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不同国家和地区对于“中等入收入群体”有着不同的定义标准，我国依据世界银行制定的相关标准，将“中等收入群体”定义为个人年收入处于2.5万至25万元这一区间范围内，生活较为宽裕，拥有相对稳定的职业、一定数量的储蓄以及良好的居住条件的人员。近年来，随着经济社会的不断发展进步，我国中等收入群体所占比重正在逐年提高，已经成为现阶段推动我国经济、文化以及政治等领域发展的一股重要力量。虽然我国拥有规模最大、最具发展活力的中等收入群体，约占我国人口总量的30%，但距离发达国家的中产阶级占比的50%还有相当大的差距，因此党的十九大提出了“要进一步扩大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目标，以此实现经济由快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的转型以及家国社会的长治久安。
中等收入群体队伍的规模日趋扩大，既表明新时代背景之下我国取得的巨大成就，同时也对经济社会的发展提出更为严峻的要求，党的十八届五中全会提出了“将社会治理寓于公共服务之中，以此为人民群众的幸福生活谋福祉” [1]，“环境污染治理”和“社会治安”作为社会治理的中重要领域，治理效能的好坏切实关系到城乡民生福祉和居民幸福感的高低变化。因此近年来，不论在实践层面还是理论层面，环境污染治理和社会治安都是热点议题之一，对于国民幸福感的提升有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因此中等收入群体的发展不应该局限于数量的增长，更应该体现在质量的提升上，既要让世界看到中国中等收入群体在壮大，所占人口比重在提升，也要让该群体深刻体会到幸福感在不断的增强。本文通过分析CGSS2015的相关数据，深入探究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和社会治安安全感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有着何种影响效应，以期为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主观幸福感提供相应的对策建议。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当前政治学、经济学、环境学以及社会学等众多学科领域都存在大量关于幸福感的研究，学者们试图以所属学科范围内的理论范式探究关于人类幸福感的一系列问题。关于幸福感的研究最先起源于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此后70多年的时间里，其发展经历了三个阶段，第一个阶段的研究主要以人口学为分析视角对不同群体的幸福感进行描述、比较以及分析，虽然研究成果颇丰，但是也存诸多不足之处，例如对于理论知识关注度较低，测量工具过于简单，缺乏信度以及效度；第二个阶段的研究焦点发生了明显的变化，一些学者开始尝试构建、运行以及检验实验模型，探索出了许多具有较强解释力的幸福感理论，例如人格理论、气质性乐观理论、适应理论等；最后一个阶段则侧重于发展和完善测量幸福感的方法以期深入探究人类复杂的心理变化过程，这一阶段的幸福感测量技术更为精进，结果也更为精确。
目前学术界对于人们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从研究对象来看，主要集中于学生、老年人、教师、病人以及医务工作者等群体。从研究内容来看，主要涉及以下几个方面：第一、经济收入。多数学者认为经济收入与幸福感呈正相关，一个人的经济收入越高，幸福感就越强烈，Di-ener E和Bisw as-Diener R.就曾通过经济收入和幸福感的相关研究 [2] 证明了发达国家和地区的人民比相对落后的国家和地区的人民幸福指数更高，与此同时，一个国家内部幸福指数也存在较大差异，高收入的人群获得的幸福感也比低收人群更为强烈。第二、社会支持。方黎明认为社会支持可以分为正式和非正式两种 [3]，其中非正式的社会支持是影响乡村地区老年人幸福感的一个重要因素，在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逐渐衰落的背景之下，积极构建系统化和专业化的社会支持体系就成为了提升城乡老年人幸福感的重要举措之一。第三、家庭环境。杨剑，严丽萍等人通过问卷调查以及多元线性回归的方法探究了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幸福感的影响 [4]，研究发现温馨和睦的良好家庭环境对于青少年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效应，积极向上的各类家庭情绪、井然有序的生活秩序以及成员间的互帮互助可以大幅提升其幸福感体验。
