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人类生活在自然环境中。自然环境是人类进行生产生活的基础。在人类历史产生以来，人类不断通过对自然的征服，增大对自然的索取力度，以满足自身的发展需要，但是随之而来的负面影响愈演愈烈，尤其是工业革命以后，工厂所排放的污染物、废弃物导致生态环境愈发恶劣，环境负载超过了生态系统所能承受的极限，人类本身也遭到了自然的“报复”，公共环境危害事件的频发无一不证明以科学的态度对待自然、保护生态环境的紧迫性，这已经成为全球普遍关注的问题。
改革开放以来，“以经济发展为中心”战略使我国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进步，但“高消耗、高排放、不协调”的粗放型经济积累了大量的生态环境问题，如环境污染严重、生态系统破坏等问题。以牺牲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发展方式已然不可取，国家近几年虽然在生态环境上投入了较大的力度，也取得了一定的效果，但问题依然严峻，生态退化严重、生物资源濒危等问题仍然突出，对人民群众的健康造成了非常不利的影响。改善生态环境不仅是简单的环境问题，而是关系着社会稳定和人民安全，人民群众对环境问题高度关注，如果处理不好环境问题，容易引发群体性事件。
提高全人类的环保意识，积极投身环保事业势在必行。因此采取行政的、法律的、经济的、科技的多方面措施，以“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思想科学处理人与自然之间的关系，结合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理念与马克思主义生态自然观思想，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发展，合理利用资源、保持生态平衡、保障人民生命安全、生态保护和经济发展的协调统一，对实现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
2.1. 人的能动性
人具有改造自然的能动性。这种能动性主要表现在：人在与自然界发生信息，能量和物质的交换时，加入了自己“有意识的生命活动”，在依赖自然的同时，建立了与自然的联系，人爱护自己是以善待自然为前提的，人与自然共生共荣。“动物仅仅利用外部自然界，单纯地以自己的存在来使自然界改变；而人则通过他所作出的改变来使自然界为自己的目的服务，来支配自然界。” [1]，恩格斯认为人是可以通过劳动支配自然的， 而动物则不然。马克思将实践的概念引入对自然的分析，认为真正的自然界必须与人的劳动紧密相连，确定了在实践中改变自然的过程中认识自然的基本思路。由此，我们可以得知，人可以通过了解自然的现象、自然的规律，在同自然的互动中生产、生活以及发展，由浅入深、由表及里自发的利用和改造自然，从而促进生产力的发展。
2.2. 人的受动性
“人靠自然界生活”，“人是自然界的一部分。” [2] 此观点表达了马克思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看法，他认为自然界是人存在的前提和条件。自然界对人类的影响是持久的，自然的属性约束着生产力和生产过程的界限。马克思在论述“异化劳动和私有财产”时指出：“没有自然界，没有感性的外部世界，工人什么也不能创造。” [3] 充分肯定了自然的价值。为了实现无限扩张，资本主义忽视资源的相对匮乏，导致资源供给和商品生产之间出现了矛盾，资本的利润危机是引发生态危机的根源。在马克思恩格斯的视角中“自然是人的存在的本质或依据。” [4] 即在人类社会中，任何生产力都是以一定的自然条件为前提，以自然环境为社会生产和人类生存的基础。人类要在改造世界时受制于各种因素的影响，不能无限制地从自然界索取资源。因此，人具有受动性。
2.3. 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的辩证统一关系
人类的生存和发展要受到各种客观条件的制约，但人可以主动地发挥自己的能动性，改造世界。马克思在批判资本主义的同时，深切关注着人与自然的辨证关系，提出了人与自然是在实践基础上的交换关系实现了辩证统一，即人与自然关系的和谐构建是基于实践的现实操作，在人的解放中实现自然的解放。因此，人类应该认识到，要使人与自然和谐共处，就必须用长远的眼光来看待人对自然资源的利用，克服人对自然资源的不公平占有和支配关系，必须尊重和善待自然。人对自然是主观能动的，可以通过实践活动来改造自然，二者互为因果。
