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风险意识”是一个概念，用于描述人们对风险的态度和直觉判断，包括对风险的整体评估和反应。利用风险评估来估计各种有危险的事物时，公众主要是依赖直观的风险判断，这就是风险认知(Slovic, 2019)。风险有许多的特点，有些特点会影响到个体的风险知觉，有些则不会。风险的立即性、灾害的可能性及是否会影响到他人会影响到风险认知(Gregory & Mendelsohn, 1993)。风险认知会在接收有关事件的信息的过程中评估和预测风险事件的影响，而风险认知会影响人们的情绪、态度和行为。这些影响在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事件的性质，并且与信息接收者的人格、传播渠道、社交活动等社会因素等方面密切相关。随着研究的深入，越来越多的证据表明，公众对风险的认识，除了由事件的性质所决定的影响之外，还将大大影响公众的情感、态度和行为。在某种程度上，这种影响甚至可能稍微超过事件本身的影响。随着移动互联网和在线社交媒体的不断增加，风险认知的影响不断增强。在同一突发公共事件中，不同的群体具有不同的认知判断，因此造成的损害、影响和结局也完全不同。
应激源、环境条件和人格是限制一个人应对方式的三个主要因素，而人格是一个重要的决定因素，它允许他人在相同的压力环境中采用不同的应对方式(梁宝勇等，1999)。个人的人格特征决定了他们所采取的应对方式，因此，个人独特的应对方式是人格特质的表达之一，A型人格和成就动机影响对个人的风险偏好(Williams & Narendran, 1999)。性别差异、乐观情绪和冒险精神具有相互作用，性别与乐观情绪可以预测个人对冒险倾向的反应(谢晓非，2003)。风险感知中个体差异的调查表明，人格特质的情绪和神经稳定性会负向预测风险感知，并且风险感知水平在不同群体之间存在差异(Little & Wyver, 2010)。人格特质会导致不同的风险认知特点，不同的人对风险的损益比的看法不同，有些人对风险的利益敏感，而有些人更关注损失；具有特定人格特征的个体在预测风险情景时更积极或消极，因此他们的行为反应也不同(刘金平等，2006)。
公众风险认知评估有助于了解公众对于突发公共事件的直观感受和认知状况，其对于风险沟通和风险管理研究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西方国家相比，我国风险认知研究方法较少，开展研究时间较晚。新冠肺炎疫情的爆发，属于一种不可预测的应激事件，通过研究可以了解公众面对危机事件时的风险认知特征，进而探讨公众面对疫情的风险认知特征和人格特征与应对方式之间的关系，对于公共紧急事件，尤其是公共卫生类事件的应对策略，差异化干预方式的完善具有指导意义，可以帮助政府完善危机事件的控制和预防系统。
2. 研究设计
2.1. 研究对象
利用“问卷星”网络平台，选择来自全国各省不同职业、不同年龄的人群，共收集问卷522份，经过筛选剔除无效问卷后，最后保留有效问卷470份，有效率90.03%。
2.2. 研究工具
2.2.1. 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
本研究对公众的人格特质进行测量采用北京大学心理学系钱铭怡教授修订的艾森克人格问卷简式量表(EPQ-RSC)。该问卷共包含48个题目，分为4个分量表，分别是精神质、神经质、外倾性、掩饰性，每个量表有12个题目。
2.2.2. 公众风险认知问卷
本研究对公众的风险认知进行测量，采用的是由第三军医大学王皖曦等人编制的风险认知问卷。该问卷有四个维度，分别是熟悉性、可控性、恐惧性、自然性。可控性的定义是当个体将风险事件知觉为受外界控制，要比他们将风险事件知觉为受自己控制可控性时，认为风险更难以接受；熟悉性的定义是熟悉性当个体不熟悉风险事件，要比他们熟悉风险事件时，其风险更难以接受；恐惧性的定义是那些可以引发害怕、恐惧或焦虑等情绪的风险，要比那些不能引发上述情绪体恐惧验的风险更难以接受；自然性的定义是当个体认为风险事件是人为导致，要比认为风险事件是天灾，其风险更难以接受。一共16个项目。该问卷采用7点李克特式计分法，“1”代表非常不同意，“7”代表非常同意，认可程度从“1”到“7”依次增高。
2.2.3. 应对方式调查问卷
本研究采用北京大学詹思延等人编制的社区居民对肺炎的行为问卷，此问卷由29题组成，分为3个维度，分别是积极措施，未证实措施和消极措施。积极措施是就本次疫情而言，有效的应对措施；未证实措施是目前为止，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效的措施；消极措施是采取逃避，远离等方式来应对疫情。问卷采用5点计分法，“1”代表非常不符合，“5”代表非常符合，符合程度依次增高。
2.3. 数据处理
采用SPSS24.0对数据进行统计，统计方法包括独立样本检验、相关分析。
2.4. 共同方法偏差检验
由于本研究数据均来自被试的自我报告，可能会存在共同方法偏差，本研究使用SPSS24.0 Harman单因素法进行了共同方法偏差检验，结果发现，特征值大于1的因子多于1个，且第一个因子解释的变异量为8.166%，远小于40%的临界值，这表明本研究数据不存在严重的共同方法偏差。
3. 研究结果
3.1. 公众风险认知一般特点
3.1.1. 公众风险认知的总体特征
对公众的风险认知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1。
Table 1.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public risk perception (N = 470)
表1. 公众风险认知的总体特征(N = 470)
3.1.2. 性别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
