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近年来,随着经济全球化的不断推进,我国坚持对外开放的基本国策,积极促进“一带一路”的国际合作,从而促进国民经济的健康快速发展。而上海作为“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的排头兵和主力军,以及海派文化及中国文化的主要输出地,拥有深厚的近代文化底蕴和众多的历史古迹,其城市形象的外宣工作对“一带一路”的发展至关重要,尤其是其政治文本翻译的优劣将直接影响世界各国对中国文化和政治面貌的印象、理解和接受度,因而如何实现准确、高效的上海城市外宣翻译已成为一个研究热点。
生态翻译学理论 [1] 是国内学者胡庚申于2008年提出的。生态翻译学在追求翻译文本准确性的同时,更注重翻译文本间的整体性。该理论立足于翻译生态系统的整体性,从生态翻译学的视角,以生态翻译学的叙事方式对翻译的本质、过程、标准、原则和方法以及翻译现象等做出新的描述和解释。在全球范围内,随着生态意识和绿色理念的不断加强,生态翻译学的“实指”开始逐渐走向绿色翻译。绿色翻译致力于发掘翻译文本背后的绿色价值、绿色意义和生态理性,以译文的“生态化”、“自然化”、和“绿色化”为追求目标。
《上海市城市总体规划(2017~2035)》(以下简称《规划》)是由上海市人民政府组织编制,经国务院批准的上海辖区内城市规划、建设和管理的基本依据和法定文件。 [2] 该文本分别包括总体规划的由来及特点,上海城市新规划,上海城市日后的发展方向,以及具体的实施方法等四个方面。该文本具有较高的研究价值,而目前从生态翻译学视角对该文本进行的研究并不多见。因此,本研究将以生态翻译学为理论框架,以《规划》为研究对象,探究在“一带一路”背景下上海城市形象外宣翻译实践,分析其中运用的翻译策略,旨在为上海城市形象外宣翻译工作提供更多建议,以此促进上海乃至中国的国际形象的提升,为实现中国文化“走出去”战略提供借鉴。
2. 文献综述
由国内学者胡庚申于2008年首次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立足于翻译生态与自然生态的同构隐喻,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采用生态学视角,是多学科交叉的翻译研究理论 [3]。基于翻译实际和研究取向,他于2011年拓展生态翻译学相关理论,演绎包含“译者责任”在内的生态翻译学视角的伦理道德,提出生态翻译学是将翻译学与西方生态学研究视域和中国传统生态理念相结合的观点。罗迪江于2020年进一步提出:译者身份从“转换者”转向“生态人”,担负实现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的和谐关系的责任,即倚重翻译生态,取向文本,更关注译者生存 [4]。根据胡庚申教授提出的“适应选择论”可知,翻译行为可被定义为“译者适应翻译生态环境的选择活动” [5]。译者生存是指译者要适应翻译的生态环境,即针对译者和译文生存状态而言的总体环境,是多种翻译方法的综合。生态翻译学的目标就是寻求翻译生态、译者生存以及文本生命之间的和谐共生,以此达到互生共存、和谐统一的生命状态与生存状况。 [6] 因此,本文后续的文本分析部分也将分别从上述三个方面展开叙述。此外,研究显示,生态翻译学的相关理论框架逐日完善,在国内外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应用广泛,成果颇多 [7]。
随着全球性的生态意识的不断加强,“绿色发展”逐渐成为生态文明新时代的主旋律,同时也在驱动着翻译研究走向绿色之旅。而绿色翻译作为生态翻译学发展中的一个新的实践形式,不仅顺应了当代“绿色发展”的时代要求,涉足“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方式”等内容领域的翻译,更包含“虚指”隐喻的“绿色”含义,致力于挖掘翻译文本背后的绿色价值、绿色意义和生态理性,追求译文的“生态化”、“自然化”、“原始化”和“绿色化” [8]。而近期,罗迪江从生态翻译学视角探索绿色翻译,力求为生态翻译拓展“一个新的生长点”,并强调绿色翻译是对传统翻译思维范式的进一步拓展与完善,构建“生存-生命-生态”的复杂性思维范式,揭示翻译活动的复杂性与多样化,进而促进翻译研究的发展。 [9]
在中国,纵观城市形象外宣翻译的研究,不少学者基于外宣文本的宣传特性,选用目的论作为理论指导,如孙国栋以目的论为指导,从外宣目的、语言、思维三个层面,找出语篇差异,总结翻译原则 [10];陈雪平针对2010年上海世博会官网的翻译语言、语用和文化失误等问题,从目的论视角提出翻译建议 [11];有学者利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研究城市形象外宣翻译,如,陈倩和李红以语言、文化、交际“三维转化”理论为框架,探究西安市文化旅游外宣翻译 [12];束慧娟研究上海世博会主题标语翻译中的“多维度适应”体现 [13];黄佳倩运用生态翻译学理论,结合“三维转换”翻译策略探讨了其在旅游文本翻译实践中运用的可行性 [14]。以上文献多以文化和旅游资料为研究对象,并且有关上海城市形象外宣的研究大多集中在上海世博会期间。针对在“一带一路”背景下的上海城市形象外宣研究,尤其是其与生态翻译学最新发展理念的结合并不多见,有待深入探究。因此,本文结合“一带一路”的时代背景,以生态翻译理论为支撑,以《规划》为研究文本,利用文本细读法以案例分析的形式梳理其中的翻译方法,并从翻译生态、译者生存、文本生命三个角度挖掘翻译文本背后的绿色价值、绿色意义和生态理性。
