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学术界对于政府信任的研究持续进行着，许多学者都认为政府信任受到社会资本的影响。社会资本通常被定义成一种社会关系，这种关系能够为个体以及包括政府系统在内的各种社会系统之间的合作提供便利，因此社会资本有利于政府信任的形成 [1]。然而Newton有不同的看法，他认为，公民的社会参与和社会交往在政府信任中的作用并不稳定，影响政府信任的应当是政治资本，而不是社会资本，政治资本并不来源于社会资本，社会资本的下降并不一定会导致政府信任水平的减少，只有当政治资本减少时才会导致公民对政府的不信任 [2]。这两种不同的观点促成了本研究：政治资本对政府信任有何种作用？这种作用是否真的不受社会资本的影响？为了解决以上困惑，本文基于CSS2017的数据，讨论了政治资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2. 理论探讨与研究假设
(一) 社会资本与政府信任
政府信任指公民对当前政治体制、政府权威和政府行为是否符合公民期望和利益取向的一种整体性感知，以及基于这一感知所表现出对于政府当局的态度。政府信任来源于社会信任，两者都是人际信任半径的扩展，且社会资本的多少决定了社会信任水平。Putnam认为社会资本包括了网络、规范以及信任，它使参与者可以更高效地实现共同目标。他还把社会资本和民主发展联系起来，提出社会资本水平越高就越能促进政府绩效，反之当社会资本减少时，那么民主制度会面临挑战 [3]。边燕杰、丘海雄认为，社会资本是行动主体与社会的联系以及通过这种联系汲取稀缺资源的能力 [4]。李惠斌、杨雪冬等人认为，社会资本是以规范、信任和网络化为核心的从数量和质量上影响社会中相互交往的组织机构、相互关系和信念 [5]。本研究更加侧重Putnam的观点，即社会资本是基于信任关系基础上的而社会群体及成员在特定的社会规范指引下相互交往、合作形成的一种网络关系。根据Putnam的社会资本理论，公民参与和人际信任可以促进整个社会的信任水平。社群组织中成员面对面的交往不仅增进了私人信任，而且这种积极效应可以延伸至对陌生人甚至是对政府的信任之中。社会资本和社会网络、社会关系以及人际信任息息相关。公民参与是指公民在社区或国家等公共事务中的参与程度。许多公共事务都与政府密切相关，当人们更多地参与到这些活动中时，对政府行为也会产生更全面的认知，也更加相信政府。在参与这些活动的过程中，人们能够通过广泛接触以扩大自己的社会网络，从而增进人际信任。人际信任包括对熟人的特殊信任和对陌生人的普遍信任。从文化论的视角来看，人际信任能够直接影响政府信任，低水平的人际信任往往是导致社会不信任和制度不信任的元凶，因为缺乏社会交往的人容易将他们的厌世情绪延伸到对政府的态度上来。
目前有关中国政治信任的研究相对较少，因此本文将通过问卷调查的数据分析在社会资本的影响下公民政府信任的现状，以此探索提升公民政府信任的路径。因此，基于以上的理论基础提出以下三个假设：
H1：社会资本能够显著影响政府信任；
H1a：公民社交活动越强对政府越信任；
H1b：公民在社会网络中人际信任越强，对政府信任度越高。
(二) 政治资本与政府信任
政治资本是政治权利和资源的特定形式。由于研究目的不同，不同学者对政治资本的理解也不一样。李明，李慧中等学者将政治资本定义为地区可能获得的中央政府支持或庇佑的能力 [6]。师园园将政治资本定义为民营企业主身份和企业原有性质及由此构建的社会网络关系，反映出政治身份可以实际或潜在地为其拥有者带来资源 [7]。政治资本之于政府信任就像社会资本之于社会信任。政治资本可能来源于社会资本，因为组织中的成员在一定程度上会有相似的兴趣甚至是政治偏好，这种组织成员内部的社会交往在一定程度上有利于相同社会态度的形成，Newton甚至把政治资本看成是传统兄弟会概念的现代描述，因为兄弟会中的成员都有着相同的政治认同、政治兴趣和政治目标，并且能够与其他成员合作以达成共同目的 [8]。正如社会资本对于社会生活必不可少一样，政治资本对于公民的政治生活的影响也同样举足轻重，政治资本能够促进共同利益、加强政治合作、和平解决冲突 [9]。
社会信任往往是通过生活中的一手经验或者和别人的直接接触来获得，而政府信任主要建立在二手信息之上。由于公民对政府的信任不是基于单方面的认知，而是会受各种信息渠道的影响，因此政府信任的获得受除开文化的感召以外还依赖于制度的安排，毕竟不是每位公民都有直接接触政治人物的机会。所以社会信任和政府信任的来源有别，这也意味着作为影响因素的社会资本与政治资本有不同的作用效果。基于以上分析，做出以下假设：
H2：政治资本能显著影响政府信任；
