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进入21世纪以来，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日益严重。人口总数增长进一步减缓、劳动人口占比下降以及老龄人口占比显著上升是我国人口现状呈现老龄化的三个趋势。人口老龄化会带来储蓄率下降，进而导致投资率下降，最终使经济增长下降的负面影响。郑秉文在2022清华大学发表的演讲中提到：2020年我国的老年抚养比(退休人口比上工作人口)为17%，而人口老龄化直接影响了老年抚养比的提升，这一比例预计在2030年达到25%。2050年要超过43%，这一数值意味着已经超过大多数的发达国家了。此外，不仅老年人的人口数量在飞速增长，高龄老年人伴随失能半失能或失智半失智的比重也在不断增加，60周岁以上的老年人，大约有4200万老人不能自理，总比例高达近17%。而到2030年，失能老人的数量或高达7700万人，其中的每位老年人要经历长达7年多的失能期，这大大增加了家庭和社会的养老负担。人口老龄化已经成为并将长期成为我国的基本国情，是亟需解决的重大问题。
为了积极的应对这一问题，我国依据基本国情，已经初步建立了医养结合的养老服务模式。越来越多的老年人对于医疗需求和专业化照料需求更高，他们主动去选择和享受养老机构带来的服务，可以有效地解决养老这一战略性的问题。由此，探究老年人对于机构养老的选择偏好以及影响因素，了解老年人的真实需求，不仅有利于提升老年人的生活质量和幸福感，更有利于我国社会化养老服务体系快速稳健地发展。
2. 文献综述
2.1. 养老方式
现在学界内关于养老方式的界定还没有统一的规定。中国社会保障协会会长郑功成提出，养老方式是养老模式的具体体现，包含于养老模式之中。养老模式体现的是全局性的思维，养老方式是具体的实施过程和表现形式 [1]。张丽萍将老人的居住类别和居住人口分为六种，分别是独居、只有配偶、子女、孙子、父母、外祖父母和其它亲戚 [2]。
许多学者将老人的养老模式以居住地、养老对象等来划分。杨宗传(1997)将老年人的生活起居由谁照料以及老年人的经济来源为依据来定义老年人的养老意愿 [3]。孙鹃娟、沈定(2017)选取“今后在哪里居住”和“由谁来照顾”两个问题来研究老年人养老意愿的影响因素 [4]；陆杰华、张莉(2017)选取“老年人照料应该由谁来承担”的问题答案，将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划分为传统照料、转型期照料以及社会化照料 [5]；孟愈飞，刘姝辰(2020)根据养老责任认知的主体不同，以自我养老型、子女养老型和政府养老型三种类型定义养老方式，进而展开相关研究 [6]。穆光宗(1999)指出家庭养老是由老人的子女、配偶或者其他亲戚为提供老人的赡养、心理慰藉以及物质或经济供养 [7]。
《中国养老服务蓝皮书》(2012~2021)指出“在哪儿养老”是每位老年人都要面临的选择，超过70%的受访者在中年阶段(30~49岁)时已经开始考虑养老问题，72.4%的人群已经开始规划其父母的养老问题，呈现出“理性 + 孝心”的状态。在传统的农耕时期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主要家庭养老，这也是“养儿防老”和“多子多福”观念的流传缘由，此外在一定的历史时期还存在过家庭养老与集体养老相结合的养老模式，现在逐步丰富了机构养老、旅居养老和机构养老，最终目的是为了建立互联网 + 养老与老年友好城市。
2.2. 养老模式的变迁
学术界老年人的养老模式一直是研究的热点话题，它在人口学和社会学的范围外还包含经济学、伦理学等多种学科。吴海胜和杜明(2011)指出，随着我国政治、经济和文化的不断变革，我国的养老方式也在不断地发生着改变。通过对比中西方的亲子关系，费孝通(1983)发现中西方亲子关系是不一样的，西方国家父母与子女是“接力式”，即父母只需要抚养子女长大成年，子女对父母没有规定的赡养义务。而孝道自古以来被认作为中华的传统美德，是我们传统文化的核心内容，所以中国父母与子女的关系则是“反馈关系”，行孝道是一种责任上的认知 [8]。
在市场经济体制改革和计划生育政策不断推进的背景下，何芸、李建权(2007)指出家庭结构的变迁给家庭养老带来了巨大挑战，需要从实际情况出发，他认为要在家庭养老的基础上，适当纳入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三者有机结合，发展多层次、多样化的养老保障体系 [9]；任德新、楚永生(2014)提出社会经济结构、文化形态以及价值观念是受到社会结构转型的深刻影响，从而直接或间接影响了人们在养老观念和养老方式。正是因为中国社会转型从而引发了传统农村“家庭养老”方式的嬗变 [10]；凌文豪(2011)深入探究了农村养老模式的变迁，提出个体生产向社会化生产的转变，他将农村的家庭养老定义为一元结构，二元结构为家庭养老和集体养老相结合的方式，目前呈现的是社会化养老模式，如五保供养、农民退休养老制度等 [11]。向运华、李雯铮(2020)认为随着乡村振兴战略在农村中落实，农村的经济社会将会带来重大的改变农村的养老方式会从家庭养老过渡到集体互助养老模式，集体互助养老相对于传统的养老模式来说更具有互助性和可持续性，并且作者认为可以根据资金来源和组织类型的不同，将农村集体互助养老划分为四种类型 [12]。
