居民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的关系：有调节的中介模型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sidents’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A Moderated Mediation Model

摘要: 为探讨社会经济地位与居民主观健康的关系，以及利他行为的中介作用及年龄的调节作用，采用社会经济地位量表、利他自陈量表、主观健康问卷对1035名居民进行调查。结果表明：(1) 社会经济地位能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健康；(2) 利他行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3) 年龄能够调节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年龄 > 28岁(或26岁)时，客观(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利他行为呈正相关。但当年龄 < 28岁(或26岁)时，这种相关并不显著。

Abstract: To explor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as well as the mediating role of altruistic behavior and the moderating role of age, 1035 residents were investigated with socioeconomic status scale, altruistic self-report scale and subjective health questionnaire. The results indicated that: (1) socioeconomic status was positively associated with subjective health; (2) altruistic behavior plays a mediating role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3) age moderate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Further analysis found that when the age was more than 28 years old (or 26 years old), there is a positive correlation between objective (or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However, when the age was less than 28 years old (or 26 years old), the correlation was not significant.

1. 引言

“健康中国2030”规划纲要中提出的“大健康观”以及党的二十大报告中将推进健康中国建设纳入国家整体发展战略的决策，为满足人民普遍的健康需求提供了强大理论和实践支撑。主观健康是个体对当前健康状况的主观评价，是检测个体健康状况最常用的指标之一(Bombak, 2013)。它与幸福感(Joshanloo & Jovanović, 2021)、主观年龄(Stephan et al., 2012)和生活满意度(Wang et al., 2022)等有密切关系。而社会经济地位是主观健康的最重要指标之一(Cundiff & Matthews, 2017)。因此，本研究拟构建一个有调节的中介模型，探讨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的关系，及其利他行为的中介作用和年龄的调节作用，以期丰富社会经济地位影响主观健康的机制研究，为居民主观健康的干预提供实证支撑。

1.1. 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

社会经济地位是指由客观物质资源(通常由收入、教育水平和职业地位来测量)和主观感知的社会地位组成(Kraus et al., 2012)，会影响个体的认知、情感和行为有影响(Manstead, 2018)。社会因果理论(social causal theory)提出生活于贫困中的个体往往面临着物质和经济资源的剥夺，导致其更容易产生焦虑、抑郁等健康问题(Wadsworth et al., 2008)。一篇综述(胡小勇等，2019)从远端的社区、家庭环境因素(社区暴力、社会资本、养育方式、家庭冲突)，中端的个体心理和行为因素(敌意、健康行为)和近端的生物因素(免疫细胞数量、分子信号通路活性、适应负荷)来系统地梳理和评述社会经济地位影响健康的内在机制。大量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与感冒发生率(胡小勇等，2019)、主观幸福感(Wang et al., 2024)、死亡率(Snyder-Mackler et al., 2020)、抑郁(周佳惠，2019)以及慢性疲劳(尤瑾等，2018)有密切相关，且一项综述(Oyenubi & Kollamparambil, 2023)指出贫困增加了抑郁和焦虑的风险。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1：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健康。

1.2. 利他行为的中介作用

利他行为是指个体为了他人利益而牺牲自己的资源(Fehr & Fischbacher, 2003)。社会因果效应(social causation effect)强调利他行为能够积极预测个体的社会适应(Thoits & Hewitt, 2001)。例如，一项元分析发现亲社会行为能够提升个体的幸福感(Hui et al., 2020)。利他行为的增加也有利于提高个体的幸福感(Park et al., 2017)、生命意义感(Klein, 2017)、心理韧性(Raposa et al., 2016)，及减轻抑郁、焦虑和压力(Tsuboi et al., 2016)。

同时，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之间的关系也得到了理论和实证证据，但现有证据存在一定的分歧。一种观点认为社会经济地位与利他行为呈正相关。例如，成本效益分析(Dovidio et al., 2006)认为利他行为消耗自己的资源。因此，随着利他行为成本的增加，个体表现出利他行为的可能性会降低。此外，大量研究(Nakavachara，2018；郑显亮等，2022)也指出社会经济地位和亲社会行为之间呈正相关。另一种观点则认为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之间呈负相关。社会经济地位的社会认知视角指出地位越高的人越倾向于唯我主义的认知倾向，而地位越低的人越倾向于情境主义的认知倾向(Kraus et al., 2012)。Piff和Moskowitz (2018)还指出低社会经济地位者更关注他人，并对他人的福利更敏感。因此，低社会经济地位者可能表现出更多的利他行为。一系列的实验发现，社会经济地位越低的个体会从地板上捡起更多的笔、在自我展示时表现出更多的亲社会信号、设置更多的提升他人福利的目标等(Guinote et al., 2015)。眼动证据也显示社会经济地位低者比高者会更可能注视他人(Dietze & Knowles, 2016)。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2：利他行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起中介作用。

