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前言
为了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我国调整了生育政策。2021年8月20日全国人大常委会会议通过了三孩政策，即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随着人口政策的不断调整，越来越多的夫妻选择生育二孩、三孩(陈卫，2021)。
养育两个及两个以上孩子的母亲，被称为多孩母亲(孙秀林，田祎雯，2020)。相比于单孩母亲，多孩母亲需要花费更多时间和精力来照顾孩子。研究表明，多孩母亲需要应对来自照顾孩子、照顾父母、工作等多方压力，这给多孩母亲的心理健康带来了巨大的挑战(李婧，王琛，2020)。然而，也有研究发现，与孩子们的密切接触会提升多孩母亲对自身社交能力的评价，并且增加多孩母亲的满意度，从而对多孩母亲的心理健康起到保护作用(穆峥，谢宇，2014)。俞国良(2022)指出，幸福感是心理健康的本质特征和核心所在。随着多孩母亲群体的不断壮大，多孩母亲也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但是，目前对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探讨仍存在争议。本研究加强了人们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了解，深入挖掘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变化的原因，为提升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提供了理论基础和启发，也为今后多孩母亲心理健康评估提供了实证基础。
1.1. 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
主观幸福感是衡量个体心理健康的重要指标之一，对个体的日常生活，甚至子女的心理健康等具有重要的影响作用。Diener (1984)将主观幸福感界定为个体根据自身标准，对其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主观幸福感低的女性倾向采取消极的态度对待生活中的困难，会降低婚姻质量、工作效率。母亲的主观幸福感能正向预测孩子的主观幸福感(范航等，2019)。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越高，越愿意关爱、鼓励孩子，越能够塑造孩子的积极人格；而当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低时，她们对待生活的消极态度会潜移默化地传递给孩子，增加了孩子罹患抑郁的可能性(郭璇，2020)。
当前，关于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存在不一致的研究结论。有研究者认为，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水平较低。陈屹立(2016)对比了单孩母亲和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发现多孩母亲的育儿经济压力更大，生活琐事更多，导致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显著低于单孩母亲。但也有研究者表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较高。认为多孩母亲与孩子们的情感联系更多，由此体验到的主观幸福感也更强(王秀丽，李群，2021)。上述研究结果不一致的原因可能在于：1) 经济、劳动量等客观因素(前者更关注)以及母子间情感支持等主观因素(后者更关注)也许并不是影响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变化的根本原因；2) 未考虑多孩母亲自身对环境变化的适应能力。为此，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有待进一步的探究。Rotundo (2004)曾指出，女性更重视情感体验，情感上的支持有利于女性获得幸福感。也有研究发现，多孩母亲更容易在养育孩子的过程中获得积极体验(穆峥，谢宇，2014)。鉴于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相比于单孩母亲，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更高。
1.2. 社会支持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有正向预测作用(宋佳萌，范会勇，2013)，该影响作用同样适用于多孩母亲，即使多孩母亲目前面临着更大的生活、经济压力，但一旦其获得较高的社会支持，其对生活质量的整体评价也会较为满意，即主观幸福感较高(徐娜，2020)。与之相似，虽然多孩母亲存在更多的情感联系，但如果这些联系没有让多孩母亲感受到被支持、被理解，那么其也会不满意自己当前的生活状况。因此，社会支持才是影响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根本原因。
社会支持是指个体从社会中所获得的资源与帮助，包括从父母、子女、夫妻、朋友等处获得的物质或精神帮助(Cullen, 1994)。社会支持是一个综合性的概念，由客观支持、主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这三个因子构成(肖水源，杨德森，1987)。其中，客观支持包括物质援助和社会网络，社会网络包含稳定的(家庭、婚姻、朋友、同事等)和不稳定的(非正式团体，暂时性交际等)社会联系。主观支持，指个体主观感受到的，在社会中被尊重、被支持、被理解的情绪体验和满意程度。支持利用度指个体对自身拥有支持的利用程度，如有些人虽然可以获得帮助，但无法使用别人所提供的帮助。当前，虽然社会支持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积极预测作用已被大量研究所证实(宋佳萌，范会勇，2013；徐娜，2020)。但客观支持、主观支持、支持利用度各因子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贡献程度大小，目前尚没有统一的结论。
