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作为意大利共产党的创建者，葛兰西着眼于意大利革命的具体历史条件，从多方面对马克思主义理论进行创新和发展。其中，他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虽问世于20世纪二三十年代，但该理论对意识形态领导权的揭示及其重要性的阐释仍闪烁着真理的光辉，依然能够成为我国意识形态建设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启示我们在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进程中，必须高度重视意识形态的领导权，特别是加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营造良好的网络舆论环境，进而提升网络舆论引导力，不断巩固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
2.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架构
作为一套完整的理论体系，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是贯穿其全部思想的脊梁。该理论的逻辑架构是由三部分，即哲学根基——实践哲学、先决条件——“完整的”国家构成学说和目标旨归——获取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共同支撑起文化领导权理论体系的骨骼结构。
2.1.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哲学根基——实践哲学
实践哲学是葛兰西在继承和发展马克思主义的基础上形成的马克思主义观，是“西方马克思主义”的一种新型态，其核心是“绝对的历史主义”和“实践一元论”。
作为葛兰西哲学中的一个根本原则，“绝对的历史主义”就是将现存世界中一切事物和现象的发生视为与人的活动相关的历史性、过程性的活动。由此推出的根本性结论就是——“实践的一元论”，即“在哲学中——统一的中心是实践，也就是人的意志(上层建筑)与经济基础之间的关系”( [1] , p. 84)。葛兰西的“实践一元论”表明人的意识是其创造性活动的基础，是一种自觉的能动的活动，同时人的创造性活动也是一种历史行为。正是这个过程中，实践哲学在理论和实践相统一的过程中实现对传统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的超越。
实践哲学与文化领导权理论之间存在辩证统一关系，即实践哲学的运用过程就是获得文化领导权的具体过程，而文化领导权的获取又必然以实践哲学作为理论指南。葛兰西的实践哲学是一种新型的大众文化形式，在注重意识观念与价值意志在人类历史中的作用的同时，具有两个任务：一是坚持科学的马克思主义，培养本阶级的知识分子战胜侵蚀无产阶级的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潮；二是将实践哲学同无产阶级联合起来，对民众进行文化启蒙教育，使实践哲学成为无产阶级的思想武器，上升到“人们头脑中的上层建筑的更高层次的思想建构”( [1] , p. 281)，夺取思想精神领域的领导权最终获取政治领导权，实现实践哲学的终极使命——实现无产阶级自身的阶级解放。
综上所述，实践哲学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渲染了浓厚的哲学基调，并成为其理论系统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2.2.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先决条件——“完整的”国家构成学说
通过对欧洲晚期资本主义国家社会结构的深入分析，葛兰西重新界定了“国家”的概念，进而在广义的“国家”基础上提出文化领导权理论。因此，“完整的”国家构成学说成为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先决条件。
就国家结构来看，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是统治阶级的统治工具，是大众意义上的政治社会的机构。而葛兰西的“国家”结构中内含着“市民社会”，认为“国家的一般概念中有应该属于市民社会概念的某些成分(在这个意义上可以说：国家 = 政治社会 + 市民社会)”( [1] , p. 222)。其中，政治社会主要由军队、警察、法律等强制力国家机器构成；市民社会则由的报刊杂志、通讯设备、学校、教会、工会、民间社团、还包括家庭等拥有自制力的社会组织构成。二者有机统一于国家之中，前者依靠暴力获得阶级统治，后者依靠自觉的“同意”获得领导权。
