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是习近平总书记于2013年提出的重大文化战略，其内涵在于传承中华文化，在“一带一路”等倡议背景下，外语学科研究应当承担起“中国文化传承”的重任。而自第一篇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文献发表至今30年间，外国语言文字学科已经对中国文化这一议题开展了丰富长期的耕耘，无论是中国文化与外语翻译的结合，还是英语教育中的文化素养培养，都是外语学科针对中国文化的卓越成果(张为民、朱红梅 [1] ，2002；刘丽华 [2] ，2018；陈刚 [3] ，2006；陈小慰 [4] ，2013；李志英 [5] ，2020；王丽娟 [6] ，2021等)，但尚无文献针对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这一主题，尤其是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展开系统的可视化梳理 [2] 。
计量方法可以揭示语言现象形成的内因，语言系统适应机制以及语言演化的本质动因(胡壮麟 [7] ，2012)。为了推动国内中国文化主题语言研究的开展，需要深入分析近30年来这一领域的研究脉络，研究状况，热点前沿及发展趋势。本研究以中国知网(CNKI)为平台，选取1992~2022年与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有关的核心期刊学术文献，运用可视化软件进行定性与定量相结合的科学知识图谱绘制与分析。从年度发文量、作者与机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突现词表等维度梳理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现状，旨在为国内相关研究提供参考，助推我国外国语言文字学科的中国文化研究进程。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及处理
本研究的数据来源是中国知网(CNKI)的核心期刊数据库，包括SCI、CSSCI、北大核心。为了确保数据的精准性和完备性，采用计算机检索和人工排查结合的方式选取文献，以中国文化(Chinese culture)为主题词进行检索，选取“外国语言文字”学科，按照相关度(relevance)排序并剔除与主题相关度低的文献(如征稿启事)，将CNKI文献按照refwroks格式统一导出，再导入CiteSpace软件并自动除重，最终得到有效文献794篇。
2.2. 研究工具及方法
科学知识图谱是利用可视化技术来展示一个专业和学术学科的内在联系、历史脉络以及演变发展，从而发现最新的热点和发展趋势。此类能够绘制科学知识图谱的工具较多，其中由陈超美开发的CiteSpace软件多用于综述性研究的使用。CiteSpace是一款和Java相关的可视化文献分析软件，能够生成图谱(map)显示一个学科或知识域在一定时期发展的趋势与动向，形成若干研究前沿领域的演进历程( [8] 李杰、陈超美，2016)。此外，中国知网(CNKI)自带的数据展示功能可以针对中文文献展开可视化分析，主要是直观展示数据统计方面的情况。两种方法的可视化表述逻辑相似，但具体的功能各有所长，相互结合后能够更加全面系统地得到目标研究领域发展情况。本研究使用CiteSpace6.1.3R版本，采用定性定量相结合的方法，从年度发文量、作者与机构、关键词共现、时间线视图、突现词表等维度对中国文化主题的语言研究进行全面系统梳理。
3. 研究结果与分析
3.1. 整体发展情况
某一学科或者某一领域的发文数量情况从某种程度上直观地体现出其研究水平和研究热度的高低，也是评判这一学科领域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指标。在中国知网检索后发现，国内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的核心期刊总发文量为858篇，图1为其年度发文量趋势。首发的两篇论文是《试论中国文化术语的英译原则》( [9] 郭尚兴，1992)和《文化传统对中国学生外语学习心理的影响》( [10] 黄晓红，1992)，随后几年(1992~1999)平均每年仅发表不到两篇，直到2000年以后，发文量呈逻辑增长趋势，并于2017年达到顶峰，此后发文量呈逐步下降趋势。整体而言，该领域发文量趋势呈单峰曲线，相关研究的年平均发文数量存在着明显阶段性，主要可以分为：1992~2000萌芽期，2001~2008发展期，2009~2017提升期，2018~2022拓展期。
Figure 1. Annual trends in literature publication
图1. 年度发文量趋势
3.2. 作者及机构分析
再在CiteSpace中选取“作者”和“研究机构”作为分析对象，绘制知识图谱。节点间如有连线，代表机构或作者之间存在共现与合作关系。如图2、图3所示，共现频次较高的作者是胡开宝(8篇)、王立非、卫乃兴、何安平、杨敏(各4篇)，被引频次较高的作者是张为民、朱红梅。
Figure 2. The author collaborated on the network
