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我国人口老龄化趋势的日益加剧,养老问题已经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焦点。老年人口的增长不仅带来了人口结构的巨大变化,也对传统的养老模式提出了严峻的挑战。传统的家庭养老和社区养老模式,虽然在一定程度上满足了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但已无法完全适应现代社会对养老服务高度专业化和一体化的需求,尤其是医疗与养老服务相融合的需求。
而随着年龄的增长,老年人对医疗服务的需求也逐渐增加。他们的身体状况更加复杂,患有慢性疾病的老年人数量显著增多,这对医疗和养老服务的质量和效率提出了更高的要求。在这一背景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应运而生,它旨在通过整合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为老年人提供全方位、连续性的照护服务,满足他们在医疗、康复、护理、心理等多方面的需求。然而,“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发展过程中也面临着诸多制约因素。为了深入剖析这些制约因素,并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优化和发展提供科学依据,本文采用了层次分析法(Analytic Hierarchy Process)这一决策分析工具。通过构建多层次的制约因素模型,结合问卷调查和专家访谈等方法收集数据,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制约因素进行了全面而深入地分析。以期为优化养老资源配置、提升养老服务质量提供科学依据,进一步推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健康发展。
2.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
2.1.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含义
医养结合养老服务模式是医疗服务于养老服务的有机结合,旨在为老年人提供更为完善、全面的关怀[1],具体来说,这种模式将老年人的生活照料和康复关怀融为一体,提供包括生活照料、医疗护理、康复保健、心理慰藉等多方面的服务,满足老年人全方位的需求。根据世界卫生组织数据显示,到2030年,老年人口将占全球总人口的22%,其中超过60%的老年人将面临两种及以上的慢性疾病挑战[2]。而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式,传统的养老模式已经难以满足当前老年人的养老需求。因此,“医养结合”的养老模式应运而生,用以应对当下的养老问题。
2.2.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阶段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发展过程,从2000年进入老龄化社会起,老年人的医疗需求就受到人们的广泛关注。我国“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大致分为三个阶段,首先,2011年~2013年为初步探索阶段,在国际社会“持续照顾”养老理念的影响下,我国开始关注老年人养老的多样化和全面化需求,医养结合的理念逐渐进入公众视野,从2011年开始,国家层面涉及医养结合的政策文件开始出现,在《中国老龄事业发展“十二五”规划》中提出健全老年人基本医疗保障体系,基层医疗卫生机构为辖区内65岁及以上老年人开展健康管理服务,普遍建立健康档案[3];其次,2013年~2017年为正式提出与推进阶段,2013年,国务院发布《关于加快发展养老服务业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医养融合”,加强与医疗机构的合作,这是医养结合概念首次在官方文件中被明确提出。其中,2015年原国家卫生与计划生育委员会等9个部门联合发文,提出了全面部署推进医养结合发展的要求,并对医养合作、健康服务提出具体要求[4]。此后,随着政府对医养结合的认知不断深化,为医养结合型养老服务模式的实践探索营造了良好的政策环境;最后,2017年至今为快速发展阶段,随着人口老龄化的不断加剧,老年人口数量逐年增加,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市场规模不断扩大。据统计数据显示,截至2021年,中国医养结合养老服务市场规模已达到显著水平,并呈现出持续增长的趋势。 因此,党的十九大报告强调推进医养结合,加快老龄事业和产业发展。此后,卫健委主导发布了医养结合政策落实细则,提出了医养结合的推进和试点的明确任务。至此,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不再是单一的服务模式,而是向多元化、智能化、专业化、社会化发展。除了传统的养老院和医院,还出现了更多的社区养老服务中心、居家养老服务、互联网养老服务等多种形式的服务模式。
