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及时空分异研究

Research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Province and the Study of Spatio-Temporal Differentiation

摘要: 广西凭借着自身美丽的自然风光、地缘优势，乡村旅游发展势头一直保持良好状态，是其经济增长的一大支柱产业。本文利用熵权法、TOPSIS方法对广西及其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进行综合评价，得出综合评价指数。在此基础上，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广西及其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结果表明：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各地级市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也大致呈上升趋势。首府南宁优势明显，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最高，桂林、柳州其次，其他地级市没有明显差异，来宾市还有较大提升空间。

Abstract: With its beautiful natural scenery and geographical advantages, Guangxi’s rural tourism development momentum has been maintained in a good state, and it is a major pillar industry of its economic growth. In this paper, the entropy weight method and TOPSIS method were used to comprehensively evaluate the three systems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and its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the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was obtained. On this basis,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is used to empirically study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level and its temporal and spatial differences between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and its 14 prefecture- level cities. The results show that the overall development level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shows an upward trend, and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level between the three systems of each prefecture-level city also shows an upward trend. Nanning, the capital city, has obvious advantages and the highest level of coupling and coordinated development, followed by Guilin and Liuzhou, and there is no obvious difference between other prefecture-level cities, and Laibin City still has great room for improvement.

1. 引言

广西以其丰富的旅游资源而著称，始终坚持“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在致力于生态环境的保护修复的同时，广西充分利用其独特的生态资源，实现了生态环境与经济的和谐共生。乡村旅游作为一种新兴且综合的产业形态，凭借其高度的关联性、开放性和绿色低碳的发展理念，正逐渐崭露头角，成为推动新型城镇化发展的重要引擎和创新动力。然而，乡村旅游的开发和新型城镇化的扩张都依赖于生态环境，不可避免地会对原有生态格局产生一定影响，因此，研究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关系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现有研究主要集中在旅游与新型城镇化[1] [2] [3] [4]、旅游与生态环境[5] [6] [7] [8]、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9] [10] [11]两两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方面。

很多学者对区域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的耦合协调发展进行了大量研究。文成业(2020)基于广西14个地级市2010~2019年的面板数据运用灰色关联分析法、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分析旅游与城镇化两大系统之间的关联程度及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两系统耦合协调关系整体水平呈现出提升态势[1]。杨文晶、李啸虎(2022)利用耦合协调模型对西部地区2010~2019年旅游业与新型城镇化各系统的综合发展水平及耦合协调发展的时空特征进行研究，发现两系统耦合协调程度逐年增强[2]。陆欣晨、吴佳琳(2023)选取广西14个地级市运用耦合协调模型研究旅游高质量发展与新型城镇建设两系统耦合发展情况，结果显示两系统耦合发展水平总体呈逐步上升趋势且地区间呈不均衡发展态势[3]。常家玲等(2024)基于我国各省域2011~2021年城乡融合与乡村旅游面板数据，探究了城乡融合与乡村旅游的综合发展指数与耦合协调度的时空格局及其驱动机制，研究发现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呈现逐年增长趋势，且在2015年后变化最为显著[4]。

同时，旅游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也受到了广泛关注和研究。MUSTAFA (2019)运用美国阿科桑提的相关数据进行研究，发现良好生态环境能够更好地吸引游客，实现旅游的可持续发展[5]。叶莉等(2022)在利用耦合度和耦合协调度模型针对广西2000~2017年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两系统耦合协调度具有从濒临失调到勉强协调，再到初级协调的时间演化特征[6]。罗缇等(2023)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0~2020年长江经济带九省二市旅游经济与生态环境系统的耦合协调水平进行分析，得出二者耦合协调水平逐年好转并呈现地区差异[7]。方世巧等(2023)以2010~2019年为时间跨度，运用耦合协调度、地理探测器等模型对广西旅游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及其影响因素进行研究，研究表明广西旅游和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仍存在较大的地区差异，旅游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也存在时空差异[8]。

此外，关于新型城镇化和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发展的研究成果也日益丰富。杨帆等(2023)利用熵值法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08~2019年克拉玛依市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发展水平及其耦合协调度关系进行实证研究，结果显示整体呈上升趋势[9]。吴悦(2023)基于2015~2020年安徽省16个地级市数据运用耦合协调度和Tapio解耦模型探究了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互动关系，结果表明安徽两系统表现高耦合水平，协调等级逐渐提高[10]。李朝辉等(2023)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和全局空间自相关方法对2011~2020年甘肃省14个市州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系统耦合协调度进行实证分析，研究发现两系统耦合协调度稳定上升，并达到了高度耦合协调水平[11]。

