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落归根”还是“随遇而安”——家庭禀赋、责任认知对异地养老的影响研究

“Returning to One’s Roots” or “Taking Things as They Come”—Research on the Impact of Family Endowment and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on Elderly Care in Different Places

摘要: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的加深，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异地养老开始成为传统养老模式的重要补充。本文基于2018年中国综合社会调查数据，从家庭禀赋和责任认知两个维度分析其对老年人异地养老决策的影响。结果发现家庭禀赋对异地养老影响显著，经济资本、人力资本可以促进异地养老决策，但社会资本会抑制异地养老决策。责任认知方面，政府责任认知能够显著提高老年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此外，低龄、无配偶、无宗教信仰、城镇居住、东部地区的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因此要细分老年群体，简化社保异地转接流程，引导多样化异地养老，逐步实现由传统养老向异地养老的平稳过渡，实现资源最优配置。

Abstract: With the deepening of the aging of China’s population, the contradiction between supply and demand of pension service is increasingly prominent, and long-distance elderly care has become an important supplement to the traditional pension model. Based on the data from the 2018 China General Social Survey, this paper analyzes the impact of family endowment and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on elderly people’s decision making in different plac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family endowment has a significant impact on long-distance elderly care. Economic capital and human capital can promote long-distance elderly care, but social capital can inhibit the decision. In terms of cognition of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of government responsibility can significantly improve the possibility of long-distance elderly care. In addition, the elderly who are young, have no spouse, have no religious belief, live in cities, and in the eastern region are more willing to provide for the elderly in different places. Therefore, it is necessary to subdivide the elderly group, simplify the transfer process of social security from other places, guide the diversification of different places for the elderly, and gradually realize the smooth transition from traditional pension to different places for the elderly, so as to realize the optimal allocation of resources.

1. 引言

截至2020年底，我国60岁以上人口2.6亿，占比18.7%，据预测，这一数值到2050年将达到5.2亿，约占总人口的48%，老龄化进程不断加深，“谁来养老、在哪养老”的问题也日益凸显。随着生育率的下降，家庭规模的日益缩小，其养老功能也在逐步弱化，机构养老成为多数老年人的选择，养老服务需求巨大。但在许多大城市，公办养老院“一床难求”，需要等床位，民办养老院价格昂贵，“多床空置”，养老服务的供需矛盾日益凸显，再加上大城市人口密度大、环境喧嚣等问题，一些老人开始选择到郊区或者其他周边小城安度晚年。除客观因素以外，老年人自身主观的家庭禀赋以及对养老责任的认知对其养老方式会产生怎样的影响呢？为此本文从微观层面展开研究，分析两者如何影响老人的异地养老决策，对调整养老服务供需结构失衡，推动异地养老产业发展，优化资源合理配置有着重要现实意义。

2. 文献回顾与研究假设

随着社会经济和社会化养老的发展，传统式的家庭养老受到的一定程度的冲击，老年人能够选择的养老方式日益增多，异地养老作为一种新兴的养老方式，受到了各界学者的关注。

异地养老可以简单理解为老人离开当前居住地到其他地方进行养老的一种方式。学术界对其的概念界定有不同的划分标准，主要包括地点、时间、形式三种。从地点来看，有学者将其定义为离开户籍所在地或工作关系所在地，迁往他处生活、养老。刘燕飞(2013)、姜向群(2006)以县级以上地区为划分标志，认为只有跨区县及以上的流动才可界定为异地养老 [1] [2] 。从时间来看，姜向群(2006)认为时间标准是持续生活一定时间，发生了主要生活事件才算异地养老，而仅有三五天的参观访问则不属于。从形式来看，王树新(2006)将其划分为生活享受型、投靠子女型、子女吸引型和养老机构型四种 [3] 。

2.1. 家庭禀赋与异地养老选择

养老方式通常是老年人自己做出决定，但在进行决策时会不可避免受到家庭因素的影响，诸如家庭收入水平、配偶状况、代际照料等，因此促使其给出最终答案的实际上是家庭禀赋。家庭禀赋是家庭成员及整个家庭共同享有的资源和能力，是个人发展能力的拓展，是个人禀赋的外延，是家庭成员可以共同利用的资源 [4] ，借鉴以往的研究，可将其划分为家庭经济资本、家庭人力资本、家庭社会资本三个方面。