通过归纳和总结大量学者关于养老模式变迁的研究，我们了解到了随着历史的发展和经济社会的进步，所呈现出的养老模式特征也是一直在变化的。特定的历史时期存在仅限当时历史条件下的养老模式，例如在1949~1978年间，即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前，集体养老替代了家庭养老，这一时期的重点体现为集体保障。现如今进入了十四五时期养老服务供给不断增加、互惠性养老服务面进一步扩大，养老模式会更加丰富化和多样化。
2.3. 社会化养老的影响因素
目前国内外学者对于社会化养老的研究大多数采取实证分析，从需求层面出发，探索不同地区不同群体的老年人选择社会化养老的影响因素。
在国外研究方面，Hitaité and Spirgiené (2007)选择立陶宛不同年龄阶段和居住情况的老年人作为研究样本，研究结果表明随着老年人的年龄的增加，对社会养老服务需求度就越高。和居住在城镇的老年人相比，居住于农村老年人更渴望得到社会养老服务。Noriko Tsukada和Yasuhiko Saito在研究日本人养老问题时发现接受过居家养老服务的老年人更倾向选择居家养老，但是对于城市居民以及收入水平较高的老年人来说不愿选择居家养老的养老模式 [13]。Chen and Ye着重分析子女支持对于老年人选择去养老院的影响，他实验的结果显示出如果子女能够提供给父母更多的支持，那么父母越倾向选择居家养老的方式，而不是去养老院进行养老。
在国内相关研究方面，陈建兰(2010)围绕苏州城乡空巢老人展开调查，发现儿子数量、教育程度、退休金等是决定老年人养老选择的重要因素 [14]。田北海、王彩云(2014)以嵌入式分析的方法，选取湖北省474名老人作为研究样本，结果显示老年人的身体条件，如年龄、自理能力强弱以及自身健康状况与社会养老服务需求有紧密的相关性；如果家庭养老不能提供给老年人足够的支撑，则老年人自身希望得到社会化的照料更多，对社会化服务的需求水平也就越高，也就是说社会养老服务可以作为家庭养老的替代品 [15]。姜向群等人(2011)分析全国养老机构的发展情况以及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分布，他发现选择养老机构的老年人是在不断增加的，可是养老机构在市场上呈现的是供不应求的状况，收入水平和资金来源成为限制养老机构发展的因素 [16] [17]。风笑天等人(2014)在南京选取了6家养老机构进行实地访谈调研，探究老年人入住养老机构的原因以及对本人对养老机构的态度，深层次刨析了孝道内涵的变化，送父母去养老机构并不代表孝道的弱化。事实上，无论是老年人本身或是其子女都不认为在养老院养老是不孝的表现 [18]。
通过现有文献的梳理和总结了解到学者们对于社会养老影响的制约因素做出了大量研究，其分析方法和侧重点各有不同，对于笔者的研究有非常好的借鉴作用。基于此，本文关注老年人的机构养老意愿，纳入老年人的主观看法和态度，比较分析不同特征群体老年人对于未来养老方式的选择偏好影响因素，为建设社会养老服务体系提出更有针对性的参考建议。
3. 实证分析
3.1. 研究假设
基于上述文献的回顾，笔者认为老年人的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和思想观念可能会对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产生影响，由此提出四个研究假设：
假设一：老年人身体健康情况越差，越不能自理，越倾向于机构养老。
假设二：老年人经济条件水平越高，越倾向于机构养老。
假设三：老年人得到的家庭支持越多，越倾向于机构养老。
假设四：老年人思想观念现代化会更倾向于机构养老。
3.2. 数据来源与解释变量
本次研究采用的是2018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调查数据。CLASS基线调查采用分层抽样的方法在全国28个省开展调研，是一项全国性、连续性的大型调查项目，所得数据与全国第六次普查数据像接近，数据全面且质量好，具有科学性和代表性。数据处理中删掉无法回答等缺失值，剔除无效数据，最终得到有效样本4508个。