然而，目前对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研究相对较少。韦福巍等(2015)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针对2000~2012年广西旅游、社会经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进行实证研究，结果表明三系统耦合协调发展经历了“轻度失调–勉强协调–中级协调–良好协调–优质协调”的转变[12]。周蕾等(2016)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对2014年全国31个省市自治区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耦合协调度发展状况进行研究，研究表明耦合协调发展水平总体不高，且东、中、西部地区耦合协调度空间差异显著[13]。

上述很多文献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之前，一般先构建系统的综合评价体系，然后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从而得到综合评价指数[1] [2] [7] [8] [9] [11] [13]。考虑到TOPSIS具有综合考虑系统各项指标重要性的优点，一些学者充分融合熵值法与TOPSIS方法来计算其综合评价指数的权重[6] [9]。

鉴于此，本文将采用熵值法和TOPSIS方法构建其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体系，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实证研究三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演变特征，以期为广西乡村旅游绿色协调、可持续发展提供一定的理论参考和依据。

2. 相关模型与方法

2.1. 熵值法

熵值法是一种多属性决策分析方法，考虑了属性指标之间的差异性和不确定性，在决策分析中具有一定的优势，能够较好地处理多属性决策问题，常用于各系统的综合评价。

熵值法的一般步骤如下：

(1) 标准化处理：

正向指标：

$X_{ij}=\frac{x_{ij}-\min \left\{x_{1j},x_{2j},\cdots ,x_{nj}\right\}}{\max \left\{x_{1j},x_{2j},\cdots ,x_{nj}\right\}-\min \left\{x_{1j},x_{2j},\cdots ,x_{nj}\right\}}$ (1)

负向指标：

$X_{ij}=\frac{\max \left\{x_{1j},x_{2j},\cdots ,x_{nj}\right\}-x_{ij}}{\max \left\{x_{1j},x_{2j},\cdots ,x_{nj}\right\}-\min \left\{x_{1j},x_{2j},\cdots ,x_{nj}\right\}}$ (2)

其中，$x_{ij}$ 、$X_{ij}$ 分别为第i个城市第j个指标的原始指标值和标准化后的数值。

(2) 归一化：

$q_{ij}=\frac{X_{ij}}{{\displaystyle \sum _{i=1}^m{X}_{ij}}}$ (3)

(3) 计算指标信息熵值$M_j$ ：

$M_j=-\frac{1}{\ln m}{\displaystyle \sum _{i=1}^m{q}_{ij}}\ln q_{ij}$ (4)

其中，$m$ 为研究的城市个数。

(4) 计算各指标权重$N_j$ ：

$w_j=\frac{1-M_j}{{\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1-M_j\right)}}$ (5)

其中，$n^{}$ 为各系统拥有的指标个数。

2.2. TOPSIS方法

TOPSIS方法是一种多属性决策方法，用于评价和排序具有多个属性的备选方案。该方法基于“最优解的相似性”原则，通过比较备选方案与理想解和负理想解之间的相似性，确定最佳方案，能够综合考虑各项指标的重要性并对备选方案进行排序和评价。

(1) 将归一化后的$q_{ij}$ 乘属性权重$w_j$ ：

$v_{ij}=X_{ij}{w}_j$ (6)

(2) 确定正理想解(也称最优解)$v^{+}$ 和负理想解(也称最劣解)$v^{-}$ ：

$v^{+}=\underset{i=1,2,\cdots ,n}{\max }{v}_{ij}$ (7)

$v^{-}=\underset{i=1,2,\cdots ,n}{\min }{v}_{ij}$ (8)

(3) 计算各方案与正理想解的欧式距离$S^{+}$ 和负理想解的欧式距离$S^{-}$ ：

$S^{+}=\sqrt{{\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v_{ij}-v_j^{+}\right)}^2}}$ (9)

$S^{-}=\sqrt{{\displaystyle \sum _{j=1}^n{\left(v_{ij}-v_j^{-}\right)}^2}}$ (10)

(4) 计算相对贴近度，得到修正权重：

$c_j=\frac{S^{-}}{S^{+}+S^{-}}$ (11)