3.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3.1. 工业文明发展的历史及出现的问题
人类进入工业文明时代以来，“产生了以往人类历史上任何一个时代都不能想象的工业和科学的力量。” [5] 传统工业化的快速发展，使社会生产力极大提高，产生了技术革新的发展需求，为人们提供了物质财富，增强了人们改造世界的能力，同时也忽视了自然的生态规律和人与自然之间的辩证关系。自然被看成通过科学和实践加以征服的对象，这种片面对待自然的态度和做法，在推进工业化顺利进展的同时 ，打破了生态系统的平衡。恩格斯在《自然辩证法》中指出“我们不要过分陶醉于我们对自然界的胜利。对于每一次这样的胜利，自然界都报复了我们。” [1]
20世纪中叶以后，人类开发、利用和改造自然的能力加强，科技的发展使人类“征服”自然环境的足迹遍布全球。大气污染，海洋污染等全球环境问题层出不穷，尤其是工业废水、废气、废渣的排放没有规定的标准以及严格的管理，工业的发展带来工业用地和交通用地的大量增加，而农业用地大量减少，导致生态失衡变得更加严重。1943年的洛杉矶光化学烟雾事件，1952年12月的伦敦烟雾事件，1984年的印度博帕尔农药厂事件，正是由于工厂生产的废气扩散，不当处理致使呼吸道疾病患者猛增，对我们的生态环境和公众生活造成极大影响。1997年，世界著名刊物“科学(Science)”发表了“人类主宰地球生态系统”的文章，指出环境问题从地区性发展成全球性。化石燃料的使用，温室气体的排放，逐步导致全球变暖，气候异常，全球环境问题突出，这不再是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的问题，而是全球性的问题。这些环境问题澄明了缺乏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科学认知，形成了双方不可调和的矛盾，最终造成对生态平衡关系的破坏。
牺牲环境为代价来换取经济发展，工业文明发展的同时产生的严重环境问题及其恶劣影响，在客观上要求我们必须建立人与自然的和谐关系。
3.2. 必要性：增进人民福祉
在不同历史背景下，由于各个发展阶段的社会环境、经济条件、思想观念等因素的制约，人们对美好生活的理解有所不同。如今，人们对蓝天绿地的需求越来越大，这是民心民意最真实的表达。我国在经济发展过程中积累生态环境问题使人民群众生活质量受到严重影响，威胁着生命安全，这比以往任何时候都需要清洁的空气，更干净的水，但大气污染，水污染等严重制约了这些需求，提高环境质量越来越成为广大人民群众的心声。对于人的生存来说，绿水青山不是金钱能替代的，保护生态环境也是为了民生。
对美好环境的需求和环境问题的解决尤其引起人们的关注，控制污染直接关系到人民的幸福与满足。正因为如此，生态环境问题“既是重大经济问题，也是重大社会和政治问题。” [6] 现实情况要求把生态环境保护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不断满足人民群众日益增长的生态环境需要，积极回应人民群众所想、所盼。
3.3. 迫切性：整治环境污染
环境问题与人类社会的政治经济等方面的发展密切相关。党的十八大以来明确将解决突出生态环境问题作为加快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的突破口。当前，从整体上看环境污染依然严重，我国面临的环境问题复杂多样，工业环境污染和自然生态环境破坏问题交织在一起。以城市为中心的工业环境污染仍在继续，大气污染、水污染、光污染等形势严峻，威胁着人类的身体健康。我国的环境质量仍在恶化，大气二氧化硫含量居高不下，固体废物污染大面积增加。据资料显示，全国七大水系中一半以上河段受到污染，70%以上城市的水域污染严重，城市中的大气污染主要是工业排放和汽车尾气，加重了某些疾病的发病率和死亡率。根据上述严峻形势，采取更加有力、更具针对性的措施刻不容缓。
3.4. 重要性:吸取历史教训
3.4.1. (国内)以河西走廊为例
“生态兴则文明兴，生态衰则文明衰。” [7] 生态环境是人类生存和发展的根基。我国古代一些地区有过惨痛的教训，最为典型的便是“河西走廊”地区，“河西走廊”是古代丝绸之路的必经之地，依托优渥的自然环境条件，既可农耕，也可畜牧，无论是政治、经济、还是文化都占有重要地位。但放眼现在，曾经富饶的丝绸之路黄金路段，被生态问题折磨得苦不堪言，处处可见戈壁荒漠。后期由于人类在河西走廊的过度开发，毁林开荒、乱砍滥伐，这些行为超过了其自然环境的承载力，自然系统难以自行恢复，致使生态环境遭到严重破坏。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导致了河西走廊面临严峻的生态环境问题。气温的不断升高，不仅导致祁连山雪线上升，破坏动植物的生存环境，还意味着蒸发加大，干旱化趋势加剧，进一步导致河西地区荒漠化程度加深，生态环境趋于恶化。长期以来，人们对水资源的不合理利用，造成了沙漠化扩大、植被破坏、土地盐渍化等严重影响了人类居住环境。