H2a：政治参与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影响；
H2b：国家认同对居民的政显著的正影响；
H2c：政府权威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有显著的正影响。
3. 数据来源与测量
(一) 数据来源
本文使用中国社会科学院2017年“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7)的数据，该调查采用段复合抽样的方法，即分县/市/区、居委会/村委会、居民户、居民4个阶段抽样，每个阶段采取不同的抽样方法。最终共抽取151个县/市/区下属的604个村委会/居委会，采集的数据具有全国代表性。社会质量是 CSS2017调查问卷中的主要内容之一，重点围绕社会经济保障、社会凝聚、社会包容、社会赋权四个方面对我国当前的社会发展质量进行了调查。中国社会状况调查2017年共有10,283个样本，经过数据筛选及数据清洗，实际应用于实证分析的样本数量为6000个样本。
(二) 变量操作化
1) 被解释变量
从广义上来看，政府信任不是一个概念，而是一种社会现象，体现的是政治生活中各种信任关系的总和。而狭义上的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在和政府组织机构及其人员交往过程中所建立的一种支持、依赖与合作关系，这种交往经验既可以是直接的，也可能是通过其他媒介而获得，反映的是公民对政府行为的一种期待。本研究从心理期待和评价态度的角度出发，结合高学德和翟学伟在《政府信任的城乡比较》中对政府信任的解释，认为政府信任是指公民对政府机构、行政人员及其领导人的信任态度。
根据以上定义，结合CSS2017调查问卷第F1a题“您信任下列机构吗”，文章将政府信任具体操作化成居民对中央政府、区县政府、乡镇政府、法院、公安部门以及工青妇等群团组织6个题项的信任程度总和，回答设有6个选项，分别为“完全不信任”“不太信任”“比较信任”“非常信任”“不适用”以及“不好说”，对应分值为1分、2分、3分、4分、缺失值以及2.5分，总分越高，反映的政府信任水平也越高。因此，在stata软件中按照顺序将其编码1、2、3、4、2.5 (缺失值以及“不适用”和“不好说”选项都取平均值值2.5)。如表1所示，为了更加方便的操作，把“政府信任”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大写作为每个题目题项的名称，分别为GT1、GT2、GT3、GT4、GT5、GT6。6个题项相加取平均后得到政府信任，在软件中命名为GT。
2) 核心解释变量
a) 政治资本
本研究根据Newton的观点，将政治资本看成是民众在政治交往过程中所形成的政治关系与政治态度，结合CSS2017调查问卷，以政治参与、政府权威认同和国家认同这三个自变量来代表政治资本[10]。
本研究中的政治参与是指居民利用各种途径来表达政治需求、了解政府政策的参政议政行为。问卷中的H1a“最近2年，您是否愿意参加下列事情？”调查了居民的政治参与状况，具体包含了5个题项，比如“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参加线上/线下集体维权行动”“参加居委会/村委会选举”等，回答“愿意参加”则得分为1，回答“不愿意参加”得分为0，回答“不好说”则取中间值0.5，5个选项的累计得分即反应了居民的政治参与情况，总分越高表示政治参与程度越强。如表1所示，为了更加方便的操作，把“政治参与”的5个题项的第一个英文字母大写作为每个题目题项的名称，分别为PP1、PP2、PP3、PP4、PP5。5个题项相加取平均后得到政治参与，在软件中命名为PP。
本研究把政府权威概念化成居民对政府权威的认同，即对政府行为的无条件支持与信任。根据调查问卷H2题的5个题项可以测量出居民对政府的权威认同程度。问题是“您在多大程度上同意下列说法”，题项1为“我有能力和知识对政治进行评论”，题项2为“我的言论自由会受到政府部门的限制”，题项3为“老百姓参与政治活动没有用，对政府不能产生什么根本的影响”，题项4为“老百姓应该听从政府的，下级应该听从上级的”，题项5为“国家大事有政府来管，老百姓不必过多考虑”回答选项有5个：“很同意”“比较同意”“不大同意”“很不同意”以及“不清楚”。题项2、3、4、5为反向题，对其得分进行反向编码分别为4、3、2、1以及2.5，5项累计得分越高，则居民对政府的权威越服从。