一些研究者认为客观支持对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影响最大。如徐娜(2020)发现较高的客观支持可以减少多孩母亲的经济压力，帮助多孩母亲更好地应对日益增长的养育成本，保持多孩母亲的生活质量，从而提升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另一些学者认为，个体感受到的主观支持比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更有意义(郑磊等，2013)。主观支持是个体感受到的主观体验，丰富了个体的内心世界，增强了个体的主观幸福感。该观点虽尚未在多孩母亲上直接验证，但在中年女性中得到了证实(张沛等，2010)。多孩母亲大部分属于中年女性，二者存在相似性，相关研究结果对多孩母亲具有一定的借鉴意义。除此以外，还有些研究者认为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有较大影响。唐志强(2012)研究了小学教师，发现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大于客观支持、主观支持，高支持利用度有利于小学教师积极感受并利用外部的社会支持，进而提升主观幸福感。小学教师的社会角色与母亲角色存在部分重叠(刘金丽，2020)，该影响作用可能也会体现在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上。
由于相比于客观物质，女性更注重内在的心理感受。若家庭成员之间情感交流更频繁，在遇到养育问题时经常相互协商、支持，则更有利于解决养育问题，减少母亲的育儿压力(Kanter & Proulx, 2019)。女性体会到的情感支持与陪伴，会提升女性的积极情绪，减少负面情绪的感知，更有利于提升女性的主观幸福感(Kamaliya, 2017)。多孩母亲作为女性，可能也是如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主观支持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大。
1.3.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
已有研究发现，社会支持不仅能够直接影响主观幸福感(郑磊等，2013)，还能够通过改变个体的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起作用(Yldrm & Celik, 2020)。心理弹性指个体面临逆境、创伤、威胁或其他重大压力事件时的良好适应(于肖楠，张建新，2005)，反映了个体对环境改变的适应能力。家庭系统理论认为，功能良好的家庭系统可以促进个体心理弹性的发展。当负面事件对家庭产生影响时，家庭成员之间相互沟通、协作，互相提供情感支持与帮助，共同应对困难，这一过程会增强家庭成员适应困境的能力(Walsh, 2011)。这说明，当个体获得的来自家庭的社会支持越多，其心理弹性越好。此外，Lazarus (1991)的应对理论主张，多孩母亲心理弹性越高，越认为困境是暂时、可控的，表现出的积极情绪越多，并且会以积极的方式看待压力事件，更愿意采取有效的应对措施解决问题，降低事件带来的心理痛苦，从而提升主观幸福感(Di Fabio & Palazzeschi, 2015)。以往的实证研究也发现，社会支持可以有效地帮助中年女性(35~60岁)应对危险情境，进而生长出富有韧性的心理功能，促进中年女性形成稳定的主观幸福感(王凯，张野，2019)。当前，已证实了社会支持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直接作用(徐娜，2020)，但心理弹性在其中是否具有中介作用尚不清楚。由于本研究调查的多孩母亲是从18岁~60岁，其中大部分属于中年女性，再根据家庭系统理论和应对理论，本研究提出假设3：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存在中介作用。
对于社会角色与母亲角色部分重叠的儿科护士来讲(朱振云，叶天惠，2014)，主观支持相较于客观支持与支持利用度，与儿科护士的心理弹性联系更紧密(王玲玲，田雨同，2020)。根据Fredrickson (2004)的积极情绪扩展和构建模型，主观支持可以增加个体感受到的别人对自己的爱，增加个体的积极情绪，而积极情绪又可以帮助个体积累应对困境的资源，从而提升个体的心理弹性。因此，心理弹性可能在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起更大的作用。故本研究提出假设4：心理弹性在主观支持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上的中介作用最大。
综上，本研究拟通过问卷法调查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现状，并建立中介模型以检验社会支持及其因子、心理弹性和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及其作用机制，研究假设的概念模型见图1。
2. 方法
2.1. 被试
本研究采取随机取样法，通过网上问卷对多孩母亲和单孩母亲进行施测。本研究所招募的母亲均处于成年期，其年龄在18~60岁范围内。本研究共发放223份调查问卷。去除：1) 受试者年龄不在18~60岁范围内的4份问卷；2) 填写矛盾的2份问卷。最终获得有效单孩母亲问卷52份、多孩母亲问卷165份，问卷有效率为97.31%。多孩母亲年龄、居住地区、受教育程度、月收入等人口学信息可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information of multiple-children mothers
表1. 多孩母亲的人口学信息
2.2. 研究工具
2.2.1. 主观幸福感量表
采用美国国立卫生统计中心编制，段建华修订的中国版总体幸福感量表(General Well-Being Schedule, GWB)测量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Fazio, 1977)。该量表共有18个项目，得分越高说明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78。
2.2.2. 社会支持量表
采用肖水源编制的社会支持评定量表(Social Support Assessment Scale，SSRS；肖水源，1994)，测量多孩母亲的社会支持水平。该量表共有10个项目，分别从主观支持、客观支持及支持利用度三个维度进行评定。得分越高，说明多孩母亲的社会支持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67。
