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系统科学的翻译批评研究则肇始于翻译研究作为独立学科的诉求，并构成翻译研究的重要组成部分。 [1] 作为翻译研究重要组成部分之一，中西翻译批评历史悠久，其重要性不言自明，然而当下国内外学界对翻译批评的研究仍相对薄弱，亟待改善。
而源远流长的语文学(Philology)，出现在公元前三世纪的古希腊，美国学者詹姆斯·特纳(James Turner)曾指出：“英语世界中，现代人文学术便脱胎于语文学。” [2] 可以说语文学在人文学术中是至关重要的基石。但传统语文学在日新月异的学术界中逐渐被取代和遗忘，日渐式微。1983年，耶鲁大学保罗·德曼教授发表《回归语文学》一文，强调文学批评不能与语文学分离， [3] 重新激起了西方学界对语文学的兴趣，“回归语文学”逐渐成为学界一个有力的口号。但当今国内学界与语文学有关的研究少、领域局限，体现出目前国内人文科学研究对语文学缺乏重视。基于现状，学者呼吁“运用语文学这一基本的学术工具，倡导中国的文科研究回归到现代人文科学基础的轨道上” [4] 。
如今人文学界兴起“回归语文学”趋势，翻译批评向语文学回归，能让传统研究范式焕发新机，为翻译批评研究注入新的活力。为探究语文学翻译批评领域的研究特征与存在的问题，并为未来翻译批评回归语文学提供思路，以中国知网与超星系统收录1981至2020四十年间的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为考察对象，对其发表时间、研究主题、研究方法、研究对象等方面进行文献计量分析，考察了我国语文学翻译批评的发展图景。
2. 研究范围界定
根据属加种差定义法，在界定何谓语文学翻译批评之前，首先要对“语文学”“翻译批评”与“语文学翻译批评”等核心概念进行界定。
2.1. 语文学的界定
从词源看，philology源于希腊语φιλολογια，该词由两部分组成，φιλο指的是热爱，λογια则是语言/文字，人们把它定义为对语言文字的热爱。再从词典来看Philology如何被定义，在初版《牛津英语词典》中有如下两条定义：a) 对言语、文本/文献和学问的热爱；对文本的研习；b) 特殊用法指对语言结构及其演变的研究；语言科学；语言学——实际上是第一个义项的一个分支 [4] 。
而语文学在中国学术这块沃土也有其扎根方式。学者曾指出：自汉代以来，涵括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等的语文学成了我国学术的根基 [5] 。但随着现代西方新思想新理论传入我国，以语文学为基石的中国传统学术日渐衰落。《辞海》对“语文学”的定义是：“偏重从文献角度研究语言文学的学科。” [6] 结合前人与词典中对语文学的定义可以得出，作为人文科学源泉的语文学所指的是对语言和文献/文本的研究，并从语文学可引申出各种关于语言和文本的研究分支，其中就包括我国传统的文字学、音韵学、训诂学、校雠学等。
谢尔顿·波洛克(Sheldon Pollock)认为：“同语言学和哲学不同，语文学是一门让文本产生意义的学科，是文本的理论，是文本化后赋予意义的历史，是对语言所作的批判性反思。” [7] 该观点与中国古代文论对文道关系的讨论十分相近，尽管韩愈、柳宗元主张“文以明道”，宋人主张“文以载道”，差别十分显著， [8] 但共同点落在文本与“道”的紧密联系。语文学的研究路径，实际上与古代文论异曲同工，是探求文本背后蕴含的“道”。学者指出，今日应倡导建立在科学理性的批评精神之上，借助各种学术方法，来正确设定与解读文本的语文学 [4] 。
2.2. 语文学的学科分野
国内外学界存在将语文学视为早期语言学的观点，这淡化了二者之间的界限。早在1981年，语言学家王力就在《中国语言学史》前言中予以明确区分：语文学专指文字或书面语言研究，着重文献考证和故训，而语言学研究的是语言本身，并从中得出科学系统的语言理论 [9] 。魏国良认为语文学的要素中包括语言学，但侧重不同，例如对语音的研究，语文学中研究的是语音在特定语境下的意蕴，语言学中研究的是声音的构成和发声的方式。语文学也不应被视为文章学、文学，“语文素养”并非文学常识 [10] 。同时，童庆炳将文艺学定义为：“一门以文学为对象，以揭示文学基本规律、介绍相关知识为目的的学科，包括三个分支，即文学理论、文学批评和文学史。” [11] 由此可见，尽管文艺学的研究对象与语文学有所重合，但其研究的落脚点与语文学存在本质不同。另外，翻译研究正在经历文化转向，需要将文化学和语文学的关系加以厘清。据王玉德的定义，文化学探讨的是文化现象的起源、演变、传播、结构等 [12] 。即文化学以文化现象作为研究对象而非文本本身，这与基于文本的语文学已大相径庭。