国家认同也是一项重要的政治资本，它对于民主社会的建立与发展必不可少，国家认同可以将民众紧密联系在一起，从而促进政治联结。国家认同的内容非常广泛，包含集体和个人、国际与国内两个维度，国内学术界对它的定义也各有千秋。本研究将国家认同看成是公民建立在对国家的认同感和归属感之上的一种爱国情怀，它是政府合法性的情感保障和道德保障。问卷G1题的3个题项调查了居民的国家认同情况，该3题项描述分别是“我经常为国家取得的成就而感到自豪”“如果有下辈子，我还是愿意做中国人”“每个中国人都有同样的机会得到财富和幸福”。选取的3个题项皆为反向题，需进行反向计分，因此回答“很同意”编码为4，“比较同意”编码为3，“不太同意”编码为2，“很不同意”编码为1，“不好说”编码为2.5，累计数字越高意味着居民的国家认同感越强烈。
b) 社会资本
人际信任作为社会资本的主要构成，人际信任可以影响政府信任。本研究从特殊信任和普遍信任这两个方面来讨论人际信任之于政府信任的影响。特殊信任是指由血缘、地缘或业缘所形成的一种熟人之间的信任，普遍信任指的是人们对于陌生人的信任程度。我们依据调查问卷的F1b“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现在人与人之间的信任水平的评价”，1分表示非常不信任，10分表示非常信任来测量人际信任，得分越高表示居民人际信任水平越高。
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是社会交往，是人与人之间社会关系与社会联结的总和。因此，本文选取了问卷中的D2a-6，请用1~10分，来表达您对以下项目的满意程度，1分表示非常不满意，10分表示非常满意，其中题项为“您的社交生活”，得分越高表示居民社会交往越丰富(见表1)。
Table 1. Item naming and assignment
表1. 题项命名与赋值
3) 社会学人口统计变量
根据已有研究，性别、年龄、学历、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户口性质等人口学变量会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因此本文也选取了以上6个人口学变量。性别在统计学研究中二分类变量，所以在软件中对其编码为虚拟变量，“男”为0，“女”为1，为了方便操作在软件中命名为“gender”。由于年龄在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中为出生年份，所以对其进行转化处理，得到年龄这个变量，在本文研究中为连续变量且命名为“ningling”。学历在问卷中的原始编码与本研究存在差异，对其进行重新编码并命名为“eduacation”，“小学及以下”编码为1，“初中”编码为2，“高中/中专/职高”编码为3，“大专”编码为4，“本科/研究生”编码为5。政治面貌(politics)、户口性质(hukou)以及婚姻状况(marrige)同样为虚拟变量，其中政治面貌除了党员，其它都定义为普通群众，“普通群众”赋值为0，“党员”赋值为1；户口性质分为农村户口和非农户口，分别赋值为1和0；婚姻状况在本研究中归为已婚和未婚，未婚包含已婚又离婚的人员，将二者分别编码为1和0 (见表2)。
(三) 描述性统计
对本研究有效的6000个调查对象，从社会人口统计因素来看(见表3)，女性人数多于男性人数，男性占38.7%，女性占61.33%；从表2可以看出，调查的对象中最小年龄为20岁，最大年龄为71岁，年龄在46岁到65岁之间的人数占比较大，约为43%；从教育程度来看，小学及以下和初中学历占据的人数比较多，共占比61.5%；从城乡差异来看，城镇65.57% ，乡村占34.43%，城镇占绝大多数；党员共有412人，占比6.87%，非党员共有5588人，占比93.13%；从婚姻状况来看，已婚的人数占比较大，共有5488人，占比91.47%。
4. 实验结果与分析
我们将政府信任因子作为因变量，使用Logistic回归模型，在解释变量中逐步纳入政治资本、社会资本以及可能对政府信任产生影响的性别、年龄、教育、政治面貌、婚姻状况、户口性质等不同变量来考察不同分析模型的解释力变化(见表4)。
(一) 社会人口学变量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控制变量而言，一些变量会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影响，在本文研究中回归结果与以往文献存在稍微的差别。从表4中可以看出，无论是模型1，还是模型2、3，性别、婚姻状况以及户口性质始终不显著，表明男性与女性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不存在显著差异，未婚与已婚对政府信任的影响也不存在显著差异，农村户口与城镇户口对政府信任也无影响。
