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一带一路”(Belt and Road)是“丝绸之路经济带”和“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简称。2013年9月7日，习近平主席访问哈萨克斯坦时在纳扎尔巴耶夫大学(Nazarbayev University)首次提出了建设“丝绸之路经济带”的概念，以期使各国加强经济联系、深化相互合作、扩大合作空间，逐步形成区域大合作。同年10月3日，习近平主席在印度尼西亚国会发表演讲时又提出建设“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经济带”的
Figure 1. Map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3]
图1. “一带一路”示意图 [3]
提议，旨在与东盟等国家加强海上合作、发展好海上合作伙伴关系。之后，习近平多次提出这两个构想，直到在2014年12月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将其上升为国家战略。
“一带一路”是一个开放的区域合作倡议，共建“一带一路”旨在共同打造一个开放、包容、均衡、惠普的区域经济合作框架。共建“一带一路”除了能够促进沿线国家的发展、发掘区域潜力，还能增进沿线各国人民的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
“‘一带一路’需要语言铺路。”( [1], p. 62)语言是各国人民交流不可或缺的媒介。语言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不可或缺的重要战略元素 [2]。充分了解“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使用状况能够增强对沿线国家的了解、扫除相互合作中的语言障碍、有针对性的培养相关人才、提高语言社会服务能力。
目前，“丝绸之路经济带”通过陆上交通从东亚向西，经过中亚、西亚、东欧和中东欧等地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通过海上交通连接了东亚、东南亚、南亚、西亚、北非等，一直联通到南欧部分地区(见图1)。“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共计65个，按照区域划分，含东亚1国、东南亚11国、南亚7国、中亚5国、西亚12国、东欧4国、中东欧16国和北非1国 [4] [5]。具体国家名单见表1。
Table 1. Name list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表1.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名单
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
2.1. 官方语言
“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中，新加坡是具有官方语言最多的一个国家：英语、马来语、华语和泰米尔语。其次是波斯尼亚和黑塞哥维那(波黑)，具有波斯尼亚语、克罗地亚语和塞尔维亚语3种官方语言。此外，阿富汗、巴基斯坦、白俄罗斯、东帝汶、菲律宾、哈萨克斯坦、塞浦路斯、斯里兰卡、以色列和印度等十国具有两种官方语言外，其他53国均是单一官方语言国家。
一个国家有两种或多种官方语言一般不外乎以下两种原因 [6]：一是该国境内有多种通用的本土语言，比如在阿富汗境内约有50%的人使用达里语，约有35%的人使用普什图语，因此使用人数约占85%的这两门语言被定位国家官方语言；另一种就是历史殖民原因，殖民国的语言成为被殖民国的官方语言，比如英语是新加坡、印度、菲律宾和巴基斯坦等国的官方语言，尽管只有少数人的母语是英语，正是因为这些国家曾被英国殖民。
“一带一路”沿线65国的官方语言共计53种，其中以阿拉伯语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有14个，主要分布在西亚和北非。以英语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有4个，主要分布在南亚和东南亚。以俄语为官方语言(或之一)的国家有4个，包含中亚两国和东欧两国(见表2)。
Table 2.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表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汇总
通过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的统计可以发现一些共性。比如，西亚和北非多为阿拉伯国家，阿拉伯语在这些国家扮演“洲际通用语”(intercontinental language) [7] 的角色。一些东欧和中亚国家受前苏联影响，俄语成为这些国家流通度较高的语言。