对不同性别的公众在风险认知各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风险认知的可控性和熟悉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在可控性维度上，女性对风险认知的可控性要显著高于男性(t = −2.002, p < 0.05)；熟悉性维度上，男性对风险认知的熟悉性要显著高于女性(t = 2.294, p < 0.05)。具体结果见表2。
Table 2. Tests for differences in risk perception among gendered publics
表2. 不同性别公众在风险认知上的差异检验
注：*p < 0.05。
3.2. 人格特质的一般特点
3.2.1. 人格特质的总体特征
对公众的人格特质做描述性统计分析，本次研究中样本的精神质P分数为2.13，外倾性E为7.39，神经质N为5.08。具体结果见表3。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al analysis of personality traits (N = 470)
表3. 人格特质描述性统计分析(N = 470)
3.2.2. 性别在人格特质上的差异
对不同性别的公众在人格特质各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性别在人格特质各维度上不存在显著差异。具体结果见表4。
Table 4. A test of gender differences in personality traits (N = 470)
表4. 性别在人格特质上的差异性检验(N = 470)
3.3. 应对措施的一般特点
3.3.1. 应对措施的总体特征
对公众的应对措施做描述性统计分析，具体结果见表5。
Table 5. Overall characteristics of the response (N = 470)
表5. 应对措施的总体特征(N = 470)
3.3.2. 性别在应对措施的差异
对不同性别的公众在应对措施各维度上的得分进行独立样本T检验，性别在未证实措施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易出现未证实措施的行为(t = 2.07, p < 0.01)。具体结果见表6。
Table 6. Gender-specific testing of responses (N = 470)
表6. 性别在应对措施上的差异性检验(N = 470)
注：*p < 0.05。
3.4. 公众风险认知、人格特征、应对方式三者之间的相关关系
对公众风险认知与应对方式做相关分析，在公众的应对方式中，积极措施与风险认知的熟悉性和可控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未证实措施与恐惧性和自然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措施与恐惧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熟悉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具体结果见表7。
Table 7. Analysis of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response methods
表7. 公众风险认知与应对方式的相关分析
注：**p < 0.01。
对人格特质和风险认知做相关分析，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与风险认知中的可控性呈显著负相关，外倾性与熟悉性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恐惧性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熟悉性呈显著负相关，掩饰性与熟悉性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表8。
Table 8. Correlation analysis of public risk perception and personality traits
表8. 公众风险认知与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
对应对方式和人格特质做相关分析，应对措施中的积极措施与外倾性、掩饰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精神质呈显著负相关；未证实措施与外倾性、掩饰性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措施与精神质、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具体结果见表9。
Table 9. Analysis of the correlation between public coping styles and personality traits
表9. 公众应对方式与人格特质的相关分析
注：*p < 0.05，**p < 0.01。
4. 讨论
4.1. 公众的风险认知、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的基本情况
