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互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物联网和人工智能等现代信息技术的发展，经济活动和社会生活日益数字化。这一转型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和消费模式，也催生了新的劳动形态——数字劳动。数字劳动成为现代经济体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对劳动市场、就业结构和社会政策等产生了深远影响。在此背景下，关于数字劳动的相关研究已然成为学术界的热点问题。关于数字劳动的研究可以追溯到20世纪70年代，加拿大传播学者达拉斯·斯麦兹(Dallas Smythe)在其文章《传播：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的盲点》中提出了“受众商品论”，认为大众传播媒介将受众作为商品生产出来，这是数字劳动研究的早期理论基础之一。在本世纪初，意大利学者特拉诺瓦在《免费劳动：为数字经济生产文化》中首次明确提出“数字劳动”的概念，主要包括了建立和浏览网站、修改软件包、阅读和撰写邮件等“网络”活动。福克斯作为国外学界研究数字劳动的代表，他提出数字劳动本质上是物质劳动。蓝江对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进一步细分，认为数字技术与智能算法推动下的数字生产方式形成生产成果的活动即为数字劳动。随着国内数字经济的不断发展，关注数字经济以及数字劳动的学者不断增多。通过文献分析可知，什么是数字劳动，数字劳动过程中价值是如何被创造以及价值是如何实现的问题，一直是研究数字劳动学者争论的问题。但对于数字劳动文献内容系统性和可视化分析较少，本文运用CiteSpace软件对刊载于CNKI数据库中的优质文献进行计量分析和梳理，从数字劳动相关文献分布、关键词共现和聚类、发展脉络等方面绘制知识图谱，从而厘清国内数字劳动研究脉络和体系发展，为下一步深化数字劳动相关研究提供参考。
2. 研究设计
2.1. 数据来源
本文以“数字劳动”为检索关键词，在中国知网(CNKI)中运用北大核心和CSSCI来源期刊类别作为文献搜索数据库，并对所检索出来的文献进行逐篇筛选，人工剔除掉报纸、会议、人物访谈、学术论文等文献，共计获得国内自2017年3月2日到2024年3月9日期间北大核心和CSSCI期刊关于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性文献163篇，并将这些文献以Reforks格式导入CiteSpace中作为分析的样本数据。
2.2. 研究方法
CiteSpace软件是一款基于Java语言开发的科学计量学和信息可视化软件，由美国德雷塞尔大学计算机与情报学教授陈超美博士开发。它被广泛用于分析科学文献中的引文关系，以及揭示科学知识的结构、规律和分布情况。通过CiteSpace软件，研究人员可以创建“科学知识图谱”，这些图谱以可视化的形式展现科学文献网络，帮助用户识别研究领域的关键节点、重要论文、作者合作模式、研究趋势和热点话题等。本文通过CiteSpace软件(版本号6.3.R1)，导入2017~2024年间关于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性文献163篇，对呈现的一系列知识网络图谱进行分析，深入了解数字劳动领域的演化路径和研究热点。
3. 数字劳动相关文献分布的可视化分析
3.1. 发文量分布
根据所选取的中国知网中以数字劳动为主题的163篇研究性文献，得到2017~2024年数字劳动相关文献发文量折线图。如图1所示，根据折线图，国内数字劳动的相关研究可以分为以下三个阶段：第一阶段，初期探索期(2017~2019)，在这一阶段，数字劳动主题的文献数量从2017年的4篇缓慢增长至2019年的7篇。这一时期的增长较为平缓，反映了学术界对数字劳动这一新兴领域的逐渐认识和兴趣积累；第二阶段，快速增长期(2020~2021)，这一阶段的特点是发文量的显著加速，每年的增长率都较高，表明数字劳动作为一个研究领域开始受到越来越多的关注。尤其是在2021年，尽管全球经济受到疫情的影响，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却迎来了一个显著的增长点，发文量激增至36篇。