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由于我国社会经济的高速发展以及医疗卫生技术的不断提高，我国老年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也呈现出上升的趋势。尽管大家对老龄化都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在国际上老龄化这一概念早已被赋予了清晰的定义，根据定义我国早在2000年就已经正式的进入老龄化社会，在此之后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也是在不断的加深。根据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1显示，我国老龄人口在总人口中的占比不但第一次突破10%，达到了13.5%这一惊人的数字，而且增幅提高了4.63个百分点，确切的数据也证实了我国的老龄化程度不容乐观，而2020年由中国发展基金会所公开发布的《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2预测2022年我国的老龄化人口将突破14%，预测结果与现实呈现出了一定的重合。同时该报告还预测，如果把老年人定义为60岁及以上的群体的话，那么中国的老年人口数量将呈现出大幅上升的趋势，预计到2050年老年人口的数量将会接近5亿。在这一背景下，我国积极采取各项措施推动老年人的社会参与，这不仅是推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的必要条件，也是对国际社会积极老龄化理念的丰富与发展。
在2002年，世卫组织提出了一个新的概念——“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主要关注的是全球人口的预期寿命以及身体机能等情况。在此之后，人们通常认为“积极老龄化”是“健康老龄化”概念的一种与时俱进的扩展与延伸。
在我国，针对“积极老龄化”这一概念，我们普遍是把人口的老龄化问题当作是社会问题的一部分来进行研究和解决，这一理念强调人口的老龄化过程应该是一个正向的、充满积极的过程，即使在老年时期，人们也拥有健康生活和参与社会事务的权利，因此“积极老龄化”的过程也可以看作是一个全社会老龄群体共同参与社会事务的过程。“积极老龄化”的目的是不断改善老年人的生活条件，使得越来越多的人在进入老年后拥有较高的生活质量，从而有尊严的度过老年生活，在实现我国的积极老龄化之后，老年群体能够按照自己的需求自由自主地进行社会参与，包括参加社会事务、文化塑造、政治生活和经济建设，于是老年群体在得到社会所提供的充足的支持的基础上，自身也会成为社会财富的创造者，反向的促进社会进步、经济发展。而社会支持通常是以社会、亲友、政府为主体，内容是主体所提供的物质、精神等方面的慰藉和帮助。老年人随着年纪的增长，身体机能不断下降，同时学习能力和身体素质也处于较低水平，因此作为社会中的弱势群体，来自社会层面的支持对于老年人的生活而言，起到了不可或缺的作用。在这种情况下，作为我国基层社会治理的基本单元——社区，成为了保障老年人养老权益的重要力量。
面对这一情况，如何在积极老龄化的国家战略的指导下，研究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对于缓解我国的老龄化压力，促进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文献回顾
国内学者对老年人对于养老方式选择的相关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比较丰富。在养老保险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程令国等(2013)发现，新农保提高了参保的老年人单独居住的养老意愿，这一研究结论表明养老保险因素对我国农村传统的家庭养老方式产生重大冲击 [1]。尚青松和赵一夫(2022)经过实证研究发现，新农合和新农保减轻了成年子女赡养负担，使得农村居民对家庭养老有更多期待 [2]。经济因素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艾小青等(2017)指出，经济状况对城市居民养老意愿的影响相较于农村居民更为显著，家庭内部的经济状况越好，居民选择社会养老的意愿越高 [3]。程亮(2014)基于CGSS2010年的数据进行了深入探究，提出相较于老年人自身的受教育程度以及所生育的子女数量，实际的家庭经济状况对老年人养老模式的选择有着显著的影响 [4]。在家庭结构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杨帆和杨成钢(2016)运用实证方法分析得出结论：家庭结构以及家庭内部的代际交换会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重要的影响 [5]。胡冬梅和冯晓敏(2019)通过问卷调查的方式，在经过模型研究后发现：子女数量以及子女性别都会对老年人选择何种养老方式产生显著的影响 [6]。在生活状况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聂爱霞等(2015)指出当老年人认为自己可以生活自理时，其通常更期待老年人独居的养老方式，而当其预期自己无法自理生活时，其选择机构养老和家庭养老的意愿会更加强烈 [7]。
在社会支持与养老方式的关系方面，王明英(2015)以河南省居民的养老调查数据为基础，指出政府承担更多的责任能够对居民的养老方式选择产生显著影响 [8]。刘金华和谭静(2016)提出，社会支持与社会养老存在反向关系，即老年人所得到的来自社会上的支持越少，其选择社会养老的意愿反而更加强烈 [9]。除此之外，吴海盛和邓明(2010)提出血缘支持以外的社会支持，如村民之间的互助程度、邻里帮扶资源也会显著促进农村居民选择正规化养老模式的意愿 [10]。廖楚晖(2014)运用结构方程模型，从政府的行为角度出发，认为政府行为在推动老年人选择养老方式方面起到了重要作用 [11]。
通过上述内容可以发现，社会支持对老年人选择何种养老模式会产生显著的影响，张文宏和阮丹青(1999)提出通常意义上的社会支持是指个体所接收到的来自于社会上其他人所提供的各种形式的帮助。社会支持涵盖了各方面的内容，社会支持的主体有政府、社会、家庭等，他们共同构成了老年人所接收到的社会支持，而社区作为基层组织中的基本单元，其所提供的支持对老年人有着不可或缺的作用 [12]。程翔宇(2016)指出，随着家庭结构变得越来越小型化，家庭内部养老功用不断的弱化，而社区拥有便利的医疗设备、全面的生活照料，对老年人的重要性逐渐增强 [13]。辛宝英和杨真(2021)通过logit模型得出结论：社区支持对老年人选择互助养老这一模式具有显著的影响 [14]。张冲和兰想(2021)基于CLHLS数据，提出社区支持对能够对老年人的健康状况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 [15]。
