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主义哲学视角下的中央苏区妇女心态研究是在马克思主义理论和社会心态研究成果的基础上进行的，以我国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发展状况和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心态现象为基础的研究。该研究既具有理论价值也具有实践价值。在理论上，本文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分析社会心态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关系，进一步拓展了中央苏区妇女教育的研究视角，对于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也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在实践上，如今中国女性教育问题已经得到了很大的改进，但是还是或多或少的存在着女性在教育中受到不公平的对待，社会不公平感、幸福感不足、舆论压力等社会问题，这都是社会心态研究的现实要求。妇女教育心态的调节对于缓解当前教育问题，推进教育体制改革，营造良好教育心态环境，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哲学，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2. 马克思主义哲学与社会心态的关系
社会心态在社会历史发展过程中占据重要地位。社会心态和人们的日常生活紧密联系，又和社会的发展不可分割，同时社会心态也和马克思主义哲学存在着内在联系。社会心态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中具有特殊的地位和作用。
2.1. 社会心态揭示了唯物论、辩证法与认识论之间的内在联系
马克思主义哲学是一部完整的理论体系。马克思主义哲学的主要内容包括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马克思批判地继承黑格尔的辩证法和费尔巴哈的唯物主义，形成辩证唯物主义。辩证唯物主义克服了过去唯心主义和唯物主义的缺点。它是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有机统一，构成了辩证唯物主义、唯物辩证法和辩证唯物主义认识论的理论内容。社会心态是人们对社会现象的一种感性认识。它的形成遵循了从物质到意识的认识原则，体现了认识论与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此外，唯物辩证法认识论强调物质世界的客观现实，认为世界是可以认识的。因此，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都反映了认识过程中的客观现实，都坚持唯物主义原则。
社会心态作为一种感性认识，其形成过程也是相同的。在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活动中，社会成员反映了社会存在的心态，即社会心态。它以社会物质存在为心态基础，体现了认识过程中的唯物主义原则。同时，社会心理也会推动感性认识向理性认识的发展，这是辩证法原理在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关系中的体现。辩证法认为事物是不断运动和发展的，这构建了事物之间的有机关系。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有着根本的区别，但在实践到认识、再实践、再认识的过程中，感性认识又是辩证统一的。在形成理性认识的过程中，感性认识必须为其铺路。毛泽东在《实践论》中揭示了认识的发展过程，他认为，“感觉到了的东西，我们不能立刻理解它，只有理解了的东西才更深刻地感觉它”。 [1] 因此，感性认识在深刻理解事物本质方面起着基础性作用。社会心态既是理性认知的感性物质，又是促进认知发展的重要因素，这体现了感性认识与理性认识的辩证原则。同时，社会心态本身也是实时的、多变的。它是会随着社会的变化而不断调整的，这也体现了辩证法的运动和变化规律。因此，社会心态不仅包含了唯物主义原则中的物质第一原则，也包含了认识发展过程中的辩证规律。社会心态进一步在唯物主义、辩证法和认识论之间建立内在联系，使三者既不相同又相互联系。
2.2. 社会心态揭示了认识论和历史唯物主义的内在联系
