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问题的提出
我国陆地边境线长约2.2万公里，其中有86%在民族地区，民族自治区域面积占到了国土面积的64% [1]，是我国地缘政治的要冲。既关系着族际间的和谐发展，又与社会稳定、祖国统一密切相关。中华民族的建构富含政治意味，国家将各个民族整合，形成统一的政治共同体。文化是这一民族最深层的根基，关系着民族历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 [2]。中华民族共同体在我国长期的历史发展历程中形成，由政治文化情感多重纽带共同维系，而利益则是族际关系的本质。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 [3]。”也就是说利益是人们凝结在一起的根源，共同体的本质就在于成员在利益诉求上的趋同及对共同价值规范的遵从。古往今来，不同的共同体无论是凝结还是分裂，无不与他们的共同利益相关。为了物质关系和物质利益而团结在一起，隶属于某个民族成了人“最自然的利益” [4]。因此，保障各个民族存在与发展的正当利益与地位，是维系民族团结的关键。
为了防范化解由于发展差距造成的民族间分歧与矛盾，进入新世纪以来，国家采取了一系列政策举措，推动民族地区现代化进程，促进各民族、各地区经济融合与均衡发展，通过经济纽带强化了族际情感和文化的联系。习总书记指出当今世界正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进入新的动荡变革期，影响各民族交往交流交融的因素仍然复杂多样……民族地区发展不平衡不充分问题仍然相对突出，给我国国家统一、民族团结和社会稳定带来挑战 [5]。与此同时，随着我国区域经济结构的调整，以内循环为主发展战略的转变，为进一步强化族际—区域间利益联结带来了机遇。
农业是民族地区主要的经济形态，在区域结构调整中，带动面大，对民族地区的社会渗透力强，随着社会经济结构的调整，民族地区凭借土地资源、人力成本等比较优势，承接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分享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区域经济布局和双循环经济发展格局下农业繁荣发展的红利，经济面貌日新月异。
2. 农业产业链向民族地区迁移现状
我国传统农业长期以小农经济为主要经营模式，农民依地而居，呈现出明显的地方性特征：受地域限制，人口流动少，区域之间很少接触、往来，各地的经济社会生活保持相对孤立。在少数民族聚居区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上的相对孤立和封闭则更为明显，甚至形成了一个自我封闭的内循环系统。
随着社会形态的转变，国家内部进行了系列资源调配和战略性布局，农业生产格局发生调整。改革开放以来，在梯度发展战略下，沿海地区率先开启工业化进程，生产效益较低的农业开始向民族地区转移。近年来，随着兴边富农、对口帮扶、乡村振兴等战略的实施，民族地区农业取得了长足发展，农产品产量不断提高。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1. Proportion of tea, cotton and sugar production in eight ethnic provinces of China
图1. 我国民族八省茶叶、棉花、糖料产量占比变化图
农业产业链整体呈现出向民族地区逐步迁移的趋势，不同类型的农产品向西迁移的时间和规模有一定的差别，如图1所示棉花、茶叶、糖料等经济价值及商品率高的经济作物西移程度高。体量大、需求大的蔬菜和水果供应链西进趋势迅猛，南菜北供、南果北调等现象十分常见，对我国的社会经济生产结构产生了较大的影响。图2所示粮食、肉类、油料等对居民生活消费影响较大、战略意义重大的重点农产品，出于国家管控的影响，西移步伐相对较缓，但民族地区产量占比均在25%以上。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2. Vegetable and fruit yield change chart in eight ethnic provinces
