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日常生活中，无论何时何地，我们都可能在某种程度上作出各种决定或决策，特别是风险决策已经成为了我们生活的一部分(王瑞冰等，2023)。因为生活中总是有许多不确定的因素，我们可能在作出不同决定后可能会承担许多风险。青少年时期是人生发展的一个关键阶段，有研究表明，青少年的风险行为显著高于儿童，同时也显著高于成人期(Burnett, Bault, Coricelli, & Blakemore, 2010)。在以往对风险决策的研究中，包括有认知能力、情绪以及框架效应等，其中个体认知方式中的认知风格，早已变成了决策范畴中的主要研究变量(赵立等，2022)。在认知风格的所有方面上，场依存/场独立是认知风格的基础(韩玉昌等，2014)。决策者的认知方式是一个重要的个人特征，它不仅影响一个人的认知信息加工，而且影响一个人的行为决定。
认知风格(Cognitive Style)是描述个人在认知活动中整理和表达信息的时候经常用的一种方法(Riding, & Rayner, 1998)。比如说在感觉、记忆、思维和问题解决等方面，它没有好、坏之分(李寿欣，宋广文，1999)。根据Witkin在场依存和人际行为中的分类方法，认知风格可以用场独立和场依存两种来区分(Witkin, & Goodenough, 1977)。他觉得产生这种认知方式主要是来源于人对外部环境(“场”)的依托水平不同上。场依存型的人处理信息时主要由外部环境来判断，而问题的处理也依托于“场”。另一方面，场独立型的人处理信息时，它主要依赖于内部标准或内部参考，并且不受外部的干扰。当前使用棒框测验和镶嵌图形测验这两种测量工具，可以有效地测量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之间的个性差异(彭聃龄，2012)。在以往的研究中发现认知风格在性别差异上还会存在两种截然不同的观点，但相对研究的时间较早(张厚粲等，1981；胡韬，刘敏，2005；董圣鸿，王珍，2003)。本研究可进一步进行实证研究，对21世纪的青少年是否有新的变化作出分析。
风险决策(Risky Decision Making)是指个人在面对不同的选择以及在不确定的情况下，对不同的选择事项中的哪一项符合自己所期待的价值进行评估后，再做出决策的过程(Kahneman, 2003)。其中风险决策的广义定义是选择后果的不确定性。风险决策理论的发展包含有三个阶段：绝对理性(Absolute reason)、有限理性(limited rationality)到生态理性(ecological rationality)阶段。“理性”指人们在确定制约条件的情况下，最大限度地获取自身的利益。这三个阶段的发展，将风险决策由完全的认知因素所决定的局限认识，逐渐发展到是在真实情境中讨论人们的风险决策，还发现人类在进化过程中发展的大量环境信息，具有非理性因素(如认知特征和情感等)对风险决定具有重要作用(王玉洁，2013)。根据对于风险决策研究的实验室范式中，气球冒险模拟任务是较多研究者采用的范式，它是一个动态的过程，具有更好的生态效度，并且与生活中的风险行为有很高的联系(Lejuez, Aklin, & Zvolensky, 2003)。因此本文研究选择通过气球冒险模拟任务范式来对风险决策进行进一步的探讨(邓尧等，2022)。同时近年来对青少年风险的最主要影响因素之一是框架效应，随着年龄的增长，框架效应变得越来越普遍，并且个体的风险偏好会影响其决策(Reyna & Ellis, 1994; 王青春等，2011)。
当前关于认知风格和风险决策的影响呈现两种截然不同的看法(Eckel & Grossman, 2005)。一种观点认为，个人的认知方式会影响人们的风险决策。根据研究结果，在不确定的条件下，大学生的认知风格会在概率推理过程中对其判断和决策产生影响。换句话说，与场依存型的被试对比，独立性型被试倾向于做出选择收益多、风险高的决定(王惠萍，2006)。同时杨怡(2014)以大学生为被试探究认知风格对危险风险决策的影响中，发现场独立型的大学生更容易做一些冒险的决定，而场依存型的大学生则相对选择风险比较小的决定，这个研究又进一步证明了王慧萍的结论。从另外一个不同的角度来看，个体对象的认知方式并不影响个体的风险决策。例如，Kutschera (2002)在研究中将被试的认知风格分为两种，并使用不同的基于网络的决策任务，从而导致不同的信息处理样式。其中认知风格和决策任务表达直接是相互独立的。换句话说，可以看出认知风格和风险决策无关。殷晓莉(2004)发现认知风格和性别之间并没有明显的关联，在认知风格和风险决策也没有明显的关联，并且在决策者内部的认知风格不影响风险决策的稳定性，男女不同性别之间对风险决策也没有明显的关联。