风险认知的可控性和熟悉性在性别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可控性维度上，女性对风险认知的可控性显著高于男性；熟悉性维度上，男性对风险认知的熟悉性显著高于女性。风险认知是人们对影响日常生活和工作的各种因素的心理感受和认识，是测量公众心理恐慌的指标。风险认知受风险事件特征、个人特征的双重影响。事件特征主要表现在事件的性质、类型、传播范围等，本研究将新冠肺炎疫情作为风险事件研究，主要考虑该事件突发性强、涉及面广、关注度高、后果严重，相关信息在大众传播中影响广泛，但不同风险事件其事件特征不尽相同，因此本研究讨论了个人特征对风险认知的影响。个人特征包含外显的个体性别、年龄、所处环境、对相关风险事件信息的认知理解等。从此次的调查结果来看，女性对事件的可控性显著高于男性，但在熟悉性因素上，男性显著高于女性。这说明相对于男性，女性对新冠肺炎疫情要了解得深入，因此认为疫情蔓延不可控制，这一研究结果与马航MH370客机失联事件研究中发现的性别差异结果非常类似(王皖曦等，2014)。另外也有研究发现在同一群体中，男性比相同条件下的女性更具有场独立性(侯公林等，1997)，说明女性对风险事件、威胁信息更为敏感，同时也更加担心。
公众的应对方式各维度得分如下：积极措施 > 未证实措施 > 消极措施；说明面对疫情，大多数人都倾向于采取积极措施，其次是未证实措施，最后是消极措施。公众应对方式各维度的得分在人口学变量上的差异检验结果显示，性别在积极措施和消极措施上不存在显著差异，但在未证实措施上存在显著差异，男性比女性更易出现未证实措施的行为。未证实措施是指目前还没有足够证据证明有效应对新冠肺炎的措施，例如问卷中涉及的题目“服用中药”、“使用抗病毒药物”。由于疫情带来的恐慌，引发了各种非理性的社会行为。比如此次出现的对双黄连的哄抢，就源于“双黄连可以防疫”的误解。男性自古以来，就有作为家中顶梁柱的说法。疫情期间，身边的人都是最亲近的人，面对家人，不能有任何的侥幸，抱着宁可信其有，也不可信其无的想法，也得去尝试各种应对方法，这也许就是男性比女性更容易出现未证实措施行为的原因。
4.2. 公众的风险认知、人格特质、应对方式的关系分析
4.2.1. 风险认知与应对方式的关系分析
在公众的应对方式中，积极措施与风险认知的熟悉性和可控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未证实措施与恐惧性和自然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措施与恐惧性因子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熟悉性因子呈显著负相关。这说明，对新冠肺炎疫情越了解和认为此次疫情越可控，则会使公众产生积极的应对措施；而如果对此次疫情越担忧，则越可能产生未证实或者消极的应对方式。不管是正性事件还是负性事件，只要是紧张性事件，都会引起个体的身心反应，个体需要对这种变化做出重新调整和适应。1927年克拉夫特曾经在《文学中的超自然恐怖中》说过“人类最古老而强烈的情感便是恐惧，最古老而强烈的恐惧则源自未知”。此次新冠肺炎会发展到什么程度，会不会发生在自己身上，对于此时的公众而言，这一切都是未知的，就像风险的定义一样，这是一种不确定性。因此这种未知可能会加深公众的恐惧，从而使公众产生未证实或者消极的应对方式。
4.2.2. 风险认知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分析
人格特质中的精神质与风险认知中的可控性呈显著正相关，外倾性与熟悉性呈显著正相关，神经质与恐惧性呈显著正相关，但与熟悉性呈显著负相关，掩饰性与熟悉性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精神质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事件是可控的；外倾性水平越高的人对此次疫情越了解；神经质水平越高的人越不了解疫情，对疫情越恐惧。精神质P分越高的人具有独身、缺乏同情心的特点，喜欢一些古怪的不平常的事情，不惧安危。所以精神质P分越高的人，可能只是把此次疫情当作一场恶作剧，认为此次事件在掌握之中，等一场风波过后就会恢复平静。外倾性E得分越高的人具有善于交际，健谈和喜欢环境变化等特点，因此越外倾，就会对外在的世界越关注，对此次疫情就越关注，就越了解。神经质N得分越高的人具有焦虑，紧张，对各种刺激反应都过于强烈等特点，此次新冠肺炎疫情带来的种种刺激，神经质水平高的人群就越可能恐惧，产生消极的想法，使用逃避的方式来面对疫情，越不想去了解或关注疫情。人格特质的情绪和神经的稳定性能显著负向预测风险感知，群体不同，其风险感知水平也不尽相同(Little & Wyver, 2010)。本研究的结果也表明，不同人格特质的公众，面对疫情的风险认知存在差异。因此，探讨面对疫情时，公众的风险认知与人格之间的关系，有助于实现在突发公共事件中舆情和信息的有效引导和管控，从而尽可能降低事件的影响和危害。
4.2.3. 应对方式与人格特质的关系分析
应对措施中的积极措施与外倾性、掩饰性呈显著正相关，与精神质呈显著负相关；未证实措施与外倾性、掩饰性呈显著正相关，消极措施与精神质、神经质呈显著正相关。这说明，越外向的人，越倾向于采取积极措施，而情绪不稳定的人更倾向于采取消极措施。在面对压力事件时，抑郁情绪较多的学生更常采用自责自罪、退缩回避甚至不切实际的幻想等较消极的应对方式，而很少采用解决问题、求助等积极成熟的应对方式(马煊等，2004)。
5. 结论
公众的风险认知、人格特质和应对方式之间存在相关关系。对新冠肺炎疫情越了解和认为此次疫情越可控，则会使公众产生积极的应对措施；而如果对此次疫情越担忧，则越可能产生未证实或者消极的应对方式；精神质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事件是可控的；外倾性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对此次疫情了解；神经质水平越高的人越认为对此次疫情不了解，对疫情越恐惧；越外向的人，越倾向于采取积极措施，而情绪不稳定的人更倾向于采取消极措施。因此在对于突发性公共卫生事件的危机干预中，要重点关注神经质水平较高的人群，让公众了解疫情的发展，进行差异化的干预方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