良好同伴关系的建立：儿童同伴接纳的影响因素分析

The Establishment of Good Peer Relationship: A Analysis of the Influencing Factors of Children’s Peer Acceptance

摘要: 同伴接纳是指个体在同伴中受欢迎的程度，通常采用同伴报告、自我报告及教师报告的方式进行测量。学者们对同伴接纳的前因变量和后果变量开展了一系列研究，运用生态系统理论、自我决定理论等对研究结果进行解释。未来的研究应对以下问题进行深入探索：采用多维度的测量方式综合评定同伴接纳水平；运用追踪研究，澄清因果关系及作用机制；从家庭和学校的角度出发对较低的同伴接纳水平进行干预。

Abstract: Peer acceptance refers to an individual’s popularity among peers, which is usually measured by peer report, self-report and teacher report. Scholars have carried out a series of studies on the antecedent and consequence variables of peer acceptance, and explained the results by using ecosystem theory and self-determination theory. Future research should explore the following issues: using multidimensional measurement method to comprehensively assess peer acceptance level; use follow-up studies to clarify causality and mechanism of action; intervention on lower levels of peer acceptance from a family and school perspective.

1. 引言

儿童同伴是指儿童与之相处的具有相同或相近社会认知能力的人(孟海英，杨德华，2008)。随着年龄的增长和社会化程度的提高，儿童对父母的依赖程度逐渐降低，同伴在儿童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日提升。同伴为儿童提供了学习他人反应的机会，是儿童的信息渠道和参照框架，更是儿童情感支持的重要来源(林崇德，2015)。在个体成长发展的过程中，同伴关系起着成人无法替代的重要作用，是不可忽视的环境因素之一。

儿童的同伴关系是指儿童在交往过程中发展起来的儿童之间特别是同龄人之间的人际关系。常见的同伴关系包括同伴接纳、同伴拒绝、同伴忽视、同伴排斥等，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是一种群体指向的单向结构，是指青少年在一个群体(通常是同学间)中受欢迎程度的相对位置(Gifford-Smith & Brownell, 2003)。同伴接纳和同伴拒绝反映的是群体成员对个体的态度——喜欢或不喜欢。同伴接纳通常与积极的社会和情感互动有关，同伴拒绝则与消极的情感和情感互动有关。本文选取同伴接纳的关系类型，深入分析其影响因素。

2. 同伴接纳测量

自我报告、同伴报告及教师报告通常被用来测量群体对某个个体的接受程度。

在运用自我报告的方式测量同伴接纳程度时，通常会邀请参与者列出他们在学校的好朋友的名字来进行评估(Lessard & Juvonen, 2018)，或者要求参与者根据所感知到的同伴接纳程度对李克特量表项目进行评分(Barzeva et al., 2019)，“许多同学喜欢和我一起做事”“如果我需要帮助，许多同学会帮助我”等。自我报告的优点在于，相比于其他人，当事人直接经历了同伴关系，对影响同伴关系的事件有强烈的情绪反应，可以保持生动、持久的记忆，因此可以报告最有效的信息(Ladd & Kochenderfer-Ladd, 2002)。有研究者认为，采用自我报告的形式进行研究时，方法的有效性会受到某些因素的影响，例如儿童可能对同伴的互动产生误解(将同伴的行为视为攻击行为)，儿童在评价同伴关系时的认知水平会受到自身对事件编码能力的影响(Ladd & Kochenderfer-Ladd, 2002)，同时儿童在报告与同伴的关系时可能会考虑到社会期望(Cornell & Brockenbrough, 2004)。