这一现象可能与疫情期间远程工作和数字化服务需求的增加有关，从而推动了对该领域研究的深入探讨；第三阶段，稳定增长期(2022~2024)，根据折线图的趋势，虽然2022年的发文量达到了43篇，但增长速度相比2020~2021年有所放缓，这一阶段的增长更加稳定和有序，这表明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已经进入了成熟期，学术界对该领域的关注已经从初期的快速扩张转变为更加深入和系统的研究，根据数据预测，2024年的发文量预计将达到62篇，这一预测进一步证实了数字劳动研究的持续繁荣和学术界对该领域的持续关注。总体来看，从2017年到2024年，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性文献发文量呈现出稳步上升的趋势，这不仅反映了该领域研究的活跃度，也预示着未来数字劳动将继续作为学术研究和社会讨论的重要议题。
Figure 1. Line chart of publication volume of digital labor related literature from 2017 to 2024
图1. 2017~2024年数字劳动相关文献发文量折现图
3.2. 发文期刊分布
在以数字劳动为主题的163篇研究性论文中，文献主要来源于信息经济与邮政经济、经济理论与经济思想史、人才科学与劳动科学、新闻与传媒等学科领域，这四部分的学科分布总占比超过60%。整体来看，数字劳动相关文献期刊分布图如图2所示，“青年记者”在数字劳动领域的研究和发表活动中扮演了重要角色。“其他”类别包含了132篇文献，主要是低于2篇文献的期刊汇总，这一庞大的数字表明数字劳动是一个跨学科的研究领域，涉及多个期刊和广泛的学术关注，这些文献分散在多个不同的期刊中，反映了数字劳动议题的多样性和跨学科性质。总体来看，国内关于数字劳动相关的文献期刊发布较分散。
Figure 2. Distribution map of digital labor related literature and journals
图2. 数字劳动相关文献期刊分布图
3.3. 发文作者合作网络分布
在使用CiteSpace软件进行文献分析时，针对“数字劳动”这一主题，从中国知网CSSCI数据库中检索了2017年至2024年间的相关文献，以生成作者合作网络图谱。在参数设置上，选择了“作者”作为节点类型，并在Node Labels中设定了Threshold为2的阈值，以筛选出具有一定学术影响力的作者，得到如图3所示的网络图。作者合作网络图结果显示，节点(N)有109个(作者)，连线(E)有32条(合作关系)，网络密度(D)等于0.0054，这些数据说明在数字劳动研究领域作者之间合作的网络密度较低，合作关系较松散。在图中，这些作者之间通过连线来反映合作关系，主要有韩文龙和刘璐、燕连福和谢芳芳、蓝江和陈朦、刘雨婷和文军、吴鼎铭和胡骞，合作发文量多以2篇为主。具体分析图中节点，从图中节点大小可知，发文量越高的作者，节点越大。孙萍(7篇)、李弦(5篇)、吴鼎铭(5篇)这些核心作者的节点在图谱中心显著较大，表明他们在该领域具有较高的研究产出和影响力。同时，发文量超过3篇的作者有6个，超过2篇的作者有17个。整体而言，2017年至2024年关于数字劳动领域研究的学者独立性较强，核心作者较少，尚未形成具有较大影响力的研究团队。
4. 数字劳动相关文献中关键词可视化分析
4.1. 关键词共现分析
关键词共现图谱可以帮助识别当前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热点议题和核心概念。本文借助CiteSpace软件对2017年至2024年关于数字劳动相关文献进行关键词共现分析，在Node Types中选取Keyword节点类型，得到如图4所示的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从结果可知，有节点(N) 166个，说明有166个关键词被包含在分析的文献集中，反映了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多样性和复杂性。有连线(E) 369条，意味着图谱中有369对关键词在文献中共现，形成了直接的联系。网络密度(E)为0.0269，表明网络是相对稀疏的，许多节点之间缺乏直接的联系，表明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内的关键词有较为分散的研究焦点。综上所述，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包含较多的独立关键词，且它们之间的直接联系不是很频繁。
