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17年，中央文件首次强调了基层党建引领社会治理的实现路径，提出“把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巩固党的执政基础作为贯穿社会治理和基层建设的主线，以改革创新精神探索加强基层党的建设引领社会治理的路径”。党的十九届四中全会就如何促进社会治理指出：“加强和创新社会治理，完善党委领导、政府负责、社会协同、公众参与的社会治理体系。”社会治理水平和能力关乎到人民的幸福与安定。2020年末，根据全国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我国常住人口城镇化率高达63.89%，城镇人口的增多带来的是公共服务需求的多样化，基层治理机制亟需创新，基层治理水平需要进一步提高。社区是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在社区治理中，基层党组织的领导核心作用越来越得到凸显，与此同时，党建引领和社区治理间的有机融合的问题也亟需得到解决。“准确把握党的领导与社会治理的关系，是社会治理创新的前提”，这是中西方社会治理的一个关键性政治制度差异，是中国现代城市有序治理、持续更新和快速发展进程中一个无法回避的结构性命题 [1]。
扩大居民有效参与是提高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的重要途径和手段。在以往的一些社区治理案例中，部分社区居民认同感和归属感不强、社区治理过程中居民参与形式化、过场化现象普遍存在，这就说明当前居民参与意识薄弱的问题日益凸显。并且，在嵌入式党建新模式的实践和运用中，如何有效促进党建引领和社区治理间的有机融合这一问题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并由此衍生出一系列的问题：如何有效避免基层党组织与社区治理“脱嵌”？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存在怎样的影响关系？居民认同在此过程中又承担着怎样的作用？综合上述问题，笔者引入了心理学的“S刺激(stimulus)–O机体(Organism)–R反应(Response)”模型，并在对已有文献分析的基础上，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影响关系模型，开展了实证研究，运用线性回归法以探索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的影响机制。
2. 文献综述
2.1. 嵌入性理论和嵌入式党建
“嵌入性”这一概念是由Polanyi (1944)提出，他指出经济关系应当嵌入于社会关系中，强调经济与社会间的双边联系 [2]。Granovetter (1985)重新对“嵌入性”进行了建构，开始注重经济与社会多方面的多边联系，强调在过程中的人际互动，他指出：“我们研究的组织及其行为受到社会关系的制约，把它们作为独立的个体进行分析是一个严重的误解。” [3] Zukin和Dimaggio (1990)则进一步对这一概念进行了细分，概括出四种类型：1) 结构嵌入性、2) 认知嵌入性、3) 文化嵌入性、4) 政治嵌入性 [4]。接着，Barber (1995)进行了进一步分析，指出重新构建该理念将会对经济学和社会学领域相关研究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 [5]。Hagedoorn (2006)指出可以将“嵌入性”分为三种层次：环境嵌入性、组织间嵌入性、双边嵌入性，而这三者是联动地发挥作用，其关系密不可分 [6]。
兰建平、苗文斌(2009)在研究中提到，我国在“嵌入性”的基本概念和理论探索方面几乎局限于资料整合。在实践层面，由于社会的巨大变迁与执政党建设的要求，党建依据此理论在基层实践中探索出了新路径，即“嵌入式党建” [7]。程熙(2014)认为，嵌入式党建路径是利用已掌握的资源，通过某些宣传方式对社会组织施加影响力，将社会纳入有序化的政治参与过程，进而不断提高党的全方位领导力 [8]。孔卫拿(2018)通过分析发现，由于党组织和社会组织的特质差异，嵌入式党建在“引领”“自治”两个不同范畴上存在困境 [9]。除此之外，已有相关基层党建实践案例，如袁校卫(2020)提到的北京市枢纽型社会组织“3 + 1”党建模式，浙江的“1 + N”党建模式 [10]，故在已有文献研究的基础上，嵌入式党建可以从内涵和外延两方面进行研究。笔者正是从外延层面出发，研究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的影响。并根据已有文献和社区治理实际，笔者将嵌入式党建划分为三个维度：关系嵌入——筑牢社区治理的群众基础、结构嵌入——构建社区治理的支撑平台、权力嵌入——促进社区有效治理的稳定器。此外，当前研究多集中在对“嵌入式党建”这一概念的学理分析以及案例研究层面，而很少进行基层党建与其他社区行为体行为的影响机制的实证研究。本文的研究旨在弥补此方面研究的不足，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2.2. 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相关研究综述