图2. 作者合作网络
图4、图5显示了研究机构情况，分析发现，高校机构，尤其是高校外国语学院，是研究的绝对力量。大部分的研究机构研究方向相似，相互间合作联系较少，仅发现自2012年开始部分机构偶有合作，如南通大学外国语学院与南京师范大学外国语学院、上海外国语大学、南通大学楚辞研究中心四所高校机构形成合作网络，南开大学与北京第二外国语大学、南京大学形成合作网络。此外，所有研究机构中共现频次最高的为对外经济贸易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北京外国语大学等次之。
Figure 4. Institutional cooperation network
图4. 机构合作网络
图中还显示了每位作者与学术单位之间的联系，可以得出该领域研究的合作特点：跨地域跨团队合作关系较为薄弱。领域科研主要在固定队伍中平行开展，暂未发现存在有效协作的基础和平台。其次，没有建立广泛的学术权威。研究主体相对分散、持续性研究成果较为少见，因此未能形成科研成就突出的专家和组织。最后，科研主体组成结构单一。专业性科研组织或协会及其研究成果较少，跨领域、跨专业的合作也比较罕见。
3.3. 研究热点
关键词是在研究中能高度概括主题内涵的核心词语。因此，发现频率高和中心性强的关键词可在一定程度上体现该研究领域的热点问题( [11] 肖君，2019)。本研究成果通过以“中国文化”为主题检索，分别采用CNKI和CiteSpace技术进行可视化数据分析，CNKI绘得了关键词出现频次的直方图，如图6所示。CiteSpace的标签视图功能则能够对关键词共现进行聚类分析，绘制了关键词共现网络知识图谱，见图7。
对关键词出现频次和聚类视图加以分析，可以发现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主要涵盖了以下三大内容：中国文化(含母语文化、中国传统文化、文化传播、文化自觉、跨文化交际、文化走出去)；英语或外语教学(含大学英语教学、英专教育、外语教育、文化教学)；翻译或翻译策略(含《红楼梦》、翻译策略、《论语》、文化负载词、林语堂、文化翻译)。
从直方图中可以发现，中国文化所涵盖的几个细分主题出现的频次均较低，外语教学和翻译两个主题所涵盖的细分主题则出现频次明显较高，说明目前在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领域，研究者更多地将中国文化本身与外语教学和翻译两个更为“实体化”的方向相结合，并以此为基础在细分领域中耕耘。且细分领域中的关键词已出现了如《红楼梦》、《大学英语教学》这样的频率很高的关键词，说明在尝试深化相关研究的研究者中，已经有了较为统一的方向作为领衔。反观对于中国文化本身的跨文化交际、文化自觉等细分领域，则还处于萌芽起步阶段。总而言之，当前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领域虽达到了在外语教育和翻译两个方向上的共识，并实现了向细分领域中不断深化的目标，但新的研究热点有待探索，热度较最高峰也有所衰减。
3.4. 主题内容
尽管CiteSpace软件无法实现对CNKI中文文献的共引分析，但将refworks格式的文献内容导入后，仍然能够基于“关键词”、“标题”、“摘要”三类数据将共同出现的重要关键词，按照共现频率、中介中心性等值分为成群组形式的单层关系。在这种情形下，单一聚类中蕴含的重要关键词可以大致呈现出某一专题的基本研究范式，不同聚类分析方法叠合可以呈现整个研究主题的基本专题架构与研究内涵。图8展示了软件依据设置算法所标记的15大关键词聚类。
“#”之后的数字为聚类号，按照所含相应关键词的数量多少进行排序，而聚类名则是按照内部频次排名最高者所得的命名。聚类颜色相同，说明由核心节点派生出的各关键词出现时间相同、重叠率较高、研究深度较浅。十五大聚类中所涵盖的细分领域仍然可以分为文化、翻译和教学，这与前文对关键词的分析结论一致。另外，值得特别指出的是，三个领域下包含的细分关键词，均有黄色也有紫色，说明在研究的趋势上，基本是各自开展，没有三个领域之间相互转向的情况出现，未来的主流研究方向是否会呈现朝某一固定细分领域发展仍需一定时间的讨论。
3.5. 演进规律
时间线视图能够根据关键词等的出现时间对数据进行分段，如图9所示，显示了1992~2022年度研究热点随时间而形成的演化。CiteSpace的突现词表功能能够通过突增算法得到一系列关键词，可以识别出研究主题在时间上的变化趋势，如图10所示。根据突现的时间先后进行排序，可以将该主题的研究历史大体分为如下阶段：
3.5.1. 萌芽阶段(1992~2000)
随着改革开放政策实施，中国的国门渐渐向外打开，中外文化交流日益增多，尤其在1990年中国第一次在北京成功举办第11届亚运会，中国的国际影响力日益增长( [12] 吴耀武、花萌，2014)。同时，1992~2022十年间是中国文化市场逐步开放与壮大的使其 [13] 。因此学术界逐渐重视中国文化在各个领域研究中的影响。这一阶段，外国语言文字学科下的相关研究处于萌芽起步阶段，研究者们试图探索中国文化在意识观念上对外语学习者的心理影响(黄晓红，1992)。其他研究者则非常直接地关注到中国文化特色词汇或术语的翻译问题(郭尚兴，1992)。这些研究基本都局限于中英差异，但也有少数研究关注中俄差异，如俄语作品中的中国文化因素研究( [12] 赵晓彬，1997)。总的来说，这一阶段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数量少、类型单一，且少见实证研究，尚处于摸索阶段。
