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把握发展阶段新变化,把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摆在更加重要的位置上。党的十九届五中全会明确提出共同富裕目标,“到2035年,人均国内生产总值达到中等发达国家水平、城乡区域发展差距和居民生活水平差距显著缩小”。共同富裕明确了城乡融合发展新目标的同时,也对城乡融合发展提出了新要求。城乡融合又称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其内涵是在社会发展战略上把农村与城市视为一个整体,使城乡协调发展、共同繁荣,城乡差别逐渐消失,最终融为一体的过程。城乡融合是城市发展的一个新阶段,是生产力发展的同时,城乡居民的生产方式、生活方式不断改变的过程,是城乡人口、技术、资源、资本等要素相互融合,互为资源,互为市场,互相服务,统筹谋划、综合研究,改变长期形成的城乡二元经济结构,逐步实现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上的融合发展。同时为了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城乡融合应是“人口–经济–社会–环境”的多维融合。由此可见,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既是高质量发展的重要领域,也是实现共同富裕的必由之路。盐城作为唯一加入长三角城市群的苏北城市始终保持先进的经济发展思路,通过持续推进城市化进程和乡村振兴政策,盐城城乡发展水平均得到显著提升,但与长三角城市特别是苏南城市相比,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仍面临着城乡二元经济结构矛盾较突出、城乡居民收入差距较大、城乡公共资源配置失衡等问题。因此,测度盐城城乡融合水平并探讨其发展路径,对进一步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质量具有重要的理论意义与实践价值。
围绕2019年《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建立健全城乡融合发展体制机制和政策体系的意见》这一纲领文件,国内学者从两方面对城乡融合展开研究:一方面从理论上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等,如陈丹和张越(2019) [1] 提出要通过构建新型社会治理体系、构建要素双向配置互动机制、打造特色小镇等具体路径推进城乡融合;张克俊和杜婵(2019) [2] 辨析了城乡统筹、城乡一体化与城乡融合发展的内涵与关系,并提出应从推进城乡空间布局一体化、城乡产业融合、城乡基础设施一体化等七个方面着力推进城乡融合发展;唐琼(2021) [3] 在分析我国城乡融合协同治理所面临挑战的基础上,提出了促进城乡资源优化配置、转变农业发展方式等推进城乡融合发展的路径;刘合光(2022) [4] 等从共同富裕角度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逻辑与路径,为观察和理解中国的共同富裕问题和城乡发展问题提供了一种思路;周德等(2021) [5] 从内涵辨识、理论任职和体系重构三个方面对现有城乡融合相关文献展开综述研究,提出了加强微观尺度细节挖掘和创新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等研究展望。另一方面,通过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指标体系对我国城乡融合发展情况进行定量分析,如赵德起和陈娜(2019) [6] 在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的演进过程和内在机制的基础上从城乡融合的前提、动力和结果这3个维度构建了中国全国总体及30个省市的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指标体系,得出了中国城乡融合发展综合水平的空间分布状况及区域间的差异;杨飞虎等(2020) [7] 运用熵权法和均值标准化法从城乡要素融合、治理融合、产业融合等五个维度构建城乡融合发展水平综合评价指标体系;刘荣增(2020) [8] 从经济发展动力、交通信息网络、生态承载能力和居民生活水平4个维度构建了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综合水平指标体系并对中国总体、分区域、分省份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进行了测度分析,随后杨阿维(2021) [9] 、解安和侯启缘(2022) [10] 、李艳等(2022) [11] 、张宇雄和邵喜武(2022) [12] 等均基于五大新发展理念提出各类分析城乡融合发展程度的测度方法。新发展理念是高质量发展的根本支撑,由此可见,研究学者对城乡融合的理解正向城乡高质量融合转变。
综合现有学术研究成果可以发现,城乡融合是共同富裕目标下经济发展研究的前沿热点问题,但研究文献多集中于宏观的理论层面,微观的定量研究十分有限。此外,城乡融合发展研究内涵与高质量经济发展理念结合得不够紧密,对影响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驱动因素的分析还相对匮乏。鉴于此,本文从县域角度出发,选取盐城市2014~2020年各区县的面板数据,基于高质量发展内涵构建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通过实证检验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其发展路径,从而为地方经济发展提供数据参考和政策建议。
2. 理论分析与研究假设