将修正权重归一化：

$C_j=\frac{c_j}{{\displaystyle \sum _{j=1}^n{c}_j}}$ (12)

2.3. 耦合协调度模型

耦合协调度模型是用于分析事物的协调发展水平的一种工具，主要反映两个或两个以上系统之间的相互作用和影响，并实现系统间协调发展的动态关联关系。

(1) 系统A与系统B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C={\left[\frac{f\left(x_{ij}\right)\times g\left(y_{ij}\right)}{{\left(f\left(x_{ij}\right)+g\left(y_{ij}\right)\right)}^2}\right]}^{\frac{1}{2}},T=0.5\beta +0.5\alpha ,D={\left(C\times T\right)}^{\frac{1}{2}}$ (13)

(2) 系统A、系统B与系统C耦合协调度模型如下：

$C={\left[\frac{f\left(x_{ij}\right)\times g\left(y_{ij}\right)\times h\left(z_{ij}\right)}{{\left(f\left(x_{ij}\right)+g\left(y_{ij}\right)+h\left(z_{ij}\right)\right)}^3}\right]}^{\frac{1}{3}},T=\frac{1}{3}\beta +\frac{1}{3}\alpha +\frac{1}{3}\gamma ,D={\left(C\times T\right)}^{\frac{1}{2}}$ (14)

(3) 其中，$f\left(x_{ij}\right)$ 、$g\left(y_{ij}\right)$ 、$h\left(z_{ij}\right)$ 为各系统评价指数。C为耦合度；D为耦合协调度；T表示综合评价指数，$\alpha$ 、$\beta$ 为待定系数。鉴于三个系统战略地位平等，因此在两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alpha =\beta =0.5$ ，

在三系统耦合协调度模型中$\alpha =\beta =\gamma =\frac{1}{3}$ 。根据值大小，对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进行等级划分[14]见表1。

Table 1. Criteria for grading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表1. 耦合协调度等级划分标准

耦合协调度	协调等级	特征
$0<D\le 0.3$	低度协调	协调程度低，无整体协同效应
$0.3<D\le 0.5$	中度协调	基本协调，协同效应呈现
$0.5<D\le 0.8$	良好协调	较协调，整体协同效应较好
$0.8<D\le 1$	高度协调	共同发展，协调共生

3. 数据来源与指标选取

本文选取了2010~202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共计24个指标的面板数据，数据均来源于广西统计局(2010~2021年)官方网站。其中，乡村旅游总消费指标(y)是借鉴庄婷婷(2021) [15]的研究进行估算，具体公式如下：

$y=csum\times \frac{cnp\times cpcdi}{cnp\times cpcdi+unp\times upcdi}$ (15)

其中，$csum$ 代表旅游总消费，$cnp$ 代表乡村人口，$cpcdi$ 代表农村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unp$ 代表市镇人口，$upcdi$ 代表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为了对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综合发展进行评价，首先需要构建各系统综合评价指标体系。本着科学性、系统性和全面性的原则，本文借鉴前人关于广西乡村旅游[16]、新型城镇化[9] [17]与生态环境[6]研究中的相关指标，选取了三个系统的评价指标，具体见表2。

Table 2.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taking 2021 as an example)

表2.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标体系(以2021年为例)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单位	指标性质	熵值权重	TOPSIS修正权重
乡村旅游	入境游客人数	万人次	正向	0.2815	0.2597
	国际旅游消费	亿元	正向	0.2625	0.2455
	国内游客人数	万人次	正向	0.0946	0.1084
	国内旅游消费	亿元	正向	0.0721	0.0862
	乡村旅游总消费	亿元	正向	0.0502	0.0467
	星级饭店数量	个	正向	0.0919	0.1056
	旅行社数量	个	正向	0.1473	0.1479
新型城镇化	城市人口	万	正向	0.1499	0.1238
	生产总值	亿元	正向	0.1079	0.1004
	人均GDP	元	正向	0.1005	0.1206
	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正向	0.0454	0.0795
	卫生机构床位数	张	正向	0.1003	0.0983
	城市建设用地面积	平方公里	正向	0.1832	0.1579
	人均城市道路面积	平方米	正向	0.0738	0.0876
	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	人	正向	0.1982	0.1529
	城市用气普及率	%	正向	0.0407	0.0791
生态环境	公共厕所座数	座	正向	0.1586	0.1630
	用水普及率	%	正向	0.0370	0.0729
	污水年排放量	万吨	负向	0.0294	0.0555
	道路清扫保洁面积	万平方米	正向	0.2889	0.2103
	建成区绿地率	%	正向	0.0546	0.0640
	人均公园绿地面积	平方米	正向	0.1827	0.1463
	森林覆盖率	%	正向	0.0452	0.0694
	园林绿地面积	公顷	正向	0.2036	0.2186

