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基于对社会问题的不断思考，“人的解放”思想在不同阶段呈现不同的理论深度。马克思创办《德法年鉴》，旨在揭露旧世界，并建立一个新世界，《导言》则是马克思对《论犹太人问题》关于“人的解放”思想的进一步理论深化，展现了马克思“新世界观”的思想萌芽。基于对德国社会发展状况的考察，马克思并没有把德国解放诉诸于宗教解放和政治解放，而是在此岸世界(世俗世界)中寻求普遍的人的解放。其中，马克思的总体逻辑建构是从“彼岸世界”到“此岸世界”的批判，其隐含着对人的“自我异化”的揭示，正是这一揭示，让马克思哲学保持着历史视野的高度。
2. 宗教批判——揭露“彼岸世界”的神圣形象
马克思指出，宗教批判是其他一切批判的前提。不可否认的是，青年黑格尔派对宗教的批判已经进入尾声，他们对宗教进行毫不留情的批判，动摇了基督教根基，费尔巴哈则更彻底地对宗教展开批判，将宗教的批判发展为人本主义无神论，认为宗教由人所创造，上帝所展现的本质其实是人自身本质的反映。马克思肯定费尔巴哈对宗教批判的这一观点，并用一句话概括为：“人创造了宗教，而不是宗教创造人。”( [1] , p. 3)人为什么要创造宗教？因为人的本质是完美的、至善的，现实中的人很难真正体现出来，当人在现实生活中还无法获得真正自由时，会设想出最美好的、最理想的彼岸世界，给人以精神安慰。因为人赋予上帝最美好的本质以及无限力量，当人陷入苦难的泥潭时，想要去寻求上帝的拯救，因此，宗教成为了统治阶级掩盖施加在人自身苦难的有效手段，利用宗教这一“颠倒的世界意识”控制人的思想。然而，“人不是抽象的蛰居于世界之外的存在物。人就是人的世界，就是国家，社会。”( [1] , p. 3)这就表示，人不是超脱于自然或是直观获得的抽象存在物，而是在国家与社会中进行感性活动的对象性存在，只因这个国家、这个社会是颠倒的世界，从而产生了宗教这个颠倒的世界意识。马克思宗教批判的目的并不是批判本身，而是要人明白宗教产生的根源是这个颠倒的世界，因为这个颠倒的世界引起了人的本质异化，只有消除这个颠倒世界造成的异化，人的现实幸福才得以实现。
宗教批判是必要的，它可以将人从虚幻的天国中解放出来，进而实现人的现实幸福。首先，宗教批判使人认清宗教的本质以及宗教所具有虚幻性。宗教是人将自身本质分离出来而创造的彼岸世界，从而让人的本质可以在幻想中实现，当人无力改变社会现状时，只好设想一个彼岸世界来回避“真正的现实性”。正因如此，宗教是虚幻的存在，人信仰上帝犹如吸食鸦片，以此获得短暂的安宁以及虚幻的幸福感，这样的信仰行为使人幻想得到来世幸福，以此忍受现实世界的苦难生活，其实质是对现实世界的逃避，从而消解了人的斗争意识。宗教作为人的本质在幻想中的实现，反而遮盖了人的苦难现实，马克思将宗教概括为“人民的鸦片”，解释了宗教让人忘却在现实世界的不如意的同时，对人进行精神麻痹，使人逃避现实的苦难生活，并指出：“不批判宗教就不能使人重新确立对社会现实的审视，就不能走出人的解放的第一步。” [2]
其次，宗教批判使人有理智地建立自己的现实。马克思认为，宗教的出现造成人与上帝主客关系的颠倒，一旦人们发现自己信仰的上帝是自身本质的反映，人再也不想在现实世界中寻找虚幻的上帝了。这就意味着，打破上帝的神圣光环是让人恢复自身的理性思考能力，从现实世界中寻找人的本质。马克思将宗教比作“虚幻的太阳”和“虚幻的花朵”，“太阳”可以是光明的、温暖的，“花朵”可以是美好的，又以“虚幻的”作为限定词，以此说明宗教给人以虚幻的幸福，如果人不具有理智，一心信仰上帝，宗教则围绕着人在转动。批判宗教不是让人依旧戴着压迫人的锁链，而是要扔掉它，寻找自己的现实幸福。“‘花朵’这个意象，揭露了人在‘神圣形象’中即在宗教崇拜中走向‘自我异化’的现实；‘锁链’这个意象，内含了马克思在对‘神圣形象’消解之后，人又在‘非神圣形象’即纯粹的哲学理性和‘现代国家’的禁锢中再一次陷入‘自我异化’的泥淖中的深入思考。” [3] 显然，宗教是虚幻的，使人陷入“自我异化”当中，而宗教的“神圣形象”被揭露后，由于纯粹的哲学理性和“现代国家”的禁锢，人们再次陷入“自我异化”的泥潭当中，因而人不仅要撕碎宗教这一“虚幻的花朵”，也要扔掉缠绕在花朵上的“锁链”，重新建立自己的现实。
3. 对德国现状的批判——揭穿“此岸世界”的非神圣形象
真理的彼岸世界消逝以后，此岸世界向人们展示它的虚幻性，而揭露此岸世界中非神圣形象的自我异化便成了为历史服务的哲学的迫切任务。于是，马克思受到费尔巴哈宗教批判的启发，从理论和现实这两个方面对此岸世界的三个政治异化现象进行考察，从而寻求德国解放的可能性。
