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党的十九届六中全会通过《中共中央关于党的百年奋斗重大成就和历史经验的决议》，将建设“新发展格局”作为习近平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时期思想的重要内容之一 [1] 。加快构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是党中央做出的重大战略构想，是“十四五”期间乃至今后一个较长时期的经济发展战略和路径的重大调整和完善，是国家的长期发展战略，促进社会长治久安的重大战略安排。这将进一步提升发展质量、效率、公平、可持续和安全，将对推动全球经济的繁荣起到重大的作用，对中国的中长期发展具有重要意义。
2. 坚持马克思主义实践论：“新发展格局”论述的实践逻辑
在发展阶段方面，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国经济步入高质量发展阶段的客观现实。在不同的发展时期，其所面对的主要矛盾、现实需求也必然存在差异。以往，在我国经济社会发展底子薄的情况下，我们以主动融入国际大循环为出发点，以低成本的要素禀赋，以出口为重要导向，快速带动经济发展的方式，走上了与当时的客观现实相一致的大循环道路，从而突破了“低水平”的生产方式和消费潜力，取得了较快的经济增长。但是目前，我们国家的经济已经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了高质量发展阶段，而以前长期依靠出口导向型的经济模式所导致的核心技术缺失、产业链现代化水平低下、国内市场需求没有得到很好满足的结果，这些都对我们国家的高质量发展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这就需要我们从市场和资源两头向外的外向型发展模式，转变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新发展格局”的建立，就反映了由于发展阶段内涵的改变而导致的发展格局的改变，这是对经济社会发展客观规律的认识和遵循 [2] 。
在发展环境方面，面对国际局势错综复杂、不断变化的客观现实，必须建立新的发展格局。当前，世界正在经历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国际局势中存在着非常多的不确定和不稳定因素，这让我们在发展过程中面对的外部风险大大增加，给我们原有的产业链、供应链、价值链带来了史无前例的挑战和困难。与此同时，在全球范围内，信息技术、生物技术、新能源技术、新材料技术等前沿科学持续发展，新一轮的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正在当下发生，这给我们的经济社会发展带来了新的机遇。与此相对应的是，随着国际政治经济环境的发展变化，新的风险、挑战和机遇也随之产生，这在客观上需要我们能够在危机中创造新的机会，在变局中开辟新的局面，从而加速“新发展格局”的形成。这既是我们党对问题的强烈自觉，也是我们对“从现实出发”的深刻理解。
从发展条件方面，建立“新发展格局”是我国拥有巨大的市场规模和国内需求的客观要求。一国的经济发展方式并非随心所欲，而取决于其所具有的资源禀赋。在经历了四十多年的经济快速发展之后，从需求方面看，我们的市场主体超过一亿，中等收入人群超过四亿，具有很大的内需潜力和发展空间。上述客观条件的存在，为当前推进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提供了现实基础；在供给方面，当前我国已经拥有了世界上最完整、最大的工业体系，生产能力非常强大，配套能力也十分完善，同时还具备了9亿多劳动力和1.7亿多各类人才的供应体系，因此，具备了可以持续提供高质量产品的生产基础。所以，在当前阶段提出构建“新发展格局”是以我国资源禀赋为客观出发点，不断促进我国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建立我国国际竞争新优势而做出的重大战略安排。
3.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辩证法：“新发展格局”论述的理论逻辑
“新发展格局”论述的提出，体现了马克思主义关于矛盾理论的基本观点。在百年不遇的世纪大变局下，党中央果断采取“科学应变，主动求变”的方针，充分体现了马克思矛盾论的基本理念。“新发展格局”的战略定位是立足于扩大国内需求。矛盾是一种普遍现象，其主要矛盾与矛盾的主要方面，决定着其发展的方向与未来趋势。“新发展格局”的论述，不仅体现在目前的经济下行压力加大的背景中，而且是新形势下的主动“蓄力”的重大战略。其根本要求是积极地把握和顺应不断变化的客观条件，充分发挥其实践的主动性 [3] 。在“新发展格局”的这一矛盾中，以“新发展格局”为主体的内循环为主要方面，其作用决定了“新发展格局”的发展路径和工作的主要方向。此外，要抓住发展中的主要矛盾，必须坚持以扩大内需为基础，构建新的发展模式。我们要立足于国内，不断提高产品的品质与需求，努力使供给和需求达到有效的匹配，形成一个强有力的、高效的内循环，为国际贸易的平稳运行提供有力的支持和强大的推动力。