家庭经济资本是指整个家庭的经济水平与经济能力 [5] 。在异地养老的影响因素中，最重要的就是经济或物质资源的供给，经济实力决定的老年生活质量。Robert F. Wisemen (1980)重点关注了收入对异地养老的影响，发现高收入老人更愿意异地养老，并且可以将其划分为享乐型移民 [6] 。孟向、姜向群(2004)研究发现经济实力强的老人，在生活中可以自给自足，更快适应新的生活环境，更愿意选择异地养老 [7] 。由此，收入水平高的老人拥有享受高水平老年生活的物质基础，在养老地点上有着更大的选择空间，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a：家庭经济资本越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高。

家庭人力资本是指家庭成员在教育、工作、健康等方面的投资而获得知识与技能的积累。文化程度、健康状况被诸多学者作为衡量指标纳入研究。丁志宏和姜向群(2012)在对北京的一项调查研究中发现知识资本越高的人选择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大 [8] 。吕丹娜、李延宇(2013)的研究表明受教育程度和健康状况均与异地养老意愿成正比 [9] 。王轲(2017)在对资源禀赋与养老方式选择的实证研究中发现文化程度越高的老人，越倾向于选择走出家庭的养老方式 [10] 。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b：家庭人力资本越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高。

家庭社会资本是借助于个体所处的社会位置而形成的实际或潜在资源的集合，与家族、同事、朋友等之间的网络频率以及广度密切相关。丁志宏(2017)在对异地养老意愿的研究中发现，亲属网络会对异地养老可能性产生负向影响，网络越大，社会关系越稳固，异地养老可能性越低 [11] 。吕丹娜、李延宇(2013)表示社会交往是生活的必要环节，老人前往新的居住地生活就不可避免会面临重建社交网络的问题，因而社交网络越广的老人越不愿意异地养老。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1c：家庭社会资本越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低。

2.2. 责任认知与异地养老选择

养老责任认知是指人们在掌握一定客观信息的基础上，主观意识上所形成的对“应该由谁为老年人提供养老服务”这一问题的观点、态度和判断。在中国传统的孝道文化理念下，子女负责是人们普遍的责任认知，这也使得居住地成为老人的首选养老方式。但随着时代的发展和社会保障制度的普及，人们长期以来“养儿防老”的观点开始转变，政府养老、自身养老随之兴起。对子女、自身、政府以及三方等不同主体的责任认知，会使老人做出不同的养老方式选择，这与老年人的老有所养、老有所依紧密关联。目前学术界对养老责任认知的专门研究并不多，且大多集中于影响因素研究，凌文豪、郝一潼(2022)，丁志宏、陈硕、夏咏荷(2020)，龚志文(2020)等从个体因素、家庭因素、经济因素以及社会因素等方面进行了研究 [12] [13] [14] 。此外，认知行为理论表明个体认知是对行为的解读，会影响个体最终是否采取行动。那么具有政府养老责任认知的老年人会认为养老是政府的责任，就会减少对子女和家庭的依赖，基于此本文提出以下假设：

假设2：政府养老责任认知会对异地养老产生正向影响。

综上，家庭禀赋、责任认知都会对老年人的异地养老选择产生显著影响，既往研究还表明，性别、年龄、婚姻状况等个体特征因素也会影响养老方式的选择，基于此本文构建图1所示的理论框架。

Figure 1. Theoretical framework

图1. 理论框架

3. 数据、变量与模型

3.1. 数据来源

本研究所使用的数据来自由中国人民大学联合全国各地的学术机构共同开展的中国综合社会调查(以下简称CGSS)，是中国第一个全国性、综合性、连续性的大型社会调查项目。本研究采用了CGSS 2018年的追踪调查数据，本次调查涵盖了全国29个省、市和自治区，共得到有效数据12,787个。由于本文主要关注的是退休老人的异地养老问题，综合考虑我国法定退休年龄，在实证分析中保留60岁及以上男性和55岁及以上女性样本，并根据研究变量特征，剔除部分无效与缺失值，最终得到有效样本量3342个。