3. 文本分析
《规划》是上海市规划和国土资源管理局于2018年1月发布的文件。该文件是中英对照版本,图文并茂。作为政治外宣文本,其具有较高的外宣翻译研究价值。本章节将以胡庚申学者提出的生态翻译学理论为依据,以“适应/选择”理论为基石,系统探究翻译生态、译者生存及文本生命三者之间的和谐共生及相互关系。翻译生态、译者生存与文本生命三者互相制约,相互作用。翻译生态是译者生存和文本生命存在的前提和基础;文本生命需要在译者生存与翻译生态的相互作用下才能在异域中获得诞生与再生,无法独立存在;译者生存是以翻译生态为基础而展开对文本生命在异域中诞生与再生的追求。因此,本章节从“翻译生态、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的整体性考量出发,考察该文本如何将中国文化适配于英语生态环境,还原中文文本的生命,以求实现理想的外宣效果。
3.1. 翻译生态
“翻译生态”作为生态翻译学整体性考量的角度之一,考察的是原文、原语和译语所呈现的世界是否和谐统一,包括语言、交际、文化、社会及作者、读者等相互联系的整体。翻译生态影响制约着译者的适应和选择,即后文中的“译者生存”。
《规划》中的一些词汇翻译在地理形貌、历史传承、人文环境、和政治背景等方面不可避免地存在文化差异,因此,译者运用了直译、转译、省略和补译等方法使带有中国文化背景的词汇能够恰到好处地融入英语的生态环境中,在中、英两种语言之间构建一种和睦的“翻译生态”,致力于在原文和译文中达到和谐统一,提高其整合适应选择度,实现意美和形美的目的。
例1:
(原文)保护“江海山岛”自然生态基底、保护河口冲积型和水乡聚落型自然文化景观,延续依水而建、临水而居的江南水乡传统村镇模式,形成“拥江面海、枕湖依岛、河网交织、水田共生”的自然山水格局。(p. 62)
(译文) Protect the natural ecological base of “river, sea, mountain and island”, protect the estuary-alluvial and waterside-settled natural and cultural landscapes, maintain the traditional water town model by building houses and living along waterways in the region south of the Yangtze River, and develop natural landscapes dotted with lakes and islands, sitting along the river and facing the sea and featuring interwoven network of watercourses and paddy fields.
原文“江海山岛”在中文语境下表示多种生态地貌的集合体,并不局限于“江、海、山、岛”这四者,但为了使英语读者能够领会一种整体的生态观念,译文保留了文字的原始内涵,摒弃了抽象的“topography”,而选择了直译法,即“river, sea, mountain and island”,同时也便于与后一句衔接。“江南”在广泛意义上是指长江以南,在中国文化中常与山清水秀、美丽富饶联系在一起,但大多数英语读者对“江南”一词并没有准确的文化联想。因此,此处译者采用了省略法,即直接将“江南水乡传统村镇模式”译为“the traditional water town model”。在本句中,“‘拥江面海、枕湖依岛、河网交织、水田共生’的自然山水格局”被译为“natural landscapes dotted with lakes and islands, sitting along the river and facing the sea and featuring interwoven network of watercourses and paddy fields”。原句句式工整,对仗工整,富有中国传统文化独特的诗意韵味。但如果采用直译法,或者强行保留原来的四字形式,不仅无法完整地传达语言寓意,而且“拥”和“枕”也会使英语读者感到难以理解。因此,译者分别使用四个动词“dotted”、“sitting along”、“facing”、和“featuring”进行灵活转译,最大限度地保留了原句的文化内涵,力求让中文的诗情画意可以在英语生态环境中适应与发展。
例2:
(原文)优化“两规融合多规合一”的空间规划体系。(p. 71)
(译文) Optimize the spatial planning system of “Integrated Urban Planning and Land Use Planning Schemes as well as Promotion of ‘Multi-sectors’ Plans in One”.