由此可知，在幸福感影响因素这一研究领域内，虽然研究内容涉及广泛，著述颇丰，但是研究对象多为学生、老师、病人、医务工作者以及老年人，涉及中等收入群体的研究项目非常有限。除此之外，大多数学者对于影响因素的探讨也都集中于社会支持、经济收入以及家庭环境这几个常见的方面，而对于社会治理的相关领域则缺少足够的关注。因此，通过对于现有文献资料的查阅和进一步梳理，文章将使用中国社会综合调查2015年的相关数据，选择中等收入群体作为研究对象，将社会治安安全感以及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作为研究切入点，深入分析其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以期为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提供可资借鉴的理论经验。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两个研究假设：一、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呈正相关，治理效能越高，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也就越高。二、社会治安安全感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也呈正相关，社会治安安全感越高，其幸福感也就越高。
3. 数据选择和变量测定
(一) 数据选择
本文样本取自中国综合社会调查2015年的统计数据，此次调查覆盖了全国23个省(市)和5个自治区、直辖市，共收集到有效问卷10968份。根据我国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定义进行样本筛选，得到样本3903份，其中有效样本为3821份。由于CGSS2015在原问卷基础上增加了多个板块，其中F法制部分F抽中概率为1/3，因此在进一步剔除掉样本中的缺失值之后，符合要求的样本共1258份，约占32%左右，符合抽样规律，其中女性498人，男性760人，两者比例大致为2:3，平均约为54.4岁，最大为99岁，最小则为26岁；在学历上，只有约29%的人拥有大学及以上的学历，而剩余约70%的人则为高中学历及以下；在宗教信仰上，仅有8.8%的人信仰宗教，其余约91.2%的人不信仰宗教；在政治面貌上，有18.8%是共产党员，群众占比最多，约为77%，民主党派占比最少，仅有0.2%左右；在婚姻状况上，已婚人员的比例为80.5%，未婚人员占比则19.5%；最后在身体健康状况上，绝大部分人员的身体处于一个相对良好的状态，不健康的比例只有约9.4% (详情请参考表1)。
Table 1. Overall sample characteristics
表1. 总体样本特征
(二) 变量界定
1) 因变量。本文将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作为因变量，在CGSS2015的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具体问题是A板块的第36题，该题一共设置了五个回答选项，在进行描述性统计分析的过程中，将五个选项依次赋值为1~5，为了便于研究，将“非常不幸福”、“比较不幸福”以及“说不上来幸福不幸福”都定义为不幸福，赋值为0，将“比较幸福”和“非常幸福”都定义为幸福，赋值为1。
2) 自变量。本文将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以及社会治安安全感作为自变量，在CGSS2015的调查问卷中涉及的具体问题分别是B板块的第13题中的第二类以及F板块的第27题，其中F27题为“从治安角度考虑，您所在的社区安全不安全？”，回答选项为非常不安全、不太安全、一般、比较安全以及非常安全，依据所设置的选项将其分别赋值为1~5；F13第一题同样依据设置的问题选项将其赋值为1~5进行详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结果显示，总体而言中等收入群体对于社会治安的满意度较高，而在社会治理效能上，中等收入群体对于城市建设、道路交通、社会治安以及食品安全方面的工作较为满意，平均值均在3.2左右，但对于环境污染以及市场秩序方面的治理满意度虽然均在2.5以上，但相较于以上四者而言则显得较低。
3) 控制变量。本文将中等收入群体的年龄、性别、学历、宗教信仰以及政治面貌等7项人口学变量作为此次研究的控制变量。首先，在性别上分为男性和女性，将其分别赋值为0和1。然后对政治面貌、婚姻状况以及户口登记状况进行数据合并，在政治面貌上，合并为党员和非党员两类，赋值为0和1；在户口登记状况上，合并为农业户口和非农业户口两类，赋值为0和1；在婚姻状况上，合并为未婚和已婚两类，赋值为0和1。最后，在宗教信仰上，将信仰宗教和不信仰宗教赋值为0和1；在学历上，将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和大学及以上分别赋值为1~4；在健康状况上，将非常不健康、不健康、一般、健康以及非常健康合并为不健康、一般以及健康三类，依次赋值为1~3 (因变量、自变量以及控制变量的详细描述性结果请参考表2)。
(三) 研究方法
1) 模型构建。由于因变量“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并不是常规的连续变量，为了便于研究将其转化二分变量之后，与其他变量之间呈现非线性关系，因此本文构建Logit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该模型是一种概率型非线性模型，它所考察的是属于二分变量的因变量与其他变量之间的关系 [5]。影响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的模型构建如下：
