视作无知，因这种主观猜测非故意为之，故称之为过失无知。
2“想象接触”是族际接触理论中的特定概念。顾名思义，想象接触并非直接接触，而是如何接触与交往的心理模拟过程，即个体在心理上想象与外群体交往互动的情境，这种想象的情境会激发个体对外群体的接触意愿，促进其产生对外群体的积极态度，从而改善群际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