通过以上研究，以个体认知风格和风险决策为基础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成年期以上的被试，初中生团体关于风险决策的研究较少，对初中生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研究也很少，并且集中于多个因素之间的相互作用，那么仅仅个体认知风格会对风险决策产生的影响较少探究。本研究主要是以初高中学生为被试，来分析在这一时期个体差异变量对冒险行为的影响，此外，还可以研究中学生风险决策的预测因素，来提前发现和预防青少年的不当冒险行为，并给予帮助，促进未成年人身心健康地成长。据此，本研究提出研究假设：青少年认知风格会存在性别差异并且会影响风险决策，场独立型个体比场依存个体更易做出冒险行为。
2. 研究对象
2.1. 研究对象
本研究采用方便取样，共91名在校中学生，年龄为12~19岁，年级为初一到高三。矫正视力正常，此前无类似测验经历，自愿参加本实验。剔除无效数据后，最后获得87份有效数据。
2.2. 实验设计
采用单因素被试间实验设计。自变量为认知风格类型，分为2水平：场依存型、场独立型。因变量是未吹爆气球的平均次数(BART值)和吹爆气球的个数。
2.3. 研究工具
2.3.1. 镶嵌图形测验
镶嵌图形测验是采取由北京师范大学辅仁应用心理发展中心所编制的问卷，即要求被试在复杂的图形中画出镶嵌或者隐藏在其中的简单图形。该问卷的Cronbach’α系数为0.82，与棒框测验的相关为0.49，说明该测验具有较高的信度和效度。所以本研究采用此问卷。
该测验共分为三部分，三部分共20分钟，第一部分限时6分钟，二、三部分各7分钟。第一部分的9个题目是提供给被试练习使用的，不计入总分；第二、三部分各10题，属于正式测验。这两部分的计分标准为第1、2题各计0.5分，3、4题各计1分；5~10题各计1.5分。每部分12分，满分24分。总分越低则被试越倾向于场依存，总分越高则被试越倾向于场独立。
2.3.2. 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
该任务是指：在实验中，计算机屏幕会出现1个气球，被试有两种选择，第一是按j键向气球充气，每次充气将得到0.5个积分。但充气后气球有可能会爆炸，至多可以充气30次，爆炸后临时奖励将会清零。第二是按f键结束对该气球充气，结束充气后气球将不再会爆炸，并且临时奖励转化为永久奖励(不会清零)。但同时也无法再通过向该气球充气获得积分奖励。
整个过程会呈现30个气球，即被试需要给30个气球充气。实验结束后，被试可以用累计的积分来换取相应的礼品，积分越高，礼品的金额就越大。计算机将记录所有气球充气的次数和爆破点。个体必须最大限度地吹大气球以获得更大的奖励(Lejuez, Read, Kahler et al., 2002)。
2.3.3. 额外变量的控制
我们认为，个体的风险偏好是影响实验结果的额外变量，所以在实验过程中对其进行控制。
1) 风险偏好量表
采用Hsee等编制的风险偏好量表，这个量表主要是利用风险偏好指数(risk preference index, RPI)来评估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Hsee & Weber, 1997)。该量表在以往的相关研究中，均广泛用作影响风险决策的风险偏好这一干扰变量的测查量表(窦凯等，2014；何孟雁，2017)。该量表共有14个题目，分为收益情境和损失情境两个维度各有7道题，每个情境中都包括无风险选项和有风险选项。在获益情境基础分下，按题目正向次序计分，每选择一个有风险选项计1分，最高8分，一旦出现无风险选项夹杂在风险选项之中记作0分。在损失情境基础分下，按逆向次序计分，选择一个有风险选项计1分，最高8分，一旦出现无风险选项夹杂在风险选项之中记作0分。基础分在两个情境下都选择无风险选项时记作1分。此量表的分数越高，表明个体越容易做出冒险行为。本研究中，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69，两个分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839 (获益)，0.869 (损失)。