在上述公式中，P表示中等收入群体可能感到幸福的概率；b代表的是回归系数；a截距项，一般为常数项，即对“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这一因变量可能产生影响的其他变量 [6]。
2) 多重共线性诊断。由于应用条件在使用Logit回归模型进行数据分析时极易被忽视，导致最后的结果缺乏准确性，严重的甚至会偏离原先的变量依存关系.因此在利用方差膨胀因子VIF对因变量之外的其他变量进行多重共线性检验后发现，变量的VIF的均值为1.06，处于正常的1~10的区间范围内，且远远小于10，基于此可以说明本文的各个变量之间不存在多重共线性 [7]。
4. 实证研究
(一) Logit回归模型的结果分析
本文将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作为因变量，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以及社会治安安全感作为自变量，性别、年龄、宗教信仰以及户口状况等八个人口学因素作为控制变量构建Logit模型回归进行进一步分析。首先加入多个人口学变量形成第一个模型，然后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得到第二个模型，其次在模型二基础上加入社会治安安全感得到模型三，最后在模型一基础上加入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以及社会治安安全感变量得到模型四，Logit 回归结果显示各个变量都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幸福感(具体情况请参考表3)。
Table 3. Model regression analysis results
表3. 模型回归分析结果
注：*p < 0.1，**p < 0.05，***p < 0.01。
由模型一可知，在所添加的各个人口学控制变量中，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政治面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而性别和宗教信仰对于其生活幸福感无明显影响 [8]。其中政治面貌的回归系数为负数，说明由于中等收入群中的党员相较于非党员而言有着较高的思想觉悟和稳定的政治关系，因此党员的幸福感比非党员更为强烈。而随着年龄的增长，人际关系逐渐趋于和谐，生活品质不断提高会使得一部分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指数得到相应的提升。除此之外，婚姻状况以及健康状况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有着非常显著的正向影响，其中已婚人士比未婚人士感到更幸福，身体健康状况每提升一个层次，其幸福感也会随之提升。
由模型二可知，在七个人口学控制变量的基础上加入了“环境污染治理水平”这一变量后，虽然学历、年龄、婚姻状况、健康状况以及政治面貌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的影响依旧显著，同时学历对于幸福感的影响有所上升，而“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Odds Ratio为1.297，说明环境治理水平提升一个层级，其幸福感提升的几率比为129.7%左右。近年来在国家“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发展目标的引领之下 [9]，各级政府加大了对环境污染的治理力度，通过出台相关政策法规、完善配套措施和明确各职能部门之责等措施改善居民的生存环境，大幅提升了其生活幸福感。
由模型三可知，在模型一的基础上加入“社会治安安全感”这一变量，结果显示在加入这一变量后，人口学变量对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没有发生明显的变化，而社会治安安全感对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呈现正相关，Odds Ratio为1.30，表明社会治安安全感每提升一个层次，其生活幸福感提升的几率比为130%左右。一方面由于国家近年来出台了一系列有关社会治安的法律法规，增加了财政投入的比例，切实改善了社会治安秩序混乱的局面，大幅提升了居民的治安安全感。另一方面，随着九年义务教育的不断普及和推广，提高了民众的文化科学素养，降低了社会犯罪发生的概率，利于营造和谐稳定的社会治安氛围。