3. 研究方法
层次分析法简称AHP,是由美国运筹学家Saaty于20世纪70年代初提出的一种与决策相关的定性和定量结合的分析方法,是指将与决策有关的元素分为3个层次,即目标、准则、方案或者设置为目标与指标两个层次,其中指标层还可以根据实际的需要继续详细划分为一级指标、二级指标等,并以此来构建层次模型,从而构建相应矩阵,以此来计算权重,判断相关因素重要性,从而为科学决策提供了依据[5]。这种分析方法把一个复杂问题分解成组成因素,并按支配关系形成层次结构,然后用两两比较方法确定决策方案的相对重要性,它整个过程体现了人的决策思维的基本特征,即分解、判断和综合通过一定模式使决策思维过程规范化。运用层次分析法有利于决策分析者与决策制定人之间进行高效沟通,在大部分情形下,决策者甚至可以直接使用AHP决策,从而大大提高了决策的有效性、可靠性与可行性。
运用AHP法的研究方法,主要分为四个步骤。首先需要构建与决策相关的层次模型;接着邀请相关领域的专家按照所构建的层次模型对需要评价的事物按重要性来比较两个不同的因素,对其进行评分,并将评分量化以此来建立矩阵取值。例如设两个影响因素
与
进行比较,用
表示
对
的影响程度比,则
因素与
因素比较的重要性值为
,比较结果用矩阵
,A为评价因素成对比较矩阵;在建立矩阵之后,来按照矩阵计算权重值,而权重反映的就是指标在评价对象评价过程中的重要性,是主观评价和客观反映指标在评价问题中相对重要性的综合测度;最后,对得到的权重值进行一致性检验,检测结果是否具有一致性,是否是科学的,检测的方法为利用公尺现算出最大特征根,即
值,接着利用公式算出需要检测的值,即
值,并判断
值是否小于0.1,若小于则权重值正确,便可以以此来判断相应因素的重要性。
4. 基于AHP的“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可行性的模型构建
4.1. 建构层次结构模型
基于上述AHP研究方法的步骤,本文首先采取第二种AHP层次机构,即将决策分为目标层与指标层,并将指标层进一步划分为一级指标与二级指标,以此来建立“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可行性的层次模型。其中,目标影响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制约因素;一级指标(B)为制约“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四大要素;二级指标(C)是对目标层的细化要素,共8个要素,包括政策体系不完善、政策执行力度不够、服务质量参差不齐、服务内容单一、医疗资源分配不均、医养资源对接困难、市场风险以及运营风险(见表1)。
Table 1. Indicator system for the feasibility of the industry chain of the “combination of medical care and nursing care” model of elderly care
表1.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产业链可行性的指标体系
目标层 |
指标层A |
一级指标 |
二级指标 |
“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制约因素 |
政策层面B1 |
政策体系不完善C1政策执行力度不够C2 |
服务层面B2 |
服务质量参差不齐C3服务内容单一C4 |
资源层面B3 |
医疗资源分配不均C5医养资源对接困难C6 |
风险层面B4 |
市场风险C7运营风险C8 |
4.2. 确定评价体系权重
4.2.1. 建立比较判断矩阵
接着,通过咨询相关专家,让专家对其影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制约因素进行两两对比打分,以此来建立判断矩阵,并运用直接均值法综合了各位专家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制约因素中各项影响因素重要程度的意见,建立了比较判断矩阵,以及指标(B1~B4)间的判断矩阵如表2所示,二级指标(C1~C8)间的判断矩阵如表3所示。
Table 2. Matrix of relative importance judgments among level 1 indicators
表2. 一级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判断矩阵
|
B1 |
B2 |
B3 |
B4 |
B1 |
1 |
1 |
1/3 |
1/3 |
B2 |
1 |
1 |
1/3 |
1 |
B3 |
3 |
3 |
1 |
1 |
B4 |
3 |
1 |
1 |
1 |
Table 3. Matrix for judging the relative importance among the secondary indicators
表3. 二级指标间的相对重要程度判断矩阵
|
C1 |
C2 |
C3 |
C4 |
C5 |
C6 |
C7 |
C8 |
C1 |
1 |
1/3 |
