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口译是一种翻译活动，指的是译员以口语的方式将源语言转换成目标语言的方式。随着不同国家和地区之间的交流日益频繁，人们对口译的需求也越来越大。因此，越来越多的学者开始研究口译过程中的各种现象。
根据Routledge语言和语言学词典，不流利是指任何阻碍流畅言语产生的形式，包括病理性言语障碍。同声传译中的不流利现象已经引起了学者们的关注。在同声传译活动中，不流利现象时有发生。因此，学者们越来越关注口译过程中的非流利性，并通过实验来更好地理解非流利性。在国外，这方面的研究早在几十年前就开始了，而在中国，这方面的研究还处于初级阶段。在中国，现有的关于非流利性的研究大多是基于个人口译经验的反思报告。此外，现有的实证研究也存在一些缺陷。例如，样本量相对较小，从而难免存在统计学上的局限性。此外，由于实验设计的限制，存在许多变量，而变量太多会影响实验结果的可靠性。在这种情况下，本文以丹尼尔·吉尔提出的认知负荷模型为指导，以21名学生译员的口译表现为例，对英汉同声传译中的不流利现象进行实证研究就显得十分有意义，这将使人们对同声传译过程中的非流利现象有更全面的了解。较前人研究，首先，本研究的样本量相对较大；第二，该研究中的实验变量得到了更好的控制；第三，因涉及学生口译员，因此，该研究对口译教学和培训都有影响。此外，以往的研究只关注单一类型的非流利，但本研究讨论了同声传译过程中不同类型的非流利，包括填充停顿、无声停顿、自我修正和重复。因此，本研究可以为同声传译中的非流利现象提供一个更全面的视角。
本文共分四个部分。第一部分简要介绍了理论框架，包括言语非流利和丹尼尔·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型。第二部分提出了本文要回答的研究问题：学生译员口译非流利的特征是什么？非流利发生的原因是什么？第三部分描述了研究设计，包括被试、实验材料等。第四部分讨论了实验结果。
2. 理论框架
2.1. 非流利
国内外学者对非流利性的定义和分类尚未达成一致。根据Routledge语言和语言学词典中的定义，不流利是指任何阻碍流利言语产生的形式，包括病理性言语障碍。Shriberg和Stolcke (1994)将所有不流畅的部分定义为不流畅 [1] 。Fillmore (1979)从言语产生的角度认为，一个流利的说话者应该具备以下四个属性：1) 长时间流利地说话，很少停顿，即用言语填补时间的能力和轻松监控言语的能力，2) 产生连贯、合理和有意义的言语，3) 在不同的场合和不同的听众使用恰当的语言，4) 在语言使用上具有创造性和想象力，并使用双关语、隐喻和谚语等语言技巧。简而言之，Fillmore总结称判断流利言语输出的标准无非是言语输出的快速性、连贯性、非正式性、语法准确性、语用得体性和语言创造性 [2] 。
我国对非流利性的研究起步较晚。目前，国内对非流利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自然语音和口语方面，而对英汉双向口译中非流利性的研究较少。杨军(2004)在国外研究的基础上总结和讨论了口语输出非流利性的定义、分类、研究视角和重要假设，认为跨语言非流利性的研究很少 [3] 。他的论文为国内学者研究非流利现象提供了基本的参考和方向。戴朝晖(2011)通过基于语料库的研究探讨了中国大学生口译不流利的模式和特点。研究发现，中国学生在口译中大量使用停顿和重复作为犹豫词，这是造成不流利的主要原因，该研究还探讨了性别差异对非流利性的影响 [4] 。
非流利性与其他因素的相关性研究也是中国非流利性及其子项研究的一个重要部分，其中自我修正和停顿研究是最多的。王家义、李德凤和李丽青(2019)通过口译能力和性别两个变量考察了学生口译输出中的停顿现象，并分析了停顿在学生口译输出中的位置和分布情况 [5] 。总体而言，英汉口译输出中填充性停顿的比例高于无声停顿。学者们认为，理解实词的困难是导致英汉口译输出停顿的主要原因之一。