综上，不妨将语文学界定为：一门以文字与书面语言为研究对象，以科学方法正确考察文本具体含义，为文本赋予意义的学问。
2.3. 语文学翻译批评定义
由此，我们也能通过将语文学与翻译批评结合，来得出语文学翻译批评的定义。学界对于“翻译”的界定多有论争。蓝红军提出建立翻译本质的三维模型，无论语言转换，还是文化信息传播、语言服务，本质上都是跨语际、跨文化交际，呈现形式均为译语文本， [13] 因此可将翻译定义为具有特定功能(或交际目的)的文本双语转换。
在《牛津高阶词典》中“批评”(criticize)有两个义项：a) 表示不赞成某人或者某事；不喜欢或认为某人或者某事有不对的地方；b) 评判事物的好坏 [14] 。雷蒙·威廉斯指出，“‘批评’语义难解的原因在于其不仅与‘挑剔’相关，而且与‘权威性的’评价相关。”值得注意的是，《现代汉语词典》这样定义“权威”一词：1) 使人信服的力量和威望；2) 在某个范围里最有威望、地位的人或者事物 [15] 。基于此，我们将“批评”(criticism)定义为：对于某人或者某事的权威性评价。
综上，“翻译批评”或可界定为：对具有特定功能(或交际目的)的译语文本的权威性评价。“语文学翻译批评”则是：以文本细读的方法，考察译文中文字或书面语言的具体含义，从语义角度对具有特定功能(或交际目的)的译语文本作出权威性评价。
3. 数据来源与研究方法
研究中著作数据来源于超星发现系统，论文数据来源于中国知网数据库学术期刊数据子库、博士学位论文全文数据库等。将检索词设置为“翻译批评”“翻译 & 批评”“元翻译批评”等相关主题词进行模糊检索，检索发表时间为1981~2020年，并剔除了书评、访谈、目录等弱相关文献，并在提取出的文章中依照本文对“语文学翻译批评”的界定，逐篇进行分析筛选，最终获得语文学翻译批评相关有效文献共150篇，其中，论著10部，期刊论文及会议论文140篇。尔后，将相关文献逐条标明相关参数(作者、发表/出版年份、出版地、发表期刊、关键词等)编辑题录导入NoteExpress软件中形成语文学翻译批评数据库，采用文献计量方法展开描述性分析。最后，提出我国语文学翻译批评存在的问题，针对这些问题提出相应思考，并为我国翻译批评如何回归语文学提出建议。
4. 考察结果及分析
在1981年至2020年间发表的语文学翻译批评相关论著与论文当中，呈现研究主题多样，研究对象广泛的特点，相关文献发表地主要集中在中国大陆。下文将对上述文献进行描述性分析。
4.1. 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概览与分析
首先从文献发表数量年段分布上来看(见图1)，在1981至2020年间，以每五年为一个年段，分布情况如图1所示，语文学翻译批评在这四十年间整体呈现出波动上升达到顶峰后回落的特点。增长点首次出现于本世纪初。从具体年份看，从2001年开始稳步增长，到2005年文献数量首次达到10篇，2006年至2010年共发表48篇，较研究前期呈现显著增长趋势，其中2009年文献数量达15篇，可视为第二个增长点，此后2010至2015年波动上升，转折点在2016年，仅有一篇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
由此可见，随着改革开放后翻译研究的再次兴起，翻译批评进入学者视野，语文学翻译批评也发生于20世纪80年代，并作为传统的研究范式不断被沿用，而且随着翻译学学科的确立，研究广度和深度有所发展，40年间发文数量可观。然而，立足文本的语文学翻译批评后劲不足，特别是受到20世纪90年代末传入中国的翻译研究的文化转向及近年来翻译技术研究兴起的影响，2010年后，尽管仍有一定数量文献发表，但与同期其他翻译研究文献比较，立足文本内的语文学翻译批评因其创新性弱，已悄然遇冷。