Figure 3. Diagram of the authors’ collaboration network for the digital labor research
图3. 数字劳动研究的作者合作网络图
进一步量化此图谱可以得到2017年至2024年数字劳动研究领域主要高频关键词表，如表1所示，2017年至2024年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呈现出十大研究主题，分别为数字劳动、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剥削、马克思、异化、数字平台、平台经济、生产劳动、平台。中心性用于衡量节点在网络中的重要性或影响力。当一个节点的中心性值大于0.01时，这通常意味着该节点在网络中相对于其他节点具有较高的地位或作用。如表2所示，数字劳动的中心性最大，但与其他关键词的中心性相比，数值差距较大，特别是有大量低于0.01的关键词。这说明数字劳动研究领域主题丰富多样，但各主题之间的相互联系和创新需要大幅度加强。
Figure 4. Keyword co-occurrence map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labor research
图4. 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关键词共现图谱
Table 1. List of main high-frequency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labor research from 2017 to 2024
表1. 2017~2024数字劳动研究领域主要高频关键词表
序号 |
年份 |
关键词 |
频次 |
1 |
2017 |
数字劳动 |
141 |
2 |
2020 |
数字资本 |
13 |
3 |
2020 |
数字经济 |
9 |
4 |
2019 |
剥削 |
8 |
5 |
2017 |
马克思 |
8 |
6 |
2021 |
异化 |
7 |
7 |
2021 |
数字平台 |
6 |
8 |
2019 |
平台经济 |
6 |
9 |
2021 |
生产劳动 |
6 |
10 |
2021 |
平台 |
5 |
Table 2. List of numerical labor keywords with centrality greater than 0.01
表2. 中心性大于0.01的数字劳动关键词表
序号 |
关键词 |
中心性 |
1 |
数字劳动 |
1.83 |
2 |
数字经济 |
0.03 |
3 |
劳动控制 |
0.03 |
4 |
数字平台 |
0.02 |
5 |
剥削 |
0.02 |
6 |
数字平台 |
0.02 |
7 |
数字劳工 |
0.02 |
8 |
共产主义 |
0.02 |
9 |
数字资本 |
0.01 |
10 |
自我呈现 |
0.01 |
4.2. 关键词突发性检测图谱分析
关键词突发性图谱(图5)清晰地展示了从2017年到2024年间，与数字劳动相关的关键词的演变和重要性变化。Strength代表突变的强度，数值越大，关键词出现的频率就越大，Begin代表关键词成为热点的起始年份，End是热点关键词的结束年份。通过CiteSpace软件生成的关键词突变图，我们可以观察到在2017年至2018年间，“马克思”这一关键词在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热度快速上升，表明数字劳动与马克思相关的理论开始受到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此研究的基础上，2019年“剥削”、“物质性”等与马克思主义密切相关的关键词成为新的热点，随着数字平台的不断发展，数字劳动中分化出“性别”、“共产主义”、“平台劳动”、“直播经济”等更细化的研究方向。从2022年开始，更多的学者开始考虑数字劳动过程中的价值创造问题，到底是谁创造了价值？谁才具有真正的主体性？对资本进行批判，寻求分配正义的出现。可以预见，数字劳动研究领域会在接下来的几年中会继续沿着这些热点问题进行更加深入的研究。