1.3. 年龄的调节作用

关于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关系的研究结论存在分析表明，这其中可能受到微观的个体水平变量、中观的情境水平变量、宏观的社会与文化变量的影响(苑明亮等，2019)。认知能力假设(cognitive ability hypothesis)指出随着个体年龄的增长，个体的认知能力下降，最终导致其换位思考能力下降，并进一步指出年龄和利他行为呈负相关，即随着年龄的增长，个体将会表现出更少的利他行为(Wiepking & James, 2013)。大量实证研究发现，年龄与利他行为之间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例如，Schlegelmilch等(1997)发现年龄与慈善捐赠的可能性之间存在负相关。此外，也有学者指出(Midlarsky & Kahana, 2007)老年人经常面临人际关系的丧失、脱离或与他人失去联系，这降低了他们的亲社会行为。此外，还有实证研究直接指出年龄能够调节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的关系。如Li和Siu (2021)揭示年龄可以通过共情关怀影响个体的亲社会行为倾向，这一中介效应又受到社会经济地位的调节。Jirsaraie等(2019)也发现早期生活压力在年龄和亲社会行为之间起调节作用。据此，本研究提出假设3：年龄调节了社会经济地位→利他行为→主观健康这一中介机制的前半路径，研究的理论模型如图1所示。

Figure 1. Theoretical model

图1. 理论模型

2. 对象和方法

2.1. 研究对象

在全国范围内共招募了1172名居民，剔除无效和缺失数据，最终回收有效问卷1035份，有效回收率为88.31%。被试的年龄在18~63岁，平均33.84 ± 9.95岁，调查对象的人口学特征详见表1。

Table 1. Demographic characteristics of sample

表1. 样本人口学特征

2.2. 研究工具

2.2.1. 客观社会经济地位

参考已有研究(王艳丽等，2023)通过受教育程度、月收入和职业来测量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其中，受教育程度分为小学及以下、初中、高中、大专、大学、硕士和博士7个等级。月收入从3000元以下到1万元及其以上划分为5个等级。将职业(反向得分)分为党政机关人员、事业单位人员、企业职员、自由职业者、农业劳动者和其他6个等级(Yang et al., 2020)。让被试根据自己的实际情况进行选择，得到三个指标，在这三项指标标准化后进行主成分分析(王艳丽等，2023)。结果显示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只有1个，方差解释率为52.64%。因此，最终得到一个综合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客观地位 = (0.720 × Z_{受教育程度} + 0.705 × Z_月收入 + 0.748 × Z_职业)/1.576，其中三个指标的因子负载分别为0.720、0.705和0.748，第一个因子的特征根为1.576。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2.2. 主观社会经济地位

采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阶梯量表(the MacArthur scale of subjective social socioeconomic status)来测量。具体而言，给被试呈现一个十级阶梯，并告知：阶梯代表人们在社会中的地位。在阶梯最顶端的人是最富有的，他们拥有最多的钱、最好的教育和最好的工作。在阶梯最底层的人是最贫穷的，他们拥有最少的钱，最差的教育和最差的工作或是没有工作(Kraus et al., 2012)。要求被试在横杆上画一个“×”来代表他们在梯子上的位置，得分越高表明个体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越高。

2.2.3. 利他行为

采用Yang等(2020)修订的利他自陈量表来测量，共17个题项，包括移情和社会责任两个维度，采用5点计分，从1 (从不)到5 (经常)，得分越高表示利他行为越多。在本研究中，该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

2.2.4. 主观健康

主观健康直接通过“你如何评价自己的健康？”来评估的，采用3点计分，从1分(最差)到3分(最好)，分数越高表示主观健康状况越好。

2.3. 统计分析

运用SPSS 26.0以及Hayes开发的SPSS宏程序PROCESS3.4整理和分析数据。

3. 结果

3.1. 共同方法偏差

由于采用问卷调查法收集数据，可能存在共同方法偏差。因此，采用Harman单因子检验来检验，结果表明，特征根大于1的因子共7个，第一个因子的方差解释率为26.23%，远低于40%。因此，本研究的共同方法偏差并不严重。