在本文中，同声传译中的非流利现象指打断流畅言语的四种言语输出类型，即无声停顿、填充停顿、自我修正和重复。
2.1. 认知负荷模型
许多西方学者从认知角度研究了同声传译的过程(Gile, 1985, 1997, 1999, 2011; Hyönä et al., 1995; Massaro & Shlesinger, 1997; Barbara, 1997; De Groot, 2000等) [6] - [12] 。Gile (1999)发现，口译过程中的错误和遗漏不能简单地归咎于译者的语言能力不足、能力不足和原文传递条件差。为了解释口译过程中的操作问题，他提出了认知负荷模型，认为译员的精力是有限的，而口译需要在任何一个阶段付出精力。因此，在操作层面，口译员必须有意识地分配精力。吉尔认为口译员在口译中的精力分配可划归为三个部分，即听且分析(L)、短时记忆(M)和产出(C)。他认为在口译中，保证目的语质量的标准应该是译员合理的精力分配，任何部分的认知负荷都会影响最终口译输出的呈现。在同声传译中，精力分配还涉及协调前三部分所分配精力的协调部分。因此，同声传译中的精力分配模式可以用一个等式来表示：SI = L + M + P + C [8] 。
本文运用吉尔的认知负荷模型来分析同声传译中的非流利现象——这是口译质量评估中不可或缺的要素之一，被视为“认知负荷的窗口”。故本文预测口译过程中的认知负荷越高，就会出现越多的非流利现象，并试图找出非流利现象的原因以及提出改进建议。
3. 研究问题及设计
3.1. 研究问题
为了更好地理解由见习口译员承担的英汉同声传译任务中的非流利性，我们着重研究了以下两个问题：
1) 就重复、停顿(填充停顿和无声停顿)和自我修正而言，学生译员在同声传译中的非流利性有什么特点？
2) 在英汉同声传译中，导致不流利现象发生的主要原因是什么？
3.2. 研究设计
3.2.1. 控制变量
基于前人研究，可以看到口译中的非流利性很容易受到一些变量的影响，包括语速、句法位置、源语的语篇类型、专业水平、方向性和背景。因此，为了保证研究结果效度，必须做好变量控制。
在本研究中，控制变量包括语速、语篇类型和方向性——构成了英汉同声传译的典型场景。自变量是口译专业水平，因变量包括流利性特征(重复、停顿和自我修正)和流利性触发因素。
3.2.2. 研究对象
研究对象包括21名以汉语为母语的学生口译员，他们在参加此实验前已学习了十多年的英语作为第二外语。就口译能力而言，他们接受了相同课程设计的口译培训，但都没有会议口译的实践经验。
同声传译中使用的材料是典型的会议口译材料，其语速(每分钟120个词)符合AIIC标准和话语类型(新闻报道录音)，这是日常口译训练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源语(300字)简要介绍了新冠肺炎时期英国酒吧的情况，其中特别设计了包括列举、术语和数字在内的信息类型，对学生译员而言技术难度为中等。
为了模拟现场口译的情景，在口译任务开始前，受试者有0两天的时间进行译前准备，包括口译的主题、语速和演讲者的一般信息(如口音、性别)，在此期间，受试者做了必要的准备，如编辑词汇表、词汇表也允许带到现场。准备工作完成后，所有受试者被要求以同声传译的方式对录音进行翻译，他们的翻译用Adobe Audition 3.0软件记录在双声道录音上。此外，由于学员在英汉同传期末考试中同时进行这项任务，并不知晓是为研究收集语料，因此该研究在很大程度上确保了所收集数据的真实性。
为了验证口译中产生的数据，实验后立即对受试者进行了回顾性访谈。在访谈中，录音翻译回放给受试者，其在刺激下回忆导致他们口译非流利的原因。为了还原当时的情景，面试问题尽可能开放。有趣的是，并不是所有出现的不流利都可归因于假设的因素(例如复合句、被动语态、列举、数字、术语)，这说明非流利致因更加复杂，因此值得深入研究。
3.2.3. 语料搜集及标注
使用Elan 6.1软件对原始演讲和翻译演讲的录音进行标注，一个音轨用于源语文本，另一个音轨用于译语文本。源语轨道只标注了无声停顿和原始文本，而译语音轨则标注了非流利现象以供进一步探索。如果波形是一条线，则表示所在时区出现无声停顿。因此，在区分了填充停顿和重复之后，开始人工标注。具体标注窗口见图1。
