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人生觉醒的背景
魏晋时期的人生观。归根结底，它反对人生伦理化的违反本性，更关注人的解放与自由。魏晋时代，这样一种人生态度转变与人生价值追求对于束缚人各项封建制度、阴谋诈力都是一种有力的抨击。从对天人一体崇拜的击破，回归关于人自身的思考。魏晋时期的思想文化不是单一的，而是呈现出一种多元局面。一方面，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儒学正统逐渐走向衰落；另一方面，玄学虚无的兴盛，释道文化流行。正是多样文化交融与生成的影响下，魏晋时代的人生观也呈现多元状态。魏晋士人万花缭乱的日常活动和精神面貌，在中国历史上可谓独树一帜。本文旨从魏晋思想产生的背景梳理着眼，逐步分析和探究代表性的魏晋士人的人生态度和价值追求，给今时之人如何树立正确的价值观以鉴启示。
(一) 社会历史背景
魏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分裂时间最长，政权更佚频繁。由于门阀氏族社会，阻碍了下层寒窗士子向上的阶级跃迁通道，门阀氏族在中央朝廷占据着主要的行政权力。很多文人士族最后的价值归宿，越来越呈现出隐退山林与不问世事，例如嵇康、阮籍等一批竹林隐居的代表人物。魏晋时代是一个“后英雄时期” [1] ，曾经被压制的各种力量突然涌现，大小农民起义也促生这种人性思考觉醒的社会条件。儒学正在走向无法在动乱社会发挥其德治教化与维护统治作用。儒学只是生活方面繁文缛节的缩影，更多忽略人本性的发掘与探索。人在魏晋时代是一个被忽略的个体。个体开始凸显追寻自身生命价值的可能性。人生的趣味得不到释放与溶解，士大夫的个人精神在当时动乱社会条件逐渐失去维护封建纲常的属性。具现为更加关注自身，关注对人性的思考与发掘。这一点与曹氏风尚所推崇的实用方法得到很大的呼应，正是由于曹氏司马，何曾等之前所推行法治思想，之前所形成的风尚与人性精神。社会的动荡背景下，对于英雄不问出处的推崇，封建礼节维护儒家的士大夫便走入一个尴尬的境地。曹氏所推崇的德行与道德，在政治运用并发挥不了多大作用。儒家的境遇在时代背景下走入礼法名教的形式中，士大夫并得不到人生的作为与理想的实现。
(二) 社会文化背景
在社会持续的动荡不安下，旧有的学术思想与道德文化全部都在发生体系的动摇，人心陷入一种极端怀疑的时代。宗教情绪最容易显现出来，外来的文化种子就这样广泛深刻的与本土的思想交融，并生长起来。《抱仆子》中遐览篇中“既生值多难之运，乱靡有定，干戈戚扬，艺文不贵，徒消功夫，苦意极思，攻微索隐，竟不能禄在其中 [2] 。”这里指魏晋风尚背景下，艺术与文学发展的迟滞不前，五史三经并不能满足读书人灵魂寄托，需要真正解决的是不再是寓于政治理想的文人作为。应该转向真正关注的是人最终的归宿，而佛教阐释的一切成空的教理，道教老子的无为、杨子的为我、列子的贵虚、陈仲子的遁世，最能迎合读书人的心理，释、道统居于当时学术思想的热门，很多从儒学士大夫的从政道路解放出来，开始成为追求自由玄妙的佛学与道学思想。而这些思想都在最初对儒家采取了不遗余力的反驳与排斥。于是道家追求现世长生为要的养生术，佛家厌世超脱彼岸的观念，不遗余力的影响着当时文人士大夫思想走向。
(三) 学术思想背景
