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与文献综述
幸福是人类追求的终极目标，是人们基于自身满足感和安全感而产生的主观愉悦情绪 [1] ，不仅是个人理性的最终目标，同时也是政府组织及政策的根本目的。随着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居民对幸福的定义发生了变化，从以往的只满足于温饱的幸福向关于物质和精神层面幸福的转变，国家对公众幸福感的关注程度将成为影响公众生活质量和社会发展的关键所在。经济增长和政府治理的最终归宿是增加国民福祉，保障和改善民生水平，提供居民生活幸福感。习近平总书记在考察上海时提出了“人民城市人民建、人民城市为人民”的重要理念，城市建设需要与人民群众需求紧密结合，切实提高人民群众的幸福感和满意度，因此在人民城市理念指导下，关注城市居民幸福感成为城市治理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
古希腊时期梭伦将中等财富视为幸福应具备的五个要素之首，此后便开始了在国内和国际间对收入与主观幸福感关系的研究，通常幸福被等同于一个国家的物质地位，以GDP来衡量，然而GDP并没有涵盖人类生活的方方面面，目前已进入了超越物质生活的幸福感的深化阶段，所以人们越来越认识到需要有新的标准来衡量幸福。对于幸福感的研究不在局限于经济学家的研究领域，也逐渐成为心理学、社会学、经济学等学科讨论的热点 [2] 。学者苗元江认为幸福必须有物质生活条件，如性别、文化、健康、婚姻、教育等都影响着幸福感 [3] 。有学者基于CSS、CGSS数据，分析了社会养老保险政策、代际流动、收入水平、收入差距、生态环境等多种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学者温晓亮、米健、朱立志还通过对世界价值观调查数据中1990~2007年的中国部分数据进行分析后发现：近20年来中国居民的主观幸福感呈下降趋势，性别、年龄、健康、教育、收入等都影响着主观幸福感 [4] 。李路路通过构建多元分层动态的分析范式发现宏观经济发展使得居民需求层次由物质满足转向享受满足，物质财富带来的幸福感随之降低 [5] ，这一研究扩展了幸福感的研究范畴，需要将物质层面以外的因素更多地考虑在内。因而范志光、袁群明、门瑞雪采用社会支持量表、知觉压力量表、幸福度量表等对老年人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分析，探讨了知觉压力、社会支持是影响幸福感的因素，并探究了知觉压力、社会支持的中介作用 [6] 。陈鑫、杨红燕基于2017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验证了互联网对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效应，促进网络下的政治参与 [7] ；苏钟萍、张应良通过CGSS数据发现收入对居民主观幸福感有正向影响，收入分配公平、教育公平和阶层地位公平认知都显著促进农村居民主观幸福感 [8] 。
通过对现有文献的梳理，我们发现对公众主观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在教育、收入、健康、养老保险政策等基本生活保障等指标的基础上，向互联网下的政治参与、社会公平、社会支持等外在推力深入推进，但当前国内外的研究并未将影响主观幸福感的这些因素进行归类研究。随着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现有的经济等潜在因素难以达到公众的幸福感的需求，需要结合公众需求，从外在制度、环境等方面来提升公众的主观幸福感。因此本文以CSS2019的调研数据为基础，归纳已有的关于幸福感影响因素的研究成果，将社会因素、政府信任、社会参与等潜在幸福感指标考虑在内，进行主成分回归分析，对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进一步归类分析。
2. 研究设计与变量测量
2.1. 数据来源
本文主要采用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于2019年所做的“中国社会状况综合调查”(CSS2019)数据，该调查采用概率抽样的入户访问方式，调查区域覆盖了全国30个省/自治区/直辖市，2019年共获得样本10,283个，经过数据筛选和缺失值处理后，有效样本为9938个，样本基本情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Basic information of samples
表1. 样本基本情况
2.2. 测量变量
1) 因变量。本研究的因变量的居民幸福感。在CSS2019调查问卷中，关于居民幸福感的问题是“总的来说，我是一个幸福的人，您同意这个说法吗？”一共有5个选项，1表示很同意，2表示比较同意，3表示不太同意，4表示很不同意，8表示不好说。在这里将很同意、比较同意的选项归为“幸福”，将其余选项归为“不幸福”，所以研究的因变量是一个二分类变量。
2) 自变量。本研究选取了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工作状况、家庭收入情况、社会保险情况、对人与人之间信任情况、对公众人员的信任情况、社会参与、政府形象情况等几个指标，其中核心自变量是政府形象和社会参与。CSS2019问卷中访问了被访者“您认为政府下列方面的工作做得还不好”？本文选取了提供医疗卫生、提供社会保障、保护环境、保障公民政治权利、维护社会治安、廉洁奉公、执法公平、促进经济发展、扩大就业、促进教育等方面的问题来测量政府形象。CSS问卷中有关社会参与的问题涉及向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参加选举、参加重大决策、参加集体性维权活动等作为自变量，即选取了经济因素、社会因素、政府形象、社会信任、社会参与5个维度相关的共27个自变量来分析影响居民幸福感的因素。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如表2所示。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each variable
表2. 各变量的描述性统计
3. 研究结果
3.1. KMO检验与Bartlett检验
首先需要检验能否使用因子分析的方法提取因子。这里我们借助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反映向相关矩阵、KMO抽样适当性检验和巴特利特球度检验。目前学术界关于KMO检验的大小问题，默认大于0.5即可，其中KMO越大，则指标之间的相关度越高 [3] 。在本文中对于原始数据进行了标准化的处理以及信度和效度的检验，如表3所示，发现KMO值为0.932，大于0.5，Bartlett的球形检验sig值均小于0.05，说明变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可以进行因子分析。
Table 3. KMO and Bartlett tests