4.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发展水平分析

4.1. 基于熵值法和TOPSIS的综合评价指数

上一节表2给出了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的二级指标。本节利用第2节熵值法公式(1)~(5)及TOPSIS方法公式(6)~(12)计算广西及其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

(1)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F\left(x_{ij}\right)={\displaystyle {\sum }_{i=1}^m{\displaystyle {\sum }_{j=1}^n{X}_{ij}{A}_j}}$ (16)

$G\left(y_{ij}\right)={\displaystyle {\sum }_{i=1}^m{\displaystyle {\sum }_{j=1}^n{Y}_{ij}{B}_j}}$ (17)

$H\left(z_{ij}\right)={\displaystyle {\sum }_{i=1}^m{\displaystyle {\sum }_{j=1}^n{Z}_{ij}{C}_j}}$ (18)

(2) 广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计算公式如下：

$f\left(x_{ij}\right)={\displaystyle {\sum }_{j=1}^n{X}_{ij}{A}_j}$ (19)

$g\left(y_{ij}\right)={\displaystyle {\sum }_{j=1}^n{Y}_{ij}{B}_j}$ (20)

$h\left(z_{ij}\right)={\displaystyle {\sum }_{j=1}^n{Z}_{ij}{C}_j}$ (21)

其中，$A_j、B_j和C_j$ 分别表示各指标在综合评价中的修正权重，$X_{ij、}{Y}_{ij}$ 和$z_{ij}$ 分别为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及生态环境系统指标的标准化值，各指标熵值权重及其TOPSIS修正权重见表2。

Table 3. Comprehensive evaluation index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表3.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

年份	乡村旅游评价指数	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数	生态环境评价指数
2010	0.3510	0.5048	0.4975
2011	0.3488	0.4977	0.4655
2012	0.361	0.5041	0.478
2013	0.3681	0.4918	0.4786
2014	0.3699	0.4914	0.4895
2015	0.3674	0.4971	0.5874
2016	0.3671	0.5075	0.5145
2017	0.3731	0.5102	0.5145
2018	0.3794	0.5104	0.5593
2019	0.3751	0.5175	0.6294
2020	0.4332	0.4899	0.6609
2021	0.3196	0.5212	0.6544

4.2. 结果分析

2010~2021年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见表3，整体呈现上升的趋势。2010~2021年广西的人均GDP、城镇居民人均可支配收入、城市建设用地面积等不断增加，医疗等公共服务设施不断完善，城镇基本养老保险人数不断增多，人民生活质量得到了明显提升。2010~2021年广西新型城镇化评价指数虽然有一定的波动，但总体仍呈上升趋势。

广西乡村旅游的评价指数从2010年的0.3510上升到2020年的0.4332，2021年受疫情影响下跌至0.3196，乡村旅游发展水平总体呈上升趋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系统各项指标明显增加。广西乡村旅游业在国内市场上保持着较高速度的增长，这反映了广西乡村旅游市场的活力和潜力。然而，国际旅游收入和旅游人数的增长速度相对较低，表明广西在国际旅游市场上的竞争力和吸引力有待提升。

2010~2021年广西生态环境建设整体向好，评价指数从2010年的0.4975上升到2021年的0.6544，各地级市除南宁市外生态环境评价指数没有较大跌幅，大部分地级市评价指数呈上升趋势。南宁市园林绿地面积从2018年的39999.4公顷到2019年的13520.29公顷，导致南宁市2019年生态环境综合评价指数有所下降。

广西生态环境系统综合评价指数整体较高，生态环境明显改善，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两系统的评价指数较低，仍存在较大的提升空间。近年来，广西积极引导区域资源要素快速流动，打造良好发展环境，推动地方发展模式向集约式转变。同时，广西乡村旅游业在服务体系和接待能力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不仅有助于提升广西乡村旅游业的整体竞争力和游客的满意度，而且为广西经济发展和就业创造了更多机会。