魏晋时代，无论是学术研究上，文艺创作都体现着天人感应的破坏，主要还是体现在道家对于宇宙本体学说系统阐释。基于汉代的所流行的天人合一的思想，天不再作为宇宙的究极的本源。这样一种学术思想的倾向，更多是一种浪漫主义与老庄哲学的玄学表征。按照庄子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将天与人的地位划分重新归结到一个比肩的地位，因此原先具有宗教理念的天道观便失去了约束人间的属性，善恶因果报应自然被消解了，这种观念不存在了，于是人心也就不再受到这样一种天道观的狭隘限制。更多人表现无所畏惧追寻人生的意义。固有的道德，循旧的礼法，不再牵制人内心的觉醒。个人主义在魏晋时代盛行，道家所提出的这样一种个人主义与自然主义，都给予当时文人提供一种实现人生价值实现的可行性路径。道家以自然法则为中心，从当时王弼所言“道不违自然，乃得其性。法自然者，在方而法方，在圆而法圆，于自然无所违也。自然者无称之言，穷极之辞也 [3] 。”可见一斑。这一段话将当时所盛行的自然主义的思想阐释的很清晰。核心强调达到一种“清净自正，无为自化”的终极追求。
以上几点成为魏晋思想关注人个人价值走向的重要原因，极大的催生与促进人生观关注，与促进了个人主义与自然主义的发展。这样一种对于以往学术思想观念的消解，推崇人生观具体构成的卓越进步，不是单一学术思想集成与发展，归结到底是社会物质条件与各家思想某一部分的综合，它集中性抒发了当时社会的一个思想单元，开始关注对人的思考，成为孕育魏晋人生观的现实土壤。
2. 人生归宿的实践内涵
追寻何种人生的归宿，看似简短的问题实则很难回答。越难回答的问题，越要划分不同衡量人生意义的参考系，而魏晋时期正是去探寻人生实现的可能与现实契合的一致。人生什么样的具体标准才算获得人生肯定性的回复与说明。人的价值应该怎么样怎么来实现，魏晋时期，人生的关注点与着眼点，转向对人的关注，无疑是积极有为的，处于相反的既遇与处境，才会感受到人生的无奈，与人的无处安放，人最终应该如何实现安身立命正是魏晋时代多元人生观的最好回答。
(一) 儒家治世观
所谓儒家的强调的人生该走向何处，立德立功立言，便是人生目标的追求，但魏晋时代从根本上就去否定这种这种做人本性的意义，儒家的礼法观念在当时社会上层实际仍然保留着一定的地位，礼法观念与封建制度的根本利益紧密结合。对于国家机器的运转而言，臣服性的做官治世，侍奉王侯。士大夫大多把关注精力归放到经术之学上，魏书当中记载“自黄初以来，崇立太学二十余年，而寡有成者” [4] 引用。儒学当时面临着名教危机与儒家治世理想的陨落。从董仲舒的“天人感应”到后期推演的谶纬经学，文人大夫的人生观发生理想与现实重大滑坡，走入难以自拔思想泥沼，接踵而至的社会大动乱更是揭露了儒学“不周世用”与思想的虚伪与礼节形式对人的束缚与压抑。这一时期儒家人生观也在不可挽回的遭受理想信念的崩塌与时代性的价值转向危机。“百余年间，儒教尽失矣” [5] 这一记载南朝沈约的记载充分说明了儒家人生观的现实遭遇。
(二) 机械天命论
魏晋时期乐天安民的思想，本质上与东汉时期天命观，有着本质属性的不同。东汉时期所言的天命，是一种可谓之有意识判断的效能主体。人类命运可以用人自身德行行为去转变他，具体阐发“以德配天”的理念。这种天命理念大多带有相当浓厚的宗教意味。有一定人力可以致胜天命的意思。魏晋时期，其发生重要变化，其核心所讲的天命其实是基于宇宙学说为中心的自然法则为统构，这样一种天命是自然而然。人类的智力，不能使其发生迁移与转变。将善恶道德、贤愚贵贱的差异、祸福生灭都受这种自然力的天命的支配。