城乡融合的本质是通过城乡之间的开放与融合,形成“共建共享共荣”的城乡生命共同体(魏后凯,2020) [13] ,因此城市发展与农村发展应互为支持、相互依赖。地方政府作为城乡资源配置的主体,财政支出是支撑政府推进城乡融合最为重要的资源。一方面,“取之于民、用之于民”的财政是公共资源、基础设施建设等最主要的资金来源,共同富裕目标下的城乡融合发展不仅仅是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更是人口、环境、资源等多维融合,因此财政支持是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第一源动力。另一方面,财政支出政策具有较强的政策引导效应,加大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财政支持,会加快城乡人口、技术等其它资源要素的流动速度,从而进一步促进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但同时,也有研究学者(靳涛和李明昕,2014;迟诚和马万里,2015) [14] [15] 认为政府为了短期经济发展可能会将财政支出向回报率更高的城市部门倾斜,从而导致农村经济发展进一步落后于城市,不利于城乡融合发展。基于以上两方面的分析,本文提出研究假设1:
H1a:财政支持有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H1b:财政支持不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金融规模的扩大和服务能力的提升可以有效促进资源流动、提高资源配置效率,特别是近年来普惠金融政策的实施,有效引导金融服务业务下沉,使得农村地区需求小但数量多的“长尾”客户更易集聚,从而增加金融服务可得性;同时,数字金融技术的发展可以降低金融服务成本和服务门槛,有效缓解由信息不对称所带来的农村信贷约束等问题(曹洁,2022) [16] 。由此可见,金融发展可以提高农村资本积累,从而推动城乡融合发展。但城乡内部不同个体对金融资本获取能力始终存在差异,城市的虹吸效应可能导致包括金融在内的各类资源更加集中(张彤进和任碧云,2017) [17] 。基于此,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2a:金融发展有利于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H2b:金融发展不利于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产业结构优化是经济发展转型升级的重要举措,而生产力的持续提升是实现城乡融合、共同富裕的基础。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下,家庭作为要素供给方对产业结构调整具有一定的敏感性,产业结构调整会使得家庭要素在不同地区的不同部门之间流动,有助于城乡融合发展。同时,为了适应高质量发展要求,产业结构优化会使得产业从能耗高、技术含量低的产业向能耗低、技术含量高的产业转换,从而使得第三产业占比不断提升,这将有可能压缩以第一产业为主的农村经济发展空间(孔祥智和谢东东,2022) [18] 。故而,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3a:产业结构有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H3b:产业结构不利于提升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
科技是第一生产力,而人才更是当今社会的第一资源。在经济高质量发展阶段,无论是创新发展、绿色发展还是协调发展、共享发展,都离不开人才这一要素。人才引进不管对于城市还是农村都是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因素。打破城市与农村之间的人才壁垒、建立农村吸引高层次人才回流机制是实现城乡融合发展的重要路径,这不仅有利于农村经济发展,而且有利于将高质量发展理念代入农村,增加人们对地方的认同感,提升人民生活幸福感。基于以上分析,本文提出如下研究假设:
H4:人才引进有助于推动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3. 测度方法与研究设计
3.1. 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测度方法
城乡融合又称为城乡经济社会发展一体化,是实现共同富裕的重要路径。习近平总书记在2021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十次会议中提出要“在高质量发展中促进共同富裕”,由此可见,在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城乡融合不仅仅是单纯发展城乡生产力,而是城乡在经济、社会、文化、生态等方面多维、全面融合发展的过程。首先,城乡经济融合是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基石,通过实现城乡之间人口、科技、产业等要素互动加快城乡经济融合,从而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注入源源不断的动力。其次,经济高质量发展的目标是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要让全体人民共同分享社会发展成果,因此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要让城乡居民实现对教育、医疗、交通、通讯等公共资源的共享。再者,城乡高质量融合必然是绿色发展,绿色发展是城乡社会经济可持续性发展、社会生态和谐发展的前提,城乡生态融合是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内容。在共同富裕目标下,城乡高质量发展最终要落实到城乡富裕融合,要在收入、消费等方面不断提高城乡居民的生活水平。
因此,本文在阐释城乡高质量融合内涵的基础上,综合现有研究成果,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城乡富裕融合这四个方面构建了4个一级指标、14个二级指标组成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具体如表1所示。
为了保证指标赋权的客观性和科学性,本文使用熵权法来确定各二级指标的权重。首先采用极值法对各二级指标进行归一化处理;然后利用熵权法合成4个一级指标的分值,即城乡经济融合水平(EC)、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PR)、城乡生态融合水平(EF)和城乡富裕融合(RF);最后再次利用熵权法将4个一级指标合成一个总指标,即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URI)。

Table 1.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areas
