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2022年末，60岁及以上人口为28,004万人，占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人口为20,978万人，占14.9%。与2021年相比，60岁及以上和65岁及以上人口分别增加1268万人和922万人。60岁及以上人口和65岁及以上人口比重分别比2021年上升0.9和0.7个百分点，老龄化程度进一步加深。
老年抑郁症是老年人常见的精神障碍之一。调查数据显示，我国60岁以上老人中33.1%有抑郁症状，65岁以上老年人存在明显抑郁症状的约为16.0%，重症抑郁的患病率约5.3%，其中以65~70岁年龄组较高。老年抑郁症具有发病率高、自杀率高、识别率低和就诊率低的特点。其药物治疗耐受性差，又多伴有慢性躯体疾病，处理颇为棘手 [1] 。特别是我国进入老龄化社会后，空巢独居老人增多，老年抑郁已成为老龄化社会的公共卫生难题。因此，重视老年人的心理健康成为当今社会亟需关注的社会性命题 [2] 。
1.1. 老年人主观幸福感
心理学界对人类幸福感的研究始于20世纪60年代，根据不同的哲学传统形成了两种研究范式，即心理幸福感研究和主观幸福感研究。其中，主观幸福感(subjective well-being)是指人从自身角度出发对其生活质量的总体评价。主观幸福感虽不等同于幸福，但恰恰是这种主观性评价使其可能成为幸福感更为广泛的替代和更易衡量的指标，也因此受到不同学科研究者的广泛关注 [3] 。
主观幸福感水平是老年人心理健康水平和生活质量高低的重要衡量指标。主要包括知足体验、心理体验、社会体验、目标体验、自我体验、身体体验、心态体验、人际体验、家庭体验几方面。国内外许多研究表明，子女向老年人提供的支持和帮助可以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水平。同时，老年人向子女提供支持同样是影响其晚年心理健康的重要因素。这是因为老年人提供社会支持可以提高自身在家庭中的地位，同时增强其与子女间进行支持互动的能力。亲子间的社会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会造成影响，这是许多研究已证明了的事实。对于两者之间的影响机制，心理学家提出了两种假设模型。一种为“主效果”模型，另一种为“缓冲器”模型。“主效果”模型认为，社会支持在于平时维持个体良好的情绪体验和身心状况，从而有益于心理健康。“缓冲器”模型认为，社会支持仅在应激条件下与个体身心健康发生联系，它缓冲压力事件对身心状况的消极影响，保持与提高个体身心健康水平 [4] 。本文基于此类论点，探讨和研究社会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作用模型，提出假设，证明假设并在实证结果的基础上提出相应的对策，提高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促进社会稳定。
1.2. 老年人积极情绪感知与消极情绪感知
已有的研究表明，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同样是与个体的社会支持和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的心理状态 [5] 。前人的研究发现，个体与他人的社会支持行为与其自我意象(self-image)有密切的关系。拥有高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有更积极的描述，而低社会支持的个体对自身的评价相对较低发现，无论是接受社会支持，还是给予社会支持，与个体的自尊感都有密切的关系。Reissman发现，当人们去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时，就会产生一种自我肯定感和满足感，这种感觉会增强帮助给予者的自尊。此外，一些心理学家研究也发现，老年人的消极情绪感知如孤独感与社会支持、心理健康都有密切关系 [6] 。“心理不协调”理论(theory of mental incongruity)认为，孤独感来源于个体人际关系的不协调。也就是说，个体所期待的人际关系与实际所拥有的人际关系不能匹配。丧偶人群之所以容易产生孤独体验，是因为他们丧失了重要的社会关系，从而导致期待与现实不能平衡。对丧偶人群的研究表明，个体获得越多的社会支持，则越容易从孤独的体验中摆脱出来，由此说明社会支持可以减缓个体的孤独感。基于此，本文除了对于社会支持与主观幸福感的关系和影响模式进行了研究，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感知的测度同时综合了老年人对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的感知状况，以完善对于老年人心理感知的研究测算。
2. 社会支持理论
社会支持自人类社会产生就存在，但对其进行研究开始于上世纪的六十年代，到上世纪七十年代，社会支持作为一个科学的专业术语被提出来，Raschke提出社会支持是指人们感受到的来自他人的关心和支持 [7] 。同时，上世纪七十年代初，社会支持概念出现在了精神病学的研究文献中，研究者运用社会学和医学定量评估的方法，对社会支持和身心健康的影响关系进行了一系列的研究，研究发现，有两个因素对抵御、缓解和防治精神病具有重要的积极作用：自我防御和个体所处的社会关系，其中，自我防御为内在的心理系统，社会关系为外在因素。之后，社会支持一词逐渐引起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并且逐渐被各个学科研究所引入，但其在不同学科中的阐释各有侧重。