Figure 5. Keyword burst map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labor research from 2017 to 2024
图5. 2017~2024年数字劳动研究领域关键词突发性图谱
4.3. 关键词时间线图谱分析
使用CiteSpace软件制作关键词时间线图谱有利于了解不同年度有关数字劳动的研究热点情况，节点越大，表示研究的热度越高。如图6所示为国内2017年至2024年数字劳动领域研究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时间切片为1年，主要研究可被分为12个聚类，在关键词时间线图谱中主要通过平均轮廓值S和模块值Q来评判聚类的结果，Q > 0.3代表知识图谱显著，S > 0.7代表聚类可信[1]。本研究平均轮廓值S为0.9196，模块值Q为0.525，这表示聚类的结果较为显著令人信服。数字劳动作为研究主题拥有最大的节点，其次为剥削、平台、数字资本、数字经济、异化等关键词，从时间线分析可以将每个聚类所含的节点归纳如下：第一，2017年至2018年，聚类#5主要包括的节点有受众劳动、福克斯、马克思等，可归纳为数字劳动的基本内涵研究；第二，2019年至2021年，聚类#0、#1、#2主要包括的节点有剥削、无偿劳动、数字资本、异化等，可归纳为数字劳动的剥削与异化研究；第三，2019年至2022年，聚类#4、#6、#7、#11主要包括的节点有劳动过程、平台劳动、平台经济、数字平台等，可以归纳为数字平台作为中介的数字劳动研究；第四，2022年至2024年，聚类#3、#8、#9、#10、#12主要包括的节点有共同富裕、价值分配、主体性、劳动正义、元宇宙等，可以归纳为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治理研究。
Figure 6. Timeline map of keywords in the field of digital labor research from 2017 to 2024
图6. 2017~2024年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关键词时间线图谱
5. 研究热点综述
5.1. 数字劳动的基本内涵研究：涵盖聚类#5
数字劳动的研究起源和概念演变是把握当代经济与社会转型的关键线索。最初，由意大利学者蒂齐亚纳·泰拉诺瓦提出“数字劳动”概念，他识别了互联网用户在内容创造和在线互动中的劳动特性，为数字劳动的研究奠定了基础。随后，国内学者吴欢与卢黎歌在其研究中进一步阐述了数字劳动作为马克思劳动价值论在数据时代的延续与创新，将数字劳动视为数据时代社会生产劳动的具体体现，认为它与传统劳动形式相比，具有时间的普遍化、数据化、技术化，以及劳动时间和空间的扩大化和自由化等特点，凸显了数字劳动在现代生产中的角色和与传统劳动形式的区别[2]。冯洁和周延云通过回顾国际学术界对数字劳动概念的探讨，描绘了其在全球范围内的发展轨迹。他们着重分析了数字劳动在国际垄断资本主义中的作用，以及数字资本如何通过创新的剥削模式追求利润最大化，从而拓展了数字劳动研究的深度和广度[3]。2017年，西安交通大学的谢芳芳和燕连福通过对数字劳动与受众劳动、非物质劳动与物质劳动的关系进行比较分析，系统阐释了数字劳动的内涵、性质及其发展脉络。他们认为，数字劳动不仅仅是物质劳动的延伸，还包含了非物质劳动的特点，并在当代资本主义数字经济中显示出新的剥削形式[4]。同时，他们还在《福克斯数字劳动概念探析》中探讨了福克斯的数字劳动理论，提供了对数字劳动概念的深入理解。福克斯的理论不仅回应了当代理论家对马克思劳动概念的质疑，也挑战了自治主义马克思主义理论者的观点。综合来看，数字劳动的研究起源和概念发展是一个不断深化和多元化的过程。国内学者们通过回顾国际学术界的研究，从多学科角度出发，结合传播政治经济学的视角，分析数字劳动在社会生产中的作用，并尝试将马克思的劳动价值论应用于数字劳动的研究中，探讨数字劳动如何体现和继承传统劳动价值理论，并在此基础上进行创新。
5.2. 数字劳动的剥削与异化研究：涵盖聚类#0、#1、#2