同伴报告法通常采用综合同伴提名的测量方式对接纳程度进行评定。参与者根据问题的描述提名一定数量的同学，例如“你最喜欢和班里的哪个孩子一起玩？”“在你们班上，你最喜欢和谁一起解决问题？”(Laura et al., 2018)，或邀请参与者直接提名“自己最喜欢的同学”，研究人员将根据相应规则计算每个参与者在所有问题中所获提名的百分比，同伴接纳程度的指标在0~1之间(Manring et al., 2017)。当参与者的年龄较小时，同伴提名的社会计量评定方式往往与图像相结合。研究人员会在参与者面前呈现同伴的图像，并引导参与者根据自身对同伴关系的看法进行选择，例如引导参与者将同伴的照片放进不同颜色的盒子中，盒子上不同的面部(快乐、悲伤、中性)表情代表着参与者对同伴不同的接纳程度(Asher et al., 1979)。同伴提名法结合了儿童在社会环境中多个同伴看法的总和，在一定程度上降低了社会期望和个人经验的影响，且来自同伴提名的数据非常适用于用社交网络的方式进行数据分析(Wasserman & Faust, 1994)，为同伴关系的测量提供了高度有效和可靠的评估。

教师作为同伴相处环境中的重要权威，部分研究人员通过教师提供的相关信息测评教室内个体的同伴接纳程度。研究者邀请教师对孩子的接纳程度进行判断，例如评估喜欢和接受某个孩子的同伴的比例(很少 < 25%、一些25%~49%、大约一半50%、大多数51%~75%、几乎所有 > 75%) (Mikami, Münch, & Hudec, 2017)。由于教师与学生的立场不同，对于“被同伴接纳”这一社会行为的评估也存在区别(Bianchi et al., 2021)，且与同伴相比，教师很难观察到课堂环境之外同伴之间的互动，因此教师报告的测量方式存在一定局限性(Pellegrini & Bartini, 2000)。

自我报告、同伴报告、教师报告的测评方式各有其优缺点，相比于自我报告和教师报告，同伴报告的测评方式得到了更多研究者的运用，此外，将两种及两种以上的测评方式综合运用，通过多方提供的数据进行综合评估，也成为新的方法趋势(Danneel et al., 2019)。

3. 同伴接纳影响因素的相关理论

生态系统理论认为，家庭和同伴环境是不同且相互依存的微观系统，随着时间的推移，它们会相互作用(Bronfenbrenner, 1986)。家庭对人格的形成有重要影响，个体会将在家庭中习得的应对方式应用到同伴关系中，父母的教养方式、对子女的教育参与程度等都会影响孩子的同伴接纳水平。父母对孩子提供的关心、接纳、支持，可以为孩子的同伴交往提供信心和勇气，帮助孩子建立并维持积极的同伴关系。

攻击性一般与较低的同伴接纳水平相关，但部分表现出攻击性的孩子却拥有较高的同伴接纳水平，资源控制理论可以对此提供理论解释(Clark et al., 2019)。资源控制理论认为，个体通过实施不同程度的亲社会和强制意图的策略来获取社会资源，从而获得社会优势。亲社会的资源控制策略包括一系列合作和互惠的社会互动，如帮助他人、发出邀请等；强制性的资源控制策略包括欺骗、威胁、强迫、攻击等方式来获取社会资源，攻击性不一定是一种不适应的特质，它可以通过有效利用以达到某个目的，在获取资源的同时也可以在同伴群体内保持积极的同伴关系。当某些孩子的攻击性结合良好的社交技能一起出现时，他们可能会被同伴认为是具有社会吸引力的玩伴(Roseth et al., 2007)。

自我决定理论认为人是积极的有机体，具有积极的自我整合、自我完善和不断学习的倾向，这种倾向并非自然而然发生的，需要通过外部因素的支持才能实现(刘靖东，钟伯光，姒刚彦，2013)。自我决定的理论框架认为个体具有自主性、能力感和关联感三种基本的心理需求，当基本心理需求得到满足时，个体将向积极、健康的方向发展。研究发现自主支持型的父母养育方式可以提高孩子的同伴接纳水平，原因在于自主支持型的养育模式满足了孩子的心理需求(Wuyts et al., 2018)，孩子可以将在家庭中获取的滋养投入到友谊的建立培养中，培育积极的同伴关系，提升自己的同伴接纳水平。