本文将养老方式选择作为因变量，选取问卷中的D6。“今后您打算在哪里养老？”。该问题为单选题，选项分四类，分别是自己家、子女家、社区的日托站或居老所以及养老院。我们将选项1和2定义为居家养老，选项3和4定义为机构养老。
Table 1. Explanation of main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解释
自变量的选择方面，老年人的健康指标测量包括客观自评健康程度和主观健康状况。主观健康状况选用自理能力测量表ADL中包括穿衣、修饰、控制大小便、进食、平地行走、上下楼梯等的十个问题，通过加分匹配汇总在，分类为完全自理、自理能力中度受损以及重度受损三种情况。其次，我们用老年人的月平均收入水平、是否享有养老保险以及主要的收入来源来测量被访者社会经济状。再次，在家庭因素层面上选取健在子女数、目前受访者的居住情况以及得到家人或亲戚帮助的多少来衡量。中国作为儒家的发源地，自古以来以孝道为传承，所以在思想观念层面，除了选取受访者对养老院的了解程度和对养老院的印象，还增加了是否认同“养儿防老”的观点来测量老年人的传统思想观念。对于答案选择为1、2同意观点认为其是传统型的养老观念，回答不同意的为现代型养老观念，答案回答为一般的则设置为其养老观念处于过渡型。
除了核心解释变量以外，我们还纳入了控制变量。分别是老年人的性别、年龄、婚姻状况、户口和教育文化程度。为了更好地分析不同年龄阶段老年人对于机构养老的选择性偏好，我们将60周岁以上老年人划分为三组，分别是低龄、中龄和老龄群体。模型的变量如表1所示。
Table 2. Where do you plan to retire mainly in the future?
表2. 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
由表2可以得知老年人中选取机构养老的人数仅仅有325人，占据样本总量的7.2%，由此可见受中国传统观念的影响，居家养老仍然是当前社会老年人主流选择的养老方式。由于本文的因变量“未来老年人在哪里养老？”是独立二分类变量，故采用二元logistic回归分析，考察健康状况、社会经济因素、家庭因素和思想观念对于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有无影响，该模型的具体公式为：
其中，logistic回归中的回归系数(βi)表示，某一变量改变一个单位时，事件发生与不发生的概率之比的对数变化值。xi表示对老年人是否在养老机构进行养老的影响因素即自变量。该模型可以很好地考察多种自变量对于二分类变量的影响程度，更准确地得出数据结果。
对于老年人是否选择机构养老进行分析，我们构建了五个模型：模型一为控制变量，模型二是控制变量和健康状况变量，模型三为控制变量、健康状况变量以及社会经济因素变量，模型四在模型三的基础上纳入家庭因素变量，模型五为所有的变量，通过建立五个模型分别确立各个变量的影响程度以及各变量给总体模型带来的影响，具体结果详见表3。
4. 主要结果
模型一控制变量对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影响。根据表格可以得知年龄、教育文化程度和户口均对老年人机构养老意愿产生影响。从年龄方面看，随着老年人年龄的增大，不同年龄段老年人的身体状况和日常活动能力是有很大差异的，由此不同年龄段老年人对机构养老需求也不同。高龄老年人相对于低龄老年人来说，更倾向于选择居家养老的模式，这可能与长期以来老人的生活习惯有关，机构养老产业是在近几年不断发展壮大起来的，可能很多年以前机构养老的服务比较单一，条件也远不如现在。在教育程度层面，有着较高学历水平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的概率越大，说明文化程度越高的人，越容易接受新形态的养老模式。针对户籍对于老年人养老意愿的结构分析表明，城镇户籍老年人口比农村户籍老年人口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高出2.159倍，这可能与农村的养老机构不健全有关。
注：括号内为标准误；*表示p < 0.1，**表示p < 0.05，***表示p < 0.001。
模型二从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上看，健康程度较差的老年人和健康老年人相比较来说前者更倾向未来在机构进行养老。自理能力中度受损的老年人和完全能够自理的老年人相比，未来在机构养老的可能性是后者的1.694倍，自理能力严重受损的老年人比健康老年人更容易选择社会化的照料模式。故假设一得到验证。老年人的身体健康情况越差、失能越严重，对于专业化的照料需求程度就会更高，这一点家庭养老模式下是满足不了的。因此，对于这些老年人来说选择机构养老，不仅可以得到专业科学的照料服务，更可以很大程度上减轻家庭养老的负担。
