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世纪以来，电影逐渐成为一种主流的大众艺术形式和传播媒介，是文化传播的重要途径。在全球化影响下，许多优秀的外国电影被引入国内，并受到国民的喜爱；国产电影也蓬勃发展，跃居全球第一大市场。然而，国产电影的海外传播缺乏国际认可。我们必须承认这样一个事实——中国的经济与文化在世界格局中存在着严重的“不相称性”，在世界范围内没有形成自己独有的影响力(李倩，于苗，刘晓婷，2020：137) [1]。字幕翻译是电影海外传播的重要组成部分，从字幕翻译角度探究国产电影如何更好地走出去已成为现阶段学者研究的一个重要课题。
电影作为一种动态的多模态文本，语言、画面、声音等多种符号相互依存，字幕便是其中一种语言符号。对字幕翻译来说，不仅要聚焦于语言符号，还要关注非语言符号与语言符号之间的互动，从翻译符号学视角讨论其翻译便应运而生。国内学者以符号学理论为方法论，将翻译过程看作一种符号学行为，探究一种符号系统到另一种符号系统建立的过程。
电影《长津湖》讲述了抗美援朝期间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九兵团奋勇抗敌的故事，它成功在海外投放，一定程度上弥补了中方视角的缺失，有助于让世界更全面地了解抗美援朝，是一次成功的红色电影海外传播。笔者注意到，影片中出现大量人名与地名介绍、文化负载词、口语化表达以及展现人物情感的画面，它们的成功外译对电影的海外传播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因此，本文从翻译符号学视角对《长津湖》的字幕进行分析，探究字幕翻译人员对以上四方面的翻译处理。
2. 翻译符号学与字幕翻译
2.1. 翻译符号学
美国符号学家皮尔士(Charles Sanders Peirce, 1839-1914)是现代符号学的奠基人之一，他以三大范畴为基础，提出了包含“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要素的三元符号观。雅可布森(Roman Jakobson)受皮尔士三元符号观影响，在20世纪50年代将翻译划分为语内翻译、语际翻译和符际翻译。格雷(Gorlée, 1994: 61)从皮尔士符号观出发，指出“翻译是一个符号过程，为了给符号常新的生命，符号过程是而且必须是永无止境的、目标确定的持续过程” [2]。接着，在1990年，格雷在“意大利安达卢西亚符号学会国际研讨会”上提交“翻译即叛逆：论翻译符号学”(Traduttore Traditore: Semiotica de la Traducción)一文，提出“翻译符号学”术语，后改称“符号翻译学”(贾洪伟，2016：95) [3]。至此，“翻译符号学”开始走进学界。
“翻译符号学”于2014年被引入国内，贾洪伟(2016)在2014年“第十一届全国语言与符号学研讨会”的宣读论文“建立翻译符号学的可能性”，该文2016年发表于《山东外语教学》 [4]。贾洪伟(2016)厘定翻译符号学的概念，并具体从符号学、翻译、符号与翻译三方面具体阐述三者的相关性，进而提出“翻译符号学”的理论框架，并提出要建立国内自己的翻译符号学，并非以文化符号学为出发点，也不专以皮尔士符号三元观为唯一依据，而是以符号学一元、二元、和三元观为理论基础，考察有形与无形符号之间的相互转换现象，建立符号学的分支学科 [4]。
翻译符号学将翻译现象纳入符号学的视野，在描写翻译发生过程中符号转换行为的基础上，侧重采用解释性方法，阐释翻译过程中符号意指的微观过程，解释翻译符指过程中译者的逻辑思维活动(潘琳琳，2017：126) [5]。正如在皮尔士的“符号–对象–解释项”三元观中，对象创生于符号使用中，由符号呈现和指称。对象划分为直接对象与动态对象，前者指在特定符号使用中直接再现的对象，即符号的表面意义；后者指非直接呈现的对象，即符号的象征意义。解释项划分为直接解释项、动态解释项和最终解释项(丁达·格雷，2019：66-68) [6]。因此，在翻译符号学中，同样涉及符号、对象和解释项的三元关系，即一个符号有两个对象和三个解释项。翻译符号学中的翻译过程指符指过程，以符号学一元、二元、三元观为基础，探讨翻译中的符号转换过程。在构建新符号的过程中，译者对原符号进行解码，从对文本的最初印象和感知阶段(直接对象)到通过经验或活动表现与现实的对应整合阶段(动态对象)，经历三重解释项，最终创生出全新的符号文本。
2.2. 翻译符号学视阈下电影字幕翻译的符号三要素