为了清楚地说明不流畅的特征，在我们的语料库分析中，选用“***”代表填充停顿，“……”静默停顿，&&代表改口，^^代表重复。
例如，在翻译“British pubs have survived wars, floods, fires and more than one plague”时，学生译员B2译为“英国的酒吧……经历过战争、洪水、火灾和很多瘟疫”，可以看到位于句子主语之后出现了一个明显的无声停顿。另一个例子是，C2把“Everyone is wondering whether the pub industry is on the verge of collapse”译为“每个人都在想***这个……酒馆呢是否处在崩***处在倒……闭的边缘”，可以看到译者始终在犹豫和停顿，在恰当的词之间选择。
在实验的初始阶段，进行了一项试点研究，得出了以下结论：自我修正的频率最高，其次是填充停顿、重复，改口的频率最低。在对源语和译语的进一步分析后，故将最初的假设定为：列举、数字和术语可能会触发非流利性。
Figure 1. Operation window interface of Elan
图1. Elan操作窗口界面
4. 讨论结果
为了描述不同类型的非流利特征，本研究计算了21名学生口译员口译中填充停顿、无声停顿、自我修正和重复的总数、百分比和频率(见表1和表2)。
Table 1. Ranking of disfluencies of 21 subjects
表1. 21名受试者的流利性排名
从表1中可以看出，在本次模拟实验中，21名学生口译员的同声传译非流利总数为520次，包括103次填充停顿、291次无声停顿、85次自我修正以及41次重复。我们可以得出一个粗略的结论，无声停顿在英汉同声传译中出现最多，大约是填充停顿的两倍。此外，改口比重复多，比例相当。然而，这与Bortfeld等人(2001)的结论相矛盾 [13] ，即填充停顿和重复比静默停顿在会话中出现得更频繁。
表2显示了21名学生口译员在同声传译中各种不流利现象的百分比和频率。
Table 2. The percentage and frequency of each type of disfluencies in 21 subjects’ SI performance
表2. 21名受试者在同声传译中每种不流利的百分比和频率
无声停顿约占同声传译非流利现象的56%。在音频转录中，我们发现许多无声停顿经常发生在句子主语说出之后和句子开头附近。这一发现证实了Shriberg和Stolcke (1999)的结论，即不流利在话语开始时更常见。此外，表2显示，学生口译员在口译时倾向于使用更多的填充语 [1] ，这与Oomen等人(2001)的研究结果一致。在他们的研究中，他们得出结论：当实验对象必须完成同步任务时，填充停顿的数量增加 [14] 。
根据从受试者处收集的回顾性访谈，非流利的动机分为以下几类：
1) 涉及高认知负荷信息的同传加工引起的非流利，包括：[N]数字引起的非流利。在SI和CI中可能出现的大量问题触发项中，数字由于其低可预测性(Braun & Clarici, 1996)、低冗余性(Gile, 1999)和高信息含量(Alessandrini, 1990)而对口译员带来特别挑战；[L]由于难以回忆所有列举项而出现问题；[P]因不熟悉的专有名词而引起的非流利；[G]源语和译语在语法和句法上的区别 [8] [15] [16] 。将其统计，得到不同致因造成非流利现象的百分比结果(见表3)。
2) 涉及正常范围内认知信息同传加工造成的非流利，包括[S]同传特定策略。正如Wang (2015)所指出的，英汉互译中的非自然停顿可能是口译者使用以下策略的结果：刻意等待，即等待长修饰语后的“中心词”或一个完整意义单位的停顿 [17] ；重组信息，即输出片段重组时的停顿，以应对汉语和英语在语法和句法上的差异；概括和简化，即在采用概括和简化策略之前停顿；[P]口译员的身体/心理状态。口译员的不佳心理状态或身体状况可能会造成非流利；[I]口译员的个人特质。口译员的个人习惯也与非流利有关，如填充停顿和重复跟个人说话习惯有关。