2.2.3. 心理弹性量表
采取Connor和Davidson编制，张建新、于肖楠修订的中国版心理弹性量表(Connor-Davidson resilience scale, CD-RISC)测量多孩母亲的心理弹性水平。该量表共有25个项目，采用5点计分，得分越高，说明多孩母亲的心理弹性水平越高。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5。
2.3. 研究程序
通过问卷星网上问卷平台(https://www.wjx.cn)发放问卷，所有受试者根据指导语依次完成中国版总体幸福感量表、社会支持评定量表、中国版心理弹性量表。
2.4. 数据分析
采用SPSS 22.0 (Hayes, 2013)进行数据分析。首先，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考察数据是否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其次，通过独立样本t检验或单因素方差分析，考察人口学变量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影响。随后，将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与女性常模进行单样本t检验，以评估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为了进一步考察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特异性表现，抽取在年龄、居住地区、月收入和受教育水平与数据回收中的52位单孩母亲相匹配的多孩母亲数据，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最后，采用Pearson积差相关检验各变量间的相关程度。通过PROCESS宏程序Model 4 (中介效应)，检验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及其3个因子和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在95%置信区间、抽样5000次下，完成中介效应的自主抽样检验。
3. 结果
3.1. 检验共同方法偏差
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法”来考察数据的共同方法偏差(汤丹丹，温忠麟，2020)。Harman单因子检验结果表明，未旋转的探索性因子分析的结果提取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有11个，且最大因子方差解释率为31.62%，小于40%的临界标准。说明各个变量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2. 人口学变量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通过对不同年龄、居住地区、受教育程度的多孩母亲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发现年龄、居住地区、受教育水平不影响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ps > 0.05)。对不同月收入的多孩母亲进行完全随机单因素方差分析，结果显示月收入也不影响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F(3,161) = 1.34, p > 0.05)。
3.3. 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现状分析
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得分的平均数为81.74，标准差为12.66。总体幸福感量表的中国女性常模为71，标准差为18。为了获知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特异性表现，将多孩母亲与中国女性常模进行单样本t检验。结果显示，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与常模存在显著差异(t(164) = 10.90, p < 0.001, Cohen’s D = 0.69)，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高于中国女性的平均主观幸福感。
为了获知多孩母亲与单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差异，对单孩母亲和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进行了独立样本t检验。在165个多孩母亲样本中随机抽取52个多孩母亲样本与单孩母亲(N = 52)进行比较，且对两群体的人口学变量进行了匹配。结果显示，随机抽取出的多孩母亲样本和单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在年龄(χ2(1) = 0.04, p > 0.05)、居住地区(χ2(1) = 0.99, p > 0.05)、受教育程度(χ2(1) = 3.08, p > 0.05)、收入(χ2(3) = 2.94, p > 0.05)上无显著差异。多孩母亲(M = 88.00, SD = 10.78)和单孩母亲(M = 82.90, SD = 13.74)的主观幸福感之间差异显著(t(102) = 2.10, p = 0.04, Cohen’s D = 0.41)，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高于单孩母亲，验证了假设1。
3.4. 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心理弹性之间的相关分析
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及社会支持的3个因子(主观支持、客观支持、支持利用度)以及心理弹性进行相关分析，发现变量之间两两显著正相关，详见表2。