5.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

5.1.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两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根据表3和耦合协调度模型，可以估算出2010~2021年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其变化趋势见图1~图3。参考耦合协调度的等级划分标准表1，从图1可以看出广西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两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处于中度协调水平，耦合协调度保持在0.45~0.48之间，波动幅度不大，整体呈上升趋势。图2显示出广西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2010~2021年耦合协调度保持在0.44~0.52之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整体呈上升趋势，2020年达良好协调水平，2021年估计受疫情影响有所下降。从图3发现广西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整体呈上升趋势。2010~2014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2015年开始达到良好协调水平。

Figure 1. Temporal trend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between rural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Guangxi

图1.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时间趋势图

Figure 2. Temporal trend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图2. 广西乡村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间趋势图

Figure 3. The temporal trend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图3. 广西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间趋势图

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13)，可以得到2010~2021年广西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两之间的耦合协调度。为节省篇幅，仅给出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的耦合协调度结果，见表4。

Table 4.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and new urbanization in 14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Guangxi

表4. 广西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

地级市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南宁	0.5628	0.5890	0.5955	0.5888	0.5888	0.5804
柳州	0.4414	0.4280	0.4316	0.4247	0.4308	0.4308
桂林	0.5622	0.5570	0.5678	0.5727	0.5685	0.5545
梧州	0.2968	0.2886	0.2828	0.2855	0.2905	0.2616
北海	0.3282	0.3206	0.3323	0.3399	0.3497	0.3381
防城港	0.2723	0.2717	0.2743	0.2905	0.2935	0.2969
钦州	0.2332	0.2272	0.2408	0.2206	0.2138	0.2037
贵港	0.2198	0.2112	0.2265	0.2301	0.2247	0.2060
玉林	0.3080	0.3067	0.3121	0.3195	0.3189	0.2918
百色	0.2667	0.2679	0.2780	0.2777	0.2738	0.2594
贺州	0.2428	0.2072	0.2114	0.2163	0.2073	0.2096
河池	0.2555	0.2749	0.2632	0.2614	0.2688	0.2486
来宾	0.1061	0.1579	0.1590	0.1631	0.1763	0.1680
崇左	0.3306	0.2594	0.2605	0.2426	0.2491	0.2404
地级市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南宁	0.5912	0.5906	0.5911	0.5876	0.6239	0.5550
柳州	0.4257	0.4244	0.4181	0.4153	0.4279	0.3930
桂林	0.5471	0.5636	0.5624	0.5687	0.5448	0.5509
梧州	0.2560	0.2382	0.2298	0.2382	0.2457	0.2394
北海	0.3286	0.3308	0.3409	0.3509	0.3502	0.3365
防城港	0.2844	0.2689	0.2658	0.2714	0.2795	0.2135
钦州	0.2695	0.2788	0.2680	0.2812	0.2837	0.2627
贵港	0.2058	0.2005	0.2197	0.2345	0.2369	0.2325
玉林	0.2987	0.3118	0.3195	0.3203	0.3167	0.3084
百色	0.2670	0.2658	0.2655	0.2839	0.2649	0.2632
贺州	0.2145	0.1920	0.2381	0.2519	0.2568	0.2328
河池	0.2597	0.2827	0.2756	0.2726	0.3008	0.2357
来宾	0.1621	0.1692	0.1263	0.1773	0.1136	0.1027
崇左	0.2475	0.2590	0.2682	0.2654	0.3052	0.2181

从时间演变来看，2010~2021年间，广西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大多处于上升趋势，比较稳定，这与广西整体变化趋势基本相同。其中，南宁和桂林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两者耦合协调度较高，均超过0.54，已达良好协调水平。同时，各地级市乡村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处于上升并趋于稳定，估计受疫情影响，2021年比2020年有降低。此外，北海、防城港、钦州、贵港、百色、贺州、河池、崇左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均呈上升趋势，其他地级市有波动现象。

