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增加，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被进一步加大，作为提升社会融合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可及性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服务供给同民众需求的匹配度，符合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和均等化的理论内涵。本文利用2017年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实证检验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为政府积极干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研究发现，总体而言，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项目的了解、本地建立健康档案、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能力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同时分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群体异质性，中部、西部、东部城市样本的影响不同。
Abstract:
With the increase of floating population, mainly migrant workers, the demand for urban public services has been further increased. As one of the important means to improve social integration, the accessibility reflects the matching degree of service supply and people’s demand to a certain extent, which conforms to the theoretical connotation of supply-side reform and equalization of Chinese urban public services at present. Based on the dynamic monitoring survey data of China’s floating population in 2017, this paper empirically tests the impact of the accessibilit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providing a useful reference for the government to actively intervene i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nd even the floating population. The results show that, in general, the accessibility of urban public services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Specifically, the understanding of national basic public health programs, the establishment of local health records, the number of public information access channels, and the ability of public information access channels all have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At the same time, the results of the sub-sample study show that the influence of urban public service accessibilit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migrant workers has group heterogeneity,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central, western and eastern urban samples is different.
1. 引言
我国在快速推进城市化、工业化、现代化建设的改革开放进程中，带来了不可避免的大规模人口流动现象，即大量户籍为农村但离开乡土，进入城市务工或经商的农村流动人口急剧增多，以农民工为绝大多数的流动人口是中国城镇化中“半城市化”产物。农民工市民化不仅包含农民工的户籍变动、产业转换和地域转移，更重要的是其生活观念、思想方式、行为习惯、社会组织形态的转化 [1] 。因此城市化的核心问题就是农民工市民化问题 [1] 。而社会融合作为市民化过程中的必经阶段，促进农民工社会融合是促进新型城镇化建设的必然要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程度高低更是中国城市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的重要体现 [2] 。同时，有研究指出，劳动力选择流向或居留某个城市，不仅出于获得更高的工资水平和就业机会的目的，还为了享受该城市的基础教育和医疗卫生等公共服务 [3] 。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改革、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的质量等都会影响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合程度 [4] 。城市公共服务作为影响流动人口市民化的重要组成部分之一，理应发挥促进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功能。随着以农民工为主的流动人口增加，城市公共服务的需求被进一步加大，作为提升社会融合的重要手段之一，其可及性则在一定程度上体现了服务供给同民众需求的匹配度，符合当前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给侧改革和均等化的理论内涵。因此，本文认为，从人口流动角度出发，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成为连接我国城市公共服务供需不匹配和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重要桥梁。
国家统计局发布的《2020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显示，2020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8,560万人，其中，外出农民工16,959万人，本地农民工11,601万人 [5] 。2016年开始，农民工社会融合情况也作为《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内容之一 [6] 。因此其中新生代农民工群体作为我国青年群体的重要一部分，由于时代背景、成长环境等众多因素，展现出与传统农民工明显不同的群体特征，例如时代性、发展性、双重性和边缘性 [7] 。同时这一群体对于物质和精神上的需求具有更强的异质性，其社会融合程度也直接影响到该群体在城市的归属感。那么当前我国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情况究竟如何？这一群体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如何？城市公共服务的可及性是否对于他们的社会融合有促进作用？对于不同的城市类别、不同地区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影响作用是否有差异？其差异化程度如何？在此背景下，本研究利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数据，系统考察了新生代农民工城市公共服务的可及性和社会融合的现状与特征，在构建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测量指标体系的基础上，实证检验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入的影响，为政府积极干预新生代农民工甚至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有益参考。