表1. 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评价指标体系
3.2. 变量选取
1) 被解释变量: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URI)。在本文构建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基础上,运用熵权法确定各指标权重,最终合成一个综合指标用来定量测度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该综合指标的数值越大,表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越高。
2) 解释变量。为了探究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径,检验其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作用效果,本文基于理论分析引入以下四个解释变量:a) 财政支持(GOV),财政支出是地方经济发展最直接的资金来源,因此选取各区县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自然对数作为地方财政支持的代理变量。b) 金融发展(FD),考虑金融发展的普惠性,本文选取北京大学数字金融研究中心编制的数字普惠金融指数作为刻画盐城各区县金融发展程度的指标。c) 产业结构(IS),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的大部分指标都源于第三产业数据,由此可见第三产业的发展程度对提高城乡融合发展质量具有重要作用,因此采用第三产业生产值占地区生产总值的比重作为地区产业结构的代理变量。d) 人才引进(PI),高层次人才的引进是提高地方经济发展质量的重要举措,但高层次人才引进数量区县缺少统计数据且人才引入的效果具有时滞性,故而本文选取每万人拥有发明专利和实用新型专利授权数作为人才引进的代理变量。
3) 控制变量。为了准确判断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径,本文还控制了以下变量:a) 地区生产总值(GDP),地区经济规模是实现地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前提,本文利用地区生产总值的自然对数来衡量地区经济规模。b) 人口规模,人口是经济发展最重要的要素之一,人口越充足,经济发展活力越高、潜力越大,从而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提供有力支撑,因此本文分别选取城镇常住人口(CP)和农村常住人口(NP)来反映地区人口规模。c) 城镇人均收入(CI)和农村人均收入(NI),人均收入是地方经济发展情况、劳动力素质和人才吸引力的综合体现,是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重要条件,故而本文分别选取地区城镇和农村人均收入作为控制变量。
本文以2014~2020年盐城市亭湖区、盐都区、大丰区、阜宁县、建湖县、射阳县、滨海县、响水县和东台市共九个区县为研究对象,选取相关面板数据,其中金融发展(FD)来自《北京大学数字普惠金融指数(2011~2020年)》,其余数据均来源于《盐城统计年鉴2015~2021》。
3.3. 模型设定
为了检验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效果,本文构建如下计量模型:
(1)
其中,i表示盐城市各区县,t表示年份,X表示可能促进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影响因素,包括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情况,即GOV、FD、IS和PI,
为模型截距项,
为解释变量系数,
为控制变量系数,
为区县固定效应,
为区县固定效应,
为随机扰动项。
为了进一步研判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本文将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中的4个一级指标纳入计量模型中,即
(2)
其中,Y表示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即EC、PR、EF和RF,其他变量的含义同模型(1)。
4. 实证分析
4.1.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结果分析
根据本文构建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测度指标体系,利用熵权法对2014~2020年盐城市9个区县的14个二级指标数据进行处理,得出了各二级指标的权重(见表1),从而得出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及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4个一级指标的变化情况,如表2所示。

Table 2. The high-quality integrated development level of urban-rural areas in Yancheng
表2.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水平
由表2可知,总体来看,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从2014年的0.3369上升到2020年0.4882,提高了44.91%;分内容来看,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从2014年到2020年分别提高了79.64%、23.90%、15.94%和25.23%。由此可见,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提升的速度最快,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贡献最大,而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发展最为缓慢。