4. 同伴接纳的前因变量

4.1. 家庭层面

家庭教养方式。家庭教养方式是父母在抚育孩子的过程中所表现出来的相对稳定的行为方式，父母的教育观念和教养方式直接影响着父母对儿童的态度(徐慧，张建新，张梅玲，2008)。父母积极的教养方式与同伴接纳呈显著正相关，消极的教养方式与同伴接纳呈显著负相关(李佳佳，张大均，刘广增，等2018)。积极的教养方式可以提供家庭的滋养，有助于儿童形成健康的人格，帮助儿童维护良好的人际关系。采取积极教养方式的父母在与儿童的日常相处中会更加注重沟通与合作，儿童将习得这种相处模式，并运用到与同龄人的相处中，进而提升自己被同伴所接纳的水平。采用消极教养方式的父母，可能在与儿童的相处过程中倾向于采取冷漠的态度或持有较强的攻击性，甚至采用暴力方式处理家庭问题，在消极的教养方式下成长的孩子，在同龄人中的接纳程度较低，甚至会遭到同伴的拒绝和排斥(徐慧，张建新，张梅玲，2008)。

自主支持型的父母。研究表明，自主支持型的家长态度会影响孩子在校内的适应水平(Fousiani et al., 2014)，自主支持型的养育方式有助于孩子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自主支持型的父母可能通过几个潜在的概念机制提升儿童的同伴接纳程度。自主支持型的养育可以满足孩子的心理需求：自主性(可自主支配自己的行为)；能力(体验到对事情的掌控感)；以及关联性(感觉与他人产生连结)，上述心理需求的满足对追求幸福感和社会适应至关重要(Wuyts et al., 2018)。自主支持型的父母也倾向于理解并接受孩子的观点，这有利于促进孩子积极的自我评价。研究者认为，父母的支持可以通过促进儿童发展积极社会关系的能力来提升儿童的社会交往能力，并影响儿童的同伴接纳水平(Martínez-Ferrer et al., 2012)。

父母心理控制。父母心理控制是指通过羞辱、有条件认可、内疚诱导、抑制爱和灌输焦虑来“约束”孩子的养育维度。心理控制与行为控制有所不同，行为控制侧重于企图控制孩子的行为，心理控制则会干扰儿童的自我意识和情绪自主性，并对自信和能力的发展产生负面影响(Rowe et al., 2015)。父母的心理控制会干扰孩子获得人际交往技巧的能力，而这些技巧是解决同伴冲突所必须具备的。Mcclain et al. (2019)的研究结果表明，孩子可能会将父母的心理控制运用到自己的同伴关系中，已经有攻击性倾向的孩子在意识到父母的心理控制之后，会增加对同龄人的敌意和攻击性，进而影响自身的同伴关系，降低自己在同伴群体中的被接纳程度。

父母对于教育的参与程度，也对孩子的同伴关系具有一定影响，同龄人接纳程度较高的青少年的家庭，似乎更多的参与学校环境，更加注重与教师的沟通。PEI是Seginer (2006)提出的，用于描述父母在家庭和学校中对于子女教育的信念和期望以及参与程度，例如帮助孩子做家庭作业、参加教育研讨会等。PEI有助于提高学生的控制感和安全感，提升学生的学习动机和能力。经常与孩子沟通的父母，可通过PEI传达出对孩子的信任，帮助孩子提高社交技能，促进与同龄人的互动。Thanh等人的研究结果发现，PEI对小学生课堂同伴地位有显著、正面、直接的影响，这意味着父母更多的参与到孩子的教育中，可以提高孩子在课堂上的同伴地位，提高同伴接纳水平(Nguyen et al., 2020)。

4.2. 个体层面

亲社会行为。亲社会行为是指一类旨在使他人受益的行为，如帮助、分享或安慰等。许多研究结果表明，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社会能力，可以增加个体在当下或未来拥有积极发展轨迹的可能性(Junttila, 2006)。儿童的行为与同伴关系的质量密切相关，儿童是否参与亲社会互动可以预测他们建立和维持同伴关系的能力。当孩子与同伴进行合作(分享、帮助、提供情感支持)时，可以通过这些积极的互动方式营造和谐的相处氛围，使自己成为对方理想的朋友和玩伴，提升自己的同伴接纳水平(Wang et al., 2019)。