普遍来说，社会支持通常指由社区以及社会网络、亲密伙伴所提供的感知的和实际的工具性或表达性支持。从其内容来看，总共可以分为两大类，一是工具性支持，即有形支持，包括引导、协助与解决问题的行动等等。二是表达性支持，即无形支持，包括心理、情绪、自尊、情感等等方面的支持。从其来源来看，也可以划分为两大类，一是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即社会正式组织给予的支持，包括政府、慈善组织等给予的正式的系统的支持。二是非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即来自亲友、邻里、同事等人际互助网络的支持。
基于以上理论，本文进一步细化，针对当前社会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沟通与交互的现状研究，引申出代际支持概念，即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相互的社会支持，因为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社会支持并不属于正式的社会支持系统，因此，本文的研究的代际支持属于非正式社会支持系统，按其内容同样可划分为工具性支持及表达性支持两类，因此，本文将基于代际支持理论进一步提出假设并进行相应的实证研究。
3. 理论假设
3.1. 表达性支持
代际支持中的表达性支持，指的是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相互的无形支持，其区分于有形的支持，是难以被量化、被测量的，例如，老年人与子女间相互的情感交流，其支持强度难以通过的数字被衡量，相对来说，是一个主观感受的概念，但表达性支持一定程度上受到工具性支持的影响，即高工具性支持往往也意味着高表达性支持，所以，由于表达性支持的特殊属性，本文在对其进行研究时，采取主观感受类问题与客观行为类问题相结合的测度方式，例如老年人对子女的评价与老年人和子女之间的通话频次，通过两类问题结合测量，以期保证对代际表达性支持测量的准确性。
根据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当老人的生理需要以及安全需要得到保障时，此时老人的社交需要对老年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从而影响老年人的情绪、生活满意度以及主观幸福感。尤其受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亲缘关系深深根植于中国老人的血脉中，因此，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代际支持情况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十分重要的调节作用。根据现有研究结论总结归纳，本文提出第一个假设：
H1：子女与老年人间的代际表达性支持强弱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有显著的影响，表达性支持越弱，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越低，孤独感越强。
3.2. 工具性支持
代际支持中的工具性支持，指的是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相互的有形支持，其区分于无形的支持，是可以被量化、被测量的，例如，老年人与子女间相互的经济支持、赠送的物品、家务支持等等。
代际间的关系也是影响着代际间互动的重要因素，工具性支持较之表达性支持来看，其更多的是对老人实际生活的影响，即通过对老年人实际生活支持的影响从而影响其主观幸福感。例如，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定期的通话、线下探望以及其它实际交互。在此基础上提出理论假设：
H2：子女与老年人间的代际工具性支持强弱对老年人的心理感受有显著的影响，工具性支持越弱，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和自尊感越低，孤独感越强。
4. 数据、变量、方法
4.1. 数据来源
本文数据来源于2018年的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CLASS)，中国老年社会追踪调查是一个全国性的社会调查项目，2014年开展了首次调查，2016年开展了第二次调查，此次是在前两轮基础上开展的第三轮追踪调查。将在调查中向您了解有关老人的健康、家庭状况、社会背景以及经济状况等信息，了解老年人的生活状况和存在的问题，为政策制定和改进提供重要的事实依据。调查由中国人民大学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和老年学研究所联合设计、执行，对全国各地数百个社区的一万多户家庭进行抽样调查。
4.2. 变量定义
1) 主要自变量