Table 2. Correlation matrix of subjective well-being, social support and resilience of multiple-children mothers
表2. 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心理弹性的相关矩阵
注：***代表p < 0.001，**代表p < 0.01。
3.5. 多孩母亲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弹性中介效应检验
对心理弹性在多孩母亲的社会支持(及其因子)和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进行检验。其中“c”代表社会支持(及其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总效应；“a”代表社会支持(及其因子)对心理弹性的效应；“b”代表控制了社会支持(及其因子)的影响后，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的效应；“c′”代表控制了心理弹性的影响后，社会支持(及其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
结果发现，多孩母亲的社会支持越高其心理弹性越好(a = 1.03, t(163) = 6.43, p < 0.001)；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 = 0.33, t(162) = 6.68, p < 0.001)；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c′ = 0.54, t(162) = 4.61, p < 0.001)，占总效应的61.36%；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 × b = 0.34, 95%CI [0.21, 0.52])，占总效应的38.64%。说明心理弹性在多孩母亲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验证了假设3，见图2。
注：***代表p < 0.001。
Figure 2.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ultiple-children moth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图2. 多孩母亲社会支持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心理弹性在客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多孩母亲的客观支持越高其心理弹性越好 (a1 = 1.70, t(163) = 4.06, p < 0.001)；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1 = 0.42, t(162) = 8.36, p < 0.001)；客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不显著(c′1 = 0.45, t(162) = 1.59, p > 0.05)，占总效应的38.79%；心理弹性在客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1 × b1 = 0.71, 95%CI [0.41, 1.06])，占总效应的61.21%。说明心理弹性在多孩母亲客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完全中介作用，见图3。
心理弹性在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多孩母亲的主观支持越高其心理弹性越好 (a2 = 1.35, t(163) = 5.35, p < 0.001)；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2 = 0.36, t(162) = 7.28, p < 0.001)；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c′2 = 0.77, t(162) = 4.44, p < 0.001)，占总效应的61.60%；心理弹性在主观支持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2 × b2 = 0.48, 95%CI [0.26, 0.75])，占总效应的 38.40%。说明心理弹性在多孩母亲主观支持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3。
心理弹性在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的中介效应检验显示，多孩母亲的支持利用度越高其心理弹性越好 (a3 = 2.11, t(163) = 3.44, p < 0.001)；心理弹性对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预测作用(b3 = 0.41, t(162) = 8.39, p < 0.001)；支持利用度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显著(c′3 = 1.08, t(162) = 2.74, p = 0.006)，占总效应的55.38%；心理弹性在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显著(a3 × b3 = 0.87, 95%CI [0.30, 1.50])，占总效应的44.62%。说明心理弹性在多孩母亲支持利用度和主观幸福感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见图3。
(a) (b) (c)注：***代表p < 0.001，**代表p < 0.01。
Figure 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al support 3 factors and subjective well-being of multiple-children mothers: the mediating role of resilience