图2. 民族八省蔬菜与水果产量占比变化图示
我国是一个农业大国，耕地和农业人口众多。农业是国之根基，农业产业链稳定不仅是关乎所有人米袋子和菜篮子的“定心丸”，更是推动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的“奠基石”。农产品供应打破了“杜能圈” [6] 的限制，向跨区域、跨国界的长链条延伸。东西部地区农业产业链协作，加强了族际经济利益联结纽带，各民族产生了更深层次的交往、交流和交融，凝聚力和认同感大大增强，对建设和谐族际关系有着重要的现实价值。
3. 农业产业链西移对族际关系的作用路径
3.1. 提升民族地区人力资源质量
在虹吸效应的推动下，我国人口流动呈现出“东进西出”的特征，如何留住人才、提高人力资源质量是民族地区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农业产业链西移，提供了发展空间，更多的人选择家乡就业甚至大批能人乡贤返乡带动民族地区发展。从源头上吸引当地劳动力就地择业，缓解劳动力结构的空心化和老龄化，实现安居乐业，有更多的获得感和幸福感。同时，产业的转入也促进了相关产业的发展，进而丰富民族地区的产业类型，通过技术、设备和人才的引入，政府企业的培养，资源的合理分配和利用，大大提高了民族地区从业人员的数量和质量。此外，经济的发展，文化教育的进步，政策的扶持等提升了民族地区人力资本存量的水平，为和谐族际关系提供了精神保障。
3.2. 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
唯物史观认为物质决定意识。农业产业链的转移，民族地区凭借资源禀赋优势，承接了大量的农业生产，广泛吸纳迁出地的优势资源和生产要素，从而辐射、传导以从整体上提升民族地区的产业发展水平，促进经济增长。此外，民族地区地域辽阔，环境复杂，相对偏远闭塞，基础设施建设成本高、难度大、效率低，因此相关技术和服务较为落后。农业产业链西移推动了民族地区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水平的完善和提高，促进民族地区农业发展实现技术创新和产业转型升级，从而提高劳动生产效率和农民收入水平。据统计，民族八省农产品产量逐年稳步提高，人民的物质生活条件不断改善。产业发展水平是决定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物质基础。农业产业链西移，使各民族成员分享到了国家繁荣发展的红利，打下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3.3. 加深推动族际交往合作
在生产活动中，各民族间的相互影响、相互渗透、相互学习是必然和紧密的。长期以来，平均主义在我国大部分民族地区普遍存在，商品经济观念薄弱。少数民族群体要想在竞争激烈的市场经济环境中获得竞争力，全面共享国家各方面建设成果，就要转变思想，培养更加开放的意识，深入学习先进经验，广泛收集信息，了解市场需求和趋势。农业产业链的转移和贯通，加强了移入地和移出地之间的交往合作，加深了民族地区与其他地区之间经济社会和文化方面的交流与联系，增强了各地区各民族的开放性和流动性。少数民族群体不再仅仅依附于本地区、本民族内部往来，开始追求各民族间深层次的、多维度的交往互动。主体间良性的竞争关系调动了主动追求、实现自身利益的积极性，进而形成了各族人民各尽所能、各得其所的竞合关系。各民族基于经济生活的更加紧密的交往交流，加快了各民族的交融，促进了民族共同体的培育进程。
3.4. 促进文化观念的发展
中华文化博大精深，只有增进彼此间的了解，加深对不同民族文化的认知，才会更加尊重理解，对多元文化产生一种共同认知，进而实现社会融合。农业产业链西移，潜移默化地影响了少数民族群体的思想和社会联系，推动了不同民族和同一民族间传统文化和新兴文化的碰撞和交流。这种碰撞与交流，并不是为了消除文化差异，而是为了整合文化差异。在产业链转移的过程中，为了取得核心竞争力，发挥自身的优势，各族人民开始注重挖掘民族文化资源的价值潜量，梳理长期以来分散、闭塞甚至濒临消失的民族文化，并借助新业态新技术传承发扬，展现民族文化的魅力，让各民族文化搭乘农文旅产业发展的载体和契机走出去，被认识、接纳、尊重，进一步促进了各民族文化的繁荣与发展，进而推动了各民族的开放与融合，奠定了文化根基。