2.4. 实验程序
本实验要求被试一个单独进行实验，并且需要在实验进行中佩戴口罩，在通风良好的室内进行。首先要求被试进行风险偏好问卷之后再进行镶嵌图形测验，在这期间如果被试有不懂的地方，主试可以适当给予提醒。然后再进行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完成实验后，被试将获得一定的奖励。
2.5. 统计分析
采用SPSS 27.0录入数据，根据镶嵌图形测验的得分，按照得分高低排列取30%作为场独立组，后30%为场依存组，以及风险偏好问卷的得分筛选。最后以未吹爆气球的平均次数(BART值)、吹爆气球的个数作为风险倾向的指标。
3. 研究结果
3.1. 被试场认知风格差异分析
3.1.1. 不同性别被试的场认知风格的差异分析
由表1可知，本实验中选择的场依存组的平均得分为7.093 ± 1.917，场独立组的平均得分为18.269 ±2.523。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两组被试的测验得分差异显著，t(52) = −18.204，p < 0.001。因此本实验中所选取的被试认知风格具有典型性。
由表2可知，通过统计分析初、高中男女学生在镶嵌图形中得分的结果，男生的平均得分为11.333 ± 5.774，女生的平均得分为13.603 ± 6.195。独立样本t检验表明：男生和女生的测验得分差异不显著，t(52) = −1.369，p > 0.05。
Table 1. Statistics of the subject’s field cognitive style
表1. 被试的场认知风格数据统计
|
N |
M |
SD |
场依存 |
27 |
7.093 |
1.917 |
场独立 |
26 |
18.269 |
2.523 |
Table 2. Gender differences in participants’ cognitive styles
表2. 被试认知风格的性别差异
性别 |
N |
M |
SD |
男生 |
24 |
11.333 |
5.774 |
女生 |
29 |
13.603 |
6.195 |
Table 3. Descriptive statistics of mosaic test scores of participants in different grades
表3. 不同年级被试镶嵌图形测试得分的描述统计
年级 |
人数 |
最高分 |
最低分 |
平均数 |
标准差 |
初一 |
9 |
18 |
6 |
10.611 |
4.642 |
初二 |
12 |
19.5 |
3 |
10.875 |
5.390 |
初三 |
4 |
16 |
6.5 |
9.500 |
4.378 |
高一 |
8 |
16.5 |
2 |
9.313 |
4.758 |
高二 |
5 |
22.5 |
4 |
15.400 |
6.914 |
高三 |
15 |
22.5 |
4.5 |
16.733 |
6.085 |
3.1.2. 不同年级被试的场认知风格的差异分析
由表3可以得出，从初一到高三年级被试的认知风格得分呈现出一个先降低再升高的势态。之后对不同年级被试的场认知风格进行卡方检验，得出不同年级之间的认知风格差异显著，即c2 = 553，p < 0.001。
3.2. 不同认知风格对风险决策的影响
BART值不存在性别差异，t(52) = −0.307, p > 0.05。此外，在收益框架下，RPI得分与BART值成显著正相关(r = 0.282, p < 0.05)，与爆炸气球个数也成显著正相关(r = 0.306, p < 0.05)；在损失框架下，RPI得分与BART值不相关(r = 0.073, p > 0.05)，与爆炸气球个数也不相关(r = 0.159, p > 0.05)。
由上可得，可排除性别对于实验效度的干扰，但是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会对实验数据造成一定的影响，所以在进一步的分析中需要将RPI收益作为协变量进行分析。