鉴于此，本文根据CLASS2018年的截面数据，通过回归模型检验的方法来探究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在此基础上检验社区支持对不同性别老年群体选择养老模式的影响所存在的差异性。
3. 研究设计
(一) 研究假设
基于上文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影响因素的定性分析，本文提出如下三个假设：
假设一：享受医疗养老模式更多的老年群体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这一服务模式。
假设二：如果老年人在社区中享受了更多的生活照料服务，那么在养老模式选择方面他们会更加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或社区养老模式。
假设三：社区支持对男性老年群体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更大。
(二) 数据来源
本文研究所使用的是2018年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数据(China Longitudinal Aging Social Survey，以下简称CLASS)。这是一项由研究中心和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的覆盖到全国各地的，调查持续时间很长的社会追踪调查项目，这一调查项目的研究对象是面向全国各地数百个社区的一万多户家庭中年龄在60岁及以上的老年人群，通过实行多阶段分层抽样的方法来对老年人的个人基本信息、健康状况及服务、社会经济状况、心理状况、社会支持与未来规划、家庭代际状况这六方面的内容进行的综合调查。这一项追踪调查项目的研究覆盖面非常的广泛，而数据样本又具有典型代表性，因此能够充分的满足本文的研究需要。
本文使用CLASS最新公开发布的2018年的截面数据。在数据的处理方面，首先剔除了样本中拒绝回答、不知道、不清楚等无效数据；其次把研究中涉及到的变量中存在的确实值进行了删除处理；最后为了避免由于变量中的存在的一些极端值而可能导致的结论估计偏差，因此本文对涉及到部分变量进行了winsor2缩尾处理，设定比例为上下1%水平，最终得到的有效样本量为8239个。
(三) 变量选取
1) 因变量：本文选取的因变量为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偏好，具体使用问卷中的“今后您打算主要在哪里养老？”为了方便后续的研究，本文将答案选项中的“自己家”、“子女家”进行合并，统称为“家庭养老”模式。选项中的“社区的日托站或托老所”成为“社区养老”模式，而选项重大“养老院”则称为“机构养老”模式，再给这三个选项分别赋值为1、2、3。
2) 自变量：本文的自变量为老年人所在社区的支持情况。社区支持主要通过两方面的内容来进行衡量：医疗卫生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医疗卫生服务在问卷中的问题是“过去一年，您是否使用过这些服务？”内容包括：上门护理、上门看病等七项服务。如果受访者使用过该项服务，则赋值为1，没有使用过则赋值为0，最后将所有的总分进行加总，数字越大，代表受访者与社区医疗服务之间的关系越紧密。生活照料服务在问卷中的问题是“您是否使用过下列服务？”，内容包括上门探访、老年人服务热线等九项服务，如果受访者使用过该项服务，则赋值为1，没有使用过则赋值为0，最后将所有的总分进行加总，数字越大，代表受访者与社区生活服务之间的关系越紧密。
3) 控制变量：除社区支持外，一般老年人的养老模式偏好还会受到如个人特征变量和社会经济状况变量的影响，将这两类特征变量整理为养老保险、年龄、受教育程度、个人年收入、健康状况等五个具体变量并加以控制，同时将老年人性别引入模型，控制可能由性别差异导致的养老偏好差异。
养老保险：由于本文探讨的是老年人的养老偏好，因此本文选用与老年人养老息息相关的养老保险来作为控制变量。养老保险作为养老保险体系的基本组成部分，影响着个体在家庭中的生活安排以及养老安排，并且随着社会的发展，个体自我意识的觉醒以及养老保险体系的完善，老年人的养老偏好也会发生很大的变化。因此本研究将受访者是否参加过养老保险作为控制变量，将“参加过”的选项定义为1，“没参加过”的选项定义为0。
年龄：虽然都处于老年，但是对于不同老年阶段的受访者来说，由于其所生活时期的经济社会政策、家庭情况、自身思想等方面的不同，因此他们对养老偏好也有着一定的差异。
受教育程度：关于受教育程度对个体养老偏好的影响，专家学者已经进行了大量的论证，尽管他们所得结论可能存在一定的不同，但是不管哪位学者得出的哪种结论，都表明随着国家的繁荣强大，教育对人们选择养老方式的影响变得越来越大。因此本文将受教育程度由低到高即从“未上过学”到“本科及以上”进行排序，同时依次赋值为1~7，与此同时在本文的研究模型里，决定控制受教育程度对老年人养老服务偏好产生的影响，从而检验社区支持是否会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产生影响。
个人年收入：相对于其他客观变量来说，收入情况无疑是所有影响养老偏好的因素中最具决定性的因素之一。本研究中调查过去一年受访者的个人收入情况作为控制变量来进行探究，为了去除答案中的极端值，对个人年收入进行上下1%水平的缩尾处理。
健康状况：通常情况下，老年人的身体状况也会对其选择何种养老方式产生影响。本文中关于健康状况的问卷答案设置为了五分类量表，按照受访者所回答的健康状况的程度由好到坏进行排序，同时对选项分别赋值1~5，即健康状况越好，数字越小。
4. 模型构建
由于本文所使用的因变量为养老方式偏好，具体以受访者所选择的养老方式来作为衡量标准，而这一变量属于多分类变量，因此本文采用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来探究积极老龄化视域下社区支持对养老方式偏好的影响。具体的模型的表达式如下：
其中，b为模型选定的基准组，在本文中则指代因变量中的家庭养老这一模式。设定j为本文所选定的类别变量中所包含的种类总数。模型运用STATA16.0软件进行计算，多项logistic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表1对本文分析中主要使用的变量进行了定义，表2则是对本文研究中所需要涉及到的主要变量进行了统计性描述。
Table 1. Definitions of primary variables
表1. 主要变量定义
数据来源：根据2018年CLASS调查数据整理而得，下同。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for variables