就国家功能而言，传统的马克思主义认为国家对内包括两种职能：一是阶级统治职能，二是社会管理职能；两种职能都强调国家是阶级统治的机器。葛兰西认为国家主要是确保阶级统治地位获得市民社会认可的“披上了强制的甲胄的领导权”，并在此基础上为“国家”注入强调意识形态和文化建设的职能。同时，葛兰西认为，现代社会削弱了单纯的暴力特质，更多通过意识形态的教育功能来占领市民社会的意识形态和文化领导权，获得人民群众从根本上自主自愿的、普遍的同意为统治阶级赢得支持。
综上所述，“完整的”国家构成学说为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提出提供了有力的逻辑支撑，在此基础上文化领导权理论才得以逐步成型。
2.3. 文化领导权理论的目标旨归——获取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
针对无产阶级政权的合法性问题，葛兰西结合无产阶级在意大利的具体实践，提出借助“文化领导权”来获取和巩固无产阶级的革命领导权，在意识形态领域为无产阶级政权的存在寻求政治合法性与深层次文化道德合法性的基石。
葛兰西认为在“完整的”国家构成学说中市民社会的稳固性远高于政治社会。在他看来，一个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的存在不是依靠外在的武力强制获得的，而应该将目光集中在对民众意识形态的领导上，将统治阶级政权合法性建立在民众自发的“同意”基础上。“文化领导权”作为一个阶级的世界观和价值准则在意识形态领域居于支配地位，控制和掌握着大众的头脑。因此，无产阶级要确立政权存在的合法性，就必须在获取政治社会的政治合法性之前首先要通过文化领导权理论来争取市民社会中的文化领导权。
葛兰西提出文化领导权思想的宗旨就是要取得和维持意识形态层面的合法性。这一过程有两层意味，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获取政权合法性来说，通过增强来自市民社会的“同意”的方式获得深层次文化道德支持，使统治阶级的统治具有正当性和合理性，持续与资产阶级抗争；另一方面，对于无产阶级巩固政权合法性来说，即使取得了政治统治权，也仍然要通过夺取文化领导的途径，源源不断塑造自己政权的合法性依据。而文化领导权作用的程度取决于无产阶级，特别是作为工人阶级先锋队组织的无产阶级政党自身建设的好坏。
综上所述，获取与巩固无产阶级政权合法性是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建构的最终目标，不仅使得文化领导权理论的实践性更明确，也使得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政权的获取与建设理论更全面。
3. 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主要内容
在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的逻辑框架下，其理论体系由市民社会、“有机的”知识分子、“现代君主”和“阵地战”四部分内容充实丰满，成为理论体系的碧瓦朱檐。
3.1. 文化领导权实现的实施场域——市民社会
马克思从经济领域的生产关系层面出发研究“市民社会”，指出市民社会是“物质的生活关系的总和”，把市民社会置于根基处来突显它未被看到的本源性；而葛兰西从上层建筑的意识形态层面出发，指出市民社会是独立于传统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特指政治社会)之间的新场域，是包含着意识形态领域和社会舆论领域的完整的思想文化体系，将市民社会上升到国家的高度来展示其被忽略的政治意义。因此，“这个市民社会的活动是既没有‘制裁’，也没有绝对的‘义务’，但是在习惯、思想方式和行为方式，道德等等方面产生集体影响并且能达到客观的结果”( [2] , pp. 191-192)。
葛兰西眼中的市民社会是自由交流的场所，具有不确定性、非强制性的特点，因此，他认为市民社会的领导权可以由统治阶级掌握，促使广大民众“同意”统治阶级的“世界观”；也可以由民众掌握，发表不同于主流意识形态的言论，借助于各种社团、工会等组织与统治阶级之间展开“谈判” [3] 。因此，“自由的”市民社会为无产阶级夺取文化领导权提供可能，无产阶级革命想要取得彻底的成功，必须先实现对市民社会的领导权控制。但最终是否能够夺取领导权成功，取决于文化领导权的传播者——“有机的”知识分子发挥的作用。
3.2. 文化领导权实现的历史主体——“有机的”知识分子
葛兰西认为人人皆为知识分子，进而从广义视角出发将知识分子分为——活跃在旧社会为统治阶级发声的传统知识分子和伴随新兴生产方式和新阶级出现的、对社会发展具有导向作用的有机的知识分子，在一定条件下，二者可以相互转化。
首先，有机知识分子具有外在联系性。葛兰西认为在市民社会中组织和宣传文化领导权的职责应该由始终代表无产阶级利益的，能真正理解马克思主义实践精神内核的“有机的”知识分子来承担 [4] 。因此，有机知识分子在对外展开传播时，会产生横纵两种联系：从横向上看，有机知识分子在理论与实践相统一的基础上，根据民众实际生活需要提出相应意见，同时积极将民众吸纳、培养成“有机的”知识分子队伍中的一员。从纵向上看，话语权成为联接传统和有机知识分子的重要桥梁，二者依靠这一联结实现理论成果的递进性传承，进而实现对传统知识分子的意识形态教化。