国外学者围绕政府、市场和社会开展社区治理已经展开了大量比较成熟的理论研究和实证研究。他们强调社区治理要注重公民参与和公民精神的提升。早期就有学者指出小型社区作为经典民主的聚集地的最大特征即是它们能让每一个人都参与到公共事务的讨论中来。这是因为社区内的活动可以面对面进行，社区公民参与其中的方式极具多样化，这就能保证其看到自己参与后所取得的成效。John Clayton Thomas (2005)对社区治理中参与者的特性、参与水平、参与过程等方面进行了实地调查，得出了影响公民参与的最大因素是项目目标是否与参与者的目的相同 [11]。美国学者M. Ross (1973)认为，社区公民参与社区治理是在此过程中逐步决定自身的需求和目标，寻找自身所需的资源，并采取实践去满足这些需求或达成这些目标的过程 [12]。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在研究公民参与社区治理这一议题时通常强调满足公民参与权利这一重要前提。然而，由于地域、文化及国情等方面的差异，西方研究成果并不适用于我国国情，缺乏对中国独特语境的现实关怀，有待进一步拓展和深入。
居民作为社区治理的主体，周亚越、吴凌芳(2019)具体分析了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内在逻辑，指出居民参与社区治理欠缺的根本原因是社区公共性的缺失，而居民在公共领域的诉求得不到满足又是社区公共性缺失的根本原因 [13]。在居民参与制约因素方面，周林刚(2008)经研究得出家庭规模、政治面貌、职称结构等都是影响社区参与的重要因素 [14]。在居民参与动力方面，张雷、张平(2015)指出影响居民社区自治参与动力的最重要因素是自治实际控制感，然后依次为社区社会资本、人格倾向、自治态度、自治认知 [15]。最后，在居民参与社区治理路径探讨方面，文红星、周文兴(2015)指出有效实现居民参与社区治理应从以下四个方面入手：1) 法律法规；2) 政府职能；3) 公民意识；4) 自治组织 [16]。综上所述，国内诸多学者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制约因素、动力以及路径等多方面进行了探讨，据此，笔者将居民参与划分为两个维度：居民参与态度、居民参与效能感。在已有研究的基础上，本文将开展对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的影响的实证研究。
2.3. SOR模型及其相关应用研究综述
SOR模型全称为“刺激–机体–反应”模型，由Mehrablan和Russell提出。其中刺激(S)指的是对个体造成刺激的周围环境因素，机体(O)指的是有机个体产生的心理认知、情绪状态因素，反应(R)指的是行为主体做出的相应的反应，如趋避或认同等。近年来，国内外学者借助SOR模型进行了大量研究，多集中在环境刺激如何影响有机个体心理状态和反应的实证研究。陈明红等人(2020)借用SOR模型对影响政务微信用户持续使用行为的关键因素及作用机制进行了实证分析 [17]。相类似的，朱光婷等人(2014)通过SOR模型对大数据环境下消费行为的影响因素进行了研究 [18]。随着情报学、教育学以及社会学等领域对这一模型的进一步关注，有学者也把SOR模型翻译为“刺激–认同–反应”，其运用范围不断得到拓展。王义保等人(2020)就借助SOR模型对突发公共卫生事件公众应急行为逻辑进行了实证研究。这一模型的运用不再局限于心理学领域，逐步被拓展到社会学领域 [19]。
前述已有文献的研究为SOR模型也适用于本研究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根据SOR模型的内涵以及一一对应关系，本文将S (刺激)指代为社区嵌入式党建这一环境因素，作为一种新型模式，嵌入式党建对社区其他行为体行为及其心理状态都有相应的刺激。O (机体/认同)对应的是社区行为体居民的认同因素，即在嵌入式党建环境因素的刺激下，居民对此产生的心理认知或情绪状态。最后，R (反应)所指代的是居民参与，也就是在嵌入式党建的环境因素刺激下，经过居民认知环节最终在参与行为上的反应。由上，本文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的研究模型，以为党建引领社区治理实践过程中如何更好地扩大居民参与从而有效提升社区治理水平和能力提供新的研究视角。
3. 模型构建与研究假设
3.1. 模型构建
笔者在SOR模型的基础上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的关系研究模型，如图1所示。笔者对该模型的各变量以及变量之间的关系进行简要说明：依据本文研究问题，该模型包括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以及居民参与三个变量。嵌入式党建在综合已有文献研究以及社区治理实际的基础上划分为三个维度：关系嵌入、结构嵌入、权力嵌入。因变量是居民参与，包括居民参与态度和居民参与效能感两个维度。居民认同被划分为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两个维度，并作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行为间的中介变量。由SOR模型的对应影响关系，三个变量间的关系如下：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嵌入式党建对居民认同具有显著的影响，居民认同对居民参与有显著的影响，居民认同在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3.2.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模型构建以及对三个变量之间的影响关系的分析，可以归纳出以下6个研究假设：