首先，基于对德国现状的考察，马克思发现德国正处在一个时代错乱的境况：德国哲学领先于英法哲学，站在时代的前沿，但是德国的政治制度还停留在封建专制阶段，远没有达到英法资本主义的发展水平。在国内，虽然资本主义经济获得局部发展，但德国作为封建专制的国家，封建势力依然强大。即使现代各国爆发了资产阶级革命，德国的封建专制统治反而得到加强。马克思表示，现代各国不管是进行资产阶级革命还是受到反革命的侵害，德国的封建统治者依旧实行封建专制。封建专制的结果是资产阶级无法实现政治解放，人民也必定遭受政治奴役而发生政治异化。于是，马克思呼吁人们“向德国制度开火”，即使它低于历史水平和任何批判，依然是人们批判的对象。
其次，马克思分析了现代各国的政治解放，肯定政治解放的进步性的同时，也揭示了政治解放的不彻底性所造成的“人的自我异化”。政治解放是市民社会一部分人解放自己，取得普遍统治，也就是说，国家摆脱教会的束缚，变成了资产阶级的政治国家，而个人能够走出市民社会，进入政治国家，成为政治国家的公民，并享有公民的政治权利。可是，现代各国结束封建统治，在政治上宣布人民主权平等，实际上，人民主权平等是虚幻的，以致于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了政治异化：市民社会推翻封建统治，创建了政治国家，政治国家本应代表人民利益的共同体，实质上却成为虚幻的存在，夺走了人的类生活，而政治越完美，人就越苦难，这同宗教异化是一致的，政治国家恰恰成为生活领域中的宗教。
最后，在理论层面，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的分离来源于黑格尔的主张。黑格尔把握住现代市民社会的特征，发现英法等国的政治革命将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发生分离之后，处于市民社会领域中的人过于强调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不再像古希腊城邦公民那样为了共同体而存在，而是将共同体作为保障个人权利和私人利益的媒介，由此共同体丧失了传统社会中所具有的伦理内涵，即不以德性、伦理作为衡量共同体存在价值的标准，以致于市民社会中的个人与共同体发生了分离。也就是说，黑格尔看到了市民社会的缺陷，认为每个人为了追求个人利益，市民社会成为相互厮杀的战场，从而造成伦理生活的丧失。对此，黑格尔从国家层面入手，想以此解决市民社会的弊端，然而，从某种程度上，这一举措是把国家凌驾于市民社会之上，隐含了国家权力的至上性：家庭与市民社会从属于国家，国家成为独立的存在，决定着人的现实生活，这样的国家在马克思眼中如同费尔巴哈眼中的宗教所具有的异化性质。正如在《莱茵报》时期，马克思发现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与现实的普鲁士王国之间存在巨大反差，并揭露普鲁士政府为了维护林木所有者的利益，将无产者捡拾树枝定为盗窃罪，也是这个时期，马克思对黑格尔的国家观产生了怀疑，认为国家应该代表普遍性，却成为了有产者谋取利益的媒介。
马克思考察了德国与现代各国的发展状况之后，进一步思考德国未来发展问题。如果从德国的现状出发，人们即使否定1843年的德国制度，德国也不会处在时代的焦点。那么，德国如何才能处于时代焦点呢？马克思从三个层次说明德国解放问题，即德国现状、现代国家以及人的高度。对德国来说，它存在现实与理论不相匹配问题。在现实层面，英法等国实现政治解放，经济获得快速发展的同时，德国仍保存着封建旧制度，向全世界展示旧制度的毫不中用，如此一来，国内仍采取私有财产对国民统治的方式，英法国家则已经实现了社会对财富的统治。在理论层面，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跟随现代各国的社会发展，发现了现代各国的政治解放存在“文明的缺陷”，即政治国家与市民社会存在二元分裂问题，这远远超出德国现状。德国解放要想达到人的高度，只批判德国的旧制度还不行，德国还会面临政治解放的缺陷，如果从哲学批判入手，德国恰恰触碰到问题的核心。马克思指出：“对这种哲学的批判既是对现代国家以及同它相联系的现实所作的批判性分析，又是对迄今为止的德国政治意识和法意识的整个形式的坚决否定。”( [1] , p. 10)即是说，如果从黑格尔的法哲学与国家哲学批判入手，不仅可以对政治解放进行批判性分析，也是对德国旧制度的坚决否定。