观察图1可以看出,2014~2020年间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融合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区县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亭湖区和大丰区一直维持相对领先的位置;东台市和建湖县在2018年开始表现出强劲的增长势头,特别是在受疫情影响2020年,在大部分区县表现出放缓发展速度的迹象下,东台市与建湖县的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依然显著,表现同样抢眼的还有射阳县。

Figure 1. The change trend of high-quality integration level of urban-rural areas in al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cheng
图1. 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变化趋势
为了进一步分析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差异性,图2分别绘制了4个一级指标的变化趋势。观察图2(a)可以发现,盐城市9个区县之间的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差异明显,但均呈现逐年增加的趋势,特别是2018年盐城积极响应国家乡村振兴战略,各区县城乡经济融合水平大幅提升,尽管亭湖区城乡经济融合水平一直遥遥领先,但其它区县的梯队性明显减弱。由图2(b)可知,除阜宁县和射阳县外,盐城其它各区县的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差异性并不显著且均处于较高水平,说明盐城在推进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卫生建设、农村义务教育普及、交通信息网络承载等方面成效显著;但在很多年份,各区县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出现此消彼长的现象,说明不同区县之间可能存在公共资源分配不均。从图2(c)可以看出,随着盐城对“两山理论”践行的不断深入,盐城各区县城乡生态融合水平在不断提高,但相比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仍存在较大提升空间,是今后进一步提升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重要途径;此外,还要重视2018年后大丰、滨海和响水是否存在拿环境换经济的问题。由图2(d)可知,尽管大丰区的城乡富裕融合水平在疫情后的2020年出现小幅下滑,但大丰区的这一指标仍远远领先于盐城其它各区县,表明其在城乡居民共同富裕方面成绩突出;其它各区县的城乡富裕融合水平整体差异性较小,且处于不断提升的趋势下,但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最高的亭湖区在近两年里,城乡富裕融合水平处于各区县最低水平,如何将经济发展转化为人民生活幸福度的提升将是亭湖区面临的重要问题。
(a) 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
(b) 盐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
(c) 盐城城乡生态融合水平
(d) 盐城城乡富裕融合水平
Figure 2. The change trend of first-level indicators of high-quality urban-rural integration in all districts and counties of Yancheng
图2. 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一级指标变化趋势
4.2.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影响因素分析
本文通过Hausman检验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模型(1)以分析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各影响因素的系数估计值及其显著性检验结果如表3所示。

Table 3. Regression estimates result of influencing factors
表3. 影响因素的回归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4.3. 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路径分析
为了进一步分析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发展路径,分别对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对盐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和城乡富裕融合这四个维度的发展情况进行分析,同样基于Hausman检验结果选择固定效应模型估计模型(2)中各解释变量的系数,估计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Regression estimation results of development paths
表4. 发展路径的回归估计结果
注:括号中的数值为t统计量,***、**和*分别表示参数在1%、5%和10%的显著性水平下显著。