从翻译符号学视域下看字幕翻译，是原文本符号变成目的语文本符号的符指过程，同样涉及符号-对象-解释项三要素。符号指电影中所使用的语言，如中英字幕、旁白、歌曲。对象指电影中语言的使用者，即人物、旁白和歌曲所反映的影片中的人、物、事。其中，直接对象是影片的画面意义，动态对象是影片所反映的主题意义。解释项指译者对符号的解释，即对中文字幕英译的符指过程。其中，直接解释项是译者对字幕翻译的瞬时性解读，带有不确定性；动态解释项是译者带着不确定性对直接解释项不断进行的一种检验和修正；最终解释项是译者在充分理解人物对话意义和电影主题意义之后得到的最终解读。
在符指过程中，译者根据影片中的人物对白(直接对象)和电影主旨(动态对象)对中文字幕(符号)进行翻译，在具体解读时，从直接解释项(无形符号)的考虑到对反复修正的动态解释项(无形符号)，再到确定翻译的最终解释项(有形符号)，译者经历了从无形符号到有形符号的解读过程。
3. 译例分析
3.1. 人名与地名的翻译
从《长津湖》中选取部分人名与地名进行分析，具体见表1、表2、表3。
Table 1. The translation of Mao Zedong’s introduction
表1. 关于“毛泽东”介绍的翻译
表1为毛泽东身份信息的中英介绍。我们将中文字幕视为符号1，所展示的画面及声音视为对象，英文字幕视为符号2。译者在翻译符号1中的“毛泽东”时，将其译为“Mao Zedong”，可以看出其采用的是汉语拼音，这是遵循了我国《中国人名汉语拼音字母拼写法》的规定，将以前的威妥玛拼音名称“Mao Tsetung”改成汉语拼音。这一规定充分体现了姓名翻译中的“名从主人”原则，即人名地名应该按照该人所属的国家(民族)的读法来译(陈捷，2010) [7]。
在翻译符号1中“中国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中央人民政府主席、中共中央主席”时，译者可能形成的瞬时性翻译是直译，与原文本形成语义对等。但译者在脑中进行翻译修正，考虑到中西方政治制度的差异，要思考如何向国外观众清晰地传达原文，在进行这一系列的动态解释项后，译者的最终解释项为“Chairman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of China”，形成符号2，观影者一看到“Chairman”就明白这是国家最高领导人，具有最高决策权。加之画面中采用平视近景镜头，向观影者展示了中国领导人平易近人但又不失威严的形象。
Table 2. The translation of Douglas MacArthur’s introduction
表2. 关于“麦克阿瑟”介绍的翻译
表2为麦克阿瑟身份信息的中文介绍。与表1一样，将翻译视为“符号1–对象–符号2”的过程。由于麦克阿瑟是美国人，所以这是一次英译汉的翻译过程。英文姓名按照原名展示，中文姓名采取音译，并以“姓 + 名”的汉语姓名格式呈现。在汉译“General of the army”时，译者可以直译为“陆军上将”，但译者的最终解释项为“五星上将”。美国军官军衔分尉、校、将三等，并分准将、少将、中将、上将、五星上将五个等级，主要识别标志是肩章上分别镶有一、二、三、四、五颗星徽。在我国，1955年人民军队实行军衔制，后在1965年取消，最终于1988年恢复。新军衔制规定，军官军衔分尉、校、将三等，官分少将、中将、上将、一级上将四级，肩章各自佩戴一、二、三、四颗星徽(张箭，李兵，1997) [8]。可以看出，中美的军衔制是相似的，因此，“五星少将”既遵循了美国的军衔制度，又与国内军衔制相呼应，使原文本与目的语文本达到意指对等。接着，画面采取近景仰视镜头，以人物视角看，展现出高高在上、掌控一切的神气状态；以观影者视角看，传达出一种压迫感。最终，向观众展现出西方领导人傲慢自负的胜利者姿态。
Table 3. The translation of place names
表3. 地名的翻译
译者在翻译“安东(中国边境)”时形成的直接解释项可能为“Dandong Chinese Border”，因为安东是辽宁省辖地级市丹东的旧称，这样翻译无误。但在反复斟酌后，译者考虑当时还不叫“丹东”，要与历史时代背景相一致，最终翻译为“Antung Chinese Border”，采用早期地名邮政式拼音法，具有浓厚的历史气息。正如连真然(2012)说道，中国地名的罗马字母拼写过去比较混乱，以威妥玛式拼法和邮电式拼法较为通用 [9]。笔者认为，如能再补充“今辽宁丹东”就更为完善，不会让观众产生歧义，误以为现在还称之为“安东”。