可是，哲学批判要结合德国的现实和理论状况，而德国的实践政治派和理论政治派的批判活动都存在这样的错误。实践政治派的错误在于不仅停留于对哲学的否定，也没有认真实现它，该派认为，哲学低于德国的实践，只要在口头上对哲学嘟囔几句陈腐的气话，就实现了对哲学的否定，不曾想哲学属于这个世界。理论政治派则在哲学层面批判德国制度，认为在哲学层面进行纯粹观念批判，就能改变德国现实，相反，如果哲学理论能够在现实中实现，德国现实也就得到改变。
4. “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路径
对黑格尔法哲学的批判不仅要专注于自身，甚至要注重实践活动。以德国社会发展状况来看，德国能否在越过自身与现代各国的发展障碍，进一步达到“人的高度”？马克思从理论与实践关系中进行阐述，说明了德国人的解放的可能性以及实现路径。
马克思指出，“批判的武器当然不能代替武器的批判，物质力量只能用物质力量来摧毁；但是理论一经掌握群众，也会变成物质力量”( [1] , p. 11)。“批判的武器”指的是哲学理论，“武器的批判”指的是革命的实践活动，这句话说明了哲学理论不能代替革命的实践活动，如果理论能够说服人，它就可以转变为物质力量。这就表明了理论也具有实践意义，可以起到推动社会变革的作用。回顾德国历史，德国的理论解放也有特殊的实践意义，德国有过一次宗教改革运动，可是这种宗教改革没有彻底摆脱宗教笃诚对人的束缚。路德提出“因信称义”，破除了人们对权威的信仰，只因他恢复了信仰的权威，把肉体行动表现出来的信仰转到内心世界，从而为人的心灵套上了锁链，其问题的实质在于理论解放的不彻底性，正如哲学一样，只是对宗教进行批判，使“受僧侣精神影响的德国人转变为人，就是解放人民”( [1] , p. 12)。哲学对宗教的批判没有彻底实现人的解放，只达到了政治解放层面，彻底的解放人民需要彻底的革命。对此时的德国来说，它还不具备彻底需要所应有的前提和基础，无法实现彻底的革命和人的解放。
由于德国现实与哲学理论的不一致，德国如何能越过自身障碍的同时，又越过现代各国将来面临的障碍？马克思指出，如果仅停留于理论层面无法实现人的彻底解放，理论批判理应转向革命的实践活动。德国只在理论层面跟随现代各国的发展，不进行实践活动，却在现实中分担了现代各国发展的痛苦，因此，德国会在某一天没有处于欧洲解放水平之前就已经处于欧洲瓦解水平。德国与其他现代各国不同，它把现代政治领域的制度形式与国内旧制度结合在一起，即为人民分享立宪国家制度的一切幻想，又保留了封建制度的野蛮本性，成为了德国解放的发展障碍。如果德国只采取政治解放的方式，毫不触犯大厦支柱，相反，彻底的革命、普遍的人的解放是摧毁德国发展障碍的实现方式。而且政治解放需要有第三等级成为社会的总代表，在自身和群众中激起瞬间的狂热，否则无法实现政治解放。在德国，任何一种特殊阶级还没有这样具备这个条件，当市民社会每个领域未等到成功，就遭到了无产者的反抗。那么，德国解放的可能性在哪呢？
马克思指出“就在于形成一个被戴上彻底的锁链的阶级”( [1] , p. 16)。随着大工业的兴起，这一阶级成为被压榨的阶级，遭受着普遍的不公正待遇。在已经实现政治解放的国家，资产阶级加快发展工业的步伐，致使更多的人群加入了无产阶级的队伍，受到普遍的奴役与压迫，这说明封建社会解体的结果是产生彻底异化的无产阶级，也就是说，政治解放不是彻底的人的解放，无产阶级还存在“人的自我异化”，如果他们想要摆脱“人的自我异化”，不得不成为反抗资产阶级的社会力量。
德国要想实现人的解放，哲学不仅要为无产阶级提供精神武器，无产阶级也要为哲学提供物质武器，脱离现实的哲学也只是空中楼阁，没有将哲学当作自己的精神武器的无产阶级如同没有舵手的船，会在海上迷失方向。马克思看到青年黑格尔派的理论革命仅在思维中活动来改变现实，可是，“哲学不消灭无产阶级，就不能成为现实；无产阶级不把哲学变成现实，就不可能消灭自身”( [1] , p 18)。也就是说，马克思通过理论与现实的考察，发现哲学与无产阶级的结合是实现人类解放的实现路径：哲学在指导无产阶级实现人的解放的同时，无产阶级也要在现实中达到哲学要求，从而人的解放也就得以实现。
5. 结语
《导言》是马克思对德国现实与理论的不断反思而形成的理论成果，也是对人类解放问题的一次理论探索。马克思通过对德国现实与理论的考察，将宗教批判转为对此岸世界的批判，从而发现德国解放的可能性与实现路径，这一批判逻辑虽然没有深入到经济学层面，揭示客观历史规律，但为马克思历史唯物主义的形成奠定了理论基础。
基金项目
2022年江苏省研究生科研与创新计划；项目级别：校级；项目名称：历史唯物主义对新自由主义与社群主义的批判，项目号：2022XKT058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