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所谓人口，《哲学大辞典》将其定义为生活在特定社会制度、特定领域内的有生命的人的总体[1]。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作为马克思主义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实践中不断得以丰富发展。中国作为世界上第一人口大国，人口问题历来被学者们所热议，而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理论是中国治理人口问题的重要理论依据。当前，我们已经顺利完成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第一个百年奋斗目标，正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新时代，但与此同时，社会的少子化、老龄化现象也十分严重，在一定程度上阻碍了我国现代化的进程。因此，坚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深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指引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是我国打赢人口老龄化攻坚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进程的必然要求。
2. 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内容
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是在批判资产阶级人口论的基础上创立的，是马克思恩格斯研究政治经济学的产物。这一理论内容丰富，主要包括：“两种生产”理论、人口质量理论以及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三个方面的内容。
2.1. “两种生产”理论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核心与基础。在1846年的《德意志意识形态》中，马克思和恩格斯就指出，人类生存及历史的前提既包括物质资料的生产，也包括人类自身生产。1884年，恩格斯在《家庭、私有制和国家的起源》中进一步明确指出，“根据唯物主义观点，历史中的决定性因素，归根结底是直接生活的生产和再生产。但是，生产本身又有两种。一方面是生活资料即食物、衣服、住房以及为此所必需的工具的生产；另一方面是人自身的生产，即种的繁衍”[2]。这一理论明确指出，在人类社会发展的历史进程中，存在着两种核心的生产活动：一是物质资料的生产，二是人类自身的生产。二者之间存在着一定的联系，它们相互渗透、相互适应、相互制约，一方面，“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另一方面，“物质生产”是“人自身的生产”的动力与保障。
2.2. 人口质量理论
辩证唯物主义认为，任何事物都包括质和量两个方面的规定性，人口是数量和质量的统一。通过马克思恩格斯相关论述可以看出，人口质量主要包括人口健康素质、科学文化素质和思想道德素质这三个方面。健康素质是人口质量的重要基础。恩格斯在他的《英国工人阶级状况》一书中，对工人阶级的健康问题给予了高度的关注。在他看来，由于资本主义制度的剥削本质，工人阶级在生产过程中，他们的生理和心理条件都受到了极大的损害，资产阶级虽然创造了空前的生产力，但是给整个社会的健康状况留下了严重后患。科学文化素质是人口质量的重要条件，伴随着工业化大生产时代的到来，机器协作逐渐取代了手工劳动，大量的劳动者面临着失业，越来越多的劳动力被闲置。马克思意识到，在机械化生产的情况下，劳动力的大量剩余是不可避免的，只有不断提升科学文化素养，才能成为推进社会进步。思想道德素质是人口素质的精神支柱，人的思想品德是衡量人的素质水平的一个重要指标，个人只有不断提高自身的思想道德素质，才能不断推动整个社会实现和谐稳定的发展[3]。
2.3. 人是生产者和消费者的统一体
马克思和恩格斯深刻地揭示了人类作为一切社会活动的主体，兼具生产者与消费者的双重身份。在生产过程中，作为生产者的人，其活动受到身体素质、技术水平以及受教育水平等多方面的制约和影响。人在劳动过程中，必须借助劳动工具，对劳动对象施加作用，才能创造出物质财富。这表明，人作为生产者是有其条件性的。但是，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任何人一刻都离不开吃喝等消费。因此，人是生产者与消费者的统一体，二者紧密相连，不可分割，我们要始终坚持有计划地调节人口的增长，从而更好地发挥人的生产力和消费力的作用。