3.2. 变量选取

3.2.1. 因变量

本研究的因变量是异地养老选择。根据受访者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的距离来衡量。根据CGSS问卷中“您目前的户口登记地是”回答结果进行衡量，该问题可以反应老人当前养老地和户口所在地的距离情况，回答选项共有4个：1) 本乡(镇、街道)，2) 本县(市、区)其他乡(镇、街道)，3) 本区/县/县级市以外，4) 户口待定。

既往研究对异地养老的界定多是基于地点，但本文认为仅按照本地、异地进行划分容易缺失重要信息，因此本文在剔除户口待定的样本后，按照老人居住地与户口所在地的距离的由近及远划分为3类进行研究。

3.2.2. 自变量

本文的自变量是家庭禀赋与责任认知。家庭禀赋具体操作化为3类指标：1) 经济资本，包括家庭年收入和金融投资参与。其中家庭年收入根据问题“您家2017年全年家庭总收入是多少”，将其回答按照百分位数划分为4个等级；金融投资参与根据“您家目前是否从事下列投资活动”这一多选题进行衡量，选项包括股票、基金、债券、期货等，研究中加总计算参与的活动项数。2) 人力资本，包括受访者本人与配偶/同居伴侣的平均受教育程度和健康水平。其中平均受教育程度根据“您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和“您配偶或同居伴侣目前的最高教育程度是”两个问题来衡量。健康水平依据“您目前的身体健康状况”这一问题来衡量。3) 社会资本，包括受访者与邻居、朋友的亲密关系。分别根据问题“您与邻居/其他朋友进行社交娱乐活动(如互相串门，一起看电视，吃饭，打牌等)的频繁程度是”来衡量，越频繁说明关系越好，联系越紧密。

本研究的另一个自变量为责任认知，采用原始问卷的中“您认为有子女的老人的养老主要由谁负责”的回答结果衡量，该问题的选项共有6个：1) 主要由政府负责，2) 主要由子女负责，3) 主要由老人自己负责，4) 政府/子女/老人责任均摊，5) 不知道，6) 拒绝回答。删除选项为5)和6)的样本，本文探讨的主要是政府责任认知，故将1)和4)合并为一组，其余为一组。

3.2.3. 控制变量

基于已有文献成果与CGSS (2018)原始问卷，本研究选取性别、年龄、婚姻状况、养老保险、宗教信仰、城乡分布6个可能影响退休老人异地养老选择的变量作为控制变量展开研究。

3.3. 模型设定

因变量异地养老情况分为三类，“本乡/镇养老”设为1，“异乡/镇养老”设为2，“异区/县养老”设为3，因此本研究构建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展开研究。Logistic回归分析是一种预测时间发生概率的模型，可依据变量的数据变化，找出变量之间的相关关系，其模型如下：

设因变量y有N个取值，以其中一个类别 $y=m$ 作为参考，则对于 $y=i$ ，其模型为：

$\text{logistic}\left(P_{i/m}\right)=\ln \frac{P\left(y=i\right)}{P\left(y=m\right)}=B_{i0}+B_{i1}{X}_1+B_{i2}{X}_2+\cdots +B_{ip}{X}_p+\mu$

其中P表示概率， $B_{i0}$ 表示截距， $B_{i1},B_{i2},\cdots ,B_{ip}$ 表示回归系数， $X_1,X_2,\cdots ,X_p$ 表示自变量， $\mu$ 表示标准误差，在参考类别中所有系数均为0。

4. 数据结果分析

4.1. 描述性统计

本次研究的受访老人的基本情况如下表1所示，性别比例基本均衡，约九成老人年龄在75岁以下，仅有2.3%的老人有配偶或同居伴侣。85%老人参与了社会基本养老保险，按月领取养老金，受访者中约一成人有宗教信仰。研究样本中城镇老人的数量约为农村老人的2倍，且大多来自我国中东部地区，西部地区老人仅占16.31%。

Table 1. Sample basic situation description (N = 3342)

表1. 样本基本情况描述(N = 3342)