攻击行为。一些研究表明，攻击行为与同伴接纳水平之间存在负向关系(Dawes & Xie, 2017)。出于对群体同质性的强烈偏好，孩子会敏锐的察觉到同龄人的攻击倾向，他们预期好斗的同龄人会因自己的攻击性在群体内引起冲突，因此，在进行同伴选择时，他们倾向于将攻击性高的同龄人排除在外。当孩子们表现出威胁、对抗等具有攻击性的行为时，可能会在同伴之间形成一种敌对的社会氛围，这些互动方式可能会让同伴感到反感，并不愿与其玩耍互动(Ettekal & Mohammadi, 2020)。攻击性会降低个体的同伴接纳水平，对同伴关系带来负面影响，对女孩而言更是如此(Manring et al., 2017)。相比于攻击性较强的男孩，攻击性得分高的女孩得到的同伴偏好更少，并更有可能经历同伴伤害。在同龄人眼中，攻击性较强的女孩可能违反了传统的性别规范，因此会对这些女孩做出消极的同伴反应。然而，部分研究结果显示攻击行为有时也与较高的同伴接纳水平有关(Bukowski et al., 1993)。如果儿童以有计划的、工具性的方式适度使用攻击行为来提升社会地位、处理同伴关系时，他们所表现出的攻击性行为更有可能被同伴所接受(Ettekal & Ladd, 2015)。

在儿童与同伴的互动中，亲社会行为作为一种适应性的互动行为可以缓冲直接攻击对儿童同伴接纳水平的影响(Ettekal & Mohammadi, 2020)，但与低攻击性相比，表现出中度攻击性的孩子，无论是否同时表现出亲社会行为，都与较低的同伴接纳水平有关。当儿童长期表现出高水平的直接攻击时，即使他们试图参与一些亲社会行为的互动，也不会被同龄人所接受。

情绪控制能力。研究发现，负面情绪的表达与同伴接纳之间存在负相关(Fabes et al., 2012)。孩子的情绪控制能力对发展和维持同伴关系而言至关重要，更多的表达积极情绪的孩子在同伴眼中会显得亲和有趣，更受同龄人的喜欢(Gartstein, Putnam, & Rothbar, 2012)，经常表达负面情绪的孩子，不太可能参与亲社会行为，同伴接纳水平较低。情绪控制能力较好的孩子，一般会拥有良好的师生关系，以及更高的同伴接纳水平(Hernández et al., 2017)。

语言能力。核心发展理论认为，语言技能的提升对社会认知发展而言极为重要(Mikami, Münch, & Hudec, 2017)。语言能力可以提升孩子的对话技能，如使用亲和性的语言向同伴提供情感支持，在发生冲突时，理解同伴对自身需求的表达，同时恰当的表达自己的观点可能会促进冲突的解决。朋友间的冲突很难避免，冲突的成功解决可以建立起同伴间的信任和相互理解(Hartup, 1996)。语言能力是发展积极同伴关系的一个重要因素，良好的语言能力可以帮助孩子识别和阐述与同龄人的共同兴趣点，从而为对话奠定基础，语言能力较高的孩子往往拥有更高的同伴接纳水平(Laws et al., 2012)。

自闭症。自闭症是一种广泛性的神经发育障碍，其特征是社交和互动困难，以及限制性和重复性的行为、活动或兴趣模式(Do, 2011)。患有自闭症的孩子，往往会被同伴所孤立，同伴接纳水平较低。自闭症儿童在处理同伴关系时会面临多重挑战，一方面，他们认为与同伴交往是生活中“最难的部分”，不知如何接近同伴以及建立起彼此间的信任；另一方面，自闭症儿童很难理解并处理与同伴交往过程中的冲突，在群体活动时，自闭症儿童可能会感受到压力和焦虑(Cresswell, Hinch, & Cage, 2019)。由于很难理解并遵守社交规则，很难满足同龄人对于同伴的社会期望，建立和维持友谊，对自闭症儿童来说通常是一项挑战(O’Hagan & Hebron, 2018)。