年龄这个变量在三个模型中均发生了较大的变化，在模型1中年龄在1%的置信水平下非常的显著，其p值小于0.01，表明随着年龄的增加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在不断增加，而在模型2中加入了政治资本三个变量后，显著稍微有所下降，年龄在5%的置信水平下显著，最后在模型3中加入了政治资本和社会资本变量后，年龄不显著，表明年龄受不到了两个变量的影响，但整体上来看，随着年龄的上升，居民对政府的信任产生了较大的影响。随着居民的社会阅历和见识的增长，居民对政府有会有越来越深刻的认识，因此随着年龄的增长，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不断地增加。
教育和政治面貌两个变量，在模型1、模型2和模型3中，在1%的置信水平下始终较为显著。教育和政治面貌都是个人的社会资源和政治资源，可以看成是个人的资源。随着教育程度的不断增加，居民对政府的信任度也在不断的增加，教育资源每投入1个单位，政府信任会增加0.037个单位。政治面貌在模型中为虚拟变量，设非党员身份的群体为参照组，从表4中可以看出党员相对于非党员而言，党员对政府信任更具影响，从现实的生活中也不难发现，党员群体是一个有信仰、有担当的群体。
Table 4. The influence of residents’ political capital and social capital on government trust
表4. 居民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对政府信任的影响
注：1) ***p < 0.01，**p < 0.05，*p < 0.1；2) 括号内数字为t值。
(二) 政治资本变量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较大的影响
根据表4的模型2可以看出，在控制了人口学变量后政治资本的三个变量对政府信任的作用均显著，居民的政治参与度越高、国家认同感越强、对政府权威越服从，居民的政府信任度也会越高。由此表明，政治资本变量对居民的政府信任产生了较大的正向影响。政治资本的三个变量中，政治参与的系数值为0.03，政府权威的系数值为0.042，国家认同的系数值为0.338，可以看出，在政治资本的三个变量中，国家认同对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最大。民族对国家的认同感会影响居民对政府信任的程度。政治资本的三个变量均符合前人的研究结果，H2、H2a、H2b、H2c四个假设均成立。
(三) 社会资本变量对居民的政府信任的影响
模型3在模型2和模型1的基础上增加了体现社会资本的人际信任和社会交往两个变量，两个变量对政府信任均产生了显著的正相关关系。由此可知，人际信任对与政府有较好的解释力，居民的人际信任感越强，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社会交往同样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感有较好的解释力，居民的社交满意度越高，居民对政府的信任水平越高。由此可得，社会资本对居民的政府信任水平有正相关的影响，其中人际信任每增加1个单位，对政府信任度提高0.073个单位；社会交往每增加1个单位，对政府信任度提高0.016个单位，文章中提出的H1、H1a和H1b三个假设成立，且两个变量的结果均符合前人的研究结果。
5. 研究结论
本文利用CSS(2017)的数据，从政治资本与社会资本的角度对政府信任问题展开实证研究，所预设的相关假设得到了部分实证。根据上文的研究结论，社会资本和政治资本是影响政府信任的显著因素，为了提升民众的政府信任水平，本文提出以下几个建议：首先，提升民众的受教育水平，完善民众的知识体系，促使民众形成独立的具有批判意识的思考方式。其次，政府要尽可能减少和群众之间的信息差，丰富民意反馈渠道，使得公众能够参与到公共事务中来，并对政府更加了解，同时对政府进行有效的监督。最后，政府要完善社会信用体系的法律法规，加强失信惩戒措施，促使民众从思想上不愿意失信，从而逐步营造出全社会以失信为耻的行为，从而为政府信任提升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