在本句中,“两规融合”是指城市总体规划和土地利用规划相结合;“多规合一”是指将“建立统一的空间体系”、“一张蓝图干到底”,是对于中国现行土地政策的概括。对于英语读者来说,中国的土地政策需要详尽的解释说明。因此,译者在此处对这两个政策进行了合理的信息补充,从而使英语读者能够对我国的土地政策有一个基本的认识,有效避免了对后续文本的文化误读。
3.2. 译者生存
译者在翻译文本的过程中需要以翻译生态为基础,除了掌握必要的翻译理论知识和扎实的语言功底外,还需提高自身的综合素质,了解不同语种背后的文化,学会将中国本土文化s适配于英语语言的生态环境中,从而使外国友人更好地了解中国文化,达到理想的宣传目的。
上海作为一个国际化大都市,政治外宣文本的翻译对于“信”、“达”、“雅”要求更高,给译者提出了更大的挑战:既需要准确了解我国的政治和文化面貌,还需要主动适应英语读者的文化环境,满足英语读者的理解需求,最终有效地将中国文化和上海文化推向全世界。
例3:
(原文)健全规划的“监测–评估–维护”机制。(p. 71)
(译文) Improve the “Monitoring-Assessment-Maintenance” Mechanism of the Master Plan.
不同于英语,中文中有很多动词与名词是同形的,译者需要有扎实的中文功底,能够充分理解标语中的“监测”、“评估”、“维护”在中文语境中的词性,并能够将其转换为最佳的英语表达形式。
例4:
(原文)深化完善“总量锁定、增量递减、存量优化、流量增效、质量提高”的土地利用管控政策。(p. 75)
(译文) Deepen and improve land utilization management and control policies to “maintain total land area, reduce land increase, optimize land stock, and increase efficiency of land in use and improve land’s quality”.
在本句中,“总量锁定”是一个主谓词组,而在英语翻译中,译者首先改变了语序,选择了动词前置,即将管控政策的内容转换为了5个动宾词组,这种表达更符合英语读者的阅读习惯更易于理解。同时,译者在5个动词词组里均增加了“land”一词作为前缀,突出了该政策的核心内容。此外译者将整句话语序倒置,清楚地突出“深化完善”的主体是土地利用管控政策,而用动词不定式来补充说明政策的具体内容,从而避免冗长的名词前缀,使英语读者能清楚并快速地获得准确信息。
3.3. 文本生命
从文本生命的角度出发,生态翻译学除了需要将一切文本的传译视为一个生命移植的过程,还需要将这一过程纳入到另一个更大的生命体系中去探究,而这个更大的生命体系便是翻译生态系统。作为生态翻译学理论的一部分,文本生命与翻译生态、译者生存一同构成了翻译研究的整体性,其致力于利用生态的视角和术语来描述和理解翻译,从而实现直译与意译、主体与客体的融合,并形成一种辨证互补的关系。
例5:
(原文)我们希望,2035年的上海,建筑是可以阅读的,街区是适合漫步的,公园是最宜休憩的,市民是遵法诚信文明的,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p. 3)
(译文) It is our hope that Shanghai in 2035 will be a city where buildings are enlightening, streets are strolling-friendly and parks are enjoyable, while the citizens have the reputation of being law-abiding, credible and well-mannered. Shanghai, a city endowed with tenderness.
在这一例句中,原文中“城市始终是有温度的”与前文结构相似,并且从属于“2035年的上海”这一主句。然而在译文中,这句话作为一句概括性话语被单独译为一句英文。此外,原句用“有温度的”形容“城市”,这是一个典型的拟人语句,并且是约定俗成的中式表达方式,因此译文“Shanghai, a city endowed with tenderness.”则更符合英语语言习惯,更易于英语读者理解,并且恰到好处的传递了原文的语义,保留了原文的文字魅力。
例6:
(原文)请与我们一起努力,让上海在完成引领国家经济发展和参与国际竞争的使命之外,更能成为一个正能量的城市、生命力旺盛的城市,能够让人安居乐业,充分激发每个个体活力,让我们感到自己工作和生活的意义,并乐在其中。(p. 4)
(译文) Let us try our utmost to build Shanghai into a place full of positive energy and vitality that will fulfill its mission to lead the national economic development and partake in the international competition. Let us build Shanghai into a place for people to live a good and prosperous life, and stimulate their zest for life. Let us build Shanghai into a place where we can fully comprehend the significance of both our work and life, and live our lives to the fullest.
