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未来取向具体表现为个体对未来的认知偏好和行动倾向，同时也包括个体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情感体验(刘霞，黄希庭，&毕翠华，2011)。一个人的未来取向关乎其今后的发展走向，对个体日后的发展起到关键作用。
影响未来取向的因素有很多，其中家庭因素是至关重要的部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简称为SES，是家庭的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结合。它是对家庭成员的社会地位和经济地位的度量，根据个体能够获取或者控制的社会资源数量，对其进行的社会层级划分，通常参照的社会资源包括家庭成员的受教育程度、收入水平和职业声望因素(方晓义等，2004)，Sewell和Haller (2002)等人提出了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五因素测量指标，即父母的受教育水平、家庭收入、父母职业，该指标比较客观公正，能够较好地反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亲教养投入是指在教养子女的过程中，父亲为了子女能够健康成长而在其情感、认知和行为方面的参与度(伍新春等，2012)。
初中是一个思考未来，准备向成年期过渡的关键时期，也是集中思考未来和确立价值观的重要时期。家庭是初中生思考未来的重要影响因素，那么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亲教养投入如何影响初中生的未来取向，其具体影响路径如何是一个值得探讨的重要问题。
2. 研究方法
2.1. 研究对象
选取广东省汕尾市某初中学生为研究对象，发放问卷520份，剔除无效问卷后获得有效问卷511份，有效率98.27%。其中女生263人，男生248人；初三学生194，初二学生137人，初一学生180人。
2.2. 研究工具
2.2.1.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
一般而言，研究者把家庭收入、父母受教育程度和父母职业三个变量来作为衡量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指标。其中，对于职业的分类，参照师保国和申继亮(2007) 的研究，将父母职业划分为五个等级。父母受教育程度，分为五个等级：1) 小学及以下；2) 初中；3) 高中/职高；4) 大专/职专；5) 本科及以上；根据调查对象所在地区《海丰县政府工作报告》指出2021年全体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32593元，核心家庭年收入为65,186元，月收入为5432元。因此以5000元为中间值，将家庭收入划分为5个水平，1) 4000元及以下，2) 4001~5000元，3) 5001~6000元，4) 6001~7000元，5) 7000元以上。本研究采用Z分数法来获得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的综合值。在本研究中各指标两两相关均显著，相关系数在0.280~0.550之间，为低度到中度正相关，表明各指标既方向一致，又有所差异，不可互相替代。各指标与总分相关均显著，相关系数为0.714~0.791之间，为高度正相关，表明各指标与总体概念一致。
2.2.2. 父亲教养投入行为问卷
采用伍新春等(2018)修订的《青少年评价父母教养投入行为量表》，该问卷共四个维度分别为情感休闲、规则教导、学业支持与生活照顾，共22个题项，采用五级计分，从“不是，到总是”，分别记1~5分，分值越高，说明父母在该行为上的频率越高。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8。
2.2.3. 未来取向问卷
采用刘霞，黄希庭，&毕翠华(2011)编制的《青少年未来取向问卷》，共31个项目，分为三维度：未来认知、未来情感、未来意志行动，六因素：广度、密度、思虑性、乐观性、计划性、执行性。该问卷采用五级评分制，从“完全不符合到完全符合”，分别记1~5分，得分越高代表未来取向越好。本研究中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
3. 研究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采用 Harman单因素检验法，对问卷所有项目进行未旋转的因子分析。结果显示，因子未旋转前共生成 12个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第一个因子解释的方差变异为20.8%，低于临界标准40%。说明本研究中所测数据不存在严重共同方法偏差。
3.2. 初中生未来取向现状分析
初中生总体未来取向的平均数为3.475，在未来取向的二阶因子中，得分最高的是未来认知即3.578，其次是未来意志行为即3.525，最后是未来情感，得分为3.326，由此可见初中生未来取向及各维度均高于中点值3.0分。
对未来取向问卷的人口学变量差异进行分析，结果发现，男生的未来取向(3.472 ± 0.553)与女生的未来取向(3.479 ± 0.481)不存在显著性差异，t = −0.154，p > 0.05；初三学生的未来取向(3.58 ± 40.504)显著高于初一学生(3.3.67 ± 0.481)和初二学生(3.461 ± 0.554)，F = 8.332，p < 0.001，df = 2。