3.2. 描述统计和相关分析

采用单因素方差分析检验主观健康在不同性别、婚姻状况上的差异。结果表明，主观健康在性别上差异显著(F(1, 1051) = 8.68, p < 0.01, η² = 0.01)，在婚姻状况方面差异显著(F(4, 1051) = 3.01, p < 0.05, η² = 0.01)，但宗教信仰方面差异并不显著。

偏相关分析结果显示(见表2)，年龄与利他行为呈负相关，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均与主观健康水平呈正相关，利他行为与主观健康水平呈正相关。

Table 2. Descriptive statistics and correlation analysis among major variables

表2. 各主要变量之间的描述性统计和相关分析

注：^* p < 0.05，^** p < 0.01。

3.3. 中介效应检验

首先，我们考察了利他行为在客观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如图2所示，在控制性别和婚姻状况后，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 = 0.15, p < 0.01)，而利他行为正向预测主观健康(β = 0.09, p < 0.01)。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的直接关系显著(β = 0.07, p < 0.05)，这说明利他行为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中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 0.01，95% CI [0.004, 0.026])，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12.50%。其次，我们考察了利他行为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如图3所示，在控制性别和婚姻状况后，主观社会经济地位显著正向预测利他行为(β = 0.16, p< 0.01)，而利他行为又显著正向预测主观健康(β = 0.06, p < 0.05)。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的直接关系也显著(β = 0.24, p< 0.01)，这说明利他行为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间接效应 = 0.01, 95% CI [0.001, 0.022])，间接效应占总效应的百分比为4.00%。

Figure 2. The mediating model of altruistic behavior between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图2. 利他行为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的中介模型

Figure 3. The mediating model of altruistic behavior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图3. 利他行为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的中介模型

3.4. 有调节的中介检验

采用SPSS宏PROCESS的模型7探索有调节的中介模型。首先，我们考察了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表3所示，在控制性别和婚姻状况后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的交互项对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8, p < 0.01)。为了进一步探讨交互作用进行了简单斜率分析。将年龄分为青年组(18.00~23.00岁，低于平均年龄1个标准差)和老年组(44.00~63.00岁，高于平均年龄1个标准差)，然后在青年组和老年组中讨论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的影响。结果表明(见图4(a))，在高年龄组中，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019, 95% CI [0.003, 0.036])。但在低年龄组中，这种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4, 95% CI [−0.004, 0.014])。此外，为了更直观、更清晰地反映年龄取值不同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我们采用Johnson-Neyman法(J-N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Hayes & Matthes, 2009)。结果表明(见图5(a))，当Z_年龄 > −0.6134 (≈28岁)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利他行为。当Z_年龄 < −0.6134时，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预测作用不显著。

Table 3.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age-regulated altruistic behavior between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表3. 年龄调节利他行为在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之间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Table 4. Regression analysis of the mediating role of age-regulated altruistic behavior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subjective health

表4. 年龄调节利他行为在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之间中介作用的回归分析

Figure 4. (a) The interaction of age and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altruistic behavior; (b) The interaction of age and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on altruistic behavior

图4. (a) 年龄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的交互作用；(b) 年龄和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的交互作用

Figure 5. (a)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o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J-N); (b)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age on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subjective socioeconomic status and altruistic behavior (J-N)

图5. (a) 年龄对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利他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J-N法)；(b) 年龄对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关系的调节作用(J-N法)

其次，我们考察了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的有调节的中介模型。如表4所示，在控制了性别和婚姻状况后发现，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和年龄的交互项对利他行为的预测作用显著(β = 0.09, p < 0.01)。进一步简单斜率分析发现(见图4(b))，在高年龄组中，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有显著的预测作用(β = 0.014, 95% CI [0.001, 0.030])。但在低年龄组中，这种预测作用不显著(β = 0.003, 95% CI [−0.001, 0.014])。此外，我们还使用J-N法进行简单斜率检验(Hayes & Matthes, 2009)。结果表明(见图5(b))，当Z_年龄 > −0.7454 (≈26岁)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显著正向预测利他行为。当Z_年龄 < −0.7454时，主观社会经济地位对利他行为预测作用不显著。