“新发展格局”论述的提出，是马克思关于时间、空间的分析方法的综合反映。马克思的时空分析是从时间和空间两个角度来分析资本的流动。“新发展格局”指的是通过生产、分配、流通、交换等方式的市场化改造，以及通过建立智能化的物流基础设施，使流通成本不断降低，从而形成以国内大市场为主导的内循环。在“新发展格局”下，要结合国内大循环与地区发展以及城乡空间经济发展模式 [4]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迅速发展，空间范围不断扩大，不再局限于地理空间、位置空间，而是网络空间、人才空间、物流空间，只要能够在多个空间进行自由流动，就可以实现国内大循环的贯通。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坚持了两点论和重点论相结合，统筹兼顾国内国际双循环。为何要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从哲理上讲，“国内大循环”作为一个内部因素，是经济发展的基础，是矛盾的主要方面；“国际大循环”作为一个外部因素，是经济社会发展的条件，是矛盾的次要方面。也就是说，“双循环”分别是矛盾的两个方面，而“国内大循环”是其矛盾的主要方面。在“新发展格局”的建设过程中，我们必须统筹好两者之间的关系，避免单打独斗，一枝独秀，又要把“国内大循环”作为重点环节，用“国内大循环”来推动“国内国际双循环”的总体发展。从这一点上讲，不断推进两点论与重点论的统筹兼顾，是“新发展格局”建设中的显著特色。
建设“新发展格局”，始终秉持着“普遍联系”、“永久发展”的理念，通过双循环的良性互动，推动融通发展。双循环中的两者决非相互隔离、鼓励，而是相互联系、融合，这是党中央对双循环问题的清晰认识。中国要想在当前全球经济一体化的大变革中获得新的竞争能力，必须加强其自身内循环的动力支撑。同样，也要以扩大开放的方式，促进构建开放型经济，这样才能让高水平的对外开放更好地为国内大循环起到进一步驱动作用，从而促进国内大循环高质量发展 [5] 。所以，在“新发展格局”中，坚持以国内大循环为主，并不是把自己封闭起来，而是要把开放程度推向更高的层次。但是进一步扩大对外开放，也又以促进国内大循环为重要目标。最终通过内循环对外循环的支持，外循环对内循环的带动，从而形成“国内国际双循环”之间的良性互动。这深刻体现了马克思主义立场方法中关于世界万物都是普遍联系的观点。
4. 坚持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新发展格局”论述的历史逻辑
在构建“新发展格局”中蕴含了社会存在和社会意识的辩证关系。进一步完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客观条件的变化这一最实际的“社会存在”所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这将有力地促进中国的经济和社会的发展。“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历史唯物主义理论的重要体现。唯物史观最突出的特征就是：一切都要以实际为中心。加快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我们立足新发展阶段、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更高基础上促进高质量发展的迫切需要，是外部环境趋紧、发展条件变化的结果，是党中央在谨慎分析形势、科学研究判断的基础上，充分体现了我们着力于围绕自身发展，踊跃推进人类命运共同体建设的价值导向与问题意识。
1) 社会存在决定社会意识：进一步完善“新发展格局”，是根据我国目前发展阶段、客观条件所做出的一项重要部署。
马克思认为，事物是绝对的运动和相对的静止的辩证结合，其中运动是有规律的，而规律是可以被了解和认识的，而认识又是在环境中发展和变化的。在2006年以及2011年发布的关于国民经济发展的“十一五”规划和“十二五”规划内容中就清楚地指出，要逐步调整“两头在外”的出口导向的发展策略，把扩大内需尤其是消费需求作为重要发力点，促使经济增长从单纯的投资、出口带动，到消费、投资、内需、外需的共同带动。党的十八大召开以来，党中央以新时代面临的新环境、新目标、新使命为依据，采取了一系列以创新驱动、内需拉动的多种方式来推动经济社会发展的重要措施：在2012年年底召开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上，党中央深刻指出要用扩大内需、提高创新能力、促进经济发展方式转变的新模式来取代简单地融入全球分工体系、增加对外贸易额的旧模式；在2014年首次提出经济发展新常态这一概念，要求对经济社会发展面临的体制机制问题进行全面梳理；在2015年，提出了新发展理念，并对供给侧结构性改革进行了全面战略部署；2016年出台的“十三五”规划提出，“要正确理解战略机遇期的内涵发生了重大变化，更好地应对各类风险与挑战，持续做好自己分内的工作，开拓新的发展空间；在2018年的中央经济工作会议中，强调进一步强化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对“畅通国民经济循环”和“推动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进行了系统阐述；在2019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中，“持续释放内需潜力”“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促进形成强大的国内市场”成为高频关键词；在2019年，中央财经委员会第五次会议上提出，要坚持独立自主和开放合作相互交融，持续推进产业基础高级化、产业链现代化 [6] 。所以，2020年党中央首次系统提出“以国内大循环为主体、国内国际双循环相互促进的“新发展格局”，这是在十余年来不断探索中，对以前的各项政策理念、策略思路的一次全方位的升华与整合。构建“新发展格局”依托于经济发展新常态、新发展理念、供给侧结构性改革以及高质量发展等相关理论，也是根据经济社会发展变化这一根本客观实际所决定的。