老年人异地养老情况与其家庭禀赋、养老责任认知息息相关，具体如表2。

家庭禀赋对异地养老不同程度的影响。在经济资本方面，家庭收入越低的老人越倾向于在本乡/镇养老，随着家庭收入的提高，老人对选择异地养老的可能性也逐步更高。在金融投资方面，不同养老方式的老人从事投资活动种类的均值均在1左右，但横向来看，均值越大的越倾向异地养老。

在人力资本方面，夫妻双方平均受教育程度较高的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和异区/县养老的比例较高，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选择本乡/镇养老的比例较高。相比于健康水平较低的老人，健康水平高的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的比例增加了6.4%，选择异区/县的比例增加了4.69%。这反映了家庭人力资源越强的老人，越倾向于异地养老。

在社会资本方面，邻里关系对老人养老地的选择有着明显影响，邻里关系越和睦，与邻居的社交越频繁，老人越倾向于在其所居住的乡/镇养老，朋友关系亦是如此，随着养老地与户籍地距离的增加，与朋友社交频率的均值在减少，表明朋友之间联系越紧密，情感越深厚，做出异地养老决策的可能性就越低。这表明家庭社会资本越强，本地养老的概率越高。

老年人对政府养老责任的认知也会影响其异地养老选择，认为养老不是政府责任的选择本乡/镇养老的比例为79.36%，选择异区/县养老的比例为5.89%，认为是政府责任的老人选择本乡/镇养老的比例为67.12%，选择异区/县养老的比例为7.95%，这表明政府养老责任认知能增强老人内心的安全感，从而做出异地养老的决策。

Table 2. The situation of the elderly care in different places of different family endowment and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表2. 不同家庭禀赋和责任认知的老年人异地养老情况

注：表中连续变量展示的是均值和标准差。

4.2. 家庭禀赋对异地养老的影响

为进一步分析家庭禀赋、责任认知对老年人异地养老情况的影响，验证前文所提出的假设，本研究采用多分类Logistic回归模型估计家庭禀赋、责任认知以及控制变量的影响效果。表3显示了以本乡/镇养老方式为参照组时，家庭禀赋对异地养老情况影响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

在经济资本方面，以家庭年收入较低的老人为参照，年收入处于中下水平的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养老的1.597倍(= exp^0.468)，处于中上水平的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养老的1.537倍(= exp^0.430)，处于中上水平的老人选择异区/县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养老的1.771倍(= exp^0.572)，家庭收入较高的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养老的1.980倍(= exp^0.683)。由此可见家庭收入水平越高，老年人的可支付能力越强，养老资金预算越高，选择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大。在金融投资方面，老人参与的投资项目每增加一项，异乡/镇养老的几率就会增加0.570倍(exp^0.451 = 1.570)，异区/县养老的几率会增加1.664倍(exp^0.509 = 1.664)，由此可见股票、基金、债券都投资活动参与度越高，老人的资金管理意识越强，这在一定程度上能提高老人的收入。此外，投资参与能够提高老人的风险偏好，增强对不确定性风险的应对能力，而异地养老同样也面临着陌生环境带来的风险，这一能力恰能促使老人尽快适应新的生活，进而会促使老人做出异地养老决策，由此假设1a得到验证。

在人力资本方面，在受教育程度上，与未接受过任何教育的老人相比，高中/中专/技校文化程度和大学本专科及以上文化程度的老人在异区/县养老的几率分别是在本乡/镇养老的2.910倍(= exp^1.068)和4.782倍(= exp^1.565)，由此可见受教育程度低老人更倾向于选择在居住地养老，对固有的地方文化和基础设施有较高的依赖性，而文化水平高的老年人对异地养老的接纳程度更高，养老观念也更具时代化，敢于尝试现代化的新兴养老方式。在健康状况方面，相比于不健康的老人，健康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异区/县养老的几率分别是本乡/镇养老的1.180倍(= exp^0.165)、1.405倍(= exp^0.340)，这表明身体状况越好的老人生活自理能力越强，无需依赖于子女赡养，能够照顾自身起居等基本生活事项，因而进行异地养老的几率也更高，由此假设1b得到验证。