3.5.2. 教学研究和翻译研究并行的发展期(2001~2018)
在度过摸索初期后，外语界逐渐确立了两大与中国文化相关的细分领域：中国文化与教学，中国文化与翻译。从关键词突显列表中可以看到，“翻译”与“教学”首次出现的时间均为2001年，最后出现的时间分别为2016和2018。因此在2001~2018长达十余年期限内，这两大分支的研究并行媲美，贯穿始终。也正因为这两大分支在中国文化的语言研究中占有极其重要的地位，所以近几年有不少学者分别对其研究发展和趋势开展了详尽的阐述。吴耀武和花萌在2014年发表的综述文章就分析了1980~2013年我国发表的中国文化对外翻译学术论文，发现该领域仍存在研究目的功用主义倾向较浓、研究水平不高、辐射范围较窄、客观数据解释与系统理论可证性不足等问题，建议探索跨学科交叉新模式和开展总体历时及共时描述和分析 [12] 。
2000年以后，“中国文化失语”这一术语的出现使得人们更加关注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教育状况。因此许多学者对该话题开展了深入的研究，还发展出较多细分方向，如教材研究、初等教育和高等教育、非英语专业教学和英语专业教学研究等( [14] 吴驰，2019， [15] 王鉴、江曼，2020， [2] 刘丽华，2018)。在实证研究之外，还上升到了理论与政策的高度，例如将中国文化融入外国语言文学学科建设的思考中(束定芳 [16] ，2016)。王振英和蔡宛灵还对2000年以来的相关核心期刊论文进行分析，总结出大学英语教学中的中国文化研究的四个主要方面——调查研究类、现状反思类、解决策略类和研究新视角(王振英、蔡宛灵，2018) [17] 。
3.5.3. 以文化政策为导向的创新拓展期(2018~2022)
2013年8月，习近平总书记首次提出“讲好中国故事，传播好中国声音”的文化战略。2016年7月1日，在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95周年大会上习近平总书记明确提出“四个自信”。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中，进一步强调“坚定文化自信，建设社会主义文化强国”｡此后以相关政策为导向的研究剧增。2020年5月教育部印发《高等学校课程思政建设指导纲要》，明确要求高等学校要全面推进课程思政建设，并贯穿于教学的各个环节( [18] 张秀英，2022)。突现词表中尤为明显的是，自2018年开始以“文化自信”、“文化传播”、“课程思政”为主题的研究成为热点。叶俊和盘华就在“四个自信”指导下，从完善教学设计、优化教学内容、创新教学方法和强化教学队伍四个方面探讨了大学英语课程思政功能的实现路径 [19] 。张丹阳和辜向东则专注于英语师范专业的课程思政创新模式研究，设计并验证了“教学法 + 语言 + 文化 + 技术”四位一体的课程思政创新模式 [20] 。
综上所述，历经三大阶段，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实现了从无到有、由少增多的良好发展，不仅确立了两大内容丰富、涵盖方向有深度的细分领域，近几年还开始拓展新的研究分支，尤其是与我国文化相关政策结合起来，体现了学术研究与社会热点、国家政策紧密结合的优势。但在拓展期的研究仍处于起步阶段，局限于理论阐述，还有待进一步开展更多实证性研究，并尝试多学科交叉开展创新型、应用型研究。
4. 评述与展望
本文借由对1992年以来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文献计量和可视化研究，从文献数量、作者与机构以及知识基础等角度，对研究情况作出了综述。并以此为依据，再对研究热点、主题内涵、发展趋势等加以综合分析。综上所述，可以看出目前国内外国语言文学学科针对中国文化研究的主要特点及其必须重视的方面：
从研究基础上分析，以中国文化为主题的语言研究具有多层次、多地区、多阶段的特点。在深层次、跨地区、长期性的合作探索上也取得了一定的进展。但仍有扩展细化的空间。同时该领域的学术研究受到国家政策方针和社会热点的影响较大，在国家政策发生较大改变时，研究热潮相对衰退，如何在该领域开展持续性的长期耕耘，并有效结合实践，则成为当前该学术领域需要解决的问题之一。
从研究内容上分析，当前阶段依旧有相当数量的研究关注文化 + 翻译、文化 + 教学这两大细分领域，且经过约二十年的发展，这两大领域已经取得了较为饱和的成果。因此如何在该方向上注入新鲜“血液”成为许多研究者思考的问题。另一方面，随着我国国策在文化方面的大力弘扬，近几年拓展出新颖的更关注文化本身的分支——文化自信或文化走出去相关研究。研究者不再拘泥于面向国内的中国外语，转向面向国际的文化语言载体，如新闻媒体中的中国文化形象(董琇，2019)。可以想见的是，“讲好中国故事”这一议题将是外国语言文学学科研究的必然趋势 [21]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