2) 社会意识反作用于社会存在：构建“新发展格局”是推动高质量发展的突破口
社会意识依赖于社会存在，是对现实生活的反映，但它并非消极、被动的反映，而是一种积极、主动的反映，正确的社会意识能对社会存在的发展起到推动作用。面对日益加剧的资源、环境约束，以及劳动力成本不断上涨和国际比较优势相对弱化的时代背景，我国的国际循环模式面临前所未有的困境和障碍 [4] 。全球经济快速发展在2008年金融危机之后放缓，而新冠肺炎的爆发，更是加速了世界经济的衰退。中国出口市场的竞争日益加剧，伴随着经济增长的收缩，以及日益加剧的贸易保护主义、单边主义等因素的出现，对我国的出口业造成了巨大的冲击 [7] 。所以，我们的发展模式应从投资和出口为主逐步转变为以消费为主的发展方式，进一步将扩大内需和稳定外需相结合。“新发展格局”这一重大理念，正是我们对经济发展规律的深刻认识，更是我们立足于当前，面向“十四五”和2035年远景目标所提出的正确认识，这来源于以往经济社会发展的现实经验，能够指导当下的实践，进一步推动经济高质量发展，这一过程与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的观点和方法相一致。
5. 坚持马克思主义人民至上观点：“新发展格局”论述的根本立场
构建“新发展格局”的最终目的是什么，这是一个根本性的问题。在新的历史条件下，随着我们国家经济和社会的发展进入了一个新的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变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不断满足最广大人民群众的美好生活需要，是中国共产党人奋斗的新目标，也是我们前进的必经之路 [8] 。
“新发展格局”是马克思主义人民主体论思想的具体体现。“新发展格局”的战略目标是最终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马克思认为，实践总是受到人的内部尺度衡量，也就是价值的维度来引导和评估。这就要求在制订方针和政策时，要把坚定不移、不打折扣地贯彻下去，要始终把人民放在第一位。中国特色社会主义进入新时代新阶段，社会主要矛盾已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新发展格局”的加速发展，体现了我国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现实状况，也体现了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新发展模式”是指通过调整供给结构、改善供求关系和适应新生活需求来实现的。在此背景下，新的发展方式既要符合客观发展的规律，又要有强烈的以人民为中心的价值取向的推动力 [9] 。
激发民众的创造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动力。从哲学上讲，人民群众是实践活动的重要主体、历史的创造者和社会变革的决定性力量。建设新的发展格局，是一场全局性的深刻变革，只有充分发挥群众的主动性、创造性和积极性，让群众在各项发展改革问题的解决过程中起到重要作用，才能把人民群众的智慧集中起来，使双循环各项措施真正得以实施落地，不断推进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发展格局”的建立，既体现了对客观规律的尊重，又积极调动了人的主观能动性。
激发民众的消费潜力，是构建“新发展格局”的重要原因。人民群众作为社会实践的主要力量，其庞大的消费需求是推动社会生产发展的永恒动力。目前，中国的消费市场具有两方面的特点：一是超过14亿人的巨大内需市场，但消费一直难以成为推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引擎”；二是从目前的消费结构来看，还存在着“两头大中间小的特点，占人口比重最大的中低收入群体的消费潜力还没得到充分释放，距离承担起扩大国内需求的重任还存在很大的提升空间。“新发展格局”的逐步形成，紧紧抓住了扩大国内需求这一战略出发点。同时，通过逐项改革疏通影响国内统一大市场建立的各种堵点，促进国内国际双循环的顺利畅通，从而达到以需求带动供给，以供给创造需求的新的高水平动态平衡。“新发展格局”的建立为我们提供了一条以激发民众消费潜能为重要方式从而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的现实路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