所以他们所谓的天怒神罚其实就是自然法则为核心天命的展开。其虽然无意识与情感，但却具有自会自运的机制，将天与人剥离开来，切断了人与天的沟通与联系。这对魏晋时期的人生观的影响很深刻，《列子·力命篇》：“或贵之而生。或贱者而死，或爱之而厚，或亲之而薄。此似顺也，非顺也 [6] 。”其核心阐发的人力的羸弱，积身修德不是无功的吗？这就是魏晋时代消极的人生观，他将自然的力量推崇到极致，从而摧毁以往人比肩神明的勇气。这样的机械消极的人生观在魏晋时代的大多数人是一个普遍而广泛的现象，阮籍《大人先生传》“天地之永固，非世俗之所及” [7] 也有广泛流出这样一种人生观，消极避世的人生态度。而阮籍、嵇康、一大批归隐派也恰恰代表了这类机械天命观对文人大众的广泛波及的影响。
(三) 逍遥齐物论
人生在世，终日的奔忙劳苦，古人觉得正是由于，这种有所贪求，所羡妒，所以生出患得患失的心情。这种心情交织成为人生苦恼的根源。魏晋时期这样人生观在许多文人雅士中都有心境的流露，名仕阮籍思想由儒而老，再到庄，其剖析庄子的思想；天地生于自然，万物生于天地，自然也是没有例外的，因此天地形成，天地是有其内涵的，因此万物的生成并没有例外，有何差异？其人生观在《达庄论》 [8] 明确指出六经不过是琐碎的说教。如此魏晋时代，儒学的失落，不仅为佛教传入、道教的兴起、玄学的兴起开拓一片自由的天地，这一时期文人士子的思想空前活跃，以老庄思想中超越性的眼光关注对人个体价值归宿的思考。老庄的价值启示与考虑，所谓逍遥，便是顺情适性，得到自由自在的生命个体形态。将物的大小、寿的长短，各适其性，各适其情，向秀、郭象的《逍遥游》注“夫小大虽殊，而放于自得之场，则物任其性，事任其能，各当其分，逍遥一也” [9] 。达到真正的逍遥之境，必须到达齐物的境界。逾越物的界限，才能到达逍遥的境界。物的差别只是形体范畴的不同，逍遥的本性是心性的统一，陶渊明中“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便是一种物我两忘的状态，趋同了破除物的属性。到了“天地未足为寿，万物未足为异，足于天然，安于性命”便是逍遥本真的心境了。达到逍遥的首要条件是齐物，只有从齐物的境界才能走向逍遥境界自适上。正是这样逍遥自适的人生观，使得魏晋许多文人墨客都以隐退寄居山林为避世追寻内心宁静，而这样一种思想氛围下这样逍遥自适的人生观影响了大多数读书人。以竹林七贤为代表广泛影响的士大夫也敬仰过这样隐退的生活。
(四) 养生固身论
乱世之中另外一种人生观就是保全性命，韬光存晦的思想非常流行。这些思想都是直接相关的保全性命的来源。与乐天安命的思想不相容，养生论似乎是以寿命延续为主要追求目标。而养生者所追求的摆脱外物情欲的控制与生命情欲的消耗。嵇康的《养生论》 [10] 即标注两点要旨，一是导养可以延年，二是神仙不可力致，因为嵇康看来非积学而后就能成就的，然而嵇康看来，积学亦自有他的意义，因为至少方可延年益寿。其核心要义指出世人之所以失败，是迟之无恒，且易于受到外部干扰不能内部兼修。同为竹林七贤的向秀曾做《难养生论》，不过多以世俗性经验认识为谈。葛洪的人生观则是一定程度上承受了老子“见素抱仆，少私寡欲”当然这样一种道家为基础的养生贯彻着一种出世的人生与修为。既然人生身名难以得到兼顾，功神自然难以两全。于是主张一种更像精神栖息，不被物欲名利所役，除去耳目的聪慧，除去福根，远离尘世的退隐，过着躬耕于世、弹咏而唱自娱的生活。处世的维度，则深刻汲取老子弱道的思想，人若能效法古人，谦以自牧，就不会招致纷争。