3. 人口老龄化的现状与挑战
中国人口老龄化发展具有特殊性。当前，我国不仅是老年人口规模最大和老龄化速度最快的国家，还是应对老龄化的任务最繁重和最复杂的国家。全面认清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现状，尤其是深入明晰其可能带来的多方面影响，是我们正确应对人口老龄化挑战、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策略的基本前提和必要保障。
3.1. 中国人口老龄化现状分析
根据民政部、全国老龄办2023年发布的《2022年度国家老龄事业发展公报》显示，2022年末，我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数量已经达到了28,004万人，占全国总人口的19.8%；其中，65岁及以上的老年人口更是高达20,978万人，占总人口的14.9% [4]。世界各国一般将60岁及以上人口占总人口的10%，或超过65岁的人口占总人口的7%作为衡量一个国家或一个地区是否步入老龄化的标志。这一数据清晰地表明，自1999年中国正式进入老龄化社会以来，老年人口规模和比重总体上呈现出持续上升的趋势。虽然人口老龄化是全球范围内的普遍现象，但各国进入老龄化社会的路径和背景却各不相同，像美国、日本、韩国等发达国家，其人口老龄化主要是经济社会发展到一定阶段的自然产物。这些国家通常在经济水平达到较高层次后，才逐渐步入老龄化社会。这种经济发展先于人口老龄化的现象，被形象地称为“先富后老”。然而，中国的情况却与之相反，在我国，由于长期实施严格的人口生育控制政策，人口结构转变的进程被人为地加速，从而加剧了老龄化的速度[5]。这意味着，在还未实现“共同富裕”的情况下，中国就已经迈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特殊背景使得中国面临的人口老龄化问题更为复杂和严峻。
3.2. 人口老龄化带来的挑战
随着我国社会经济的不断发展和人民生活水平的逐步提高，老龄化现象逐渐显现，并产生了多方面的影响，集中表现在制约经济增长活力、削弱社会整体创新能力以及阻碍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等方面。
3.2.1. 制约经济增长活力
新时代的老年群体拥有巨大的消费潜力，但老龄化可能抑制消费的自然倾向，使其消费潜力难以得到有效释放。一方面，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低且差距大。总体而言，我国老年群体整体收入水平不高，尤其是受教育水平、所属区域、性别等方面对老年群体收入的影响较为突出。研究资料表明，城市受过高等教育的老年人年均收入是未上过学的老年人年均收入的5.48倍，西部农村老年人收入只有东部农村老年人收入的64%左右，性别也是影响老年人收入的关键因素。在传统的家庭分工中，男性大多外出打工挣钱，而女性则负责照顾家务。这种传统的分工模式必然会导致，在实施与就业挂钩的养老保险制度下，男性在退休后能获取较高保障水平的城镇职工养老金的资格，而女性只能参加待遇相对较低的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即使随着当下，越来越多的女性参与到机关或企业单位工作，获得了领取城镇职工养老金的资格，但由于女性的退休时间较早且任职期间存在着性别工资差距，会导致女性退休后的养老金水平普遍低于男性。另一方面，受传统思维影响，老年群体的消费理念更加趋向于保守化，消费意愿普遍偏低，从而制约这一群体的消费能力。其中，老年群体受到传统历史消费观的影响，在购物消费时更加考虑商品的实用性与价格，消费品更多集中在日常必需品的开销方面，例如：食品、生活用品、衣帽服饰等方面，其余非日常所需的产品消费占比很小。除此之外，在中国传统家庭观念的影响下，老年群体倾向于通过“紧一紧自己”的方式以帮扶下一代，缓解后代在大城市生活的压力，进而实现其城市的立足。
3.2.2. 削弱社会整体创新能力
劳动力是社会生产过程中最重要的要素。随着人口老龄化的加剧，我国适龄劳动人口在总人口中的比重逐渐变小，而劳动人口的平均年龄实现了整体提升。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显示，我国15~59岁的人口数约为8.94亿，占总人口数比重为63.35%，相较于第六次全国人口普查的结果，下降了6.79个百分点[6]。这一趋势意味着，由于劳动力供给的减少，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也将随之发生改变，尤其是对传统的劳动密集型产业产生深刻影响。一方面，随着劳动力供给的减少，企业要不断提高自身机械化、自动化和智能化水平，来保证其生产效率；另一方面，社会也要更重视对于劳动力的教育与培训，不断提升劳动者的素质和技能。