学者认为，语文学翻译批评是现当代翻译批评模式形成的第一阶段，也是翻译批评的三大传统之一。并强调“语文学翻译批评是从事翻译批评最原生的状态，仍需要研究。” [16] 以原文为中心，强调原文与译文对等的考察是发生于传统的翻译内翻译学研究 [17] 。如今语文学翻译批评被学界视为过去的传统研究阶段，不再受重视。但随着翻译批评从文本研究转向文化和译者研究，翻译批评向语文学回归更有其必要性，能重新唤起学者对文本本身的重视，翻译批评理论视阈扩大的同时，防止社会文化批评对翻译批评的剥夺 [18] 。
4.2. 语文学翻译批评主题考察
为便于考察语文学翻译批评主题的范围，通过提取150篇文献的关键词形成研究主题分布表，可将与语文学翻译批评相关文献的主题大致分为5类，各主题发文量及比例分布如表1所示：
Figure 1. Distribution of literature on China’s philological translation criticism in each period (1981~1920)
图1. 1981~2020中国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各年段分布图
由表可见，文学翻译批评占总文献数比重最大，而外译中翻译批评数量略多于中译外翻译批评数量，这与早年间外国文学译介到国内引发的翻译批评热潮相关，非文本翻译批评占比次之，此外还有一定篇数的典籍翻译批评文献，最后以相关翻译批评理论为主题发文量最少。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research topics in China’s philological translation criticism literature (1981~2020)
表1. 中国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研究主题分布(1981~2020)
从研究主题年度走势上来看，早期翻译批评以中西方古典文学为主，特别是古典诗歌、小说、戏剧等经典作品在早期研究势头强劲，受学者青睐，而后发文量逐步下降，说明古典文学翻译批评视角较多，且有研究重复之嫌，而中西方现当代文学后来居上，是近年来语文学翻译批评主流，同时，非文学文本翻译批评也逐渐受到学者的关注，研究对象呈现多样化特点，此外，典籍翻译批评近年来又重新受到学者关注。
下文将对这几类研究主题进行分类考察、分析其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研究视角方面的特点。
4.2.1. 文学翻译批评
文学翻译批评主题在所有研究主题中占比最大，通过摘取论文关键词可以将研究对象根据不同体裁分类，具体分类及占比情况如表2：
Table 2. Distribution of literary theme research object genres (1981~2020)
表2. 文学主题翻译批评研究对象体裁分布(1981~2020)
从表中可见，学者们最青睐的研究对象是小说翻译批评，其中古典小说尤其备受瞩目。例如，就《红楼梦》的不同译本而言，涉及的语文学翻译批评就有六篇，从称谓语，对联翻译，人物形象，辱骂语等多个角度进行评析，展示了古典小说翻译批评研究的多元性。然而，由于缺乏系统性，某些研究产生了重复的现象。现当代小说翻译批评则以西方名著为主，例如《大卫·科波菲尔》的4篇译本批评。中国小说外译本研究相对零散，其中鲁迅小说翻译批评的5篇研究较具代表性，这与现当代外国小说在中国的传播力度较大，而国内小说作品的外译较少有关。其次是诗歌翻译批评，以中国经典古典诗词的翻译评析为主要内容，例如《春晓》的翻译批评就有4篇。西方浪漫主义诗歌次之。由于古典诗词意蕴深厚，强调文字的意象，所以与着眼于语义的语文学翻译批评方向相符合。但通过计量发现，语文学翻译批评缺乏对现代诗歌的关注。散文翻译批评以古代的游记散文为主要研究内容，现代散文则以朱自清《荷塘月色》的三篇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为代表。此外还有莎士比亚戏剧翻译批评和习语、传记文学翻译批评，近年来此类研究已不再受到关注。