观察表4可以发现:第一,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对盐城城乡经济融合水平提升具有显著的正向作用,但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对其没有显著影响,表明在现阶段盐城市可以通过升级产业结构和引进高层次人才进一步推动城乡经济融合发展,从而促进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第二,除了产业结构,其它三个因素对盐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发展均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通过加大财政支持、发展数字普惠金融和引进人才可以改善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情况,进而提升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第三,只有提升第三产业占比这一条路径能够提高盐城城乡生态融合水平;第四,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升级和人才引进均有利于提高盐城城乡富裕融合水平,从而有利于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此外,通过横向对比可以看出,财政支持对于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和富裕融合水平提升具有正向作用,对于城乡经济融合和生态融合的作用并不显著,说明单纯依托财政推动经济发展的模式已不适用于当下高质量发展阶段,财政支持对经济发展的作用更多的体现为政策引导,而在改善民生方面,政府财政功能具有更大的发挥空间;数字普惠金融促进盐城城乡富裕融合发展的效果最为显著,但对城乡经济融合和生态融合的影响较弱,说明金融在服务地方经济发展、特别是绿色发展的参与程度与服务能力还有待进一步提高;产业结构升级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各个方向具有较好的助推作用,从系数大小可以看出其对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推动作用最强;引进人才对盐城城乡经济融合具有相对突出的积极作用,由此可见近年来盐城“黄海明珠”人才计划的效果正逐步显现,同时其对城乡公共资源融合水平的提升也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说明教育、医疗等是盐城吸引人才的重要领域。
4.4. 稳健性检验
为了检验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这四个影响因素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及其发展路径回归结果的稳健性,本文以解释变量的滞后一期作为工具变量,采用差分GMM方法分别对模型(1)和模型(2)再次进行回归,检验结果如表5所示。从表5中可以看出,模型回归结果的正负与显著性情况均未发生变化,因此本文构建的计量模型及其检验结果具有良好的稳健性。
5. 结论与建议
本文在阐释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内涵和影响因素的基础上,从城乡经济融合、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城乡生态融合和城乡富裕融合这四个方面构建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评价指标体系,利用盐城市2014~2020年各区县的面板数据实证检验了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影响因素及发展路径,得出的主要结论有:第一,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从2014年到2020年提高了44.91%,其中城乡经济融合贡献度最高,而城乡生态融合发展最为缓慢;第二,盐城各区县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整体上均呈现上升趋势且各区县之间的差异在逐步缩小,其中亭湖区和大丰区一直维持相对领先的位置,东台市和建湖县在2018年以后发展速度最快;第三,财政支持、金融发展、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这四个因素对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的提升均具有显著的促进作用;第四,财政支持和金融发展主要通过提高城乡公共资源融合和富裕融合水平来助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而产业结构和人才引进可推动城乡经济融合从而提高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同时产业结构升级还是改善城乡生态融合的重要路径。
基于上述理论分析与实证研究结论,本文提出如下的政策建议:1) 重视人才引进,助力城乡经济融合。城乡经济融合发展是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的第一要素,而高层次人才对城乡经济融合具有最为显著的积极作用,因而要坚持乃至扩大人才引进的力度与范围,充分发挥人才优势,重视科技创新与技术成果转化,同时引导高层次人才向第一和第二产业流动。2) 升级产业结构,推动城乡生态融合。发挥第三产业对盐城城乡生态融合发展的积极作用,引导产业向绿色生态领域转型,补齐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水平在生态融合这一维度的短板,从而让产业结构优势成为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的强劲动力。3) 推动数字金融发展,提升精准服务能力。大力推进全市5G网络、数据中心、云计算等数字基础设施建设,鼓励金融机构数字化转型,为现代金融业的提质增效提供必要保障;同时还要提升金融机构服务实体经济的能力,重视绿色金融、普惠金融业务的开展,为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保驾护航。4) 增强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意识,优化财政支持领域。要充分认识我国经济已由高速增长阶段转向高质量发展阶段,充分理解共同富裕和城乡融合发展理念,不要用环境、质量换取经济增速,要充分发挥财政政策引导功能,加大财政在城乡公共资源融合、生态融合和居民富裕融合等领域的支持力度,从而有效推动盐城城乡高质量融合发展。
基金项目
2022年度盐城市软科学研究计划(YCBR2022008);盐城市政府社会科学基金项目(22skA184)。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