译者在翻译“中南海”时，译为“Zhongnanhai”，这是因为中国地名有规范的汉英翻译原则，其中之一便是“名从主人”原则，即汉语地名按普通话读音用汉语拼音字母拼写，少数民族语地名按少数民族语地名汉语拼音字母音译转写法拼写(连真然，2012) [9]。“中南海”是国家政务办公处以及最高行政权力的象征和代名词，译者的正确处理有利于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形象，也有助于传播中国元素、展示文化自信。
3.2. 文化负载词的翻译
从《长津湖》中选取部分文化负载词进行分析，具体见表4、表5、表6。
美陆战一师师长史密斯少将和士兵在调侃麦克阿瑟此次竞选成功几率时，回答道：“nota chance”，译者将其处理为“白日做梦”。“白日做梦”在《现代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大白天做梦，比喻幻想根本不能实现”。在字幕翻译中，直接对象指译者对画面和台词的直接理解，动态对象指译者对影片主题的深层理解。此处的“白日做梦”表达了麦克阿瑟的狂妄与自负，既表明了麦克阿瑟此次竞选必败的结果，也暗示了美军想顺利在圣诞节之前占领朝鲜同样是一场白日梦，可谓是一语双关。
美军北极熊团团长麦克里安在向士兵谈到此次登陆朝鲜胜率如何时，说道“This is a cakewalk”，“cakewalk”的英文解释为“an easy accomplishment”，这时，译者形成的瞬时性直接解释项可能为“十分容易”，但只是在脑中形成无形符号，接着考虑能否有更恰当的词汇既传达原意，又与原文相呼应，深思熟虑后形成了最终解释项“小菜一碟”。“小菜一碟”形容轻而易举地可以应付一件小事，它的英译为“a piece of cake”，与原文中的“cakewalk”相呼应。可见，译者的处理不仅达到内容的对等，也实现了意指对等。它既展示了原文本符号的意义潜势，又符合字幕的时空限制，同时还使观影者在脑中快速形成解释项，理解符号意义。
“唇亡齿寒”出自《左传·僖公五年》：“谚所谓辅车相依；唇亡齿寒者；共虞、虢之谓也。”，比喻厉害密切相关。译者经三重翻译项思考后，没有选择保留原文化负载词特色的翻译形式，而是根据人物对话内容建立意指对等。镜头中毛泽东就援朝问题与党内领导人进行讨论，情况紧急，是出兵还是不出。译者最终选择与原文本相似的表达作出意译，将中朝看作在一条船上共生的命运关系，处理为“We are in the same boat”。形式从成语转化为句子，但是清晰明了地表达出中朝命运与共的关系。
Table 5. The translation of elegant names about living room and study room
表5. 关于居室和书房雅称的翻译
“颐养”在《汉语词典》中的解释为“保护调养身体”，译者在翻译“颐养堂”时，从英语中找与汉译意思相近的词汇，“Health”和“Longevity”分别指“健康”和“长寿”，与“颐养”所表达的“保养身体，延年益寿”含义一致，可见，译者以英语国家观影者对“颐年”的认知为前提，将汉语词汇负载在英语中，进而与原文本达到意指对等。在翻译“菊香书屋”时，译者对其进行字对字的直译，同样选择找到与之对应的英语词汇，进而保留原文本文化负载词的特色。
影片中，毛泽东主席最后决定抗美援朝，向大家说到“打得一拳开，免得百拳来”。毛主席想表达妥协是换不来尊重与和平的。译者考虑到这一点，在不断的动态考虑后，形成最终解释项。“punch”与“punches”对应“朝鲜战争”与“未来的战争”，直译表达出这一仗非打不可的必要性。“now”与“in the future”形成时态上的对照，表达现在的战争是为了避免未来更多战争的发生。
3.3. 口语化表达的翻译
例1：
中：我回头让你爹收拾你。
英：I’ll tell your Dad to kick your ass！
伍万里首次出场，船上的老伯因万里将水花溅到船上，扬言要向万里的父亲告状。“收拾”在口语中有整理、惩罚之意，此处表示惩罚。译者在翻译时会直接联想英文中表达“惩罚、责骂”的词汇，比如“punish”、“scold”、“kick”等词汇。形成瞬时解释项后，译者会根据语境反复斟酌。在当前语境中，老伯所表达的“收拾”含让父亲教训儿子之意，译者最后选择“kickyourass”这一表达，形象地翻译出父亲教训儿子的行为，与现实生活相呼应。从“收拾”这样的模糊性表达译为“kickyourass”这样的具体行为，使译文与原文达到形式和意义的对等。
例2：
中：余从戎跟人杠上了。
英：Yu Congrong is brawling with some people.