4. 农业产业链西移对族际关系建设的风险分析
农业产业链西移，给民族地区带来了利益和发展机遇，促进了欠发达地区经济的发展，人民生活水平的提高，有效缓解了区域间发展不平衡带来的各族人民心里落差感。然而，在看到农业产业链西移带来的直观红利的同时，这其中的利益对抗也不容忽视。民族地区，广大少数民族群体，承接了农业产业链西移进程中的很多工作，农产品产量占比持续上升，但是如图3所示农业产值和其他地区相比，并没有显著优势，这也就意味着，民族地区在利益分配方面处于劣势。收入差距拉大会加剧社会分化 [7]，长期来看，若任由利益分配不公平的发展，相对收入差距的拉开，人们内心的相对剥夺感 [8] 日益增强，势必会威胁到族际关系和谐。
数据来源：国家统计局。
Figure 3. Proportion of total agricultural output value of eight ethnic provinces
图3. 民族八省农业总产值占比图示
4.1. 宏观政策和区域协作机制有待完善
民族地区长期受“重稳定，轻发展”战略的影响，经济发展相对滞后，人口、资本等资源和贸易活动，通过虹吸效应和回波效应流入发达地区，落后地区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劣势地位，进而陷入梯度落差累积拉大的困境中 [9]。经济基础决定上层建筑，若各民族不能平等地共享利益与繁荣发展，那么共同体意识终将只是空中楼阁。民族地区为国家整体利益做出了滞后发展的牺牲，缩小发展差距，扩大涓滴效应还需要政府职能发挥作用。目前，国家通过加强区域协作，期望先发地区凭借科技、资本优势带动民族地区经济发展，但是受各种因素的制约，带动作用并不理想。各地区纵向经济联系要比横向联系更加紧密，加之区域间利益关系尚未理顺，因此经济辐射和带动的仅是个别民族地方。而且，由于受到多种因素的制约，先进的技术、工艺、管理体制在民族地区很难嵌入。
4.2. 民族地区农业产业链发展大而不强
虽然国家出台了多项政策举措，投入了大量资金扶持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但是从全国整体水平来说，民族区域的市场化程度与其他地区相比还存在较大差距。作为民族区域经济发展的引航员，当地政府的思想观念和统筹规划至关重要。在农业产业链发展过程中，有的地方政府过分追求规模和产量的提高，粗放式经营，导致产能过剩，农产品滞销和品质下降现象严重。改革开放以来到2020年，我国人均粮食产量从318.74公斤上升到了474.45公斤，棉花产量从2.27上升到了4.19公斤，水果产量从7.24公斤上升到了203.2公斤，人均蔬菜产量则高达530.54公斤1。而我国这些农产品的出口量占比并不多，蔬菜的出口量仅占总产量的1.5%，而水果却有49.31亿美元的贸易逆差，这表明我国农产品产量已经过剩，但品质无法满足市场需求。农业产业链大而不强的原因之一就是盲目追求产量的增加，扩大规模，农民丰产却不能丰收。在民族地区还存在为了产量，破坏生态资源，滥用农药肥料的做法，导致土地肥力和耕地面积日益下降，农产品品质无法保障。
4.3. 民族乡村农业产业链盲目延伸
近年来，民族地区依托农业产业链大力发展旅游业和非农产业，促进了当地收入的增长，但是部分地区将农业农村现代化单纯的视为农村现代化，将城市建设的思路套用到乡村，简单的复制先发地区的模式，大搞产业示范园区以延伸产业链。前期投资大，维护成本高，回报周期长，同质化严重，带动当地农业提质增效的效果堪忧。通过调研发现，贵州一县区建有8个农业示范点，下面的乡镇还建有各种“点中点”，全县十几个镇只有2个没有建设示范区，几乎每个村都有工程。还有一地规划建设百个公园，打造百园之镇。脱离当地资源优势和市场分析，盲目大开发，仅关注于收入的增长，而忽视了提高农民参与发展的能力，造成了对政府扶持项目的严重依赖。既无法保障农业农村现代化的健康发展，也会给当地居民带来风险隐患。而且这种单一加速农村地区城市化步伐的做法，冲淡了民族地区乡村特有的农耕文化与精神生活，失去了自身的魅力和韵味。对农村特色资源的挖掘不足，对于本地资源禀赋独特、民族文化底蕴深厚、乡土内涵丰富的产业发展缺乏足够的重视，脱离农业的农村现代化在一定意义阻碍了民族地区发展机会和竞争力的获取。