理性因素以人们的理性思维和理性科学为主要内容，在人们的认知活动中起着导向作用。而非理性因素是指那些包含在人们认知活动和实践活动中的情感、意志、信念、潜意识等方面的意识形式。虽然理性因素在人类社会发展中可以促进人们不断改善生活环境，但如果只强调理性因素而忽视非理性因素，人的本质就会遭到破坏。所以很有必要突出非理性因素在促进社会和人类发展中的作用。社会心态是认识外部世界后反映社会存在的一种初级意识形式，是非理性的意识形式。它包括社会成员的主观经验，如情感经验、概念意识和行为动机等。社会心态是非理性因素在心态层面的集中体现，它在认识论和社会意识理论中发挥重要作用。
社会心态在认识论中起着重要的作用。因为在认识论中，不仅包含感性认识和理性认识，而且包含理性因素和非理性因素，并且它们能够影响认知过程的发展。其中，非理性因素是指在没有系统思维的状态下，在短时间内获得的一种心理形式。在认知发展过程中，非理性因素对认识主体起着调节作用。比如积极的社会心态可以激发认识主体的精神力量，促进主体认知能力的提高，反之消极的社会心态则会阻碍主体认知能力的发展。同时，非理性因素也丰富了人们的认识形式，使人们的认知更加完整。同时，社会心态也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社会意识理论是历史唯物主的重要内容。社会意识可分为低层次和高层次。在意识层面看，非理性因素是主要基于感性知识的社会意识的初级形式，而社会意识的形式是主要基于理性认识的社会意识的高级形式。社会心态包含着许多非理性因素，充分体现了社会意识的主观能动性，它是历史唯物主义的组成部分。“历史唯物主义要想重新成为一种富有生命力的普遍化的社会进化理论和达到他原来所确立的目标就必须重建。……用新的形式加以组合。” [2] 在认识论中，社会心态会对人们认识的内容和结果产生一定的影响；在历史唯物主义中，社会心态又是社会意识的组成部分。所以社会心态也进一步建构了历史唯物主义与认识论之间的内在关系。
3. 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心态的变化
唯物史观强调：“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社会意识是社会存在的反映”。社会心态作为社会意识中的一种意识形式，也是由社会存在决定的。马克思主义强调自然的优先性和客观条件的影响，同时也强调人在感性实践中的重要作用。马克思主义认为，决定分配的心理和意识不是简单的自然条件和物质条件，而是与人密切相关的感性实践。这就要求我们在考察社会心态的产生和发展的时候，应该从现实的人和他们的实际生活出发进行分析。同时，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强调不能用人的社会意识来解释社会的存在。这就要求我们从人的现实和感性需求出发，立足于现实中发生的社会实践，研究人的实际心态变化。只有这样，才能合理的阐释社会心态的生成与发展。
3.1. 受教育前的冷漠态度
中央苏区妇女的生存困境不仅是旧中国女性悲惨生活的代表，又比其他地区妇女更为艰难。因为中央苏区的妇女在封建制度下艰苦生活，她们除了要受外国资本主义的压迫和剥削外，还要受政权、族权、神权和夫权四根绳索的压迫。她们挣扎在社会的最底层，没有自由可言。同时赣南和闽西又地处偏远山区，文化教育水平落后。中央苏区的妇女由于封建的“女子无才便是德”观念和“男尊女卑”的传统，没有受教育的权利。除了少数有机会学习的富有地主家的小姐、太太外，其他女子几乎都是文盲。因为不开展妇女教育，妇女们就学不到知识，也学不到技能，她们的才能就不能得到发展。因此，中央苏区妇女长期处于无知状态。她们思想陈旧，习惯了服从，没有地方倾诉她们的苦难，也没有地方申诉她们的冤屈，不敢说话。即使她们稍有反抗，也常常会被旧社会的势力所击败。因此，她们只能认命。所以这时的中央苏区妇女保持着消极的麻木、冷漠、受压抑的状态，对于获得教育权的想法更是不抱任何希望。
3.2. 受教育中的服从态度
女子教育虽在清末的时候就已纳入学校体系，但在风气闭塞的环境中，中央苏区的妇女教育发展却十分困难。女学的兴起对中国封建文化和封建妇女教育产生了一定的冲击，但是当时这些女子学校大多是私营的，并未纳入国家教育系统，所以在资金和师资方面都没有得到应有的重视和补充，同时女子学校的建立也受到了一些封建势力的攻击，引起了一些长辈的批评。总之，由于地理环境和社会制度的限制，最开始的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发展缓慢。但是，在1927年后，因为独立武装斗争和革命根据地形势的变化，党开始意识到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巨大作用。中央苏区的妇女占总人口的一半，她们可以加入游击队，在前线搬运军需品，做草鞋慰劳红军，充分发挥妇女的主动性和积极性。