为了验证获得的数据，实验后立即对受试者进行了回顾性访谈。在访谈中，录音口译被回放给受试者以刺激回忆口译非流利动因。为了从受试者那里获得“客观”的答案，采访问题采取开放形式。有趣的是，受试者并不能总是解释所有的非流利现象。
为探究非流利动机的具体机制，本研究将以定性的方式进行分析，并用实例和口译员的陈述加以说明。随着分析的进行，本文将利用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解释可能的非流利致因。
Table 3. Average percentage of disfluencies with different motivations
表3. 不同致因的非流利平均百分比
注：[N]数字；[L]列举；[P]不熟悉的专有名词；[G]语法句法差异。
4.1. 高认知负荷导致的非流利
语法句法差异是英汉同声传译非流利的主要原因，占总数的29.9%。顺句推动是同声传译中一种有效的方法，因为它是建立在经济原则基础上的(杨承淑，2002) [18] 。语言之间语法和句法的相似性使得同声传译中遵循句法线性成为可能。然而，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在语法和句法上有很大差异的语言，这常常给汉英同声传译带来困难和挑战。
一个典型的例子是中英文定语位置的差异，这意味着汉语经常有长定语放在名词之前，而英语则放在名词之后。在这种情况下，译员通常要么等待long属性后面的中心词，要么尝试重构输出，这两种情况都会导致长时间的停顿。这里有一个例子：
[例1]
ST: Those people who tested positive were twice as likely to have been at a restaurant than those who tested negative.
TT：那些检验呈阳性的人们……可能呢***就不能够去，呃***一些餐馆等场所了。
回顾性访谈：我没有多少精力控制我的输出，所以我经常停下来思考我要说什么。而且，如果我想要找更好的表达，这就会消耗我很多精力。我翻译的流利性很大程度上受这个影响。总之，在任何一块如果我花了更多时间，我的整体表现就会很受影响。
第二大原因是[P]不熟悉的专有名词，占所有非流利现象的18%左右。将文本中区别于自然语言处理的特殊表达视为专有名词，译员可通过识别专有名词辨别文本主题，了解背景信息。这里有一个例子：
[例2]
ST: But it’s reasonable to expect that the people who have been furloughed are more likely to be low paid. And a lot of them might not come back to a job.
TT：不过我们有理由……觉得，许多呃***可能在餐馆吃饭的人们可能不会再去那那^^些酒吧了。
回顾性访谈：我不知道“furloughed”这个陌生的词是什么意思。我知道这个词肯定很重要，不可能忽略掉它，所以这对我来说很有挑战，所以我停顿重复了。
不熟悉的专有名词会经常突然出现，但译员不可能准备到所有的专有名词。在例2中，口译员可以通过上下文中猜测或预测“furlough”的词义，但时间很短，只有1秒间隔，所以猜测词义耗费了译员很大精力。Gile的认知负荷模型(1995)指出译员可用的认知加工能力是有限的，为了稳定发挥，精力总和必须小于可用的认知加工。如果译员为了弄懂某一个专有名词过度耗费了精力，其听力和分析就会受到影响，也就没有足够精力完成这一段口译任务，从而在不知不觉中导致非流利 [19] 。
英汉同声传译不流畅的第三个原因是数字。在同声传译中，数字似乎是口译中一个极具挑战性的问题触发要素，例如：
[例3]
ST: So, you can see that we went from well, over 50000 pubs in the early 2000 to about 39000.