“杠”在口语中被用作动词一般指“抬杠”，即“爱争吵、惹麻烦”的意思，此处“杠”突出了争吵的喋喋不休之意，译者在处理时，需要将这种喋喋不休的争吵程度翻译出来，而“brawling”指持续激烈的争吵、斗殴，刚好将“杠”的含义很好地表达，符码的转换过程是译者一次次的解释项修正过程，译者正是经历了对争吵的英语表达反复的筛选才形成了最终解释项。
例3：
中：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敌人很快就出现在我们的鼻子底下。
英：If this carries on, the enemies will soon be right at our doorstep.
影片中美军执意要跨过三八线占领朝鲜，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一副司令员邓华向司令员彭德怀报告这一情报时，说到：“如果这样下去的话，敌人很快会出现在我们的鼻子底下”。译者在翻译时，要先了解此处“鼻子”的含义，当时，邓华表达的是一种美军持续挑衅中方底线的愤怒与担忧之情，可见，此处的“鼻子”并非表面之意，而是采用了夸张的说法来突出战况的严峻性。译者意识到这一点，最终处理为“at our doorstep”。人的面部五官中，离眼睛最近的是鼻子，原文本中用“鼻子”表达战火的逼近，而“doorstep”意思是“门阶”，意为美军都要攻打到家门口了，传达了战火迫在眉睫的含义。
例4：
中：我们刚刚取得了全国的胜利，
屁股下面的板凳还没有捂热，
(他妈的)美帝国主义就在我们的北边朝鲜发动了战争。
英：We just triumphed over the entire nation.
Before we even had time to rest,
the imperialist U.S. started a war with Korea at our northern border.
例4是志愿军第九兵团司令员宋时轮在北上援朝的动员大会上说的一段话，宋时轮的这段话旨在鼓舞士气，为志愿军北上加油。在谈到美军的可耻行为时更是用了“他妈的”这样的语气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无畏的战斗精神和炽热的爱国精神增添了更强烈的情感。译者在处理这句话时，考虑到“他妈的”并不具有实际意义，只是作为情感助力的语气词而存在，故在此处侧重表达人物的话语意义，省略了对语气词的翻译。
3.4. 情感表达的翻译
例5：
中：我疼。
疼死我了。
英：It hurts.
It so hurts.
志愿军在战胜北极熊团后，突然受到美军增援部队的突击，老班长雷公为了将美军的标识弹移开，甘愿做诱饵，开车驶向远方，最终壮烈牺牲。雷公死时，没有喊着报仇，而是低喃伤口痛。译者在处理此处时，将感受到疼痛的“我”弱化，突出疼痛的来源，即“伤口”，用“it”做主语强调了是标识弹对雷公造成的伤害，传达出雷公所表达的“标识弹烧伤了我，我好疼”，进而使观影者与人物产生共情，敬畏生命。在以往战争影片中人物牺牲时，往往会说报仇之类的遗言，相反，在影片《长津湖》中，雷公牺牲时，脑海里只是想着伤口的疼痛。这一反差侧面表现出影片所传达的和平主题，没有好战的士兵，只有殷切盼望和平而归家的士兵。那些奋力抗战的士兵在牺牲时，也会感到疼痛，也会想家。无论是志愿军还是美军，平安归家都是他们心底共同的愿望，因此，向观影者传达出“敬畏生命，呼吁和平”的情感。
例6：
中：面对有如此决心的敌人，
我们永远无法战胜他们。
英：Fighting against men with such strong will like this,
we were not ordained to win.