数字劳动作为一种新兴的劳动形式，涉及信息技术、大数据分析、社交媒体互动等多个领域，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随着数字劳动的兴起，劳动者在创造巨大经济价值的同时，也面临着前所未有的剥削与异化问题。剥削体现在劳动者的劳动成果被平台资本无偿占有，他们的工作时间和劳动条件受到严格控制，而所获得的回报远低于其创造的价值。异化则表现为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疏离，劳动者在数字平台上的活动往往被视为商品，他们的个人数据和隐私成为资本积累的工具。此外，劳动者在数字劳动过程中失去了对劳动过程的控制和对劳动成果的所有权，从而感到自我价值的丧失和工作意义的模糊。这些剥削与异化现象不仅损害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对社会的公平与和谐构成了挑战。因此，深入研究数字劳动的剥削与异化，探讨如何在保障劳动者权益的同时，促进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已成为当前社会亟需关注的重要议题。
第一，数字劳动的剥削问题研究。围绕着数字劳动是否存在剥削的问题，国内外学者展开了激烈的讨论。郑吉伟和张真真评述了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动剥削问题的研究，指出西方学者对数字劳动的剥削性质持有不同观点。一些学者认为数字劳动是免费和自愿的，不存在剥削；而另一些学者则强调马克思劳动价值论的重要性，认为数字劳动中的剥削是资本主义剥削逻辑的延伸，特别是在劳动者创造的价值与其获得的回报之间存在不平等[5]。罗松涛和姜逢禹在《福克斯的数字劳动剥削思想评析》中也指出了福克斯认为数字劳动中的剥削是普遍存在的，并且这种剥削还具有隐蔽性，例如用户在社交媒体上的互动和内容创造被视为劳动，但其产生的价值却被平台资本家无偿占有[6]。然而，在国内学术界，大多数研究倾向于认为数字劳动中存在明显的剥削现象。国内学者强调，尽管数字劳动提供了一定程度的工作自由，但劳动者在网络平台上的劳动往往被资本所剥削。例如，社交媒体用户在享受交流和分享的乐趣时，其产生的数据和内容被平台转化为商业价值，而用户本人却很少获得相应的经济回报。方莉就分析了数字劳动的两种形式：数字雇员的劳动和数字用户的劳动，认为他们是数字劳动剥削的实现主体，并指出广告商和中间商是数字劳动剥削的实现载体[7]。此外，李石也指出，在数字经济中，数据资源的拥有者通过流量变现获得利润，而普通网络用户作为数据的最初提供者却没有享受到相应的福利[8]。国内研究者还从具体的案例中进行数字劳动的剥削研究，揭示数字劳动中的劳工分层现象，倪小帆和刘勇通过对快手平台上乡村主播的研究，分析不同层级的乡村主播在平台上的资源差异，以及由此导致的剥削程度的差异[9]。总体而言，数字劳动剥削问题的研究呈现出国际化和多元化的趋势，学者们从不同的角度和立场出发，探讨了数字劳动的剥削性质、机制和后果，这为之后制定相关政策和保护劳动者权益提供了理论依据，目前学者们还需要从理论和实践两个层面来深化理解和解决这一问题。
第二，数字劳动的异化问题研究。马克思在其早期著作《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首次系统地阐述了异化劳动的理论，认为这种劳动的异化表现为四个方面：对劳动产品的异化、对劳动过程的异化、对人的类本质的异化以及人与人之间的异化。在探讨数字劳动异化的本质时，冯燕芳将马克思的异化劳动理论应用于数字劳动的背景，认为资本主义生产资料私有制是导致数字劳动异化的根本原因，数字资本通过对数据的控制和剥削，强化了资本的权力，而劳动者则在这个过程中失去了对劳动成果的所有权和控制权，进一步细分了数字劳动异化的具体表现[10]。尹寒也分析了数字劳动异化的四个维度：劳动时间被无限延长、劳动空间被全方位监视、劳动主体遭受多重剥削、劳动关系呈现弱联系性[11]。同时指出数字劳动异化的研究背景是数字资本主义的兴起和数字技术的广泛应用，陈希的文章也指出，数字劳动与数字资本主义的转型紧密相连，数字技术的发展不仅改变了生产方式，也重塑了劳动者与劳动成果之间的关系[12]。数字劳动的异化现象，即劳动者与其劳动成果之间的疏离，成为研究者关注的焦点。陈红和邢佳妮的研究则从更广泛的角度分析了数字劳动异化的社会后果，包括人与技术的失衡、新型劳资矛盾的产生以及全球数字生态的破坏[13]。这些后果不仅影响了劳动者的权益，也对整个社会的和谐发展构成了挑战。在探讨扬弃数字劳动异化的途径时，燕道成、蒋青桃和陈蓉的文章强调了劳动者自我意识的重要性。他们认为，通过断开链接、建立私域和聚集言论等方式，劳动者可以对资本的剥削进行反抗，从而逐步实现自我解放[14]。目前针对此问题，聂阳提出了一个综合性的解决方案，强调需要结合技术治理和资本治理来更新劳动者的观念，并规范数字技术应用的价值取向[15]。这一观点指出，只有当个人层面的劳动观念变革与社会层面的资本治理相结合时，才能有效地应对数字劳动异化问题。综上所述，当前的研究已经从多个角度对数字劳动异化这一现象进行了深入探讨，并提出了一系列解决方案。未来的研究需要进一步深化对数字劳动异化机制的理解，并探索更加有效的应对策略，以促进数字经济时代的社会公正和劳动权益的保护。