以RPI收益为协变量，对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未吹爆气球的平均次数和吹爆气球的个数进行方差分析，结果发现，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未吹爆气球的平均次数差异不显著，F(1,50) = 0.782，p > 0.05。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吹爆气球个数差异也不显著，F(1,50) = 0.329，p > 0.05。
4. 讨论
4.1. 不同认知风格对青少年被试的影响探讨
4.1.1. 不同性别被试的场认知风格的探讨
通过性别对认知风格的影响，可以看出男女在认知风格之间没有显著差异。这和张厚粲(1982)的研究结果一致，青春期以及大学时期的性别差异不显著。然而，孙云瑞和李辉(2012)在对260名高中三年级学生的认知风格的研究结果持不同意见。他们认为男女学生的认知风格有明显差异，男生在场所独立倾向强，女生在场所依赖倾向强。他们认为男女学生的认知风格有明显差异，并且男生在场独立倾向强，女生在场依存倾向强。董圣鸿和王珍(2003)在研究高中生认知方式特点中所得出的结果是：高一年级之间认知风格与性别之间差异是显著的，但在高二年级之间认知风格和性别差异是不显著。随着时代的快速发展，处于不同的场景下认知风格也会对个体产生一定的影响(柯照文等，2020)。综上，认知风格在个体性别上的结论还存在一定的争议。
4.1.2. 不同年级被试的场认知风格的探讨
在本研究中，年级和认知风格的差异显著，同时随着年级升高，认知风格得分越高，被试越偏向于场独立。这与张厚粲的研究一致，即随着年龄的增长，我国学生的独立性也在不断增强。同时，颜延等人(1997)以南京市388名中小学生为研究对象，进行了镶嵌图形测验，结果也发现认知风格和年级之间存在明显差异。人们随着年龄的增长以及所受知识和经历的影响，开始逐渐不再只是单纯地依靠外界的环境来决定事情。
4.2. 不同认知风格被试对风险决策的影响探讨
在本研究中发现，不同性别被试的BART值差异不明显，同时不同性别被试的爆炸气球数量的差异也不明显，所以排除性别影响个体风险决策的可能性；但是发现个体的风险偏好水平与BART值和爆炸气球数量呈显著相关，所以采用统计控制的方法排除其对实验的干扰。结果发现，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未吹爆气球的平均次数即BART值差异不显著，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吹爆气球数量也不存在差别。可见被试的认知风格不会影响其风险决策。基于风险决策的广义定义是对选择结果的不确定性。本研究的结果和殷晓莉对风险决策心理机制的研究结果一致，认知风格与风险决策没有显著性相关(殷晓莉，2004)。邱扶东和吴明证(2005)在认知方式与消极情绪对风险决策影响的实验研究中发现，场依存型和场独立型被试对于风险决策也没有显著影响。并且Rolison等人(2012)通过研究气球模拟风险任务来探究青少年和成人风险决策的差别。结果表明，总体而言，青年和成年人的风险确定没有显著差异。个人在做风险决策时所做的冒险行动，可能会受到潜在损失的影响，这并不仅仅是受奖励和追求的影响，有可能是由于生理的成熟所造成的或者受大脑相关脑区的影响(郭蝉瑜等，2021)。
4.3. 研究不足
本研究属于实证研究，实验结果和实验假设不一致，但目前关于青少年被试的风险决策研究较少，而认知风格也都基本集中在青少年学习成绩方面。本研究丰富了青少年认知风格和风险偏好的相关研究，并且中学生的风险决策对他们自己、家庭和社会来说，造成的代价都很昂贵，所以研究他们的风险决策行为特点，具有很重要的理论和实践意义。但是，本研究存在以下局限：第一，测量风险决策的范式不同，有可能导致被试所作出的结果也不一致。未来可以采用其他范式进行进一步探究。第二，不同认知方式的个人具有不同的社会倾向。国内外多项研究表明，当青少年的伙伴在场时，他们的冒险行为会明显增多(夏大勇，2016)。本实验在进行时，对于环境控制不够严格。未来可以考虑在不同的场景下对被试的冒险行为是否有影响。
5. 结论
1、在青少年被试中，认知风格在性别上差异不显著，但随着年龄的增长存在显著差异，心理分化水平逐渐变高。
2、在气球模拟风险决策任务中，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BART值没有差别，同时不同认知风格被试的吹爆气球数量也没有差别。
3、在青少年被试中，他们的认知风格对风险决策的影响不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