这些现象值得我们深思，在我们对自然表现出狂妄和疯狂掠夺时，大自然用灾难的方式给我们以警示。如果继续一意孤行，必将招致严重的后果。
3.4.2. (国际)以亚马逊热带雨林为例
亚马逊雨林是世界上最大的热带雨林，由于开发不当和保护不利，也遭到了严重的破坏，由于近年来大量的移民涌入这个地区，造成毁林造田现象十分普遍。出现了森林覆盖率大幅减小，多种生物濒临灭绝等问题。据巴西国家研究所今年公布的数据显示，2020年8月份以来，巴西境内的亚马孙雨林火灾频发。8月份亚马孙雨林共发生2万8千多起火灾，连续第三年高于历史平均水平。
由此亚马逊雨林火灾的情况可见一斑。亚马逊雨林的消失，无疑会给人类带来不可估量的负面影响，亚马逊的温度一直在上升，并且人类二氧化碳的排放量也从未减少。人类的健康越来越没有保障，就会陷入一个恶性循环。这些事实表明，在整个发展过程中，不能只讲索取不讲投入，不能只讲发展不讲保护，有意识地保护自然资源并使其得到合理的利用才能实现可持续发展，人类只有遵循自然规律才能有效防止在开发利用自然上走弯路。
4. 基于能动性与受动性相统一的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理念
“学习马克思，就要学习和实践马克思主义关于人与自然关系的思想。” [8] 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充分融合了马克思主义生态观提出的“人与自然辩证统一”等重要论述，所谓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是指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既是人类主体生存发展的客观需要，也是自然存续的客观要求。
马克思、恩格斯从存在的角度肯定了自然界的优先地位，由于“人本身是自然界的产物” [9] 决定了人与自然的关系是“部分与整体”，决定了人无论怎样宣扬自己的主体性和能动性，也改变不了自然界对人的制约性，习近平继承了这一思想，认为“人不负青山，青山定不负人。” [10] 马克思恩格斯从实践的角度认为在处理人与自然关系过程中，应该注重“改造自然、建设自然、美化自然”有机结合。习近平根据新时期生态文明建设的需要，主张树立“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理念。敬畏自然的主旨是是对自然保持着敬畏之心，尊重自然的核心是尊重自然自身的规律，顺应自然的关键是与自然和谐一致，保护自然的重心是维系自然的自我修复能力。自然的先在性和人类对自然的依赖性时刻提醒着人类在面对自然时，应当心存敬畏，尊重自然，就是与自然及周围的生命休戚与共，时刻感受自己与自然之间的和谐关系。习近平的这些理念是对对马克思恩格斯生态思想“改造自然”内涵的拓展。
4.1. 敬畏自然
在原始社会，尽管人类有一定的自觉能动性维持自己的生存和发展，但对自然的开发及其有限，不得不依赖自然界直接给予的生活资料，把自然看作一切的主宰，通过各种祭祀活动来表示对大自然的敬畏之心。即使在现代社会，人类在科技的武装之下也不能征服大自然。一场突如其来的疫情，让懂得反思的人看到了生命的脆弱。敬畏自然、敬畏生命，从来都不是一句空洞的口号。当今时代，虽然医学昌隆、科技发达，但人类在自然面前，许多未知的、未明的、未曾见识过的现象和谜团，还占据着绝大部分，等待探索和发现。人类为了生存和发展，与大自然展开了激烈的搏斗。不过无数的事实证明，自然并不是我们可以随意践踏的，自然是脆弱的。
4.2. 尊重自然
尊重自然就是遵循自然规律。人类对自然界及其规律的认识和利用是一个由少到多、由不会利用到善于利用的过程。按规律办事，自然才会向着有利于人类社会的方向发展，反之，则会受到报复。人类的发展同自然规律相一致，认识和利用自然规律，才能够有计划的使自然规律为特定的目的来服务。人们对自然的正确态度是尊重自然，与自然和谐相处。正如农夫山泉的广告语“我们不生产水，我们只是大自然的搬运工，”体现了对大自然的一种敬意。“人与自然是一个生命共同体，生态环境没有替代品，用之不觉，失之难存。” [11] 生态目标尚未恢复，但已被摧毁。大自然的力量正以它的力量警告世界上不尊重自然法则将会带来的后果。所有这一切都意味着尊重自然，也意味着尊重科学。大自然是根据科学规律运作的，人与自然是共生合作的关系，人类发展活动必须尊重自然。