表达性支持指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无形的支持带来的老人主观感受度，根据其概念的含义，本文从CLASS数据库中选取情感感知、情感亲密度两个指标，作为衡量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表达性支持强弱的量化指标。情感亲密度根据问卷中的“从各方面考虑，您觉得和子女感情上亲近吗？”数据支撑，情感感知度由问卷中“您是否觉得子女对您不够关心？”数据支撑。这两个指标都为分类指标，划分为“1~5”五个等级，等级越高，亲密度和感知度越高，情感交互越强。
工具性支持指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实际的有形的支持行为，本文选取沟通频率、正向经济支持(老人对子女的经济支持)、反向经济支持(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正向家务支持(老年人对子女的家务支持)以及反向家务支持(子女对老人的家务支持)等指标作为衡量老年人与其子女之间工具性支持强弱的量化指标。沟通频率根据问卷中的“过去12个月，您与子女多久联系一次(包括使用电话、微信等各种通讯手段)？”数据支撑，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由问卷中的“过去12个月，子女有没有给过您(或与您同住的、仍健在的配偶)钱、食品或礼物，这些财物共值多少钱?”数据支撑。见面频率为分类指标，划分为“1~5”五个等级，等级越高，见面频率越高，经济支持为数值指标，数值越高，支持越强，支持性越强。
对现有的数据库数据进行清洗，筛选“您健在的子女有多少”中儿子或女儿至少一位健在的数据，共筛选样本11,118份，进行缺失值处理后，共筛选有效样本10,733份，其中自变量的分布状况如表1所示。
Table 1. Distribution of independent variables
表1. 自变量分布情况
2) 因变量
因变量为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本文把老年人的生活满意度、积极情绪和消极情绪三方面指标综合，将定序变量转换为定距变量。问卷中关于满意度和社会参与意愿划分为“1~5”，采取分数加总求均值的方式得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分数。
3) 控制变量
个体的心理状态同样受到个体经历的影响，因此，本文为了更加准确地测量出代际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感知的影响，同时引入了与老年人个体经历相关的控制变量，以尽可能地排除非研究对象的因素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感知的影响，减少误差，保证研究的科学性与可行度。因此，本文把老年人的年龄、性别、收入、受教育程度以及健康状况引入模型，作为控制变量。具体的变量设置如表2所示。
Table 2. Variable description statistics
表2. 变量描述统计
4.3. 研究方法
逐步回归分析方法的基本思路是自动从大量可供选择的变量中选取最重要的变量，建立回归分析的预测或者解释模型。其基本思想是：将自变量逐个引入，引入的条件是其偏回归平方和经检验后是显著的。同时，每引入一个新的自变量后，要对旧的自变量逐个检验，剔除偏回归平方和不显著的自变量。这样一直边引入边剔除，直到既无新变量引入也无旧变量删除为止。它的实质是建立“最优”的多元线性回归方程。
依据上述思想，可利用逐步回归筛选并剔除引起多重共线性的变量，其具体步骤如下：先用被解释变量对每一个所考虑的解释变量做简单回归，然后以对被解释变量贡献最大的解释变量所对应的回归方程为基础，再逐步引入其余解释变量。经过逐步回归，使得最后保留在模型中的解释变量既是重要的，又没有严重多重共线性。
根据前文的文献综述及假设，本研究使用以下多元线性回归模型：
其中：Y表示因变量主观幸福感，a为截距，x表示自变量，b表示对应自变量的回归系数，e表示随机误差。
5. 结果及分析
根据上述研究方法，对模型进行逐步回归，回归结果如表3所示。
注：***p < 0.01，**p < 0.05，*p < 0.1。
本研究所构建的两个模型都是成立的，且随着自变量的增加，模型的解释力也随之提高。这两个模型调整后的R2分别为0.0221、0.0681，R2值越高，表明模型的解释力越强。模型一分析结果显示，表达性支持方面，老年人的情感感知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即老年人感知到的子女对其关心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但在模型一中情感亲密度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工具性支持方面，与子女的见面频率、沟通频率与以及老年人对于子女的经济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影响，不过，模型一、二均显示，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及子女和老人间的相互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反向经济支持和正向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即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越强，以及老年人为子女的提供家务支持的频率越高，其主观幸福感也越高，子女对老人的高经济支持一方面意味着对于老人物质生活的关心支持，另一方面也可以侧面反映子女本身的经济状况良好且有富余，从而不必老人忧心其生活从而降低老人对于子女的消极情绪感知。