3.3. 变量间回归分析和中介模型分析
将性别、年级作为控制变量，对家庭社会经地位、父亲教养投入、未来取向进行回归分析。回归分析表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父亲教养投入(β = 0.41, p < 0.001)，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未来取向(β = 4.24, p < 0.001)，父亲教养投入正向预测未来取向(β = 3.68, p < 0.001) (见表1)。
Table 1. Regression analysis table between variables
表1. 各变量间的回归分析表
注：**p < 0.01。
采用PROCESS程序中模型4，对父亲教养投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作用进行检验(见图1)，结果自尊的中介效应显著(ab =1.61, Boot SE = 0.43)。此外，控制性别、年级后，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未来取向的直接效应显著(c′ = 2.73, SE = 0.65)。因此，父亲教养投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和未来取向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中介效应占总效应的比例为37.97%。
Figure 1. The mediating effect model of father’s upbringing investment on family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future orientation
图1. 父亲教养投入在家庭社会经济地位与未来取向之间的中介效应模型
4. 讨论
4.1. 初中生未来取向现状
研究发现，初中生未来取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与刘霞，黄希庭，&毕翠华(2011)研究结果一致。研究发现未来取向在性别上的差异不显著，这可能源于现代非性别差异化的教育，使得男生女生同样获得思考未来的机会(沈悦，寇冬泉，2020)。研究中显示初三学生的未来取向显著高于初一和初二两个年级，这与于凤杰等人(2013)结果一致，一方面高年级的学生不论是从生理发育还是心智化水平都更趋于成熟，另一方面高年级要更早面对未来的计划和选择，这些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都会促进未来取向的发展(张晓玲，2020)。因此，高年级学生的未来取向更高。
4.2.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父亲教育投入与初中生未来取向的关系
研究发现，家庭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父亲教养投入和未来取向，父亲教养投入也可以正向预测未来取向，且父亲教养投入在二者之间起到部分中介作用。
家庭对青少年的影响作用是以亲情、血缘为纽带，在经济依托和生存依托的基础上进行的，是青少年社会性和个性发展的重要影响源，也是培养和发展青少年社会性的主要途径(张文新等，2006)。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是家庭成员发挥职能的一个重要影响因素，家庭社会经济地位高的学生，通常其父母受教育水平比较高，生活物质压力较小，家庭关系较为和谐，父亲会给予孩子更多的关注与尊重，善于与他们沟通，投入更多的时间和精力。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既直接影响青少年对未来教育的探索和投入水平，又通过父母教养方式、亲子沟通等青少年发展的近环境间接影响青少年对未来教育和职业的探索与投入水平及相应态度(张玲玲，2008)。积极教养环境下长大的子女，在进行任务型目标取向时，往往倾向于掌握目标，而消极教养环境下成长的子女，在遇到相同的情境时，一般会倾向于成绩目标。父亲的冷漠对待，也是形成成绩目标的一个主要原因。因此，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可能通过父亲教养投入影响到初中生未来取向。
5. 结论
1) 初中生未来取向处于中等偏上水平；
2) 初中生未来取向不存在性别差异，初三学生的未来取向显著高于其他两个年级；
3) 家庭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父亲教养投入和未来取向，家庭社会经济地位对未来取向的影响可以部分通过父亲家庭投入来实现。
致谢
回顾该文章撰写的点点滴滴，感慨万千。首先要感谢我的导师杜老师，从论文的选题到提纲设计，再到多次修改后的定稿，每一个小细节，都凝聚着杜老师的教导与关爱。其次，感谢我的同学们，在学习上彼此陪伴，互相扶持克服困难。最后，感谢我的家人。在我工作和学习之余，提供了无私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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