尤其是革命战争日益持续扩大，男子都在前线，迫切需要妇女来维持后方的工作。但是，如果不重视妇女并不保护她们的权利，就不能吸引她们参与革命战争，这是革命的巨大损失。并且，由于教育水平低，妇女在知识、视野和能力方面无法与男子并驾齐驱。所以，只有通过教育，才能提高妇女对苏维埃政府及革命的认识和理解。于是中央政府指示必须加强妇女工作，并将妇女教育列为中央苏区的重要任务之一。认为红色政权的巩固和发展，必须依靠中央苏区的妇女教育。而中央苏区的妇女正处于被动的环境中，如果想激发她们的巨大潜力和人力资源，教育是先决条件。党和苏维埃政府在颁布教育政策和法规的同时，又在中央苏区的各个地区建立了各级教育机构，以保证中央苏区妇女教育的顺利进行。就这样，中央苏区妇女在被动状态下接受了党和政府安排的教育。但是此时的中央苏区妇女并不认为这次的教育能为自己带来什么，只是认为党中央的要求就必须服从。
3.3. 受教育后的积极态度
通过党中央制定的内容丰富、形式多样的教育培养，中央苏区妇女的文化教育状况发生了很大变化。“也许最大的障碍就是传统保守思想……由于文化和政治的落后，人们不能立即接受一些新思想。这也使农民，尤其是妇女，一开始对红军是产生怀疑，然后只是冷眼旁观，感到奇怪……大约需要六个月的时间才能将持怀疑态度的农民转变为积极负责的工作人员。” [3] 同样，在中央苏区妇女教育的初始阶段，一些女子因为受到旧道德和封建迷信的影响，就不去学校上学，在一些地方妇女学校也只有“少数妇女去读书”， [4] 但这一状况很快改变。基本上是“开始不愿意学习，后来愿意学习。开始是消极应付，后来积极主动。” [5] 通过学习，许多妇女发现学习文化改变了她们的生活，她们中识字的人多了，有专业技能的人多了，思想觉悟高的人多了，妇女干部也多了。也逐渐改变了她们的态度，于是她们积极主动要求学习，在接受教育后表现出极大的革命积极态度。受教育后的中央苏区妇女，支撑起了革命的“半边天”，在各个方面都取得了一定成绩。正如1933年，毛泽东在《长冈乡调査》中指出：“妇女在革命战争中的伟大力量，在中央苏区是明显地表现出来了。在查田运动等各种群众斗争上，在经济战线上(长冈乡是主要依靠她们)，在文化战线上(许多女子主持乡村教育)，在军事动员上(她们的扩大红军与慰劳红军运动，她们的当短夫)，在苏维埃的组织上(乡苏中女代表的作用)，都表现出了她们的英雄姿态与伟大成绩。” [6]
4. 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心态变化的原因
社会心态是综合作用的产物，其变化受主客观两方面因素的影响，基于此，本部分将从客观因素和主观因素，即从影响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心态的内在原因和外在原因两个角度，论述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心态变化的原因。
4.1. 内在原因
中央苏区女性本身的性格是内在原因。中央苏区女子勤劳俭朴、温柔顺从，她们“疼爱子女”、“敬重丈夫””、“孝顺公婆”。她们任劳任怨操持家务，照顾老人，养育小孩，把这些都当成自己的本分和义务，她们不经要饱受男尊女卑的宗法制度压迫，而且她们还要耕田种山，挑担，卖柴，靠又累收入又低的劳动来挣钱，去支持丈夫和供子女读书。当苏区中央政府指出要让她们学习各种知识和技能，提高她们的职业技术能力时，她们自然愿意积极参与其中。并且“解放”一直是中央苏区妇女的心声，她们深受君权、神权、族权、夫权的四重压迫，“无知”使她们无法脱离现实困境。因为没有知识才更没有能力，她们始终处于社会最底层，她们没有地位，更没有权利，但是各种教育的创办让她们看到了希望，她们想通过提升自己，来实现自己的价值。
4.2. 外在原因
政府与党的高度重视和正确领导是外在原因。中央苏维埃政权建立以来，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中国共产党意识到想要革命胜利，就要调动妇女群众的革命积极性。因为当时的妇女是重要的革命资源，必须挖掘并利用好这一资源。要想中央苏区的妇女们树立起革命思想，首要解决的就是帮助妇女摆脱生存困境。于是苏维埃政府展开了措施。首先，1931年，中央苏维埃政府颁布了第一部婚姻法《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婚姻条例》，废除了买卖婚姻和包办婚姻，禁止虐待童养媳，从婚姻上解放妇女。妇女们在婚姻上得到了自由。其次，苏维埃政府对于土地的分配也实行了男女平等分配。此外，因为毛泽东在《寻乌调查》中指出“男子虽已脱离了农奴地位，女子却依然是男子的农奴，她们没有政治地位，没有人身自由，她们的痛苦比一切人大。” [7] 于是苏维埃政府在《宁都县苏维埃工作章程》中规定“十四岁以上之青年妇女有参加政权的权利”， [8] 给予了妇女们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让妇女们与男子同等享有政治权利。