· H1：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H2：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积极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H3：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消极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H4：居民积极认同对居民积极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
· H5：居民消极认同对居民消极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
· H6：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4. 实证研究
4.1. 问卷设计
基于以上研究假设，本文设计了“社区党建对居民参与影响情况调查问卷”，问卷设计分为四个部分。第一部分主要是居民个人情况，主要包括性别、年龄、政治面貌、学历、社区居住时长、职业等情况。第二部分是社区党建嵌入情况，主要包括关系嵌入、结构嵌入和权力嵌入，关系嵌入包括2个测量项目：党群关系密切程度、社区党组织渗透程度，结构嵌入包括2个测量项目：党组织政治动员能力、党组织和其他社区组织协同情况，权力嵌入分为2个测量项目：党组织权力的行使范围及限度、社区居民的监督状况。第三部分是居民认同情况，主要包括积极认同和消极认同，分为2个测量项目：居民对党建服务的满意度、居民对社区党建水平的评判。问卷第四部分是居民参与情况，主要包括居民参与态度、居民参与效能感，分为4个测量项目：居民参与党建活动自发程度、居民参与党建活动的感受、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积极性、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原因。变量都采用李克特(Likert)五分法来计量。
4.2. 调查过程与方法
本研究主要采用问卷调查法，调查对象为城市社区居民，主要分布在天津市、湖南省、山西省等城市，具有良好的代表性。此外，为了考虑到各个社区党建水平的差异，笔者对调查的各个社区部分居民进行了线上访谈，预先了解了各个社区的大致情况，最终选取了相同数量的不同城市党建水平存在差异的社区。笔者共发放并回收了340份问卷，在剔除无效问卷后，最终得到有效问卷317份，此次问卷有效回收率为93.2%。
4.3. 数据分析
本文主要采用SPSS26.0软件进行分析，根据所收集的数据对模型进行描述性分析、信度和效度分析、回归模型分析。
4.3.1. 描述性分析
本研究主要从年龄、性别、学历、政治面貌、居住状况、居住地、职业状态这几个方面对样本的概况进行统计。结果显示本次研究所采集的样本可以很好地反映城市社区居民的真实情况(见表1)。由表1可知317份有效问卷的人口学特征统计情况如下：从性别结构上看，男性占比41.6%，女性占比58.4%，男女比例较为平衡。从年龄分布来看，20岁以下占比27.4%，20至35岁占比51.1%，36到50岁占比15.5%，51岁到65岁占比5.4%，65岁以上占比0.6%，说明样本总体分布较为年轻，具备对党建等概念良好的认知和理解能力。从居住时长来看，样本社区居住时间大多集中在10年以上(27.4%)和2年以下(31.2%)，具有较好的对比性。
Table 1. Results of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community residents
表1. 社区居民人口统计特征结果
4.3.2. 信度与效度分析
信度即可靠性，是对量表的一致性和稳定性的检验。当前研究大多采用Cronbach’s α作为信度检验的方法。本文将筛选后的有效数据导入SPSS26.0软件中进行信度分析，结果如表2所示。一般认为，α值高于0.8，就表示问卷信度较高，本问卷中总量Cronbach’s α值为0.930 (>0.9)，则说明，这些变量指标的内部一致性较好，可信度较高，设计科学，予以保留。
Table 2. Reliabilit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表2. 信度检验统计结果
Table 3. Validity analysis of statistical results
表3. 效度检验统计结果
Table 4. Results of exploratory factor tests
表4. 探索性因子检验结果
提取方法：主成分分析法；旋转方法：凯撒正态化最大方差法；a旋转在3次迭代后已收敛。
在信度检验后，利用KMO和巴特利特检验进行效度验证后(见表3)，KMO值为0.911，说明数据效度较好。巴特利特球形检验对应P值为0.000 (<0.05)，说明根据检验要求，此问卷设计合理。同时，问卷中主要问题经探索性因子检验后(见表4)，所有题项都仅仅只在单个维度上的载荷高于0.5，属于有效题项，说明此问卷通过了效度检验，可用于下一步分析。
4.4. 假设检验与分析
4.4.1. 假设H1至H5的检验
笔者运用SPSS 26.0软件借助一元线性回归分析模型来检验假设H1至H5是否皆成立。如表5所示，通过一元线性回归分析，验证假设HI至H5最终都成立。
4.4.2. 假设H6的检验