研究视角上，应用较多的理论有功能翻译理论(目的论)、赖斯翻译批评模式，在研究方法上，语文学文学翻译批评主要运用文本细读、译本比较、语言对比、文献研究法等，也有学者尝试与科学翻译批评结合，采用语料库工具等信息技术手段，通过对比语义来进行语文学路径的文学翻译批评。
语文学翻译批评以文学翻译批评为主流，与文学翻译研究影响力强等因素密切相关，学者曾指出：长期以来翻译批评所涉及的译作确实以文学为大多数，形成了强大的文学翻译批评实力。 [19] 说明语文学翻译批评曾作为传统的研究范式与早期的文学翻译批评相适应，但随着近年来文学翻译研究的理论化、技术化，传统范式难以满足日新月异的研究需要，说明语文学翻译批评亟须理论上的新发展，更需要将相关研究拓展到文学之外的领域。
4.2.2. 非文学翻译批评
占比第二位的是非文学翻译批评，尽管实用文体并非翻译学界研究主流，但已有25篇非文学文本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发表，体现研究对象的多样化发展趋势。
根据文体分类，囊括教材、说明文、科普文、法律文本、学术论文、工具书、演讲稿，还有特殊的时政文本。以教材为主题的语文学翻译批评主要围绕本科英语教材中的误译以及词典的勘误展开，发表时间集中在早年。事实上，教材或工具书当力求严谨正确，这也与语文学的考究精神相符合，进行教材的翻译批评也对外语教育、翻译教学有重要现实意义。此外，时政文本翻译批评是近年研究热点，时政文本外译是中国政府向国际社会介绍其执政理念、施政方针和内外立场的重要途径， [20] 在该类文本中运用了大量中国特色词汇，包括特色政治词汇和习语典故，这就要求译者透彻了解汉语词汇背后的文化内涵，才能实现译文中的对等。从语文学翻译批评的角度研究时政文本，研究意义在于严谨、精确地传达时政文本中的政治文化内涵，助力我国做好外宣工作。在非文学文本的语文学翻译批评文献中，主要研究视角有功能对等、忠实理论等，研究方法多为个案分析法、文本细读法、文献法。
4.2.3. 典籍翻译批评
将典籍翻译单独列出，是因为典籍与其他文学作品文本功能差异显著，且典籍中蕴含了独一无二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典籍外译也是中华学术外译、中国国家形象建构、国家文化软实力提升的重要途径。典籍的翻译批评对正确传达传统文化内涵，助力中华文化传播具有重要意义。典籍翻译批评对象分布如图2所示：
Figure 2. Distribution of the objects of translation criticism on the theme of classical books (1981~2020)
图2. 典籍主题翻译批评对象分布(1981~2020)
典籍翻译批评主要关注“经史子集”的外译，同时也着眼于中国少数民族典籍及西方典籍(圣经)的翻译批评。最受学者青睐的有《论语》《三字经》和《三字经》等典籍。因典籍写作时间距今较远，古代书面语言理解难度大，通常需要理解不同历史时期语言文字的特点，因此在典籍翻译批评中研究中尤其注重对原文本及写作背景的研读和考究，且古汉语语音多变、一词多义，需要通过词典、史料等辅助研究，目前无法依靠计算机完成。典籍主题的语文学翻译批评研究视角有忠实理论、信息论、新批评理论等，研究方法与传统语文学中文字学、训诂学、文献学的研究方法相似，常用文本细读、多译本对比分析、语言对比、文献研究等，说明语文学翻译批评的路径与典籍翻译批评相适应。近十年来，语文学路径典籍翻译批评发文总体呈上升趋势，可以预见，随着中国国际地位提升，文化软实力增强，典籍外译将会成为有潜力的研究领域，语文学翻译批评的作用将愈发凸显。
4.2.4. 翻译批评理论
尽管从数据上看，与语文学翻译批评相关的论文、论著已有一定数量，说明在理论上已经实现零的突破，然而大多是不成形的散论文章，关于传统语文学翻译批评的论述散见于专著中，同时在翻译批评实践中鲜有人基于翻译批评理论进行语文学翻译批评，大体上围绕传统的“忠实”和“对等”展开讨论，趋向“理论引证式”翻译批评。且由于翻译批评标准不统一，常出现摘取译文片段以偏概全的现象，研究显得零碎片面，主观性强、整体性弱。同时也出现了许多模棱两可、结论不清晰、研究意义不凸显的译本评论式文章，表现出语文学翻译批评的理论基础较薄弱，缺乏标准规范的问题。
5. 存在问题与思考