从空间演变来看，广西乡村旅游与新型城镇化发展系统耦合协调度除了南宁、桂林最高、来宾最低，其他地级市没有明显差异，如图4所示。2010年，南宁、柳州、桂林、北海、玉林、崇左6个地级市处于中度协调水平及以上，南宁市、桂林市达良好协调，2016年以后钦州、北海、贺州、贵港市的耦合协调度转为上升趋势，截止至2021年，仍有较多城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度处于低度协调水平。同时，广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新型城镇化发展与生态环境之间的耦合协调度，除了南宁、桂林和来宾外，并没有明显的时空差异性。其中，南宁和桂林的乡村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较高，乡村旅游与生态环境互动作用较强。南宁的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较高，处于良好协调水平，但不够稳定。柳州、桂林、百色、钦州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的上升趋势较为明显。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京(2022)1061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4.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prefecture-level cities in 2010 and 2021

图4. 广西各地级市2010、2021年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两耦合协调度

5.2.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关系分析

从表3和耦合协调度模型(14)，不难获得2010~2021年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其变化趋势见图5。结果显示，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个系统的耦合协调度保持在0.37~0.42之间，处于中度协调水平，波动幅度不大，整体呈上升趋势。同理，可以估算2010~2021年广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的耦合协调度，结果如表5所示。

Figure 5. Temporal trend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new urbanization-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图5.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时间趋势图

Table 5.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Guangxi

表5. 广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地级市	2010	2011	2012	2013	2014	2015
南宁	0.4814	0.4985	0.5029	0.5003	0.5001	0.4842
柳州	0.3742	0.3527	0.3590	0.3599	0.3660	0.3798
桂林	0.4340	0.4183	0.4250	0.4292	0.4347	0.4450
梧州	0.2645	0.2650	0.2629	0.2590	0.2594	0.2500
北海	0.2778	0.2696	0.2797	0.2932	0.2982	0.2930
防城港	0.2455	0.2370	0.2365	0.2526	0.2471	0.2503
钦州	0.2163	0.2121	0.2212	0.2127	0.2016	0.2148
贵港	0.2081	0.1974	0.2126	0.2191	0.2135	0.1982
玉林	0.2716	0.2669	0.2712	0.2766	0.2751	0.2621
百色	0.2469	0.2428	0.2496	0.2552	0.2572	0.2484
贺州	0.2177	0.1966	0.2048	0.2101	0.1880	0.1980
河池	0.2227	0.2295	0.2247	0.2305	0.2281	0.2291
来宾	0.1233	0.1628	0.1670	0.1747	0.1845	0.1774
崇左	0.2686	0.2250	0.2228	0.2070	0.2270	0.2256
地级市	2016	2017	2018	2019	2020	2021
南宁	0.4825	0.4822	0.4829	0.4764	0.5020	0.4586
柳州	0.3606	0.3599	0.3671	0.3733	0.3803	0.3635
桂林	0.4271	0.4356	0.4382	0.4474	0.4364	0.4374
梧州	0.2419	0.2305	0.2204	0.2282	0.2403	0.2371
北海	0.2839	0.2851	0.2890	0.3011	0.3009	0.2921
防城港	0.2614	0.2518	0.2505	0.2657	0.2645	0.2239
钦州	0.2526	0.2584	0.2513	0.2693	0.2684	0.2541
贵港	0.1977	0.1943	0.2220	0.2299	0.2330	0.2277
玉林	0.2701	0.2779	0.2797	0.2768	0.2782	0.2726
百色	0.2455	0.2448	0.2416	0.2509	0.2457	0.2420
贺州	0.2168	0.2014	0.2306	0.2438	0.2461	0.2289
河池	0.2300	0.2433	0.2394	0.2394	0.2611	0.2183
来宾	0.1673	0.1721	0.1368	0.1727	0.1309	0.1219
崇左	0.2242	0.2310	0.2449	0.2460	0.2650	0.2155

从时间演变来看，广西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大多呈上升趋势。估计受疫情影响，乡村旅游综合评价指数有所降低，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在2021年明显降低。

从空间演变来看，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除了南宁、桂林、来宾外，其他地级市没有明显的区域差异，如图6所示。南宁和桂林的耦合协调度较高，均超过0.41，往良好协调水平发展，整体趋势比较平稳。桂林、河池、防城港、北海、贺州上升趋势较为明显。截止至2021年，多数地级市耦合协调度处于低度协调水平，来宾的耦合协调度最低。

注：该图基于自然资源部标准底图服务网站下载的审图号为GS京(2022)1061号的标准地图制作，底图无修改。

Figure 6.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of rural tourism, new urbanization, and ecological environment in 2010 and 2021 in Guangxi