归结都一起，这些养生论都在排除用以损耗生命的外物刺激。人就应该处于自然之中，任由其性，自在自为的展开，人应该享受自然的生命。向秀所言“夫养生非过分，全理近年而已 [11] (《养生主》注)。”这是关于魏晋时期养生论的最好概述。养生只是饱养其应有之生，并非求过分之生，若求之过分之生，则是违反天命自然了。《杨朱篇》：“身固生之主，物亦养之主。虽全生身，不可有其身，虽不去物，不可有其物。”身虽我有，正是要顺从天命，有了生的，不得不去考量如何保全它。它力量虽然那么渺小，身体那么柔弱，只要按着养生的路一步步走下去，也会导引一个好的结果。身体柔弱的属性，加之内有情伤，外有物的影响。有一点则需要格外注意，智的作用只可用于养生，智巧不可用于贪图，反则不是养生而是伤生了。这在嵇康的《答难养生论》 [10] 中多有阐述。“养生五难：名利不灭，此一难也；喜怒不除，此二难也；声色不绝，此三难也；滋味不绝，此四难也；神虑转发，此五难也。”这一段便是养生的要义，他知道了人的最终结局，而养生是迟缓其性的一种价值意义的取向。
(五) 纵欲惰性论
与养生论理念根本相反的就是纵欲论，两者都区分了人本性的价值侧重，养生论清净质朴才是本真，强调节制情物以来养身。纵欲者的人生定位，将人生归结为官能的刺激，乐欲能到得到释放。正因为知道靡不有死，纵欲者在追求个体本性觉醒的过程中，将人生的意义与人生趣味全部放在现世的快乐主义，这种纵欲消极的人生观，同时排斥反对儒家所倡导的圣贤礼法。因为这种圣贤式人生观在魏晋时期严重阻碍士人获得实惠的路径。《世说新语·宠礼篇》：“或谓之曰；卿乃可纵适一时，独不为身后名也，不如即时一杯酒 [12] 。”生动地揭示了魏晋时期纵欲论文人更注重现世的快乐，这种思想已经偏执一端，所以许多具有才华的文人士子不可避免的走向了堕落的人生，类似当时公孙朝、端木叔等。其实魏晋时代，这样一种放纵的实践深刻影响了士人的精神风貌。
3. 人生意义的价值启示
(一) 魏晋人生观积极影响
1) 促进魏晋时代思想的进步
魏晋时期人生观虽然有部分厌世的观念表征，但却不会真正脱离生活。反而一定程度上是对生活多元的积极改造与具体实践。他们都在积极的倡导人生价值的意义，要求着当下背景的幸福与快乐。不过他们追求快乐的途径与方法不同，他们所体现一批魏晋人士，都以一种逍遥自适的人生观，欢喜的离开紊乱污浊的现实社会，寄情山水式留下关于人生思考的言语。魏晋人士的灵魂就是以浪漫主义热烈怀疑的态度与革新的精神，推倒传统道德束缚的经学枷锁，以其解放自由的态度，切实关注自我的人生的意义。发展自己研究的思想倾向，个体人生价值归宿得到极大的消解。唐代的佛学，宋明的理学，都在这时播下了种子，一个时代的思想集成源自多维人生的思考与发掘。
2) 丰富魏晋人生观体系形成
儒家治世的理想与逍遥养生的境界，这类型人生观都极大促进当时文人士大夫的个人精神的发展，成为心性与具念的有机统一。应该具体指出的是这种儒家治世的观念被老庄为统筹的沟通与加强了，个人致力于这种儒本玄学化的表达，此历程中，实际是文人调和“有”“无”观念。另外佛空思想阐明逍遥意义，个体在达到“物物而不物于物”真正逍遥的意义用佛理终极进行解答，个体也在讨论空无的真义彼此其实互为一种消解，从而达到身心的具体契合。以老庄本学去解释经学玄学表达与佛理成空的奥义，是一种对内的调和，对外的兼容并蓄。思想的进步，将外来思想吸收到中国哲学之中，使他们混合起来而更容易理解。同时也丰富了这些代表人物人生观具体向度，为当时魏晋时期许多思想如例王弼、支道生、阮籍、嵇康等提供了人生具体可循的实践方案，填充着整个魏晋时代中国哲学人生观重要章节。