“一带一路”沿线65国的53种官方语言中，大多数语言属于非通用语种或小语种，本文将从语言的谱系关系对这些语言进行划分，包括各语言所属语系(language family)、语族(language group)和语支(language branch)。
2.2.谱系分类
目前，语言学界对于语言的分类主要有以下3种方式：谱系分类(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类型分类(typological classification)和功能分类(functional classification) [8]。其中谱系分类是历史比较语言学领域重要的理论成果，也是语言分类研究领域最早形成和最为成熟的一种分类范式。语言的谱系分类是根据各语言的语音、词汇、句法等特点，分析语言的历史来源、演化关系和亲属关系，进而对语言进行分类，形成世界语言谱系关系 [9]。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涉及印欧、阿尔泰、汉藏、乌拉尔、闪含、南亚、南岛、伊比利亚–高加索和达罗毗荼9大语系(见图2)。从所包含语种数量来说，其中有29种语言属于印欧语系，涉及到印欧语系中斯拉夫、印度–伊朗、波罗的等语族。其次是阿尔泰语系，包括蒙古语和几个突厥国家的官方语言：阿塞拜疆语、土耳其语、土库曼语、乌兹别克语和哈萨克语。此外，“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中和汉语同属汉藏语系的语言包括属于藏缅语族的宗卡语、缅甸语和属于壮侗语族、壮傣语支的老挝语和泰语。
Figure 2. Genealogical classification of official languages of the “Belt and Road” countries
图2.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官方语言谱系分类
3. 问题
在系统分析“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基本情况和官方语言及其谱系分类的基础上，本文尝试提出几点“一带一路”建设在语言方面存在的问题。
3.1. 对部分沿线国家国情、语言状况、政策等研究不足、了解不充分
“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政治、经济、人口和宗教信仰等国情跟我国差异性较大，大多数属于伊斯兰教或基督教国家。而目前我国对“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国别研究薄弱、基础理论研究少”( [10], p. 25)。“国之交在于民相亲，民相亲在于心相通。”只有充分了解并尊重各沿线国家不同的社会制度、发展道路、传统习俗、生活方式和思维方式，才能更好地做到民心相通、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一带一路”建设对我国国别研究提出了新要求、新挑战，急需学术界提供高质量的国别研究学术成果。目前，我国国别研究还存在研究对象分布不均、研究工具相对单一、研究机构和团队数量有限等不足之处 [11]。
“一带一路”沿线65国中，除上文统计的53种官方语言外，各国具体语言使用情况纷繁复杂，有些国家的通用语言和其官方语言并不相符。此外，各国还存在多种少数民族使用的语言。据统计，“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中使用的语言有两千多种，占人类自然语言的三分之一以上。境内实际使用语言数量在一百种以上的国家就有8个 [6]。面对如此复杂的语言使用情况，要想实现和“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互通，有必要理清各国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目前，我国对这一区域的语言，尤其是非通用语种关注不足 [12]，对非主流国家语言政策的研究也不够充分。
3.2. 外语专业人才不足
根据教育部公布的最新版《普通高等学校本科专业目录》，“一带一路”沿线国家53种官方语言中有3门语言尚未开设：不丹官方语言宗卡语、波黑官方语言之一波斯尼亚语和黑山官方语言黑山语 [13]。当然，部分原因是有些新兴独立国家出于国家认同和民族认同的需要，将原来和其他国家或民族共用的语言更名，形成其国家官方语言 [6]。但是，这些相近或相似语言也存在一定差异。例如，原南斯拉夫社会主义联邦共和国的官方语言是塞尔维亚人、克罗地亚人和波斯尼亚人共用的“塞尔维亚–克罗地亚语”。联邦解体后，塞尔维亚和克罗地亚两国将其官方语言分别定为塞尔维亚语和克罗地亚语。应波斯尼亚人要求，波黑将波斯尼亚语定为该国官方语言之一。波斯尼亚战争期间，一些黑山人认为自己的母语应为黑山语 [14]。2006年黑山独立后，以宪法的形式规定黑山语为其官方语言。尽管上述几种语言同宗同源，同属印欧语系、斯拉夫语族、南斯拉夫语支，随着社会的发展和历史的推进，语言间的差异“有扩大之势” [15]。