图6. 广西各地级市2010、2021年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

5.3.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等级划分

基于广西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数据，参考表1可以得到2010~2021年三系统两两之间、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下面仅以2021年为例分析其耦合协调水平，结果如表6所示。

Table 6. Classification of rural tourism-new urbanization-ecological environment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in Guangxi in 2021

表6. 2021年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等级划分

	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	乡村旅游–生态环境	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	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
南宁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中度协调
柳州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良好协调	中度协调
桂林	良好协调	良好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梧州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北海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防城港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钦州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贵港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玉林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百色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贺州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河池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来宾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崇左	低度协调	低度协调	中度协调	低度协调

从表6可以发现，2021年，在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广西14%的地级市达到良好协调水平，22%的地级市达中度协调水平，64%的地级市处于低度协调水平，其中南宁、桂林市达到良好协调水平，柳州、北海、玉林市达中度协调水平。在乡村旅游–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南宁、桂林耦合协调度等级水平最高，达到良好协调水平，其次为柳州、北海，达中度协调水平，其余地级市皆处于低度协调水平。在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方面，有90%的地级市达到中度协调水平及以上，河池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度最低，处于低度协调水平。在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三者之间耦合协调发展方面，南宁、柳州、桂林三个地级市已达到中度协调水平，其余11个地级市处于低度协调水平。事实上，南宁2010~2021年间，多年都已达到良好协调水平，估计受疫情影响，2021年下降至中度协调水平。

6. 结论与建议

本文基于2010~2021年广西14个地级市的相关面板数据，构建了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系统的综合评价体系，采用熵值法计算指标权重，利用TOPSIS方法修正指标权重，得到各系统综合评价指数，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分别研究了广西及其14个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个系统、三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性，得到以下结论：

1) 2010~2021年，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发展整体呈上升趋势，南宁首府优势明显，河池、崇左新型城镇化、生态环境发展有待进一步提高。

2) 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关系总体向好，稳中有升。南宁、桂林、柳州在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两两系统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已达良好协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水平处于中度协调。其中，南宁首府优势明显，耦合协调度最高。其他地级市处于中低度耦合协调水平，没有明显差异，但来宾市的耦合协调度最低。

基于以上结论，以提升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为目标，提出以下政策建议：

1) 继续加强区域合作与协调发展。南宁和桂林作为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耦合协调发展较好的城市，要充分发挥示范带头作用，与其他区域如来宾市开展合作，共享资源和经验。通过区域合作，进一步促进乡村旅游资源的整合和优化配置，推动生态环境保护和新型城镇化的协调发展。

2) 促进乡村旅游业发展。桂林作为旅游城市，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高，政府可以继续加大对其乡村旅游的投入和支持，打造具有广西特色的生态文化乡村旅游产品和线路，提升乡村旅游业的服务水平和吸引力，同时重视生态环境的保护。来宾乡村旅游发展水平较低，可以有效整合生态、文化等多种乡村旅游资源，丰富乡村旅游产品、完善乡村旅游基础措施，不断提高乡村旅游的竞争力。

3) 加快新型城镇化建设。不仅可以为健康乡村旅游业提供更好的基础设施和服务保障，还可以促进城乡一体化发展，推动农村地区的乡村旅游资源开发和产业升级，提升乡村旅游的吸引力和竞争力。

4) 加强生态环境保护。践行“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的发展理念，贯彻“在推动绿色发展上迈出新步伐”的新要求，加强对生态环境的保护和修复，通过实施生态工程、推广绿色技术等手段，改善生态环境质量，为广西乡村旅游和新型城镇化提供可持续发展的基础。

本文利用耦合协调度模型创新性地对广西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三者之间的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及其时空差异进行了实证研究。然而其面板数据没有得到充分利用，未来可充分利用这些面板数据，结合Dagum基尼分解法和面板Tobit模型测算广西各地级市乡村旅游、新型城镇化与生态环境时空演变特征、区域差异及影响因素。或者运用PVAR模型、面板协整检验等研究三者系统之间的动态关系和脉冲响应。

致 谢

本论文工作在徐庆娟老师的精心指导下完成，向徐庆娟老师表示真挚的感谢！感谢南宁师范大学创新创业学院对本项目的支持。

基金项目

本论文工作由国家级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202310603031)资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