4.4. 民族地区农产品处于价值链低端
民族地区的农业生产仍然以小农经济为主，小散弱的农户从事农产品种养殖工作，主要靠出售初级农产品或原料获得收益，处于整条产业链的上游。这一环节虽然承受着土地、种子、农药、肥料等成本和自然灾害、病虫害等风险，其收益在产业链–价值链中却很低。而高附加值主要产生于产业链的中下游，据有关专家估算，生产环节的收益只占一成左右，绝大部分利润在产业链中下游产生 [10]，初级农产品通常价格低廉，但经过加工、包装和品牌塑造等环节，可以带来数倍的利润。而后续经营对设备、技术、人才要求较高，进入门槛较高，目前较为落后的民族地区与发达地区相比竞争乏力，主要参与的是农产品价值实现的最初环节，利润微薄。云南茶叶的综合产值在千亿元以上，但是养护茶树，起早贪晚采茶的茶农人均收入仅有三千余元 [11]。利益分配中得不到公平合理对待，在市场竞争中处于弱势的民族群体极易形成一种 “民族失落感”，从而导致国家认同的危机。
4.5. 民族地区供应链文化发展滞后
文化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的灵魂，民族地区文化资源丰富多彩，但文化价值还有待开发，民族地区文化产业效益并不高，发展滞后。随着产业链迁移，各族人民经济往来日益频繁。一方面，主流文化在不断同化着少数民族文化，随着现代化的深入，民族传统文化没有得到及时的保护，生存空间日益缩小，许多优秀的民族文化面临着失传。另一方面，地域间、族际间的发展差距逐渐明显，发展相对落后的群体很可能对本民族文化的生存与发展缺乏信心，甚至是产生怀疑的心理。反之，族际间的利益冲突若激化为族际文化的相互排斥，那么民族文化和国家主流文化认同感之间的张力也会不断扩大，不仅会对经济社会发展产生影响，在 “三股势力”的恶意挑拨下，很可能产生非理性的民族情绪，从而威胁到国家的安定团结。
5. 农业产业链向民族地区迁移的对策建议
5.1. 完善宏观调控及区域发展政策
改革开放初期梯度发展战略制定的初衷是优先发展东部沿海地区，然后东部地区反哺中西部地区，最终实现共同发展进步。然而，先发展起来的东部地区，凭借其资源禀赋，在市场竞争博弈中处于优势地位，分得了大部分利润甚至是形成行业垄断提高了市场准入门槛，区域间竞争严重不平等，市场调节区域间资源配置产生了负效应，这亟需“另一只手”来维护为了国家整体发展而做出暂时牺牲的民族地区的利益。首先，加大政策供给的力度和精准度，激发民族地区发展活力。对于国家来说，要继续完善财政、金融、社会保障、区域协作和农业种植等倾斜政策，提高基础设施、人力和技术资本的有效投资，拓宽农产品供销渠道。为民族地区经济自主发展提供保障，使自治权能够得到最大限度的行使，从而充分调动民族地区农业生产的积极性和自主性，不断缩小与其他地区的发展差距。其次，通过完善区域协作政策促进族际利益协调。在国内大循环格局下，结合当前民族地区发展状况和历史因素，采取区域联动发展的措施，向纵深推进开发开放和强力带动的协作战略。如利用“飞地经济”模式，跨省域对接农产品产销地，加强区域协作，依靠市场的正效应，实现深层次的互利共赢。
5.2. 因地制宜承接发展优势产业
民族地区凭借资源丰富、要素成本低的优势，承接了大量农业生产作业。不同地区的自然条件、风土人情各不相同，在承接产业转移时不能搞一刀切。地方政府可以结合当地“米提斯” [12]，依托地方特殊的地域、文化和业态，设计出符合地方实际的发展策略，优化本地的投资环境与产业结构，突出地方特色和民族特色，把区位优势、资源优势转化为经济优势，注重规划和政策引导，为少数民族群体创造更多的发展机遇。积极培育有地方优势的特色产业，在耕地资源良好的地区，大力发展绿色生态产业，引导落后企业转型升级，逐步实现由传统农业生产方式向现代化、产业化、规模化发展，实现农业资源的最大化利用与农产品增值。在不具备规模化发展条件的地区，推广现代农业技术，促进家庭种养殖业的发展。边疆民族地区的农业发展可以搭乘国家沿边开放开发计划或国际贸易等项目的机遇，进一步壮大规模。充分利用产地的优势延伸产业链，推动三产融合发展，承接农产品加工业、生态观光农业，要注意的是，在承接发展特色产业过程中，要将保护自然生态环境和民族文化生态环境放在首位。