其次，反向家务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即子女为老人提供的家务支持越频繁，老人的幸福感越低，其中，一方面可能是因为自理能力较差的老年人需要子女为其提供家务支持的频率越高，也就是说，可能并不是子女为老人提供家务这一行为导致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降低，而是通过子女需要高频地为老人提供家务支持侧面反映老人的个人情况以及家庭情况无法提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
在模型一中，仅纳入代际支持因素，结果显示，对子女的情感感知度、反向经济支持和子女和老人间相互的家务支持四个变量的系数分别为0.069、0.001、0.054和−0.362，影响都非常显著。对子女的情感感知度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应地上升0.069个单位；反向经济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相应地上升0.001个单位；正向家务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上升0.054个单位；反向家务支持每提高一个单位，老年人主观幸福感降低0.362个单位。模型二中纳入了性别、年龄、收入、受教育程度变量，结果显示，老人对子女的情感感知度和子女对老人的经济支持(反向经济支持)两个变量的影响仍然显著(sig值小于0.05)，老人与子女间相互的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影响十分显著(sig值小于0.01)。同时，年龄、受教育程度、健康因素以及政治面貌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正向影响(sig值小于0.01)。
模型一将代际支持的两个方面纳入，根据回归结果，表达性支持方面，老年人对子辈的情感感知度显著影响着其主观幸福感，老年人在主观感受到的子女关心越多，其主观幸福感越高。但老年人所感知的情感亲密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的影响，即老年人感知到的与子女是否亲近对其主观幸福感的高低并无太大影响，究其原因，感知度是子女对老人的关心被老人所感知，体现了子女对老人的关心程度，从而影响了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而亲密度仅仅是老年人对于两代人是否亲近的感知，而亲近这一概念十分灵活，不同老年人对其理解皆可能有所差异，同时，长幼有序观念也深刻影响着中国社会和中国老年人，尊长敬长可以被老人认知为关心但不被认知为亲近，亲近更适用于平辈之间的关系，因此，即使老年人并未感知到与子女之间的亲近，也并不意味着父辈与子辈关系的疏远，从而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并不产生显著的影响作用。表达性支持方面，见面频率和经济支持两个关键指标都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着显著的正向影响，首先就见面频率来说，在未加入调节变量时，也就是模型一中，老年人与子女的见面频率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影响，但考虑到其他因素后这种相关被证明为虚假相关，因此，此处不予讨论。其次是经济支持，无论是否加入调节变量，其相关性都十分显著且为正向相关，即子女对老年人的经济支持越高，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就越高。
模型二加入性别、年龄、受教育程度等一系列的控制变量，根据回归结果，对这些变量进行控制之后，表达性支持中的两个指标的显著性发生改变，情感感知度的回归系数有所下降，但仍然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情感亲密度由不显著变为显著。工具性支持中，见面频率及沟通频率两个变量仍然不显著，在控制了相关变量之后，正向经济支持变量由不显著变为显著，但显著性较低，却仍然不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的主要影响因素。反向经济支持以及正向家务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仍然是显著的正向影响；反向家务支持的显著性消失，即被证明为虚假相关。同时，老年人的性别不同其主观幸福感并无显著的差异。