图3. 多孩母亲社会支持3因子和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心理弹性的中介作用
结果发现，在社会支持各个因子对主观幸福感的影响中，支持利用度最大(c3 = 1.95)，其次是主观支持(c2 = 1.25)，客观支持的最小(c1 = 1.16)，未验证假设2。此外，心理弹性在客观支持–主观幸福感起完全中介作用(a1 × b1 = 0.71)；而在主观支持–主观幸福感(a2 × b2 = 0.48)、支持利用度–主观幸福感(a3 × b3 = 0.87)上起部分中介作用。其中支持利用度的中介效应最大，与假设4不同。
4. 讨论
研究发现相较于单孩母亲、普通女性，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较高。进一步分析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的关系，发现社会支持不仅直接影响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也通过心理弹性间接影响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效应与间接效应中，影响最大的因子均为支持利用度。
4.1. 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特点
本研究结果表明，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水平高于女性常模水平，也高于单孩母亲。这与王秀丽和李群(2021)的研究结果一致。肖恋(2018)发现与单孩母亲相比，多孩母亲更加认同自己的母亲身份，并且拥有更加亲密的亲子关系。这就促进其获得更高的心理健康水平，提升了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
本研究发现年龄、地区、受教育水平、月收入等因素均不影响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Hartung et al., 2021)。说明月收入、受教育水平等因素均不会影响多孩母亲的生活态度，也不会影响到多孩母亲对待孩子的方式。无论多孩母亲身处顺境还是逆境，多孩母亲都会与孩子进行积极的互动，进而主观幸福感水平较高。
4.2. 社会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直接影响
本研究结果显示，社会支持能够正向预测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这与徐娜(2020)、张新娟等人(2016)的研究结果一致，说明良好的社会支持可以让多孩母亲感受到更强烈的主观幸福感。多孩母亲从家人、朋友等处获得物质和精神帮助，使多孩母亲感受到朋友与家人的理解和支持，减少多孩母亲的不良情绪体验，促进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提升。
本研究发现社会支持的3个因子均可以正向预测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但与预期结果不一致的是，支持利用度，而不是主观支持，对主观幸福感的贡献最大，这与前人的研究结果一致(麦贝吉，2013)。根据前文可知，支持利用度是指个体对社会支持的主动利用(肖水源，杨德森，1987)，既包括了对主观支持的利用，又包括了对客观支持的利用。换言之，支持利用度能够制约主观与客观层面的有效支持程度。若是个体拥有丰富的主观支持与客观支持，但并没有主动利用这些支持，将社会支持的作用发挥出来，那么社会支持的有效性将大打折扣(赵少华，2009)。
4.3. 社会支持通过心理弹性影响主观幸福感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起中介作用。这与以往的研究结果一致(Yldrm & Celik, 2020)。支持了家庭系统理论(Walsh, 2011)和应对理论(Lazarus, 1991)，同时也为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提供了直接的实证证据。
与研究假设不同的是，心理弹性在支持利用度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作用最大。Marhamah和Hamzah (2017)指出社会支持能否对心理弹性起到保护作用，主要依赖于支持是否能被个体有效利用。宋潮等人(2018)认为，若个体处于困境，即使外界给予了一定的帮助和支持，但如果这种帮助没有被个体利用起来，也就没有内化为个体自身的发展动力，从长期看这将影响个体心理弹性的发展。多孩母亲在面临困境时，应提升自己的支持利用度，相信自己的家庭、朋友乐意帮助自己，并主动向她们寻求物质和精神上的支持，这样才有利于多孩母亲获得更多的应对困境的资源，增加度过困难的信心，进而提升多孩母亲的心理弹性。而高心理弹性的多孩母亲在面对困境时又会展现出更多的乐观，以更积极的方式解决困境，减少困境的影响，促进多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
4.4. 不足与展望
需要注意的是，本研究发现的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及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的关系是基于横断面的研究，无法准确推断出该影响模式的发生规律和因果关系。其次，本研究的多孩母亲群体大部分来自于二孩母亲，拥有三个孩子及以上的母亲数量相对较少。针对这些不足，未来研究可以通过实验法进一步探讨社会支持、心理弹性在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中的作用机制。此外，扩大拥有三个及以上孩子母亲的样本量，进一步探讨孩子数量对母亲主观幸福感的影响。
5. 结论
在本研究条件下，结果发现：1) 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高于单孩母亲的主观幸福感；2) 社会支持对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起正向预测作用，其中支持利用度的正向预测作用最大；3) 心理弹性在社会支持与多孩母亲主观幸福感之间起到中介作用，其中支持利用度与主观幸福感之间的中介效应最大。
NOTES
*第一作者。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