TT：5万个酒吧在2000年的时候&&，现在已经有了将近&&。之前15000，现在是3万的酒吧。
回顾性访谈：我真的很难区分五十和十五。此外，三个数字同时出现，很难全部翻对，因为你关注了第一个数字，第二个或第三个数字就听不到了。数字很难翻，因为它们无法根据语境推测。
Mazza (2001)、Jones (2002)、Braun和Clarici (1996)的研究描述了口译过程中处理数字的困难 [15] [20] [21] 。对译员来说，数字不仅是一个算术值。译员要翻对数字就必须理解它的大小、单位和比例，以及它的上下文(Jones, 2002) [21] 。在例3中，有三个不同单位的数字，这对译者是个不小挑战(只翻对了一个数字)。可以看到，口译员在处理数字上“浪费”了太多的精力，在处理之后信息时应接不暇，从而导致非流利频频出现(Gile, 1985) [6] 。由此可见，密集出现的数字让译者“接近处理能力饱和(lose to processing capacity saturation)，译者于是选择输出非流利来减轻处理负担。因此，数字口译可视为口译中的一项特殊任务，显著区别于口译过程中的其他挑战。
第四个原因，列举，占到所有非流利致因的5.6%。吉尔认为列举是引发问题的原因之一。Pöchhacker (2015)指出列举容易诱发口译问题，并建议口译员应针对口译中的数字和列举制定策略 [22] 。Gonzàlez等的研究也指出列举是法庭口译中的潜在困难 [23] 。
[例4]
ST: British pubs have survived wars, floods, fires and more than one plague.
TT：英国的酒吧……嗯***它们艰难地生存...在战争中，并且在不同的问题中生存了下来。
回顾性访谈：列举项太多了，我没时间去想每一个对等词，他嘟嘟嘟不停地说就像机关枪一样。我要么翻译所有的，要么省掉一些，然后我就得思考省略掉哪些，因为并不是每项都要翻出来，有些很重要，不能省。可能他之后还会提到那些被我省掉的，我就可以补上。在我思考该不该省，省哪个时我就开始嗯嗯啊啊了。
Gile指出，列举增加了给定文本的信息密度(density) [6] 。正如Logie等人(2011)指出的，从心理语言学的角度来看，加工列举可能会给译员的工作记忆带来额外的认知负荷，因为它们的存储和回忆可能需要在脑海中重复记忆 [24] 。在例4中，当译员听到“wars”、“floods”、“fires”和“more than one plague”，她就意识到讲者开始列举，于是选择静默停顿留给自己反应时间，但译者感觉到明显地应接不暇，于是出现了填充停顿，造成非流利。
4.2. 正常认知负荷导致的非流利
英汉同传中处理正常认知负荷信息造成不流利的主要原因是译员所采用的[S]同传策略。例如，在同声传译中，等待是一种非常常见的策略，因为同声传译的工作模式要求在产生相对应的译语前有一定的源语输入(Ahrens, 2005)，此类输入可以短到一个意群，也可以长到半个或一到两个句子 [25] 。因此，译者会选择作为一种策略以获得一个完整的意义单位或更丰富的语境来进行信息处理。这里有一个例子：
[例5]
ST: But these venues are hot spots for corona virus transmissions.