分析发现，长期以来作为传统研究范式的语文学翻译批评有一定发文量，尚未出现研究空白，说明翻译批评的相关研究还未脱离以文本细读分析为显著特点的语文学。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研究范式逐渐式微，暴露出引人深思、亟待解决的问题。
基于超星系统和CNKI数据库显示，语文学翻译批评发端于20世纪八十年代中期，在2000~2010年间是发展鼎盛期，而后随着时间的推进在近年研究趋冷。作为传统的文本批评路径，语文学路径是早期翻译批评的必由之路，针对文本的细读与分析是研究的主流，但随着科学翻译研究的兴起、新理论新视角的不断涌现、翻译批评研究范式的转型，传统的聚焦文本的翻译批评正远离核心研究者的视野，如今原文和译文的对等已经不再是研究者的关注重点。
问题在于，语文学翻译批评看似难以融入翻译技术、计量语言学等新兴的研究领域，也不适应当前翻译研究从文本研究向超文本研究再到译者研究的转变。然而，早在2005年，许钧便指出：“翻译批评的缺席，表现在对一些不良的翻译现象缺乏应有的批评和斗争。” [21] 正是因为不尊重原文与作者、充满错译漏译，良莠不齐的文学或非文学译本涌入市场，导致在中西方文化交流过程中出现误差，我们才开始呼吁翻译批评的现身。如果基于文本的考察文本意义的语文学翻译批评范式被放弃和遗忘，又何保证未来市场上译作的质量呢？十几年前，吕俊指出了传统翻译批评范式的弊端：“语文学范式和结构主义语言学范式译学研究中的翻译批评都是以它们各自的翻译理论为背景信念的自证自明式的循环论证性批评，它们把翻译活动囿于文本之中与语言转换规律之间，使得翻译批评失去了社会价值与文化意义。” [22] 如今，笔者认为，作为富有人文精神的研究者，我们应当摈弃机械论证，为语文学翻译批评重新赋予社会价值、文化意义，赋予翻译批评的未来发展新的活力。
针对翻译批评如何回归语文学，笔者尝试归纳影响语文学翻译批评发展的因素，并提出如下建议：
首先，语文学翻译批评选题陈旧。语文学翻译批评主题中中国古典文学及典籍占比最大，相关翻译批评研究对中华文化的传播具有现实意义。但选题不应只囿于研究多有重复的部分古典名著及典籍，应当放宽视野，着眼于中华文化外译的最新成果，把握文化推广方向。此外，对现当代中国作家的文学作品翻译批评关注度不足，应聚焦近年来获世界文坛关注的中国文学作品，以语文学翻译批评的方式，探究汉语语义的转变与西方读者的接受。此外，应更多关注非文学类文本，随着语言服务行业发展，这类本文已然占据翻译实践中的主要地位，如时政文本、法律文本等，语文学翻译批评能够助力做好中国特色的政治话语外译，法律术语外译、促进与不同文明不同意识形态的相互理解与对话沟通。
其次，语文学翻译批评标准混乱、理论与实践结合不紧密。语文学翻译批评多以“忠实”和“对等”为批评标准，然而理论被常常僵硬套用。由于汉语的独特性，在翻译过程中难以实现完全的对等，但许多学者并没有根据文本的历史文化特点灵活运用标准，使文本翻译批评流于表面的字面对等，对其在译语中的表意效果不做考察，忽略了文本中的“道”，即原文本与译文的内涵对比。另外，从批评者的角度看，一些翻译批评者在实践中只截取片段，以偏概全，缺乏系统性与整体观念，因此出现不同学者针对同一译本产生截然不同评价的现象，不同文献之间观点的冲突也会造成对译本研究意义的损失。综上所述，语文学翻译批评缺乏系统的理论指导，造成翻译批评实践中的混乱无序，亟需学者进一步深化理论研究，建立基于文本的科学的评价体系，而研究者也应基于科学理性的标准与理论来进行翻译批评。
最后，语文学翻译批评应积极与技术相结合。在人们印象中，传统的研究范式似乎与技术无缘。然而将翻译技术与翻译研究结合正在成为译界新的趋势。这也为语文学翻译批评开拓了新思路，过往文献中已有学者尝试运用语料库Wordsmith工具进行典籍的语文学翻译批评 [23] 。语文学翻译批评本身需要考察文献和语义，相对枯燥，但利用语料库、术语库等工具整理典籍文献资料，能够更好辅助研究者做好语文学翻译批评。总之，语文学翻译批评未来的发展绝不能固步自封，也不能脱离当下的翻译实践与市场需求，同时要积极与技术相结合，才能为翻译批评研究注入新活力，通过深入开发语文学批评传统的矿脉，让传统研究范式焕发新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