(二) 魏晋人生观消极影响
1) 人生观价值走向的偏离
由上面列举的人生观具体实践向度，部分纵欲者，思想走向极端，他们的理想人生更多转为穷奢极欲的生活作风，如阮籍等贤士纵酒、糜竺、王恺、石崇等人的穷奢极欲，对当时社会风气与伦理道德都是一种极大破坏，隐逸士气盛行加剧了这种消极思想的蔓延，平心来看，无论是逍遥养生，或是纵欲，人生观的建构都是残缺的、不健全。这样人生观便是违反人类进化的法则，缺少对救世的精神。对自我所抨击的损性伤生其实陷入一种尴尬的境地。具体性例证，逍遥论者，最高成为了陶渊明一样的雅士，更多则是躲在深山纵欲过度，身居山谷却是其实还是心怀利禄，对于现实他们是不满的，导致过于玄妙，过于机械教条，这些危身害生而满足肉体官能的需求充斥着大部分文人的思想。
2) 物质社会生产力的破坏
智识阶级的普遍觉醒，激起思想变动的激流，宗教势力裹挟了民众精神领域，一般读书人的隐世、遁世。附庸风雅与贪生畏死，故作逍遥的心境。冲击着维系社会儒学道德的衰微，玄学与清谈，老庄思想盛行、隐遁养生的学说，佛理成空与道家无为，支配当时绝大多数人精神内心。当时时代，缺乏一种真正求真变革、步履向前的魄力。在当时弥漫消极无为与崇尚圆觉，隐逸高洁与消遣自居的氛围下，社会生产力不可避免遭受到巨大的影响。从汉桓帝算起到晋武帝太康元年，中国历史上人口减至1600万左右，人口下降4000万左右，社会饱含的深重危机，大量人口流离失所，精神信仰的强烈动摇，魏晋时代为代表的人生观将这样反作用叠加到了一种极端的程度。政治不由走向混乱，杀戮不止，一种弥散浪漫主义学术思想与普遍深重的社会时代于中国历史长河缓缓流过。
(三) 魏晋人生观当下价值
古人魏晋时期形成丰富多元的人生观具体实践。现实之中，人生观的问题是每一个人需要关注和考量的。它关乎到每一个具体的人，人生走向与价值归属，当然魏晋时期人生观也留下了热烈的浪漫主义精神。构成一个时代的多元色彩。他们在当时动荡环境，从伦理道德与传统思想中抽离出来，对宇宙、人本、文学，都有着大胆而独到的见解。而且一些宝贵而富有做人品性传承至今。他们屈从着时代的洪流，多方面寻找着精神的慰安，或是酒色的沉浸、药石火炼、音乐狂想、宗教痴迷，这些都让魏晋时代留下其风度的独特印记。当然同时不可避免的造成人生观的颓废与儒学崩塌，过于玄虚的使得当时文人士子充斥着一种极端的个人主义，这些都加剧利己思想而缺乏真正革新的精神，大批士人在社会治理的治世道路上陨落了。对于现世的不满，他们把不满意的情绪最终寄托到宗教上来。社会层面加重了普通民众的深重灾难。
诸上述人生观的都给予我们个体以人生的思考，将古代贤者所流传至今的传统文化与优秀品质兼容并蓄，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不断融合自身对优秀传统文化与优秀品质的领悟与理解，一个国家与民族的灵魂就是文化的底色，体现着一个国家千百年积淀的精神力量。而魏晋风度之中关于人生观的重要篇章，经过岁月的凝华与历史的考验，对于人生观的考量，是每一个人都要思考的事情。是我们使得人生更有意义的灯塔导引。只有去汲取这些古人所传承下来的优秀传统文化与贤人的优秀品质。从中汲取文化自信，发扬其中优秀的文化，形成与人生相互契合的内驱力，坚持理论联系实际原则，树立科学人生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