由模型四可知，在模型一基础上同时增加了“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以及“社会治安安全感”这两个变量后，回归结果显示，虽然这两者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依然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但是影响程度都有所下降。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和社会治安安全感的Odds Ratio分比为1.251和1.248，说明每提升一个层级，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提升的几率比分别为125.1%和124.8%。性别以及宗教信仰这两个变量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的影响依旧不显著，其中性别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呈现负相关，说明这一群体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有着更高的主观幸福感。
(二) 回归模型的稳健性检验
为了增强实证研究的可信度，本文采用“补充变量”的方法进行稳健性检验。由于市场秩序治理和城市建设的治理和环境污染治理一样，都属于社会治理的重要领域之一，因此而按照Logit模型回归方法，对影响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的环境污染治理水平变量、社会治安安全感变量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进行逐步回归，然后将新变量“市场秩序治理水平”和“城市建设治理水平”加入其中，构建模型五、模型六和模型七，以此探究环境污染治理水平、社会治安安全感以及相关的控制变量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的是否有显著的变化。由表四可以发现，在加入两个新的变量后，原自变量和控制变量对于中等收入群体幸福感的影响并没有显著性的变化，说明本文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稳健性(具体情况请参考表4)。
5. 研究总结
综上所述，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以及社会治安安全感对于中等收入群体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因此可以验证本文最初的研究假设，环境污染治理水平越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就会越高；社会治安安全感越高，中等收入群体的幸福感也会越高。除此之外，该群体中女性相较于男性有着更高的生活幸福感，党员也比非党员生活得更为幸福，虽然性别和宗教信仰对该群体的生活幸福感无显著影响，而年龄、学历、婚姻状况、政治地位以及健康状况对于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幸福感都有不同程度的正向显著影响。
6. 对策和建议
基于上述对于CGSS2015的相关数据的实证研究、回归模型建构以及数据分析，就如何提升环境污染治理水平以及强化社会治安安全感，以此提升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幸福感提出以下几点对策和建议：
完善现代环境污染治理体系，提升整体治理水平。环境污染治理作为社会治理的一个重要领域，治理效能的好坏很大程度上关系到中等收入群体的生活幸福指数，因此在生态环境日趋复杂化的当下，要不断完善现代环境治理体系，聚焦于环境污染治理的难点、痛点以及堵点，高度重视并及时回应民众在环境治理方面的合理诉求，通过构建在线信息化平台广纳治理建议。除此之外，相关部门还应充分落实环境污染的监督管理职能，加大对于涉嫌环境污染的惩罚力度，以此不断提升社会整体治理水平。
织密社会治安防控网，打击违反犯罪活动。社会治安安全不仅事关国家经济的健康发展和社会和谐稳定，同时也与人民群众的生活幸福感密切相关。新时代背景之下，人民群众对于当前生活的需求日趋多元化和复杂化，对社会治安安全也有了更高的要求。基于此，各地政府应该紧紧围绕政府工作报告中心思想，坚持以人民群众的利益为中心，积极开展对涉黑、涉恶、盗窃、抢劫、盗窃等违反犯罪活动的严厉打击，在部分治安混乱的地区开展诸如“春雷行动”和“净边2021”等重点专项整治，持续深化平安建设，以此强化群众的社会治安安全感。
完善城乡基础设施建设，构建更加全面的社会保障安全网。各级政府应积极践行“城乡一体化理念”，以此指导和推进城乡基础设施建设进程。一方面地方政府要及时收集居民对于基础设施建的合理建议，建立科学有效的项目决策机制，合理规划上级政府拨付的财政资金，提高城乡基础设施的建设效率。另一方面国家应加快完善各项社会保障制度，继续推进我国的养老保险制度改革 [10]，认真落实老年人服务、优待以及救助工作。同时还应提高社会不同领域的社会保障对象的待遇水平，建立起设计领域更加全面、覆盖人群更加广泛的社会保障网，以此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幸福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