4.3. 顺应自然
我们的先辈很早就关注和探讨人和自然的关系，“中华民族向来尊重自然、热爱自然，绵延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孕育着丰富的生态文化。” [11] 中华文明历来强调“天人合一”的自然观，将“天文”与“人文”紧密联系起来，如《易经》中曾这样说道：“观乎天文，以察时变；观乎人文，已化成天下。”古圣先贤，敬畏自然、敬畏天地，将“天地人和”视为人与自然高度和谐的社会大同理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我们实际上只是地球上自然和生命群体的一部分。人对自然的受动性表明，人类顺应作为无存在的自然界，在生物圈所能承受的范围内活动，并依照自然规律维持生态系统的平衡，为自然界自我修复和自我净化留出空间。
4.4. 保护自然
我们每天呼吸的空气、饮用的水，都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都是生物多样性带来的福祉。所谓保护自然，既要保护自然环境，也要保护自然资源。不仅要保护原始的自然和接近原始的自然景观，即保护构成自然的动、植物，以及需要保护的对象，保护自然是生态环境保护制度最重要的出发点。自然资源有可再生资源，也有不可再生资源，而且自然资源本身也会日趋枯竭，严重地影响人类的生存和社会的发展。根据生态系统运行的内在规律，维护好山、河、林等自然生态因素，对于提高生态系统的循环能力发挥了重要作用，因此，人类化受动性为能动性，增强自己对受动性的认识和能动性的发展，开发利用自然资源的同时，不能超出自然界的承受能力向自然索取，以管理者、协调者的角色善待自然，发挥人的自觉能动性对自然进行保护和管理，人只有善待自然、保护自然，才能在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达到真、善、美的统一。
5. 在习近平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思想指导下的实践
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着眼于满足人民日益增长的优美生态环境需要，发表了“推进绿色发展、着力解决突出环境、加大生态系统保护力度”等论述，协调能动性和受动性的关系正是处理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指导方式。“坚持绿色发展是发展观的一场深刻革命。要从转变经济发展方式、环境污染综合治理、自然生态保护修复、资源节约集约利用、完善生态文明制度体系等方面超常举措，全方位、全地域、全过程开展生态环境保护。” [12] 从理念创新与实践导向两个维度揭示了绿色发展作为生态革命的理论内核。建立在实践基础上的人自觉敬畏自然、尊重自然、顺应自然、保护自然的生态文明理念，坚持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的具体体现，使经济社会的发展在自然资源的承载力中实现可持续发展，在人与社会关系中促进经济持续健康发展，进而使人民幸福指数提高，在实践中协调推进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5.1. 倡导绿色低碳的生活方式
2016年8月24日，习近平总书记在青海省考察工作时曾深刻阐明了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和生活方式的紧迫性和可行性。“绿色生态是最大财富、最大优势、最大品牌。” [13] 绿色是生命的象征，是大自然的底色。应贯彻落实绿色低碳循环发展理念，改变传统的生活生产方式，打造低碳生活方式，强化绿色生活的观念，并加速在食品、交通等方面向绿色经济转型。我们要彻底反对各种浪费和不合理需求。通过环境保护教育提高公众环保意识，让公众参与环保、有效发挥公众的能动性，坚定环境保护的信念和决心开展创建绿色学校、绿色社区、绿色商场等行动，在绿色转型过程中增强人民幸福感。
形成绿色发展方式同每个人休戚相关，把推动形成绿色发展方式融入到生产生活方式，旨在提高普通民众生态意识和生活方式转换意识。
5.2. 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制度的实施