4. 讨论

本研究探讨了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之间的关系，并检验了利他行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及年龄对该中介作用的调节作用。

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Rivenbark et al., 2020)，本研究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对主观健康有直接的预测作用，具体而言，低社会经济地位居民有更低的健康水平。究其原因在于低社会经济地位可能会居住在更差的物理环境中，如面临更高的社区暴力、家庭冲突等，这些将会导致他们产生更高的敌意、抑郁、焦虑等心理问题(Wadsworth et al., 2008)，同时还会引起更多的不健康饮食、吸烟、酗酒等不健康行为进而引起身体健康问题(胡小勇等，2019)。

同时，本研究还发现社会经济地位可以通过利他行为的中介作用对主观健康产生影响，这与以往研究结果一致(Nakavachara, 2018; Safra et al., 2016)。成本效益分析(Dovidio et al., 2006)认为利他行为会消耗个人资源进而降低其利他行为。具体来说，地位越低的个体所拥有的社会资源较少、教育机会较少、生活条件差，同时面临更多的不确定性和不可预测性，如失业(Kraus et al., 2012)，这使得他们不太可能出现利他行为。此外，低社会经济地位与更多的暴力(Jenkins et al., 2020)、在亲密关系中更高的压力(Gallo et al., 2005)及更多的受虐经历(Walsh et al., 2019)有关。这均会降低其利他行为。而根据社会因果效应的观点，利他行为的下降又会对个体的社会适应带来不良影响(Park et al., 2017; Tsuboi et al., 2016)。

最后，本研究还发现年龄对社会经济地位通过利他行为影响主观健康这一中介模型起调节作用。具体而言，对于年龄在28岁(或26岁)以上的个体而言，客观(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能够通过利他行为影响主观健康水平；但对于年龄在28岁(或26岁)以下的个体而言，这一中介效应不显著，这支持了认知能力假设(Wiepking & James, 2013)。低社会经济地位者拥有的资源有限，随着利他行为成本的增加，将会降低其利他行为。特别对于高年龄组的低社会经济地位者而言，他们可能面临着更高可能的失业、更高的经济和社会压力，这均会对其利他行为造成不良影响。而对于高社会经济地位者拥有丰富的资源，不管对于低年龄组还是高年龄组而言，利他行为的成本的增加对其行为的影响不显著。同时，还有研究者指出教育制度的变化使得低年龄组被试有更高的受教育程度，这将会增加他们的收入，进而提高他们捐赠的发生率和金额(Liu & Zu, 2024)。

综上所述，本研究首次探讨考察了利他行为在居民社会经济地位与主观健康之间的中介作用，以及年龄的调节作用，研究结果具有重要的研究意义：首先，可以通过提升居民的主观社会经济地位知觉和增加其利他行为有助于增强其主观健康水平。其次，年龄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调节利他行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的中介效应。因此，可以通过降低居民的主观年龄来提升其健康水平。

但本次研究中存在一些局限性：首先，横断面设计不能得出因果结论。因此，未来研究可以采用实验法、纵向追踪设计来检验因果关系。第二，采用自我报告法测量利他行为存在社会赞许性。张和云等(2021)发现社会赞许性和网络利他行为呈显著的正相关。因此，未来的研究可以通过测量内隐利他行为更准确地反映个体的真实情况。第三，不同的情境因素，如亲属关系和社会距离，会影响个体的利他行为。Gong等(2019)发现，老年人表现出更高水平的亲缘选择，即老年人会对亲属花费更多的钱和时间，而对非亲属较少。因此，未来的研究需要考虑利他行为对象的社会距离。最后，本研究发现客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年龄呈显著的负相关，和一般认识存在冲突。可能的原因在于不同的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年龄的关系不同。因此，未来研究进一步深入探讨不同客观社会经济地位指标与年龄的关系。

5. 结论

1) 社会经济地位能显著正向预测居民的主观健康。

2) 利他行为在社会经济地位和主观健康之间起部分中介作用。

3) 年龄能够调节社会经济地位和利他行为的关系，进一步分析发现，当年龄 > 28岁(或26岁)时，客观(或主观)社会经济地位与利他行为呈正相关。但当年龄 < 28岁(或26岁)时，这种相关并不显著。

基金项目

2023年度江苏省社科应用研究精品工程社会教育(社科普及)专项课题(23SJC-17)。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