模型三考察老年人经济状况的影响。根据图表的数值，可以了解到个人收入水平对于是否选择机构养老没有显著影响。针对问卷中关于老年人收入主要来源这一问题项，我们将选项结果划分为老年人的收入来源于三类：独立收入、亲属资助以及政府补贴。回归结果显示以亲属资助为经济来源的老年人，不愿选择机构养老，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然而对于政府补贴为主要收入来源的老年人比经济独立的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可能性高出1.465倍。享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比不享有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去往养老机构的概率高出一倍之多。拥有养老保险意味着老年人有着非常稳定的经济收入，生活有着保障，可以承担的起长期养老服务的费用。模型三印证了假设二中的部分猜想。
模型四加入家庭因素变量后可以看到，健在子女数和老年人目前的居住状况并不能影响老年人是否选择机构养老。只有家人或亲戚的帮助对因变量产生负面影响，从家庭中得到的支持越多，越容易选择居家养老的模式。这是因为如果老年人得到了丰富的家庭照料，对家人包括子女的依赖更加强烈，其自身的生活幸福感和生活质量也会随之提升，所以对于社会化养老服务的需求就相应下降了。模型四同样印证了假设三的部分猜想。
模型五主要考察思想观念对于机构养老的影响。回归结果可以得知不同意“养儿防老”观点的老人——即有现代化养老观念认知的人群，对养老院的知晓程度越高，印象越佳对于机构养老的选择偏好显著提升，这也证实了文化传统影响老年人的照料需求。假设四得到印证。
5. 研究发现与对策建议
5.1. 研究发现
通过计量分析结果，文章得到了显著的结论。发现老年人身体健康状况、收入来源、家庭支持以及现代化的思想观念等因素，都是对机构养老产生显著影响，其结果也与现实逻辑相符合。除此之外通过本文的研究，也发现了我国养老服务体系的问题所在：
1) 尽管目前的多元化养老观念越来越多的走向老年人中，但很多老年人对于未来在养老院养老的认可和接受程度仍然比较低，家庭养老仍然是目前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的主流，非家庭养老发展非常缓慢。
2) 调查结果显示城乡老年人对于机构养老的选择存在明显差异，这背后体现的是我国养老服务体系发展不均衡的问题，只有大城市拥有众多的养老资源，一些小城市甚至是农村地区并不具备发展社会养老产业的条件。
3) 很大一部分中国的老人依然会排斥养老院，养儿防老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多子多福”、“重男轻女”等传统守旧的观念现如今依然深刻地影响着中国许多老年人。
5.2. 对策建议
为了解决本文研究中发现的问题，根据目前我国养老产业发展现状，本文给出以下对策：
首先，要帮助老年人树立新型的养老观念。政府和社会要结合起来，通过多方共同努力，在社会面扩大宣传机构养老的好处，消除老年人的顾虑和偏见，帮助老年人树立新型养老观念。同时养老机构自身也可以通过经常举办让老年人感兴趣并且有益于身心健康的活动，增强机构的宣传度和影响力，积极提升服务质量、加强管理、切实提高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作为子女也要充分结合家庭实际情况和父母的心态，帮助老年人客观地选择最适合他们的养老方式。
再次，大力发展社会化养老产业。国家采取强制的法律手段，规范管理，健全养老机构服务标准与合同范本。要坚持发挥公办养老机构的兜底保障作用，重点关注我国有意愿在机构养老的失能特困老年人，不断提升其集中供养率。推进我国养老事业不断发展，要加大对于社会化养老产业和养老服务的政策支持，重点在于资金投入和人才队伍建设方面，大量培育从事老年服务的人才，推进养老服务吸纳就业，对于大学生就业创业提供相关的支持政策。建设专业科学的人才队伍，为老年人提供更为优质的养老服务。
最后，加大农村地区养老资源深层次供给。农村养老机构要因地制宜、因时制宜。现在很多小县城都布局了中高端的养老机构，但这些养老机构收费昂贵，农村老年人并不能承担得起，对于他们来说只要养老机构价格实惠、能提供一日三餐、发生紧急情况时有人照料就能很大程度上解决根本性的问题。实现城乡统筹发展，必须要重视农村老年人的养老问题，积极建设农村养老服务体系，促进养老服务在乡村振兴战略中的衔接与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