老年人的年龄与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负向影响，即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随之退化，以及其社会参与能力也会有所下降，因此其主观幸福感会随之下降。其次，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健康因素和政治面貌都与其主观幸福感有显著的正向影响，老年人的受教育程度越高其主观幸福感相对也越高，一是高学历与老年人的收入是有着显著的正向关系的，因此其通过高学历到高收入到高主观幸福感这一路径发挥影响，二是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其一定程度上较低受教育程度的老年人有着更易获取的积极情绪来源，受教育程度越高的老年人普遍的新事物可接受度会相对高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年人，因此，其社会参与的方式会相对多于受教育程度低的老人，其主观幸福感越高。同时，健康状况好的老人主观幸福感会更高。党员身份的老人其主观幸福感高于非党员身份的老人。
6. 模型修正
根据表3回归结果，模型一和模型二调整后的R2分别为0.0221、0.0681。R2是检验模型整体拟合程度的主要指标，但因为R2和样本量是有关系的，存在一定的局限性。因此，对R2进行修正。得到R2值adjusted，从而评判线性回归模型的拟合度。因此，根据调整后的R2值，我们可以看出，模型二的解释力度更强，因此，在模型二的基础上对模型进一步修正。
剔除模型二中不显著的变量因素，即见面频率、沟通频率、反向家务支持、性别以及收入后进行再次回归，回归结果如表4所示。
Table 4. Quadratic regression results
表4. 二次回归结果
模型三对模型二进行修正，结果显示，情感亲密度的显著性又再次消失，说明该变量的显著性不稳定，因此，在模型三的基础上继续修正模型，剔除情感亲密度变量继续回归得到模型四，根据模型四的结果来看，剩下的所有变量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影响，但相较于以上几个模型，正向家务支持的显著程度有所下降，但总体来看对于老年人主观幸福感的想象还是处于显著水平，因此，不予剔除。
7. 结论及建议
总的来说，代际支持对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产生显著的影响，根据修正后的模型即模型四的结果来看，表达性支持和工具性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均有着显著的影响，其中，老年人对于子女的情感感知度对其主观幸福感具有显著的正向影响；其次，工具性支持方面，子女对于老年人的经济支持以及老人对于子女的家务支持对于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都有着显著的正向影响，子女对老人的家务支持对老年人主观幸福感有着显著的负向影响。
7.1. 结论及问题
一是子女对于老年人的关心需要被老年人所感知，不被感知的关心难以提升老年人的积极情绪以及增进其主观幸福感。
二是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来自于其对于子女生活状态的感知，高经济支持的子女一定程度上传递给老人以生活负担小的信号从而减少老人对于子女的忧心，并且可以让老人产生一定的自豪感和满意感，从而使得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上升。
三是老年人的个体差异对其对于主观幸福感的感知有所影响，例如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的身体机能退化所带来的生活上的不便易导致老年人产生消极情绪，从而降低其主观幸福感；其次，教育程度、政治面貌不同的老年人其主观幸福感也有着明显的不同，高受教育水平的老人其社会参与可选择方式更加丰富，从而可以减少其孤独感。
7.2. 建议及展望
关注老年人心理健康，提升其主观幸福感时应重视代际支持的影响，可以从以下几点出发：
一是家庭角度，子女可以多与老年人进行交流，我国长幼有序的社会特点一定程度上会造就父母与子女两代人沟通上的距离感，即重行为，轻表达，这就让老人有时候难以感知到子女对其的关心和爱，所以，在家庭方面，鼓励老人和子女多表达真实情感，填补老人的情感需求，帮助其提升主观幸福感。
二是社区角度，可以以社区为单位多组织老年人社会参与活动，例如老年志愿者、增建棋牌室、老年人活动室以及体育活动场所，丰富老年人的社会参与选择，帮助老年人降低其孤独感。
三是国家层面，政府要对最基本的养老服务做好兜底保障，发挥承担主体作用。引入社会组织、市场主体负责或参与社区养老服务供给及服务设施的运营，通过“合作供给”提供养老服务，不断完善相关政策，提高养老服务的专业化水平和服务效率，从全社会层面完善敬老爱老氛围，使得老年人有参与感，提升其主观幸福感。
本文仍存在部分不足，在表达性支持的指标中由于受调研的可及性限制，对于老年人与子女之间的情感交互还不全面，希望之后可以丰富表达性指标的选取。其次，本文研究的为老年人的主观幸福感，即老人个体对于其幸福感的感知，因此，对于客观的幸福感方面还有着进一步研究的空间，因此，在之后的研究中也可以进行填补和进一步的完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