该句是对本文对上海市民乃至全中国人民发出的一个号召。原文一句话中包含三层语义,十分简洁明了。而译文连用三个“Let us do”句式,在传达出原意的同时,比直译更符合英语的语言习惯,并且更富有感染力和号召力。此外,译者将原文的长句根据逻辑意思进行了语义切分,使译文关照了英文读者的阅读体验,从而使中文文本中的号召力量得以在英语文本中展现。
3.4. 绿色翻译
作为生态翻译学的重要实践及研究方向,绿色翻译既包含“虚指”隐喻的“绿色”含义,暗示翻译实践活动的绿色理念及价值,又囊括“实指”应用方面,涉足“生态文明”,“绿色发展”,“绿色生活方式”等内容领域的翻译。绿色翻译将“绿色发展”与生态翻译学相结合 [2],既是生态翻译学适应“绿色全球化”的一次实践,同时也是“生态文明”和“绿色发展”融入翻译文本的具体体现。《规划》所提及的城市发展的一个重要特点就是“更加重视绿色发展”(即,More emphasis on green development)。由此可见,该文本是符合“绿色翻译”理念的合适研究对象。
例7:
(原文)共同完善长江口、东海海域、环太湖、环淀山湖、环杭州湾等生态区域的保护,结合黄浦江和吴淞江形成重要的区域生态廊道,推动区域、流域环境的联防联治。(p. 33)
(译文) Jointly improve the protection of ecological regions such as Yangtze River Estuary, East China Sea, area around Taihu Lake, area around Dianshan Lake and area around Hangzhou Bay, and promote joint prevention and control of regional environment and drainage system, in combination with the important regional ecological corridor formed by Huangpu River and Wusong River.
在本句中,针对长江口等水域名称的翻译,运用了音译与直译相结合的方法,如将“长江口”译为“Yangtze River Estuary”,将“淀山湖”译为“Dianshan Lake”,以及将“环杭州湾”译为“area around Hangzhou Bay”等。一方面是便于读者领会水域形式,另一方面这种自然意向的突出符合绿色翻译的理念,因为译者构造出了“自然化”、“生态化”、“绿色化”的名词形态。
例8:
(原文)生态之城、世界级生态岛。(p. 64)
(译文) Eco-city, a world-class eco-island.
例9:
(原文)郊区:形成嘉宝、嘉青、青松、黄浦江、大治河、金奉、浦奉、金汇港、崇明等9条宽度1000米以上的生态廊道以及宝山、嘉定、青浦、黄浦江上游、金山、奉贤西、奉贤东、奉贤-临港、浦东、崇明等10个生态保育区,作为生态战略保障空间。(p. 64)
(译文) Suburbs: build 9 ecological corridors over 1000 m wide at Jiading-Baoshan, Jiading-Qingpu, Qingsong, Huangpu River, Dazhi River, Jinshan-Fengxian, Pudong-Fengxia, Jianghuigang and Chongming, and 10 ecological conservation zones at Baoshan, Jiading, Qingpu, upstream of Huangpu River, Jinshan, West Fengxian, East Fengxian, Fengxian-Lingang, Pudong and Chongming, as the strategic ecological guarantee space.
在例8中,生态一词的翻译由“ecological”缩写为“eco-”这个较为常见的前缀,原因在于生态之城、生态岛这类词对于英语读者而言是较为常见的绿色词汇。在例9中,“生态廊道”和“生态战略保障空间”被译为“ecological corridor”和“ecological guarantee space”,是由于两者并不是广泛运用的生态词汇,且翻译过后的英文文本较为冗长,反而削弱了文本的易读性。
4. 结语
上海在服务中国“一带一路”建设中发挥桥头堡作用,其政治文本的翻译对于上海乃至中国的文化输出和交流都是至关重要的。生态翻译学作为翻译学中一个较新的理论,尝试将传统翻译与绿色生态学相结合,在注重还原原文本意的同时,更力图将中国文化恰到好处地适配英语生态环境,从而还原原文文字的生命,以达到理想的外宣效果。本文在生态翻译学视域下,以《规划》为研究文本,将文本中所提及的“注重绿色发展”的城市发展理念与生态翻译学中“翻译生态、译者生存、文本生命”的观点相结合,通过剖析其中的外宣翻译文本案例,探索其翻译方法,得出以下结论:译者使用了直译、转译、省略和补译等多样化的翻译方法,在最大限度地保留中文语句文化内涵的同时,尽可能地还原英文的生态环境,充分体现了生态翻译学理论在翻译文本中的运用。本文对于提升上海的对外宣传能力,并增强其国际知名度有着十分重要的参考价值和实践意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