目前，科技创新已成为拉动中国经济发展的主要动力，但劳动人口的减少和超老龄化的出现，使得通过人员流动、聚集、交流等手段进行技术创新的难度越来越大，从而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发展模式的转型，降低了科技创新对经济增长的促进作用。尤其是当前我国人口老龄化的速度不断加快，已经从2000年的中国劳动年龄人口以中青年劳动力为主到2020年的低龄劳动人口明显减少，而大龄劳动人口占比明显上升，且该趋势持续激化。随着年龄的增长，劳动者的体力和反应能力可能都会相应降低，不利于开展创新活动。此外，由于不同年龄段的人口在公共资源占用额度上存在差异，如果社会中老年人比例太高，则势必增加对公共资源的需求，进而挤占原本用于科研创新的公共资金，从而对社会整体的创新能力造成一定的影响。
3.2.3. 阻碍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
党的二十大报告揭示了中国式现代化的科学内涵，明确“中国式现代化是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不能只有少数人享受富裕成果，而是应该让全体人民共享改革发展的成果，不断满足人民群众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但是，当前我国的现代化发展尚未进入到较高阶段，便已经步入了老龄化社会。这一过程中，老龄化、高龄化和失能化现象正在加速增长，与此同时还存在性别、城乡和地区间老龄人口比例失衡的突出问题。此外，我国的社会养老制度尚不完善、保障体系存在缺陷等特征亦显著，这些都有可能阻碍实现全民共同富裕的现代化进程。在经济收入方面，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的数据显示，2020年，老年人的经济生活来源主要以离退休金养老金为主，占比为34.67%，但女性以离退休金养老金和劳动收入为主要经济生活来源的比例分别低于男性约4个和13个百分点，老年女性的经济独立性远低于男性。与此同时，城乡老年群体收入差距明显，在农村地区仅有10.43%的农村老年人有退休金或养老金，远远低于城镇老年群体的收入水平，社会保障水平偏低。在年龄结构方面，少子化和老龄化现象日益显著，这在一定程度上减缓了共同富裕实现的速度。例如，2021年我国出生人口数量和生育水平均都处于历史低位，人口出生率仅为7.52‰，出生人口数量为1062.1万人，相较于2020年下降了140万人。与此同时，60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已达到2.67亿，老年人口数量急剧增加，又进一步加深老龄化程度，使得我国未富先老的现象更加凸显[7]。在城乡结构方面，近年来城乡人口比重失衡问题日趋严重，尤其是随着农村地区青壮年群体大批到城市打工，进一步加剧了乡村的空心化程度，并不断向空巢化演进，这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共同富裕的全域实现。
4. 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对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实践启示
坚持运用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深入分析我国人口老龄化过程中的问题，在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指引下制定科学合理的应对措施，是我国打赢人口老龄化攻坚战、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必然要求。
4.1. 完善生育配套政策
“两种生产”理论是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的核心与基础，其中“人自身的生产”是“物质生产”的前提和基础。当前，我国少子化老龄化现象已成为新的常态，我国生育水平持续走低，对此我们要不断优化生育政策，实现人口均衡发展。首先，要帮助女性平衡就业和生育的冲突。据调查显示，保障妇女就业、促进工作和生育平衡的政策能显著推动生育水平回升。尤其是当前我国女性劳动参与率较高，有较强的参与社会劳作的意识，所以，一方面，政府要对市场上损害女性就业权益、存在就业性别歧视的企业予以严厉的经济和行政处罚；另一方面，社会也要不断强化育儿是夫妻共同的责任，不断提升男性共同抚养的意识。其次，提升幼童保障水平，以减轻家庭在养育子女方面的经济负担。一方面，要持续推动普惠型婴幼儿照护服务体系的建设，确保每个孩子都能享受到方便、经济的托育服务；另一方面，试行家庭教育支出退税制度，通过对教育机构的收费进行严格监管和规范，严厉打击那些收取过高费用或存在乱收费行为的不良机构，从而帮助家长们控制家庭在教育上的支出成本，在提供高质量教育资源的同时，帮助家庭减轻负担。最后，要提升隔代照料者的社会福利水平。当前，在我国，这种以父母为主、祖父母或外祖父母为辅的照料方式已变得越来越普遍，特别是在社会支持体系不够完善的情况下，这些祖辈们成为了维持家庭功能正常运作的关键力量。因此，政府和相关部门应当采取有效措施，给予隔代照料提供者更多的关注和支持，提高他们的社会福利待遇，这不仅能够确保老年人晚年生活的质量，也能为年轻一代减轻育儿压力，从而推动家庭的和谐发展和社会的整体进步。