TT：这……都是一些……是新冠疫情传播的一个热点区域。
回顾性访谈：当我第一次听到“hot spots”时，我故意停顿了几秒钟等待下一个信息，因为我知道在这个语境中，这个词后面一定有什么东西需要进一步解释。
在这个例子中，口译员采用了“预测”的口译策略，因为她知道这个句子还没有说完，预期讲者马上会说一些具体信息来进一步描述“热点”，口译员等待了几秒钟，在她理解了下一个意群后再继续开口，这导致了无声的停顿。
口译员普遍采用的另一种策略是重组，这种策略在处理英汉同传正常认知负荷信息时更容易造成非流利。口译员通常采用这种策略是为了应对源语(英语)和目标语(汉语)之间的语法和句法差异。在同传中，为了保持共时性，常采用“顺句推动”策略作为首要原则(Zhong, 2001) [26] 。由于汉语和英语是两种在语法和句法上有很大差异的语言，译者在英汉同传中经常遇到困难。于是在某些情况下，为了使翻译听起来更自然，口译员经常不得不等待以重组信息，这通常会导致填充停顿或静默停顿。这里有一个例子：
[例6]
ST: We’ve got here some data from public health England.
TT：我们有一些***英国的数据……表明。
回顾性访谈：我不想我的翻译听起来很奇怪，所以我把源语中的“publichealth England (英国公共卫生)”放在“data (数据)”前面。这样听起来就更像是一个完整的表述自然的中文句子。
Table 4. Average percentage of disfluencies caused with normal cognitive load
表4. 正常认知负荷引起的不流利的平均百分比
注：[S]特定于SI的策略；[P]口译员的身体/心理状态；[I]口译员的特质。
在英汉同传中，处理正常认知负荷信息造成非流利的第二个原因是译员的身体/心理状态。口译员的身心状况与他们的翻译质量密切相关。当口译员非常紧张或因压力过大而感到紧张时，他们的翻译质量可能会受到影响。此外，状态不佳也会影响口译员的翻译水平。这里有两个例子：
[例7]
ST: The question now is, can they survive the corona virus pandemic.
TT：但是现在他们面临的问题就是……这个***新冠疫情。
回顾性访谈：当我开始翻这个片段时，我感到非常紧张。这句话很简单，但我忍不住停顿了一下，因为我需要一些时间来适应“同传模式”。
[例8]
ST: British people are actually very loyal to pubs.
TT：英国人真的……很喜欢去酒馆。
回顾性访谈：这句话挺简单的，但因为实验快接近尾声了，我觉得很累，没有足够的精力去很到位地处理信息。
在英汉同传中，处理正常认知负荷信息造成非流利的第三个原因是译员的个人特质。事实上，这并不是一个罕见的现象，从表4中我们可以看出，在英汉同传中，由于译员的特质而导致的处理正常认知负荷信息的不流畅占总数的7.9%。在下面的例子中，我们可以看出，口译员完全意识到这一事实，即填充停顿是说话的一个特点，而不是处理高认知负荷信息引起的非流利。
[例9]
ST: So, if you are feeling very gloomy about the future of pubs, perhaps it & apos; s not all bad news.
TT：如果你……对未来感觉到很阴郁的话，或&&，尤其是酒吧行业的话，啊***或许消息绝对不是好&&，啊***，绝不是坏的。
回顾性访谈：我感觉我在听和理解的时候已经形成了使用填充词的习惯。我知道这样不悦耳，也对听众不友好，但有时我就是忍不住。
5. 结论
本研究调查了英汉同声传译中不流利现象的特征和动机。在口译的言语产出阶段，译员必须同时完成几项任务，如回忆原文、寻找合适的表达方式和自我监控。通过这种方式，多个同时进行的任务争夺有限的注意力资源，从而使得口译员在言语产生过程中停顿并产生更多的填充语。基于语料库的定量分析，这种现象在我们的模拟实验中十分典型，在学生译员同传口译中，填充性停顿和无声停顿的出现频率分别为每分钟2.42次和5.85次。
通过对口译员的回顾性访谈收集的数据进行分析，发现在高认知负荷下，英汉同声传译非流利的动机包括数字、列举、专有名词以及英汉语法和句法差异。此外，英汉同传中正常认知负荷信息的处理也会导致译员出现非流利，主要原因包括：同传策略、译员的身体/心理状态和译员的个人特质。
参考文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