表2. 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Table 3. Full-sample estimates of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support on preferences for older adults
表3.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方式偏好影响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注：在本模型中，因变量“养老方式偏好”是以“家庭养老”来作为参照组。
5. 实证分析结果
(一)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研究的全样本估计结果
1) 社区支持对全体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选择的影响
由表3可以看出，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对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有着显著的影响，并且可以看出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医疗卫生服务的系数为负，说明随着老年人所享受的社区提供的医疗卫生服务越多，相较于家庭养老，其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越低，用数据描述就是变量医疗卫生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方式的意愿相对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就会降低0.528个单位，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对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就会降低0.367个单位。这与以往的研究结论有所出入。一般来说，老年人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越多，说明其对医疗卫生服务这块的需求就越大，在能够得到社区提供的丰富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基础上，老年人处于心理和精神上对情感的的需求，所以会降低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这也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一。
社会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则对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有着显著的影响，可以看出机构养老的生活照料服务的系数为正，说明老年人所享受到生活照料服务越丰富，相较于家庭养老服务，其选择机构养老的可能性越大。用数据解释为变量生活照料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对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就会提高0.263个单位，这也证实了本文提出的假设二。
2) 其他因素对全体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
是否参加养老保险对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选择有着显著性影响。与家庭养老模式相比，参加养老保险的会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且他们选择这两种模式的机率分别是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的2.838倍和1.647倍，因此可以说明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对养老模式的偏好是机构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这可能是由于参加养老保险的居民的收入来源相较于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老年人来说比较稳定，因此他们的基本物质生活可以达到比较充分的保障，在这种情况下，老年人可以自主选择更加多样化的养老模式方式。
年纪的变化对于老年人选择机构养老模式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具体是指当老年人的年龄不断增加，相较于家庭养老模式，他们并不会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用数据解释就是老年人的年龄每增长一岁，他们选择机构养老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就会下降0.034个单位。当老年人的岁数越来越大，身体机能大幅下降，在这种情况下，外界的物质条件对老年人来说可能并没有那么重要了，处于这种阶段的老年人更倾向于和家人相处，以满足精神需求，因此会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模式。受教育程度对于老年人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都存在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老年人自身的教育水平越高，相较于家庭养老模式他们选择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偏好就会更加强烈。老年人的个人经济状况即年收入这一社会经济因素也对其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当老年人的年收入水平不断提高时，相较于家庭养老这一模式，他们更倾向于会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两种养老模式。除此以外，老年人的对自身健康状况的自评结果也会显著影响到其选择机构养老这一模式。