5.3. 数字平台作为中介的数字劳动研究：涵盖聚类#4、#6、#7、#11
数字平台作为新经济模式的重要媒介，孕育并推动数字劳动成为当代经济中不可忽视的部分。在数字劳动的分类上，福克斯等学者提出了细致的划分，将数字劳动分为与平台直接相关的创造性劳动和非物质劳动，如内容创造、数据输入和社交媒体互动等，以及通过平台进行的传统劳动。这些劳动形式在数字平台上交织，形成了一个复杂的劳动生态系统。韩文龙以自媒体平台为例，识别了四种数字劳动类型，分别为数字化专业技术劳动、非技术数字化常规劳动、数字化众包劳动和数字化产消劳动[16]。吴鼎铭和胡骞则从产业价值及其生产模式的角度，探讨了数字劳动的多种价值生成模式，如依附型、交叉补贴型、弹性价值生产模式和游戏化价值生产[17]。数字平台通过其强大的数据收集和处理能力，不仅改变了传统的生产和消费模式，还重塑了劳动市场的结构和劳动者的工作方式。数字劳动的价值创造是数字平台作为中介的数字劳动研究领域的核心议题之一。李弦指出，用户在数字平台上的行为超越了单纯的消费性质，转变为一种生产性消费，其产生的数据经过商品化处理，成为平台盈利的基础[18]。胡莹和钟远鸣基于马克思视角，探讨了平台数字劳动是否属于生产劳动，提出直接提供服务的数字劳动不属于马克思视角下的生产劳动，强调了重新理解平台数字劳动的重要性[19]。平台经济的繁荣依赖于数字劳动的创新和效率，而数字劳动的发展又与平台经济的环境息息相关，形成了一种互为因果的耦合关系，共同促进经济的数字化转型。数字劳动是平台经济发展的重要生产因素，而平台经济发展又激发了数字劳动的创新[20]。然而，这种耦合并非无懈可击。诸多研究指出，数字劳动者面临的劳动权益保护不足、技能培训缺失，以及劳动关系模糊等问题，这些挑战亟需得到有效解决[21]。平台经济虽然优化了资源配置，但也存在数据安全、算法偏见、产业链脆弱性等风险。未来的研究需要深化对如何通过政策支持、技术创新、教育培训和法律保障等综合措施，促进数字劳动与平台经济的和谐共生，确保数字经济的可持续与数字劳动者权益的充分保护。
5.4. 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治理研究：聚类#3、#8、#9、#10、#12
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治理研究是当前数字时代面临的重要课题，它涉及劳动者权益保护、数据正义、算法监管以及新技术应用等多个层面。随着数字劳动形态日趋多样化，这一过程中也伴随着劳动者权益受损、数据滥用、算法不公等问题，这些问题的出现对现有的治理体系提出了新的挑战。郭建娜与卜祥记在其研究中探讨了数字劳动的非正义现象，指出数字劳动并未摆脱资本剥削的本质，反而在某些方面加剧了剥削的程度。他们主张应超越资本逻辑，重视人的全面发展，将数字劳动回归到其本质的价值创造功能[22]。数字劳动正义不仅是对劳动者价值和尊严的维护，也是对自由劳动价值的追求和劳动创造幸福的发展理念的彰显[23]。学者们在研究讨论中不仅维护了数字劳动正义的理论逻辑，还提出了一些实践路径，谢章典强调维护数字劳动正义对于经济发展和社会建设的重要性，并提出依靠法规政策保障和协同治理的系统推进策略[24]。随着区块链的不断发展，利用区块链技术为矫正数字劳动异化问题提供了可能，朱婉菁认为通过规则内嵌和监管外控两种技术进路，有望实现对算法的有效规制，并推动算法正义的实现[25]。从马克思资本批判的角度出发，审视数字劳动者的主体性问题，尽管数字劳动在一定程度上提升了劳动者的自主性，但资本的控制和剥削依然存在，徐斌和张子玥也指出需要通过法规政策保障和系统治理来维护数字劳动的正义[26]。综上，随着数字技术的不断进步和应用，数字治理将继续成为学术界和实践界关注的焦点。数字劳动相关问题的治理研究不仅需要理论上的深入探讨，更需要实践中的不断尝试和完善。通过跨学科的合作和多方利益相关者的共同参与，可以逐步构建出一个更加公正、合理、高效的数字治理体系，为数字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坚实的支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