“只有实行最严格的制度、最严密的法治，才能为生态文明建设提供可靠保障。” [14] 我国高度重视环境保护的立法工作，1973年，制定了《关于保护和改善环境的若干规定(试行草案)》，成为新中国环境保护工作的起点，随后制定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大气污染防治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长江保护法》等一系列措施。守护好自然生态，保育好自然资源，维护好生物多样性，持续深化环境司法改革创新，积累了生态环境司法保护的有益经验。形成一整套有效防范生态环境风险的体制机制，健全监管体系，主力提升突发环境事件应急处置能力，要建立责任追究制度，制度的生命力在于执行，一旦发现需要追责的情形，必须追责到底，以法治理念、法治方式推动生态文明建设。
5.3. 解决突出环境问题
环境保护是可持续发展理念的基础，习近平认为人民群众的健康是判断生态文明建设过程中主要矛盾的重要依据。保护环境就是保护我们自己，以环境为代价的经济建设所导致的河流污染、森林资源破坏、动物栖息地减少、草原退化、大气污染等环境问题，环境的破坏将会阻碍生产力的发展、影响人的生产积极性仍直接或间接地影响着社会生产和人民生活的可持续性发展。从总体上看，环境保护仍处于补短板的关键阶段，环境质量与人民群众期待还有很大差距，空气、水、土壤污染等环境问题的存在影响着人们的生活质量。“巩固好污染防治攻坚战成果，以更高标准打好蓝天、碧水、净土保卫战，努力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美丽中国，” [15] 因此，加强大气、水、土壤污染治理，是当前解决环境问题的关键任务。
5.4. 积极参与全球环境治理
“善待地球就是善待自己”，共谋全球生态文明建设，是习近平生态文明是想的重要内容，1992年中国签署《生物多样性公约》，随后我国率先发布《中国落实2030年可持续发展议程国别方案》，实施《国家应对气候变化规划(2014-2020年)》。2015年，习近平总书记发表《携手构建合作共赢、公平合理的气候变化治理机制》，2017年，我国同国际机构发起建立“一带一路”绿色发展国际联盟，2021年提出共同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2021年10月参与《生物多样性公约》第十五次缔约方大会第一阶段，会议通过了《昆明宣言》，积极完善全球环境法律框架。2021年11月，习近平总书记在COP26(《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6次缔约方大会)就如何应对气候变化，提出坚持走生态优先、绿色低碳的发展道路。体现了中国积极主动参与全球环境治理，为人与自然和谐共生提供了明确指引，面对绿色发展全球化的潮流，中国积极置身其中，并采取切实的措施，如期实现2030年前碳达峰，2060年前碳中和是我国向世界做出的庄严承诺，以实际行动为构建人与自然生命共同体不懈努力。为实现世界的可持续发展和人的全面发展，但仅仅是一方的努力是不够的，保护生态环境、应对气候变化需要世界各国同舟共济，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应坚持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原则，共同保护不可替代的地球家园。
6. 结语
在新的时代背景下，在正确认识人的能动性和受动性辩证统一关系的基础上，坚持人与自然和谐共处的理念，是我国实现经济社会快速发展的必要条件。对于建设美丽中国，建设社会主义美好未来，促进社会和谐发展意义重大，新时代背景下中国精神和中国智慧必将引领人类迈入生态文明新时代，必将推动人与自然和谐共生发展新格局，建设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的现代化社会。
致谢
我首先要感谢我的论文指导老师，武汉科技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的李曼老师。李老师对我论文的研究方向做出了指导性的意见和建议，在论文撰写过程中以科学的工作方法给了我极大的帮助和影响，及时对我遇到的困难和疑惑给予悉心指点，提出了许多有益的改进性意见，由衷的感谢老师对我的关心和指导。此外，还要感谢朋友以及同学们在论文编写中提供的大力支持和帮助，给我带来极大的启发。最后，也要感谢参考文献中的作者们，通过他们的研究文章，使我对研究课题有了新的出发点。
基金项目
本文系湖北省高等学校马克思主义中青年理论家培育计划19ZD101，武汉科技大学思政研究专项课题项目2021SZ1的阶段性成果。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