美军陆战一师在向兴南港撤退的途中，察觉到有中国士兵正要伏击时，走近发现是已被冻成“冰雕”的中国志愿军，但还仍保持着作战的姿势，美军司令史密斯肃然起敬，并脱帽敬礼，同时发出感叹(辛红娟，孟佳蓉，2021：50) [10]。译者在翻译前，要对史密斯说的话进行反复的推敲，史密斯在此处表达了对中国志愿军视死如归的敬佩，所以才会发出“永远无法战胜”的感叹。“ordain”在表示“注定”时，含有神和命运注定之意。西方人十分相信上帝和命运，译者在此处使用“ordain”，更传达出美军注定失败的含义以及史密斯对中国人民志愿军深深的敬畏之情。
例7：
中：有些枪可以开，
有些枪可以不开。
英：Some shots must be fired.
Some shots can be saved.
志愿军七连在长津湖新兴里向美陆军步兵第七师北极熊团进攻，伍千里与伍万里冲入美军指挥部，看到倒在地上的指挥官奄奄一息，就在伍万里为完成“打死20个敌人就是英雄”的目标而开枪时，伍千里制止了他，并说道：“有些枪可以开，有些枪可以不开”(辛红娟，孟佳蓉，2021：50) [10]。译者在翻译这句话时，需要充分理解伍千里所说的两个“可以”所表达的真正含义，第一个“可以”表达“为了捍卫国家领土安全，我们必须要开枪”，第二个“可以”表达“为了对生命的尊重，对于失去战斗力、奄奄一息的人无需开枪”。译者在经历一系列考量后形成的最终解释项中，选用了“must”和“can”这两个情态动词。“must”表达“主观上的必须”，含有义务与责任之意，抗美援朝是出于保家卫国的目的而不得以出兵的一场战争，因此志愿军此次打仗是被逼的，不得不打。“can”表达“可以、可能”，主观上含有其他选择，对应影片中人物做出的第二选择，志愿军并不是一个单纯的战争武器，所以在面对即将死去的美军时，志愿军并没有进行补枪，而是让其自然死去。他们也是有血有肉、有感情的人，他们参战是为了早日达到和平、顺利归家。译者在翻译时将影片人物当时的心理活动进行了巧妙的刻画，不仅传达了人物的爱国主义精神，还展现了人物对生命的尊重，进而将影片“反对战争，追求和平”的理念传达给观影者。
4. 结语
以翻译符号学理论为支撑，本文解释了影片《长津湖》字幕翻译中符号转换的微观过程和行为、各解释项的阐释可能性以及译者对符指意义的构建。可以发现，译者在进行翻译的符指过程中，从直接解释项到最终解释项经过了反复的斟酌，译者不仅需要忠实于原文本的含义，也要考虑中西方的文化差异，还要照顾到人物对话场景的呈现。
《长津湖》的海外传播是一次中国红色电影的走出去，向世界传达了中国热爱和平、反对战争的主张和立场。然而，当前部分西方国家对中国红色文化还是存在刻板、排斥的态度，究其原因，文化认同和价值观是主要的因素。影片《长津湖》从“个体–群体–国家”三个维度建立了悲剧叙事的主题，从中西方不同的文化认同和价值观中进行“求同”，即全人类都渴望和平与发展以及对生命的敬重，进而产生共情，促进西方观影者对影片的理解(辛红娟，孟佳蓉，2021：50) [10]。因此，中国影业公司在制作出代表中国立场、发出中国声音的好电影的同时，也要“求同”——寻求中西方情感认同的共通之处。字幕翻译工作人员要将翻译更好的体现电影的情感文化和中国的价值观，进而打破中国红色电影及红色文化对外传播的壁垒，真正推动中国红色文化走出国门、走向世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