这些政策让妇女们如同“重获新生”，妇女从婚姻、经济和政治中解放出来后，她们想要更多的自由和平等。而革命才是实现更多解放的途径。如何让妇女们意识到现在身处的动荡局势和革命的紧迫性是非常重要的，唯有教育才是启发民智的重要手段。于是苏维埃政府就开展了中央苏区妇女教育建设，通过开办夜校、日校、半日学校和各种训练班，希望能够提高中央苏区妇女的认知水平，以达担负社会之责。一旦有文化教育作为革命的先导，妇女的学习热情就会得到积极的响应。并且为了支持妇女学习和干革命，苏维埃政府还组织了托儿所，帮助妇女在劳动或学习之余照看孩子，解决后顾之优。在给予妇女以平等的权力后，便开展妇女教育工作。加强对妇女的政治宣传，提高妇女的革命政治思想，让她们为自己的自由和家园的和平而奋斗，积极引进妇女同志参加政机关工作。中央苏区妇女在党和政府的引导带领下，从开始追求自我解放到积极要求加入革命的思想演变中，完成了一场心态蜕变。
5. 对培育新时期妇女教育心态的启发
社会历史是人类实践活动创造出来的，而人们是有意识地、有目的地、有计划地、能动地进行活动的。人们的心态必然会影响其行为和生活，心态的引导对社会成员有着直接的影响力。作为人们日常生活的指导意识，社会心态起着重要的作用。积极的心态会促进自身的发展，相反消极的心态则会阻碍发展。因此，我们必须高度重视妇女的教育心态问题，让妇女们形成积极健康的教育心态。
首先，结合中国妇女的实际情况。从妇女自身出发，帮助妇女。让妇女了解自己，实现妇女在社会和生活中的价值和地位。妇女首先是自己，其次是妻子、女儿和母亲等各种社会角色。在任何时候，妇女都应该学会爱自己，追求理想，追求梦想，逐梦事业。在家庭中绽放的温柔之美，在职场中展示出的飒爽之姿，无论何种美丽，都源于实现自我价值的底气与风采。帮助妇女认识到她们自身已有的优势，自信地发挥她们的优势。我国目前还存在一些教育不公平的现象和问题，导致了妇女群众消极心态的增长，这其实和制度有一定的关系，比如制度建立的不科学，制度实施的不规范，制度执行的不落实。因此，必须加强相关制度的建设，提升制度建设的科学性和规范性，在制度制定中能最大程度地展现教育的公平性，让妇女能够感受到国家和政府对妇女教育建设的重视，构建积极向上的妇女教育心态。
其次，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作用。随着新时代信息媒体技术的发展，以新闻媒体为主的大众传媒已经完全覆盖家家户户，成为人们获取和传播信息的重要渠道，影响力不断扩大。尤其是新闻媒体的舆论对女性的观念和意识有着深刻的影响。江泽民同志指出“舆论导向正确，是党和人民之福，舆论导向错误，是党和人民之祸。” [9] 因此，必须坚持正确的舆论导向，充分利用各种媒体方式进行有关教育公平的宣传教育，让全社会能消除封建观念，支持并提倡教育公平。同时媒体相关单位也可以将这一宣传渗透到广播、电影、电视、图书、报纸、广告等领域。
此外，积极开展妇女心理咨询服务。大部分女性都需要心理咨询或心理援助，因为女性群体天生就是心思敏感的。每位女性在教育过程中都可能经历心理波动或心理危机，在教育过程中，她们往往会为了生存和发展去强迫自己立刻适应教育中的变化，这就可能导致妇女产生适应性或应激性的病态心态或心态障碍。尤其是在快节奏的当代社会，技术性帮助往往能够帮助妇女形成比较宽阔的视野，增强她们的应变性和适应性，让妇女们形成正确的认知系统、情绪自控、心理承受能力，让妇女们可以在正确自我认识、健康和谐心态的基础上得到进一步发展。
最后，加快构建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心态理论。习近平在哲学社会科学工作座谈会上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随着时代、实践、科学发展而不断发展的开放的理论体系，它并没有结束真理，而是开辟了通向真理的道路。” [10] 晚年，恩格斯还进一步探索了“中间环节”和“合力历史理论”，揭示了深化社会意识理论研究的必要性。同时在十九大报告中，习近平总书记还明确提出了培育社会心态以及将社会心态纳入国家治理和现代化体系建设的发展要求。解决和研究社会心态问题，迫切需要运用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因此，有必要从马克思主义哲学的角度对妇女教育心态进行有针对性的深入分析研究，避免心态研究只停留在现象本身的缺点，在马克思主义哲学下构建符合我国国情和特色的妇女教育心态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