其次，有机知识分子具有内在先进性。在夺取文化领导权的过程中，有机知识分子通过传播无产阶级的道德和文化价值观念，获得人民群众的拥护和支持，从而使无产阶级拥有文化和政治领域的领导地位。同时，有机知识分子始终与广大民众产生联结，其内在的群众属性使他们能够跟民众打成一片，从而完增强人民对马克思主义认同感的任务。
纵然有机知识分子拥有强大的力量，但前提是要凝聚他们的力量，由此，葛兰西提出“政党的全体党员应当看作是知识分子”( [2] , p. 428)的论断，指出无产阶级政党是作为“集体的知识分子”存在，是无产阶级有机知识分子的创造者、组织者和领导者。
3.3. 文化领导权实现的领导力量——“现代君主”
工人委员会运动的失败经验让葛兰西意识到单纯地喊口号和罢工，是无法让工人阶级得到市民社会支持的。只有在“现代君主”，即无产阶级政党领导下建立一个能代表人民意志的组织，才能取得革命最终胜利。
葛兰西认为无产阶级政党是由三种要素组成的“有机党”：1) 群众要素，由普罗大众构成。他们以忠诚、信仰和自律支持无产阶级政党；2) 主要的凝聚力量，即政党的领导。以国家为中心将那些若不管不顾就轻如鸿毛的力量凝聚成强大合力；3) 中间要素，即有机知识分子。使第一要素的民众能够在道德和精神方面始终同第二要素的党保持密切联系。三种要素之间存在固定比例，一旦实现这种比例，无产阶级政党将赢得最大功效。
在社会主义革命和建设中，无产阶级政党始终发挥着政治教育和思想指导的双重功能。因此，无产阶级政党对内不仅要“培养自己的干部、一定社会集团(作为‘经济’集团发生和发展的)分子，直到把他们变成熟练的政治知识分子、领导者、各种形式活动的组织者和整合社会——公民社会和政治社会有组织发展所具有的职能的执行者”( [2] , p. 428)；对外还要将无产阶级意识形态传播给工人阶级和普通民众，进而造就知识分子，特别是有机知识分子，激发他们的阶级意识和革命热忱。
但在现实革命境遇中，造就有机知识分子的过程与无产阶级获得和巩固文化领导权的过程均漫长且艰难。因此，葛兰西认为过往马克思主义者采用外部“灌输法”形式进行组织、传播和教育并不合理，而是应采取教育与自觉相结合的“阵地战”形式壮大无产阶级政党力量。
3.4. 文化领导权实现的获取方式——“阵地战”
“阵地战”是一个军事术语，葛兰西用此阐释无产阶级政治斗争方面的问题。在葛兰西的语境中，“阵地战”指无产阶级在意识形态领域对资产阶级发起分子式的入侵，迂回式的引导和带动人民群众瓦解资产阶级意识形，最终打破其市民社会结构，夺取无产阶级文化领导权的长期策略。
葛兰西通过分析俄国大革命“运动战”的胜利和德国、匈牙利、奥地利无产阶级革命昙花一现的原因，指出“运动战”只能摧毁国家外部军事防御，而不能破坏市民社会构成现代国家坚强的“堡垒”和“战壕”。因此，他强调价值冲突在革命中具有强大作用，认为在暴力夺取国家政权之前，首先需要在市民社会发动一场“精神革命”。
葛兰西认为“阵地战”作用的有效发挥有以下三方面需要注意：首先，作为两种不同的夺取战略“运动战”和“阵地战”有各自适用的领域和阶段，二者在一定条件下可以相辅相成、相互转化，需结合各国市民社会发展的实际程度选择不同的革命方式；其次，利用有机知识分子发挥教育职能是“阵地战”的重要环节 [5] ，无产阶级政党要充分激发有机知识分子内在的主体性，培养具有坚定理想信念的知识分子，使他们能更好地向民众传播无产阶级思想观念；最后，注重培养民众自觉的无产阶级意识。将无产阶级自身“批判性的自觉与无产阶有机知识分子外部教育塑造结合起来，调动教育过程中民众积极性。当无产阶级思想被民众广泛“同意”时，唤起群众力量，暴力手段打碎统治阶级的国家机器，从而加速文化领导权的获取就是水到渠成的事情。
4. 智媒时代葛兰西文化领导权理论对网络舆论引导力建设的启示
在整个西方马克思主义学术界，葛兰西不仅开辟了意识形态讨论的先河，并且对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先进文化建设和舆论引导具有重要的指导意义。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要求我们在推进意识形态工作中要注重把握领导权和话语权，时刻引导好主流媒体舆论场和网络空间舆论场有机统一。“过不了互联网这一关就过不了长期执政这一关。” [6] 通过建立强有力的网络舆论引导防线，夺取社会主义意识形态在网络纷繁复杂的意识形态中的话语权。
4.1. 坚持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的指导地位，强化舆论引导引领力
葛兰西认为市民社会中民众“发自内心”的认同、积极的“同意”对于获取和巩固政权合法性具有重大作用，认为它们可以为政权合法性提供更深层次的文化道德合法性，更具约束力和说服力。因此，葛兰西所倡导的无产阶级在夺取政权之前就应赢得市民社会的文化领导权，这一方法同样适用于新时代马克思主义在意识形态领域合法性与指导地位的保持。
在我国现阶段要确保马克思主义在网络舆论引导中的指导地位：