笔者使用逐步回归分析的方法对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关系间中介效应进行检验(见表6)。结果显示，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回归系数值c为0.532 (t = 4.865, Sig. = 0.000)，在统计上显著。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认同回归系数值a为0.506 (t = 4.855, Sig. = 0.000)，在统计上显著。此外，当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认同共同对读者参与回归时，b值为0.175 (t = 4.268, Sig. = 0.000)，结果显示显著。综上所述，回归系数c、a和b值都显示显著，即证明居民参与的中介效应存在。最后，再检验c'值为0.705 (t = 4.891, Sig. = 0.000)，统计上也显著，即说明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之间只起部分中介效应。因此，经分析验证假设H6成立，即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与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Table 6. Results of the test for mediating effects
表6. 中介效应检验结果
4.4.3. 模型检验情况
经上述分析和验证，本文构建的“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模型影响关系得到验证，提出的6个研究假设经统计分析后也得到验证，均成立。
5. 研究结论和启示
5.1. 研究结论
本文通过文献综述、问卷调查等多种方法，根据当前社区治理的实际情况，构建了“社区嵌入式党建–居民认同–居民参与”影响关系模型，并运用线性回归的方法来验证该模型。经验证分析本研究可得出以下结论：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积极认同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消极认同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积极认同对居民积极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居民消极认同对居民消极参与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之间具有中介作用。
5.2. 研究启示
根据以上研究结论，可以对当前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实现路径得出以下几点启示：
1) 实现基层党组织“再嵌入”与有效治理的统一。笔者通过实证研究证明假设H1成立，这就证明社区嵌入式党建对居民参与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社区党组织的嵌入是影响居民参与的重要因素。首先，从社区嵌入式党建的三个层面来看，在关系嵌入层面，为了巩固党组织的执政根基以及增强社区居民的认同感、责任感与归属感，社区党组织一方面应加强自身与群众的联系，利用良好的民情关系及时化解居民间的矛盾纠纷，同时党员干部应积极上门宣传最新的方针政策，利用社会资本建立良好的干群关系。另一方面，社区党组织应开辟稳定的民意上达渠道，及时有效地听取民意，建立党组织与社区居民间双向互动机制，促进基层党建与社区自治的有效衔接。在结构嵌入层面，关键是不断推动社区治理以行政导向向协商参与共治的转变，融基层党建与公共服务于一体。同时建立与其他社会组织的协同治理机制，促进治理共识的形成，构建社区治理的支撑平台。最后，在权力嵌入层面，权力可被划分为基础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两种权力紧密联系，后者是前者的重要支撑。这就显示出平衡基础性权力和强制性权力行使的重要性，在社区治理中，基础性权力的行使与居民利益密切相关，只有促进两种权力的相互统一，建构良好的社区监督机制，反映民意，才能真正扩大居民参与，有效构建社区治理共同体。
2) 合理有效地提高基层党建水平，激发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热情。本文通过实证分析验证了假设H2和H3成立，这表明当社区党组织动员能力较强、社区权力监督平台有效运转等时，居民往往能对此表示积极认同，即呈现出配合或支持的心理认知状态，能对社区主人身份具备良好的认知。反之，则可能会使居民产生消极认同，即参与意识薄弱，参与社区治理的主动性和积极性较差。因此，社区党组织要真正做到关民生、听民意，建立良好的互动机制，并积极举办社区交流活动来拉近与群众间的关系，真正增强居民对社区治理的积极认同。同时，更重要的是党组织要在聚民意的基础上做出正确的决策，完善社区基础设施建设，并积极推动惠民政策和工程的落实和建设，致力于满足居民对美好生活的需要。
3) 积极创造条件达成居民积极的认同，提高居民参与的效能感。笔者通过实证研究得出假设H3和H4成立，这表明了居民认同对居民参与社区治理的影响显著，居民积极的认同可以有效促进居民参与，居民消极的认同则会阻碍居民的参与。此外，假设H5的成立，表明了居民认同在社区嵌入式党建和居民参与影响关系中发挥着中介作用，也就说明了关注居民认同、促进社区基层党建水平的提高是扩大居民有效参与社区治理的重要手段。在党建引领社区治理的过程中，党组织应当关注居民诉求，听取民意，合理地运用手段和条件来增强居民对社区的认同感、责任感和归属感，以此扩大居民有效参与，提升社区治理能力和水平。
基金项目
本文系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项目天津市市级项目“‘嵌入’与‘反嵌’：社区治理共同体中党建引领作用的实现路径研究——基于天津市城乡社区的比较分析”(项目编号：202110065106)的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