2. 文献综述与研究假设
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现象最早受到关注，是社会学和人口学等学科学者，后来政治学、公共管理、法学等学科和政府管理者也逐渐意识到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在城市化中的重要作用。我国学者围绕此展开了大量研究：第一，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理论的研究。例如杨菊华厘定了“融合”与“融入”的概念基础上，建立了社会融入理论的理论框架构建——经济整合、文化接纳、行为适应、身份认同 [8] 。第二，关于影响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因素研究。例如任远发现城市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社会资本或社会网络；二是以户籍制度为依托的流动人口管理制度和与户口相关的社会福利制度；三是教育、培训，以及工作经历；四是流动人口在劳动力市场的地位和处境 [9] 。第三，关于流动人口社会融合的测量。例如黄匡时认为应该从城市层面和个体层面两个层次测量流动人口社会融合，其中个体层面可以从流动人口主观融合感受和评价以及流动人口客观融合状态来测量；城市层面的社会融合则包括政策融合(城市与流动人口相关的政策角度)和总体融合(整个城市流动人口总体角度)两个方面 [10] 。
代凯认为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是政府对基本公共服务供给与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需求匹配程度以及公众对基本公共服务的实际使用程度 [11] 。实现基本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关键是，在政府提供基本公共服务的的实践过程中，提高其匹配程度和使用程度，避免资源浪费和闲置等问题。同时，张开志等认为实现公共资源的最优配置，应该重视流动人口的综合性、多维度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水平提升，从而对流动人口的主观社会融入感起到激励，最后提升流动人口的永久迁徙意愿 [12] ，王思斌则在卫生服务领域可及性的基础上，提出了我国公共服务设施的弱可获得性特点 [13] 。王前、吴理财则在借鉴卫生服务可及性评价框架基础上，建构了一个由可获得性、可接近性、可接受性和可适应性四个维度组成的公共文化服务可及性评价框架 [14] 。现阶段农民工实现城市化和市民化的关键在于流入城市后的社会融合环节，但社会融合过程出现了许多障碍。刘燕认为个人负担成本太高、子女教育问题、城乡二元户籍制度、公共服务供给制度、人力资本和社会资本的障碍等都是其中的影响因素 [15] 。因此发现，在众多因素之间，城市公共服务的可获性和可及性是决定农民工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合程度的根本环节。刘学华发现通过对流动人口提供更多的公共服务将提高人口的导入速度，推动城市经济获得持续的增长 [16] 。同时，从流动人口迁移的目的来看，新生代农民工同其他流动人口一样，离开乡土迁移至城市的目的是逐步获得相对高质量和高水平的公共服务，当城市化公共服务的可及性较低时，也会增加其在城市消费和生活的成本，逐渐减弱在流入地的社会融入感。相反，社会融入感的削弱也会作用到他们对于城市公共服务的可获得的难易程度。因此，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在城市的生存和发展具有不可替代的基础性作用。
已有研究为本文研究流动人口的社会融合提供了重要参考，但现有文献大多围绕流动人口迁移意愿或居留意愿等展开研究，本文在现有文献和数据可得的基础上，尝试构建社会融合指标，将社会融合综合指数和社会融合分类指数都纳入测量。以期从流动人口个体角度出发，将社会融合主观融合感受和客观融合状态两者全面考量。同时，国内外对于流动人口和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因素的实证研究较多，但将流动人口定位在新生代农民工，聚焦于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这一影响因素在该群体中的促进作用的研究相对较少。随着新生代农民工的群体特殊性和城市化进程的加快，进一步挖掘公共服务可及性影响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机制，探索其中存在的群体异质性、个体异质性、城市异质性等具有一定意义。
基于此，本文提出：
假设1：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能显著提升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假设2：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存在城市差异。
3. 数据来源与研究设计
(一) 数据来源
本文所用中国流动人口动态监测调查(China Migrants Dynamic Survey, CMDS)数据，是国家卫生健康委组织实施的一年一度大规模全国性流动人口抽样调查数据。本文重点使用2017年中调查问卷(A)的数据。CMDS 2017数据样本总量为169,989个，调查对象为在本地居住1个月以上、非本区(市、县)户口的15周岁及以上的男性和女性流动人口。该数据涵盖信息涉及流动人口个人特征、家庭特征、流动与居留意愿、健康与公共服务、社会融合等，具有较大的样本容量和一定的时效性，为本文的研究提供了可靠的数据来源。
结合本文研究对象的相关特征，对原始数据进行了以下处理：第一，(户口性质q101f1)。删去非农业、农业转居民、非农业转居民、居民、其他这几类户口性质的样本，仅保留农业户口的样本。第二，(出生年q101cly)。删去年龄小于16周岁、大于40周岁的样本，仅保留16周岁~40周岁的样本。第三，(本次流动原因q101n1)。删去流动原因为家属随迁、照顾自家老人、照顾自家小孩、婚姻嫁娶、拆迁搬家、投靠亲友、学习培训、参军、出生、异地养老及其他，仅保留流动原因为务工/工作或经商的样本。第四，选择流入本地6个月及以上的样本，其他的删去。第五，删去大量关键变量有缺失值和回答模糊的样本。
(二) 变量设置
1) 因变量：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
本文的因变量是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本文选取CMDS问卷(2017年)中的“社会融合”部分的问题，将“2016年来您在本地是否参加工会/志愿者协会/同学会/老乡会/家乡商会……”等21个问题纳入因变量的选择。
2) 自变量：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
根据问卷内容，本文选取了CMDS问卷(2017年)中的“健康与公共服务”部分的问题，将“您是否听说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服务项目’？”、“本地是否给您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获得健康教育的渠道”“接受健康教育的能力”这四个指标。受限于数据的可得性，本文仅得到有限的公共服务可及性指标，未能代表全部类型的公共服务，但也反映了基本公共服务的多种特征，仍具有代表性和分析意义。
3) 控制变量