5.3. 探索融合村庄集体经济运行新机制
从民族地区最基层的单位村庄入手，探索新型的农村集体经济运行机制，既能发挥集体优势，也能调动群众的积极性。通过区域规划整合村庄，构建设施完善、功能完备的乡村社区，如城乡互嵌类村庄、集聚发展类村庄，实现与城镇社区功能的对接，既能优化乡村社区的空间布局和资源配置，又能促进农业的集约化、现代化发展。实行“大农”的美国和“小农”的日本以及法国、瑞典等国家都曾通过合并聚集村庄来降低基础设施的建设成本，提高公共物品和服务的供给水平 [13]。随着我国农业现代化进程的加快，出现了多种形式的新型农村集体经济组织，但是就发展水平来看，所能发挥的作用有限，况且对于只有几亩田的小农户来说，加入多个组织成本较高。2021年中央一号文件提出要深化供销合作社综合改革。立足我国国情，利用制度优势，市场、政府和社会三位一体共同发力，以当地龙头企业为主导，使合作社成为企业与分散的农户之间对接的纽带，使市场更好地发挥带动作用。政府在聚集村庄的基础上，培育和健全供销合作社为农服务功能和体系，让供销合作社横向上覆盖整个聚集村庄，为农服务精细化；纵向上贯通村落到国家层面的供销合作系统，盘活集体经济。例如，我国崇州白头镇大雨村通过驻村经济专员，推动集体经济专业化运营，联农带农实现创收。
5.4. 提高民族地区在产业链–价值链中的地位
民族地区要提升自身的竞争力才能在利益分配过程中占据优势，在保障机会平等和过程平等的前提下，也要追求一定的结果平等。首先，提升民族地区公共服务的供给水平，健全农产品流通体系，创造良好的营商环境，为产业发展和招商引资提供基本保障。同时，加大对民族地区的技术投入，缩小与其他地区的技术差距，通过专业技能培训，提升农村人力资源素质。科技在农业生产中发挥着重要作用，能够带动农业结构的调整和发展方式的转变，促使传统的初级农产品向价值更高、符合市场需求的现代农产品升级。其次，支持当地企业和外来企业合作，融入重组的产业链–价值链中，实现一体化发展，加深彼此间的情感，鼓励外来企业深入当地植根式发展。通过对产业链各方行为进行再定义，提高农户在利益系统中的地位与价值，优化公平合理的利益分配机制。再次，二三产业增值要比一产高得多，发展农产品加工业、手工业、农业农村服务业，三产融合发展，相互关联，延伸产业链，将农民培养成价值链链主，让更多的农产品产业链、价值链留在民族地区。
5.5. 文化建设赋能农业产业链发展
我国是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各民族一荣俱荣、一损俱损，只有把自己的命运同中华民族的命运紧紧连接在一起，自身的权益才能得到有效的保障 [14]。在民族区域，通过不断提升国家主流文化的影响力，使各民族形成互助互利、紧密相连的命运共同体意识，为民族谋发展、谋复兴。文化是市场发展的不竭动力，一个地区经济的发展，离不开文化竞争力的提升。少数民族文化资源丰富多元且富有特色，极具吸引力。对此，国家和地方政府要注重对民族优秀文化的开发和保护，积极引导优秀的民族文化资源走向市场，构建文化产业链，提供良好的平台促进其传播推广，为民族地区特色农产品增值，既有深度，又有广度，能够产生良好的社会效益和社会影响力。将富有个性的少数民族传统文化融入到具有共性的国民文化体系中，从而达到少数民族的多元化与中华民族文化的和谐统一，美美与共。消费者通过对民族文化的了解和接纳，减少族际隔阂，实现对中华民族价值体系的认同。
基金项目
本文获得2022年中央民族大学研究生科研实践项目资助(项目编号：SZKY2022107)。为2019年度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项目“经济极化发展背景下民族间发展差距变化及其治理研究”(项目编号：19YJC85006)阶段性成果，获得中央民族大学2021年“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项目编参考文献号：2021MDZL22)研究专项资助。
NOTES
1由国家统计局数据整理得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