在社会资本方面，以本乡/镇养老为参照组，与邻居的社交频率每增加一个等级，老人在异乡/镇养老的几率就会下降0.162倍(exp^0.064 = 0.938)，与朋友的社交频率每上升一个等级，老人在异乡/镇养老的几率就会下降0.372倍(exp^0.465 = 0.628)，这说明老人与邻居、朋友的社交频率越高，异地养老的可能性越小。“社会人”理论也指出，人不是独立个体，而是生活在复杂环境中的综合体，必然会受到社会各方面以及周围环境的影响，而人际关系就是关键因素。老人与居住地亲友、邻居的联系越密切，从中所获取的物质以及情感支持越多，其惯性和赖性也越强，与当前生活地的粘性也就越强，因而更加倾向于在居住地养老，由此假设1c得到验证。

Table 3. Family situation and elderly care in different places: Multiple logistic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3. 家庭禀赋与异地养老：多分类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注：^***p < 0.01，^**p < 0.05，^*p < 0.1。

4.3. 责任认知对异地养老的影响

表4显示了责任认知对异地养老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以本乡/镇养老方式为参照组时，责任认知对异地养老情况影响的多分类Logistic回归结果。政府是养老责任的主要承担者之一，老年人对政府养老责任的认知对其养老方式的选择有着重要影响。当老人认为养老是政府的责任时，更倾向于异地养老，而且选择异区/县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养老的1.304倍(= exp^0.265)，说明政府养老责任认知减少了老人对子女的依赖，增强了老人内心的安全感和信任感。无论居于何地，政府以及社会保障制度都可以保障其基本生活，因而其养老地的选择更加具备自主性，有更大的倾向选择随遇而安而非落叶归根，假设2得到验证。

Table 4. Responsibility cognition and elderly care in different places: Multiple logistic model estimation results

表4. 责任认知与异地养老：多分类logistic模型估计结果

注：^***p < 0.01，^**p < 0.05，^*p < 0.1。

4.4. 其他因素对异地养老的影响

控制变量中，表3、表4所呈现的显著性和影响趋势一致，以表4为例。性别对异地养老方式选择的影响不显著，以年龄在55~64岁之间的老人为参照，65~74岁老人选择本乡/镇养老的几率是异区/县养老的1.462倍(exp^0.380 = 0.684)，低龄老人的身体状况相对较好，活动能力强，而且思想更为先进，对新事物新生活的接纳程度高，更倾向选择异地养老，而年龄大的老人传统观念较强，希望享受儿孙绕膝的天伦之乐，对新环境的适应能力也较差，因此更希望在原户籍地养老。婚姻状况方面，无配偶的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养老的2.141倍(exp^0.996 = 0.467)，由此可见无配偶老人的生活自由度更高，没有家庭牵绊，更可能因追随子女或其他原因前往异地养老。有宗教信仰的老人更倾向于本乡/镇养老，且做出该选择的几率是异乡/镇养老的1.427倍(exp^0.433 = 0.701)。相比于无养老保险的老人，参与保险会使老人选择异乡/镇养老的几率增加1.293倍(exp^0.257 = 1.293)，选择异区/县养老的几率降低0.368倍(exp^0.458 = 0.632)，这表明老人所接纳的养老地域跨度有限，可能受到社保转移接续程序复杂的影响，且各地区之间的缴费和领取水平不同，居住在保障水平低的地区的老人对高水平地区有向往，本身已经很满意的不会受此影响，更乐意安居此地，这一结果与已有研究一致。在城乡分布上，以农村老人为例，选择异乡/镇养老、异区/县养老的几率相比与本乡/镇养老高达8.465倍(exp^2.136 = 8.465)和7.065倍(exp^1.955 = 7.065)，城镇老人由于环境流动开放，自身条件相对优越，有更多的选择空间。在地区分布上，以西部地区为例，东部地区老人选择异区/县养老的几率是本乡/镇的2.726倍(exp^1.010 = 2.726)，原因在于东部地区经济发达，老年人生活条件相对较好，养老负担小，因而选择更具有自主性。