4.3. 教师层面

除家庭外，学校是另一个对个体发展有着重要影响作用的微观系统，是学生社会化的重要背景。在学校内，教师是课堂气氛的主要掌控者，是学生心中社会规则和社会行为期望的重要权威。研究表明，教师可能是影响学生决定是否将同学纳入或排除在学术团体活动之外的一个重要权威(Sette, Gasser, & Grütter, 2020)，学生在通过教师的讲授获得知识的同时，也会在教师的一举一动中敏锐的捕捉到教师对某个同学的偏好信息，并以此来作为自己对于同伴接纳或拒绝的重要参考。教师可以通过强化、积极引导、改变学生的问题行为、塑造良好的师生关系、发掘不受欢迎儿童的价值等措施来提高学生对于同伴的包容性，营造积极的同伴动态氛围。“无形的手”一词，巧妙地阐释了教师在同伴关系中的作用(Farmer, Lines, & Hamm, 2011)。Mikami等人(2020)通过实施包容性课堂(MOSAIC)计划发现，教师的行为和师生关系会影响同龄人对同学价值观的看法，教师还可以通过改变孩子的问题行为、强化表现出包容行为的儿童等措施来提高同伴接纳水平。与教师之间的支持性(低冲突、高热情)关系，可以降低被同伴拒绝的风险，孩子会观察老师与同学的互动方式，如果教师的行为表明该同学有价值，他们就会受到这种信息的影响(Farmer, Lines, & Hamm, 2011)，同时教师可以通过对学生个人优势的强调，提升孩子在群体内的接纳水平(Mikami & Mercer, 2017)。

5. 同伴接纳的后果变量

5.1. 家庭层面

提升父母的支持程度。研究发现，在儿童驱动效应的影响下，孩子的同伴偏好水平可以预测日后父母自主支持程度的变化，较高的同伴接纳水平预示着父母自主支持行为的增加(Hu et al., 2021)。父母可能会认为被同龄人喜欢的孩子是适应力良好的，在同龄人领域取得的成功会鼓励父母的支持行为，鼓励父母为孩子提供更多的选择，并允许他们按照自己的意图行事。父母的支持有助于进一步保持青少年与父母间的积极关系，父母在与孩子的互动中体验到的积极情绪的反馈可能会鼓励更加支持和开放的育儿行为(Hu et al., 2021)，积极的同伴关系也有助于减少亲子间的冲突(Farley & Kim-Spoon, 2014)。

5.2. 个体层面

降低社交焦虑水平。青少年的社交焦虑与同伴关系之间存在双向联系，随着时间的推移，同伴接纳水平越高的青少年社交焦虑水平越低，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缓冲社交焦虑的发展(Chiu, Clark, & Leigh, 2020)。社会焦虑的认知模型认为，同伴关系所带来的伤害可能会告知或确认个体关于自己社会接纳程度的负面信念，从而带来社会焦虑，例如同伴接纳程度较低的孩子可能将此作为自己不受欢迎的证据。社交技能差并非导致社交恐惧的内在原因，对于社交技能较差的青少年而言，因负面的同伴关系形成的消极的自我信念，才是社交焦虑发展的核心原因(Barzeva et al., 2019)。同伴接纳与社交退缩之间存在一个反馈循环，当同伴接纳程度较高时，青少年可能会增加与同伴互动的动机，从而减少退缩行为，退缩行为的减少将有助于进一步提升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Cornell & Brockenbrough, 2004)。