4.2. 着力提高人口素质
人口质量理论是马克思主义人口理论的重要内容，其认为人口质量高低直接关系着人类认识世界和改造世界的能力。一般而言，人口质量的提升将直接增强劳动的有效供给能力，进而对经济增长模式的转变以及技术进步创新的推动产生更为显著的正向效应[8]。随着人口老龄化速度的加快，劳动人口比重的下降，持续提升人口的整体素质，对于扩大我国的有效劳动力供给，维持经济增长速度，加快经济转型具有重大意义。一是提高人口健康素质。为了有效应对当前由我国人口结构和生活方式转变所带来的健康挑战，我们亟需制定并实施国民营养计划，以推动健康饮食文化的深入发展。一方面，我们必须持续优化公共卫生应急体系，确保在应对突发的公共卫生事件时，能够迅速启动应急预案，切实保障广大人民群众的健康和安全；另一方面，我们也要不断优化医疗照护，延长国民健康生命周期，让更多的人享受到优质、便捷的医疗服务。同时，注重对儿童、老年人、贫困人群、身心障碍人群等弱势群体的健康保障，增加他们的医疗服务使用率，并不断提升服务质量，降低其医疗负担。二是提高人口思想道德素质。在日常的理想信念和爱国主义教育中，通过对学生进行正确的世界观、人生观和价值观的塑造，不断提高学生的思想道德素质。同时，不断深化社会公德、职业道德、家庭美德、个人道德建设，培养正确的道德判断与责任意识，尤其是要加强“信用”建设，在全国范围内大力发展“诚实守信”的优良传统。三是提高人口科学文化素质。教育是提升人民科学文化素养的最主要方式，虽然当前，我国已经建成了包括学前教育、初等教育、中等教育、高等教育等在内的当今世界规模最大的教育体系[9]，但是，同发达国家相比，我国的教育差距还非常明显，必须要继续大力发展教育事业。不断完善基础教育，全面推进素质教育；持续推动教育平等，着力缩小城乡、地区间的差异，确保广大农村居民享有优质教育；持续加强师资队伍建设，改善师资待遇，扩大农村师资队伍，为教育事业的发展打下坚实的基础和骨干力量；提倡全民终生学习，建立健全为社会人士提供学习服务的组织，促进各种学校、各种教育资源向社会开放，营造全民学习的良好风尚。
4.3. 充分释放“银发经济”的潜在红利
从马克思恩格斯人口理论可知，人既是生产者又是消费者。老龄人口相较于青壮年群体而言，因其生理机能的逐渐衰退，从而导致在直接社会生产中的贡献会受到限制。但人作为消费者是无条件的，我们要充分挖掘老龄化市场。第一，丰富老年消费需求的产品和服务供给。虽然，当前老年消费市场的潜力巨大，但受制于老年人群的年龄、身体健康、收入水平、文化水平、生活环境等因素，他们在需求方面也存在较大差异，通过创新优质老年用品供给、激发老年用品消费潜能等举措不断繁荣老年用品市场。第二，加快健全老年配套消费设施。加快推进落实《城市社区嵌入式服务设施建设工程实施方案》，继续支持居家适老化改造，完善居家养老服务、社区养老服务、健康服务设施。与此同时，鼓励有条件的商场、各种电商平台和线上服务平台，根据老年人的实际需要，进行适老化调整。第三，统筹老年消费与投资平衡。积极建立银发产业领域供需对接机制，成立由消费者协会、老年协会、银发产业领域相关产品研发生产机构、老年服务机构及银发产业研究咨询机构等共同组成的银发产业联盟，实现消费需求与投资信息的有效对接。同时，加强对老年消费项目的投资可行性研究，通过科学有效的市场调研、投资预算、运营绩效评估等，做好投资预判，让有效投资满足真实需求。最后，营造老年友好型消费环境。法律要不断加大对老年消费欺诈行为的惩罚力度，建立个人和企业欺诈老人“黑名单”制度，并通过教育宣传的方式，不断提升老年消费群体的防诈骗及理性消费的意识，为老年群体营造安全、放心的消费环境。同时，加强对养老服务消费市场的监管，尤其要畅通老年消费群体的维权渠道，从设置专人对接、专门链接渠道等角度，优先为老年消费者解决线上及线下在消费过程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推动银发经济的健康长远发展。
5. 结论
当前，人口老龄化、少子化已经成为制约我国社会发展所面临的现实问题，因其成因的多面性以及影响的广泛性，决定了我国应对人口老龄化的进程将是一个持续、艰巨且长期的过程。虽然人口老龄化会阻碍社会经济的发展，但其作为一种人类文明进步的体现，我们必须加以辩证看待并采取一系列措施积极应对。深入学习马克思恩格斯的人口理论，充分吸收其理论意义和实践启示，并用以指导我国的人口政策制定，有助于我们在新时代掌握应对人口老龄化、少子化的主动权，推进中国式现代化的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