5. 结论和政策建议

本文基于CGSS (2018)数据的实证分析，深入研究了家庭禀赋、责任认知对退休老人异地养老的影响。得出如下结论：

第一，家庭经济资本对异地养老有显著正向影响，收入水平越高、金融投资参与越广泛，家庭的经济实力越强，老人在养老方式上就有更多的选择空间，良好的经济基础为老人选择更高品质的晚年生活奠定了坚实基础，使之可以减少对子女的经济依赖，进而做出异地养老决策。相反家庭经济资本弱的退休老人，其考虑的首要问题是如何“保障”基本生活，而非“享受”生活，居住地的政策补贴、子女的代际支持等都可能是其维持正常生活的重要来源，因而其对属地的粘性很强，选择异地养老的概率很小。

第二，家庭人力资本对异地养老有显著正向影响，教育资本、健康资本越强，从社会中获取资源的能力就越强。异地养老是近几年才兴起的一种养老方式，是一种新的思维和理念，教育资本决定了老人对新事物的接收程度，既往研究也表明，老人的受教育水平越高，包容性越强，更愿意去接纳和尝试新事物，即教育资本为异地养老选择搭建了心理纽带。而健康资本则为异地养老构筑了物质桥梁，能够自由活动、独立照顾起居是除经济实力外的第二大先决条件，良好的健康状况使退休老人的生活更为自由，养老地的选择更加广泛。

第三，家庭社会资本对异地养老有显著负向影响。人是生活在复杂社会环境中的综合体，任何人都不能孤立环境而存在，基于居住地区域的社会交往、亲友网络都会对人的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亲密的朋友关系、多元的社会活动丰富了退休老人的生活，降低了其自身的孤独感，从而也使之对亲友邻里、社会环境产生了深厚情感，而新的居住环境往往也存在着很多不确定因素，能否交到知心朋友、生活是否便利、能否适应居住环境等风险都会阻碍老人做出异地养老决策，因此社会资本越强，异地养老的可能性就越小。

第四，政府责任认知能够显著提升退休老人的异地养老意愿。随着社会保障制度的完善以及人们观念的转变，传统儒家文化规范下的“子女赡养老人天经地义”也发生了转变，人们开始意识养老不只是子女的责任，同时也是自身和政府的责任。政府养老责任认知的深化使子女不再是养老的唯一依靠，老人对政府和社会的信任度也逐步提升，因而更有可能选择异地养老。

第五，不同的个体特征会对退休老人的异地养老选择产生影响。低龄、无配偶、无宗教信仰、城镇居住、东部地区的老人更可能选择异地养老。养老保险参与会促使老人到户籍地以外的乡镇养老，但不会对跨区/县的养老决策起到促进作用。

综上，本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第一，引导老年群体观念转变，弱化子女养老责任认知，提高对异地养老接纳度。本研究发现76.66%的老人在户籍地养老，传统的“抚养 + 赡养”双向代际互动仍是当下的主流，以自主养老、政府养老为导向的异地养老方式还尚未被老年人普遍接受。因此政府要加大宣传力度，社会媒体也要辅助进行传播，引导老年人从理念上改变对子女的依赖，自主规划晚年生活。

第二，细分群体，差异化导向。异地养老的人群定位和长远发展，要基于老年人自身的意愿。结合本文的研究结论，可以从高收入、高学历且健康状况良好的低龄城镇老人入手，优先发展短期型异地养老，带动产业发展，然后逐步转为长期型。同时对其他群体要加强宣传引导，鼓励有条件的老人开展异地养老，缓解中心城区养老服务的供需匹配压力，实现资源最优配置。国家也要出台老年人再就业的相关政策和激励机制，鼓励有劳动能力的老人一边工作一边养老，提升经济资本，减轻对子女的依赖。

第三，简化养老保险异地转接流程，丰富老年文娱活动开展。确保老年人所享有福利待遇不低于流出地，减少区别对待，实现公共服务均等化，吸引老年人开展异地养老。各地要加强对老年群体的关怀，开展多项活动丰富老年人的生活，加快老人在异地的“再融入”过程，推动新的社会网络构建，促进传统养老向异地养老的平稳过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