改善抑郁症状。同龄人在青少年时期扮演者重要角色，不太被同龄人接受可能是一个特别强大的人际压力源，同伴接纳程度较低的青少年往往会表现出更多的抑郁症状(Wu et al., 2021)。随着年龄的增长，青少年开始花更多的时间与同伴互动，并变得更加依赖同伴的帮助。积极的同伴关系往往与青少年的自我价值感有关，高质量的友谊有助于个体形成对自我的积极评价，同伴接纳可以缓冲消极的自我认知对抑郁产生的影响，减轻青少年的抑郁症状(Tang et al., 2018)。对年幼的孩子而言也是如此，被同伴拒绝时会感到更悲伤，被同伴接纳时会感到更快乐(Morales, Vallorani, & Pérez-Edgar, 2019)。

提升学业成绩。同伴接纳对青少年的学业成绩具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Gallardo & Barrasa, 2016)，同伴接纳程度高的孩子往往会表现出色，成绩优异，可以得到老师较为积极的学术评价。积极的同伴关系可以提高孩子的学习动机，并提供相应的情感支持和资源上的帮助((Gallardo & Barrasa, 2016))。研究者认为，同伴接纳可以提升青少年的课堂参与程度，同伴会对积极投入学习的行为表示认可(Wentzel, Jablansky, & Scalise, 2020)，同伴之间可以在作业方面互相帮助，在信息方面交流共享，同伴的接纳为孩子在校内的探索提供了安全的环境基础(Meeus, Oosterwegel, & Vollebergh, 2002)，可以提升群体的归属感和凝聚力，从而激发群体成员对于课堂活动的兴趣(Wentzel & Caldwell, 1997)。

6. 研究启示

6.1. 采用多角度的测量方式

同伴接纳水平多采用同伴报告、自我报告以及教师报告的方式进行测量，与同伴报告相比，自我报告的当事人对事件有持久的记忆，可以报告部分有效信息，但同时也会受到社会期望、自身语言发展能力等因素的影响(Cornell & Brockenbrough, 2004; Ladd & Kochenderfer-Ladd, 2002)；教师作为儿童及青少年心目中的重要权威，可以为同伴接纳水平提供参考意见，由于教师与同伴的立场不同，对接纳行为的评定有些许差别，因此教师报告的方式也存在其局限性。在日后的研究中，可以结合自我报告、教师报告和同伴报告的方式，采用多信息提供者的方法收集测量数据，在个体的社交网络中综合评定其同伴接纳水平。

6.2. 追踪研究，澄清因果关系

在同伴接纳的影响因素中，语言发展水平、焦虑抑郁情绪、睡眠质量(Tu & Cai, 2020)等因素与同伴接纳之间存在相互影响的关系，但研究大多为横断面设计，无法明确因果关系的方向，在日后可以多采用追踪设计，进一步澄清因果关系。目前有关同伴接纳的研究侧重于前因变量的考察，对其后果变量的研究相对较少。较低的同伴接纳水平，无论对于儿童及青少年自身的身心健康，还是对于亲子关系，都有显著的负面影响，同伴接纳与后果变量之间的关系及作用机制可以进一步进行探索。

6.3. 提供多角度的干预方式

研究结果表明，父母、老师可以对儿童和青少年的同伴接纳水平产生重要影响，因此对于接纳水平较低的孩子，可以通过父母、教师，提供多角度的干预。父母可以在养育的过程中尽量满足孩子的基本心理需求，营造舒适、安全的家庭氛围，鼓励孩子运用积极的应对方式解决问题，及时觉察孩子的变化，与孩子一起沟通解决所遇到的问题，帮助孩子培养积极的同伴关系。儿童与同龄人相处的大部分时间都在学校内，教师及学校可以采取相应的策略改善儿童的同伴关系，教授学生社交技能，引导学生妥善处理与同伴间的冲突，同时营造友好的课堂氛围，提升学生的同伴接纳水平。

同伴环境作为与个体成长发展密切相关的微观系统，会在很多方面对个体产生影响，同伴关系本身就可以为情感、社会认知和行为发展提供关键支持(Laura et al., 2018)。家庭、个体以及教师层面的诸多因素会影响孩子在同伴间的接纳水平，对接纳程度低的孩子可以有目的的从多角度进行干预，通过规范化的干预措施帮助孩子建立积极的同伴关系。

NOTES

^*共同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