控制变量：依据2017年CMDS调查数据内容，并借鉴已有文献的做法，本文控制了可能影响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变量，包括个体人口特征、经济地位和流动特征三个方面。具体变量选择为：1) 个体人口特征。包括年龄、年龄平方、性别、受教育程度、婚姻状况、健康状况。其中，健康状况变量回答“健康”或“基本健康”的为1，“不健康”为0。受教育程度变量以受教育年限衡量：“未上学” = 0，“小学” = 6，“初中” = 9，“中专” = 11，“高中(职高技校)” = 12，“大学专科” = 15，“大学本科” = 16，“研究生及以上” = 19。2) 经济地位。包括收入水平、是否在老家拥有承包地和是否在老家拥有宅基地。收入水平变量取值为被采访人员月收入对数。
4. 模型构建与结果分析
(一) 模型构建
本文的因变量社会融合度是连续变量，因此采用OLS回归模型，结合现有的研究建立本文的模型，具体表达式为：
因变量Integ表示新生代农民社会融合度；自变量X表示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的一系列变量，包括解释变量和控制变量。α、β为待估参数，𝜀为随机扰动项。本研究采用多元回归分析方法进行分析。
(二) 结果分析
1) 描述性统计
从本文的相关变量及其描述性统计可以看出新生代农民工群体的社会融合度的均值仅有8.78，相比于社会融合度的取值区间[1, 17]较低，说明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水平有待提升(见表1)。同时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四个指标的比例分别为0.644、0.345、4.055、3.289，相比于各自的范围区间均较低，因此新生代农民工的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均有待提升。
Table 1. Variable names and sample descriptive statistics
表1. 变量名称及样本描述性统计
2) 基准回归
可以看出，衡量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四个变量“是否听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项目”、“本地是否给您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程度存在正向显著影响，即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度有影响(见表2)。考虑到个体的社会融合程度是由个体特征因素和外部环境因素共同影响的，因此为了保证结果稳健，模型还控制了除了上述四个核心解释变量之外的一系列控制变量：个体人口特征、经济特征等，其中多数变量具有统计显著性。具体来说，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表现出正效应，并在1%的统计水平下显著，因此假设H1得到验证。关于控制变量的估计结果则类似于以往的研究结果，即男性、年龄更小、受教育程度更高、婚姻状态为未婚、个人收入更高、没有承包地的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程度更高。
Table 2. OLS estimation of the impact of public service accessibility on the social integration of the new generation of farmers
表2. 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社会融合影响的OLS估计
***p < 0.001，**p < 0.01，*p < 0.05。
3) 基于群体效应的异质性检验
中国依据区域经济发展水平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这一划分是政策上的划分而非行政划分或地理划分。区域经济发展水平的差异引致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差异，因此有必要考察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影响的地区异质性(见表3)。根据新生代农民工样本中流动城市的不同，将流动城市划分为东部、中部、西部，按照城市地区的不同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的四个指标分别分样本回归。模型6、7、8是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中变量“是否听过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项目”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流动“是否听说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项目”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差别较小，没有因中、东、西部城市的样本不同有太大差异；模型9、10、11是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中变量“本地是否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进行比较，结果显示“本地是否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差别较大，具体来说，相比于中部城市和东部城市，流动城市为西部城市的本地是否建立了居民健康档案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影响最显著，其次是东部城市，中部城市最后；模型12、13、14是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中变量“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也存在差别，具体来说，相比于中部城市和西部城市，流动城市为东部城市的公共信息获取渠道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影响最显著，其次是西部城市，中部城市最后；模型15、16、17是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中变量“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能力”进行比较，结果显示“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能力”维度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也存在差别，具体来说，与获取公共信息的渠道的影响效果类似，相比于中部城市，流动城市为东部城市和西部城市的群体公共信息获取能力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影响更加显著。
Table 3. Test of group heterogeneity
表3. 群体异质性检验
因此，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城市融合的影响具有城市异质性，假设2得到验证。
5. 结论
本文使用2017年CMDS数据，基于OLS模型分析了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主要结论有：1) 总体而言，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具体表现在对国家基本公共卫生健康项目的了解、本地建立健康档案、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数量、公共信息获取渠道的能力都对新生代农民工的社会融合有显著影响；2) 分样本研究结果发现，城市公共服务可及性对新生代农民工社会融合的影响具有群体异质性，中部、西部、东部城市样本的影响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