首先，要为马克思主义“正本清源”。应科学地界定马克思主义的内涵与外延，在比较中鉴别中正确把握马克思主义的内涵，既要防止马克思主义的泛意识形态化，又要警惕马克思主义的非意识形态化，力争做到融汇贯通，全面精准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内核。同时，积极与以改革创新为核心的时代精神相结合，准确反映时代要求，与时俱进地推进理论创新。
其次，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进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大众化。应弘扬民族精神，彰显民族特色；立足于当代中国的具体实际，用符合大众认知心理和思维模式的通俗语言、大众文化形式进行普及宣传，从而更好地为实现马克思主义的“大众化”奠定广泛的民族情感和价值认同基础。此外，还应发挥大众传媒在弘扬主旋律过程中正面效应，借助人们喜闻乐见的大众文化形式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促使马克思主义转变为人民的自觉追求。
4.2. 加强有机知识分子队伍建设，维持舆论引导高效能
葛兰西特别重视有机知识分子在文化领导权建设和巩固中的地位，这就启示我们新时代中国文化领导权建设依然要重视知识分子这一中坚力量。努力培养社会中的有机知识分子，引导其成为互联网舆论阵地的意见领袖。
首先，要加强思想政治教育人才队伍建设。新媒体的迅速发展使互联网成为开展思想政治工作的新课堂。90后是互联网的原住民，也是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建设的主体和对象之一，应积极组建网络意识形态工作的‘正规军’队伍，加强网络思想政治工作人才队伍建设年轻化，让年轻的思想政工作者用青年人喜闻乐见的方式，传播主流意识形态理论内容，推动大众理想信念建设。充分发挥思想政治工作凝聚人心和整合社会思潮的重要作用，增强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话语权。
其次，要大力推进社会的知识分子化。借助教育等形式推进普通民众的知识分子化，提高人民的知识水平，加强道德修养，提高精神境界。不光注重人文知识分子的培养，更要注重技术分子培养 [7] ；通过创新网络核心技术，大力开发新媒体监控技术，健全网络舆论监控机制，及时、系统地收集、判断、反馈网络空间的舆论新动态。
4.3. 倡导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创设舆论引导新生态
加强网上舆论思想阵地建设，推动构建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是有效抵御某些国家利用网络实施政治、经济和文化霸权的重要举措，是强力击破个别国家试图利用先发优势加固互联网空间治理不平衡、携手营造全民美好未来的需要。面对网络空间中各国各地纷繁复杂的文化思潮，舆论引导力建设要从两方面入手：
首先，对内坚持本民族文化自信，提升民族文化的认同感。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思想告诉我们，要获得文化领导权就必须使自身文化获得人民大众的认同。人民群众首先认同本民族的文化，对本民族的文化充满信心，才能赢得他国对本民族文化的相信与热爱。只有不断提升网民对中华文化的自信程度，才能逐渐增强网络空间全球化过程中民众对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以及对于中国共产党给出的正面舆论引导的认可度，使中国境内舆论场域得到有效管理。
其次，对外防范网络空间“殖民化”蔓延，给予各国文化较大的发展空间。中国始终倡导网络空间命运共同体理念，积极健全互联网法制化体系，依法打击恶意的群体事件等网络行为，从而营造出健康良好的舆论环境；构建开放包容的网络空间管辖权、持久和平的网络空间自卫权、共同繁荣的网络空间平等权和清洁美丽的网络空间独立权，不断提升我国在国际舞台中的话语权，与世界上其他深受资本主义毒害的国家携手建立网络空间治理新秩序。
5. 结束语
站在新的历史起点上，面对后疫情时代各国经济发展逐步复苏，我国面临极其复杂的国内外舆论境遇，新时代主流意识形态网络舆论引导力建设任务道阻且长。在没有硝烟的意识形态战场上，我们有必要借鉴落实葛兰西的文化领导权理论，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传播效应。要积极将网络舆论引导融入国家治理现代化长河中，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传播效应，做好舆论引导就是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重要保障，通过开展思想政治工作提高主流意识形态传播方式和传播效应，做好舆论引导就是为意识形态建设提供重要保障，助力文化强国建设，书写出无愧于人民和时代的社会主义崭新篇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