尽管我国高校目前开设了大部分“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专业，但部分专业仅有少数高校开设，且专业学生不多。比如阿尔巴尼亚语、保加利亚语、塞尔维亚语和立陶宛语等近30种语言仅有一至五所高校开设 [16]。有些语种专业是近两年的新增专业，目前没有毕业生，比如普什图语和达里语等 [17]。在目前的“一带一路”合作实践中，相关机构和企业受制于语言障碍，交流并不畅通 [2]。
2015年，我国教育部出台了加强外语非通用语种教育的文件，加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种人才培养已达成共识。之后，小语种专业在各地高校如雨后春笋般出现。2017年教育部公布的新增专业名单中，大约有一半是小语种专业。这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小语种人才短缺的问题，但是还有很多问题值得反思。首先，外语人才培养的核心问题既是数量问题，更是质量问题。小语种语言教育同样犯有我国外语教育的通病——“哑巴外语”。我国外语教育重读写、轻听说。很多小语种专业毕业生可以基本阅读相应语言，但在和本族语者(native speaker)实际交流中存在一定困难。其次是培养模式单一的问题。语言教育不是单纯的教授语言技能，还包括语言背后的文化和运用语言解决实际问题的教育。“一带一路”建设真正缺乏的是通语言、懂文化、掌握专业知识的人才。
除了国内培养的外语专业人才，“一带一路”沿线国家懂汉语的人才是这里提到的“外语人才”的另一个方面。然而，部分国家培养的汉语人才也不能满足实际需要，甚至有些国家没有汉语教学资源，比如巴林、东帝汶、卡塔尔、立陶宛等十几个国家 [18]。虽然目前已有51个沿线国家开设孔子学院，但这一战略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和加强 [2]。
3.3. 语言服务能力有待提高
语言服务是指“以语言能力为核心，以促进跨语言、跨文化交流为目标，提供语际信息转化服务和产品，以及相关研究咨询、技术研发、工具应用、资产管理、教育培训等专业化服务的现代服务业” [19]。美国卡门森斯咨询公司(Common Sense Advisory Research)发布的2019年语言服务市场报告中将语言服务分为单纯语言服务、语言科技服务和非语言服务三类。单纯语言服务是指笔译、口译、机器翻译译后人工核对与编辑等语言相关服务；语言科技服务包括计算机辅助翻译、机器翻译、翻译管理系统等；非语言服务主要指语言投资、融资和语言资产管理等服务 [20]。
通过前文的分析可以看出，“一带一路”的建设和全面推进为语言服务带来了新的需求和挑战。而目前我国面向“一带一路”的综合语言服务还面临语言服务意识淡薄、语言服务能力薄弱和语言服务体系不够完善的问题 [12]。此外，王立非指出我国语言服务还存在以下问题：一是我国语言服务标准化水平较低；二是服务产业聚集能力和产业基地建设水平低下；最后是语言服务学科尚未建立 [21]。
4. 对策
根据上文谈到的问题，本文尝试提出以下对策。
4.1. 加强沿线国家国别研究，特别是语言政策研究
“一带一路”倡议得到了沿线国家的广泛响应，这就需要对这些国家进行深入的研究，充分了解这些国家。2012年，教育部开始启动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建设工作，经过多年的努力，现已基本实现国别与区域研究基地“全覆盖”( [22], p. 101)。目前，我国国别与区域研究还需在质量和深度上下功夫。
此外，要加强国别与区域研究科研人员及硕博研究生与对象国的交流。尤其是设有国别与区域研究中心的高校或机构要加强与对象国的合作，为学者和学生创造交流机会。可通过“访问学者”或“交换生”等途径或机制增加对对象国的实地了解，避免“闭门造车”和“纸上谈兵”。
“一带一路”沿线各国的实际语言使用情况较为复杂，语言多样性较为丰富，文化差异性较为突出。这就需要深入研究“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状况和语言政策。我国各级各类社科基金委员会可考虑适度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政策研究课题倾斜，或者考虑增设“一带一路”专项基金项目。
最后，语言政策研究中要重点加大跨境语言研究利用。我国与“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重合的跨境语言多达30多种 [23] [24]，比如哈萨克语和塔吉克语等。跨境语言突破了国界，凝聚了同源民族多元的文化，承载着丰富的历史沉淀。“一带一路”建设要打造“人文之路”，就需要开发好和利用好跨境语言这一宝藏 [12]。
4.2. 进一步培养沿线国家语言人才