(二) 社区支持对老年人养老模式偏好影响的性别差异估计结果
考虑到老年人在选择养老方式时存在性别方面的差异，本研究分别对男性老年群体和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模式偏好方面的具体情况进行了多项logistic回归分析，表4为估计结果。
1) 社区支持对养老模式选择影响的性别差异
从表4的结果中可以看出，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对于男性老年群体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两种养老方式来说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也就是说对于男性老年群体来说，随着使用医疗卫生服务数量的增加，他们选择机构养老和社区养老的意愿都会降低，即男性老年群体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他们选择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会下降0.462和0.412个单位。对于女性老年群体而言，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对于其选择社区养老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女性老年群体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他们选择社区养老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会下降0.463和0.604个单位。但是不管是男性群体还是女性群体，所享受的医疗卫生服务的增加都会显著降低他们选择社区养老的意愿。
对于男性老年群体而言，社区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会对其选择机构养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男性群体使用的生活照料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方式都会增加0.293个单位。对于女性老年群体而言，社区支持中的生活照料服务会对其选择机构养老产生显著的正向影响，即随着女性群体使用的生活照料服务每增加一个单位，其选择机构养老方式的意愿相较于家庭养老方式都会增加0.267个单位。
总的来说，男性老年群体的养老模式偏好更容易受到社区支持的影响，社区支持对女性老年群体的养老模式偏好的影响相对较小，假设三得到证实。
2) 其他因素对养老模式选择影响的性别差异
根据模型结果显示，参加养老保险的男性老年群体相较于那些没有参加养老保险的男性老年群体，在家庭养老模式和社区养老模式之间进行选择的话，他们会更倾向于选择后者。年龄也对男性老年群体选择机构养老存在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当年龄越来越大的时候，男性老年人更倾向于选择家庭养老方式来安度晚年。受教育程度对老年群体养老模式偏好方面存在显著的性别差异，在女性老年群体中，受教育程度对于女性对养老方式的选择产生了显著影响，受教育程度高的女性群体在选择养老模式的时候，相较于家庭养老模式会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个人经济状况即年收入对于男性老年群体选择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产生了显著的正向影响，而在女性老年群体中，这一因素只对她们选择机构养老模式产生显著影响。相较于家庭养老，男性老年群体面对着健康状况的恶化，更倾向于选择社区养老的模式，而女性老年群体面对着健康状况的恶化，则更倾向于选择机构养老模式。
Table 4. Sample estimates of the effect of community support on preferences for older adults of different genders
表4. 社区支持对不同性别老年人养老方式偏好影响的样本估计结果
*、**、***分别表示10%、5%、1%的显著性水平。
6. 结论与启示
养老问题是世界各国普遍面对的共同问题，在老龄化社会中，老年群体对养老服务的需求非常高，对社会资源的消耗量也与日俱增。尽管在现如今的社会上，传统的家庭养老模式还是大部分的家庭成员和老年人会选择的一种主要养老方式，但是伴随着国内老年群体比例的不断膨胀、社会经济发展水平越来越高、家庭规模结构不断的缩小，家庭内部养老功用不断的弱化，传统的养老模式的发展举步维艰，在这种情况下，新型的社区养老模式和机构养老模式就能够在很大的程度上弥补家庭养老所带来的不足，减轻家庭养老负担，在一定程度上能够真正满足老年群体的需求，走“积极老龄化”之路。本文研究也发现，社区支持中的医疗卫生服务和生活照料服务对老年人养老模式的偏好存在显著的影响。
一方面，社区支持能够对接养老服务的供需双方，在最大程度上满足老年人的刚性需求。社区提供的支持能够帮助老年人选择更适合他们的养老模式。社区作为我国社会基层治理中的重要一环，不仅影响着养老服务的提供方式，还涉及到老年人的权益维护。因此政府必须继续夯实社区对养老服务的支持作用，在积极老龄化视域下实现我国养老服务模式的全面发展，在最大程度上惠及老龄群体。
另一方面，除了社会支持，国家还应该从社会保障、受教育程度以及收入状况等方面着手，首先要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争取人人都能享受到这一福利制度。其次是大力提倡老年教育，实现老年人的继续社会化，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与修养，有利于社区养老和机构养老这两种养老服务模式在我国的推广发展。最后是要提高老年人的收入情况，想要实现这一目标还是要回到最初说到的提高养老保险的覆盖率，因为养老保险不仅能够提高老年人的抗风险能力，还能够为老年人提供一份持续稳定的收入，增强了其经济独立性，同时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改变传统的养老服务模式。
NOTES
1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来源：http://www.stats.gov.cn/tjsj/pcsj/。
2《中国发展报告2020：中国人口老龄化的发展趋势和政策》https://www.cdrf.org.cn/laolinghua/index.ht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