表3. KMO和巴特利特检验
3.2. 因子分析
主成分分析可以将所选择的指标化繁为简，将众多的指标进行合并和归类，在最后形成的较少的综合指标来代替之前众多的子指标。在具体问题分析的基础上，指标数量的减少可以透过现象看到本质，有利于更好的解决问题 [9] 。
在定量模型的分析过程中，归类因子指标
与原始指标
之间的数量关系可做如下表示：
(1)
模型(1)主要是通过数学降维的方式，提取出可以代表多个信息的主要成分。根据主成分分析基本原理，要素成分特征值需大于1，因子分析中存在信息损失，主要包括两个方面：提取公共因子造成的信息损失和原始指标的特殊因子信息损失。如图在初始解中有27个因子，可以看出累计方差贡献率为100%，即原有变量的总方差均被解释，在提取平方和一项可以看到，一共提取了5个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如表4所示，各因子的成分矩阵如表5。
从上表可以看出，在第一个因子上，原始变量的载荷最高，说明与第一个因子的相关度最高，第一个因子与其他几个因子相比，重要程度也相对较高，但也能看出所提取的5个因子的实际含义还是比较模糊的，因此通过Kaiser方差极大法对成分矩阵进行旋转如表6所示，并绘制旋转后的因子载荷表如表7。
经过以上数据分析可以得出，第一主因子(F1)在医疗卫生、社会保障、义务教育、保护环境、打击犯罪、廉洁惩腐、依法办事、发展经济、保障低收入者、扩大就业、信息公开、回应诉求、食品安全等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系数，将其命名为政府形象因素，反映政府形象，即为人民服务的初衷对公众幸福感知的影响；第二主因子(F2)在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2个指标上具有较大的载荷系数，命名为社会人口因素，即公民自身所具有的条件是如何影响主观幸福感的；第三主因子(F3)在工作状况、家庭收入情况、养老和医疗保险状况3个指标上系数较大，命名为经济因素，即个人自身获得的经济基础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第四主因子(F4)在对公职人员信任以及人与人之间信任水平2两个指标上系数较大，命名为社会信任因素，反映在社会矛盾冲突加剧的时代背景下，信任是如何影响人们的幸福感和认同感的；第五主因子(F5)在向媒体反映社会问题、向政府部门反映意见、参加村委会选举、参加所在村居/单位的重大决策讨论、参加集体维权活动5个指标上系数相关性较大，命名为社会参与因素，探究公众的社会参与对幸福感的影响。
根据总方差解释可以得出，公众主观幸福感Y与5个主因子有如下关系，
，即政府形象因素、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社会信任因素、社会参与因素共同影响公众的主观幸福感。
4. 研究结论与展望
4.1. 研究结论
幸福是人最终追求的价值目标，随着时代的发展，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来源从健康、收入等基本生活保障的基础上向社会参与、社会支持等外在满足感深入推进，因此本文在以往研究的基础上，基于CSS2019的调查数据，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多个因素综合考虑并进行分析和提取，运用因子分析法归为五大类分别为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社会信任因素、政府形象因素和社会参与因素，这些因素共同作用于居民的主观幸福感。
社会人口因素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内在条件，反映出不同群体、不同生活背景下居民对幸福的感知程度不同。居民应发挥主观能动性，如通过接受教育获得更多知识和能力，带来自我肯定，获得较高的内在满足感 [10] 。经济因素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根本保障，体现在稳定的工作状态、稳定的经济收入是否有养老和医疗保险。政府要多举措提高居民的收入水平，同时要提高社会保险的覆盖率，切实发挥社会保险对居民的生活保障作用，提高居民幸福指数。社会信任因素是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基础条件，需要在公众与政府和社会之间建立普遍的信任关系，奠定公众主观幸福感的情感基础。政府形象是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外在保障，政府制定决策的最终目的也是“为人民服务”宗旨的具体体现，政府应摆脱以往只注重经济效益的全能型政府形象，向关注公众需求的服务型政府转变，关注政府自身职能、决策对居民幸福感的影响机理。社会参与是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的关键因素，互联网时代为居民参与社会治理提供了新的契机，要不断完善居民自治制度，为行使公民权利提供更多的机会和平台，通过参与融入社会，表达利益诉求，有利于提升人与人之间的社会融合。
通过以上研究，本文认为当前正处于转型期的中国不应只将经济发展、增加收入作为国家追求的终极目标，而是应当在取得一定经济成就后，逐渐将视角转向增加国民实际幸福感这一问题上，特别是在“人民城市”理念指引下，更应突出群众的主体地位，始终以人民的需求为动力，将提高国民幸福感落实到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实践中去，形成包容性、针对性的政策，满足群众个性化的需求，需要政府在宏观上高位推动，协调资源，落实经济政策、社会保障政策、教育医疗政策等，在基层社会治理中，通过协商让群众广泛参与，提供精细化服务，更好地提升居民幸福感，以维护社会的稳定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
4.2. 不足与展望
居民幸福感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学者的关注，幸福感的影响因素也日益成为重要的研究方向，许多研究已证实了影响居民主观幸福感因素包括人口统计特征、个体心理、教育医疗、社会参与因素、政府因素等在内，这些因素对幸福感的影响十分复杂。本文在CSS数据调查分析的基础上，采用主成分分析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因素进行归类和研究，所得出的结论将影响因素归类为社会人口因素、经济因素、社会信任因素、政府形象因素和社会参与因素，为今后研究居民幸福感的影响因素提供了参考，但本研究仅仅是对影响因素进行了归类，还不能完全验证各种因素对居民主观幸福感的影响程度、各种因素是否存在交互作用、中介作用来共同影响公众主观幸福感以及不同人群获得主观幸福感在程度上是否存在差异，这些问题在未来研究中需要进一步完善。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