进一步培养“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人才可以从两个方面入手：一是培养国内外语专业人才；二是培养沿线国家汉语人才。
对于第一个方面，我国应支持更多高校，尤其是外语类高校开设沿线国家语言专业，特别是上文中提到的尚未开设的语种专业和开设高校较少的语种专业。此外，还可以对现有语种专业进行扩招。需要注意的是，增设专业和扩招一定要避免“运动式”的“一刀切”行动。对此，前期调研是关键，也是有必要的。由于历史和政治原因，上文中提到的我国尚未开设的波斯尼亚语、黑山语和已经开设的塞尔维亚语、克罗地亚语互通程度较高，具有语言学上的“相互理解性”(mutual intelligibility)。鉴于此，是否有开设波斯尼亚语和黑山语的必要？我国现有语种专业毕业人才在数量和质量上是否能够满足“一带一路”建设的需要？若不能满足需要，真正的需求量有多大？对于这些问题都要做扎实的前期调研。
对于第二方面丰富沿线国家汉语人才，我国还需继续加强在“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孔子学院或孔子课堂的建设。在沿线国家推广汉语教育不只是简单地为了培养汉语人才，还具有文化战略价值和经济价值。语言经济学的研究成果表明，当一个国家将外来投资国的语言设为外语教育语种时，该国对投资国的资本流入具有较大吸引力 [25]。除了孔子学院和孔子课堂的建设外，中国作为“一带一路”沿线国家主要的投资国和出口国，还要积极促进汉语进入沿线国家基础教育体系之中，力争汉语成为其外语教育语种之一。
培养沿线国家的汉语人才还可以将这些国家在华留学生汉语教育作为补充，但不应止于汉语教育。还要加强对沿线国家在华留学生的中国文化教育，以期使这些来华留学生成为国家间的“民间大使”，为“一带一路”建设作出贡献。
4.3. 提高我国语言服务综合能力
基于DePalma等提出的语言服务的分类，提高我国语言服务的综合能力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首先，针对单纯语言服务能力，要加强研发、提供面向“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语言学习产品。比如教材、教辅资料、电子词典、工具书、音视频课程和网络学习资源等，特别是针对上文提到的缺乏教学资源的国家。这其中既包括“一带一路”沿线国家语言的学习产品，也包括面向沿线国家的汉语学习产品。
其次，针对语言科技服务能力，一方面需要加强研发、提供功能强大且实用的语言应用产品，包括便携式语言翻译设备、集成式多语种输入法软件包、包含翻译功能的跨语种阅读器、语言信息处理平台和语言情报分析平台等。此外要注意语言应急服务和语言咨询服务能力的提升。另一方面需要提供丰富多彩的语言文化产品，是指以汉语和沿线国家语言为载体的能够满足各国多样文化需求的各类文化娱乐产品，例如适合跨语种使用的文化知识读本、文学作品、学术著作、影视戏剧、玩具和游戏等。
最后，针对非语言服务能力，我国还需加大语言投资，加强语言资产管理(language assets management)等服务。语言投资的概念是Norton Peirce [26] 借鉴Bourdiey [27] 的文化资本理论，首次将投资概念引入语言教育场域提出的。加大语言投资除了在沿线国家语言学习和汉语国际教育方面发力外，还要注重汉语传播的声誉规划。汉语本是一门历史悠久、底蕴深厚、声调优美的语言，却在很多外国汉语学习者心目中仅仅留下了“难学”的刻板印象。对此，需要加大宣传，在国际环境中展现汉语文化之美，传播汉语美好形象。语言资产是一种无形、无价的特殊资产。语言资源管理是翻译技术的基础。对此，要加强语言资源和平台建设，例如沿线国家语言语料库、语言知识库、语言信息库等资源和平台建设。
5. 结语
“一带一路”倡议自提出以来，成果丰硕。语言作为人类文明交流的载体，应当成为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桥梁 [4]。随着“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语言在沿线国家互联互通、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中的作用日益凸显。
本文概括了“一带一路”沿线65国的政治、经济、人口、宗教信仰等基本情况，梳理了沿线国家的官方语言，又从语言谱系关系的角度对沿线国家53种官方语言进行分类。最后尝试提出“一带一路”建设中语言方面现存的问题和相应对策，以期能为有关部门打造服务于“一带一路”建设下的语言互通、人文交流和文明互鉴提供理论参考和借鉴，为将“一带一路”国家打造成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命运共同体、利益共同体和责任共同体提供语言知识支持和语言相关的对策和建议。
基金项目
2020年云南省教育厅科学研究基金项目“‘一带一路’沿线国家的汉语教育与中国文化软实力建设——以老挝为例”(2020J07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