1/3 |
1 |
1/3 |
1 |
1/5 |
1/3 |
续表
C2 |
3 |
1 |
1 |
1 |
1/3 |
3 |
1/3 |
1/3 |
C3 |
3 |
3 |
1 |
1 |
1 |
3 |
1/3 |
1/3 |
C4 |
1 |
1 |
1 |
1 |
1 |
3 |
1/3 |
1/3 |
C5 |
5 |
5 |
1/3 |
3 |
3 |
3 |
1 |
1 |
C6 |
3 |
3 |
3 |
1 |
1 |
3 |
1 |
1 |
C7 |
3 |
3 |
1 |
1 |
1 |
3 |
1 |
1 |
C8 |
1 |
1 |
1/3 |
1/3 |
1/3 |
1 |
1/3 |
1/3 |
4.2.2. 计算权重和一致性检验
最后,进行权重计算以及一次性检验。层次分析法本质上就是采用“先分解后归纳”的思想,将问题分层,根据问题的性质和问题的总体目标分解成不同的层次,形成包括目标层在内的多层次分析结构
模型[6]。因此,首先要计算判别矩阵每一行元素的乘积:
;接着计算
的n次方根
,然后对向量
作归一化处理,
,
即为所求的权重向量;接着计算判断矩阵的最大特征根:
,其中,
表示AW的第i个元素;最后进行一致性检验:
,而
式中
是最大特征根;
值
通过查表(见表4)得到。当
< 0.10时就认为判别矩阵成立,通过一致性检验,确定此项研究的可行性,否则,就要对判别矩阵进行修订。经计算,一级指标中
值与二级指标的
值为均小于0.1 (见表5,表6),通过一致性检验。
Table 4. Randomized consistency indicator look-up table
表4. 随机一致性指标查询表
N阶 |
3 |
4 |
5 |
6 |
7 |
8 |
9 |
RI |
0.52 |
0.89 |
1.12 |
1.26 |
1.36 |
1.41 |
1.46 |
Table 5. Discriminant matrix consistency test for the first-level indicator analysis method
表5. 一级指标分析法判别矩阵一致性检验
一级指标层 |
权重 |
λmax |
CI |
CR |
B1 |
0.131655497 |
4.053069 |
0.017 |
0.019876 |
B2 |
0.173268378 |
B3 |
0.394966491 |
B4 |
0.300109634 |
5. 结论与建议
5.1. 结论
本文基于层次分析法(AHP模型),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影响因素进行了深入的评价与分析。
Table 6. Discriminant matrix consistency test for the secondary indicator analysis method
表6. 二级指标分析法判别矩阵一致性检验
二级指标 |
权重 |
λmax |
CI |
CR |
C1 |
0.050777967 |
8.946035 |
0.135 |
0.09585 |
C2 |
0.093749083 |
C3 |
0.123380732 |
C4 |
0.09374083 |
C5 |
0.211655716 |
C6 |
0.18628068 |
C7 |
0.18628068 |
C8 |
0.054126058 |
首先,在一级指标中,将影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因素划分为政策层面、服务层面、资源层面以及风险层面四个主要方面。经过AHP模型的计算与比较,得到这四个主体在影响因素中所占的权重分别为0.13、0.17、0.39和0.18。从这一数据中,可以清晰地看出,资源层面的因素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影响最大,权重高达0.39。这表明,在推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过程中,资源的整合与升级显得尤为重要。无论是医疗资源的优化配置,还是养老服务的硬件设施建设,都需要得到充分的重视与投入。同时,政策层面、服务层面以及风险层面的权重虽然相对较小,但三者之间的权重相差不大,均在0.15至0.2之间。这说明,在“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推广过程中,这三个层面也不容忽视。政策的制定与实施需要紧密围绕老年人的实际需求,为“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提供有力支持;服务质量的提升则是赢得老年人及其家庭信任与满意的关键;而风险的有效管理与控制,则是确保“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持续健康发展的基础。
进一步深入二级指标的分析,发现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医养资源对接困难所占比重最大,分别为0.21和0.19。这一结果揭示了当前“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中面临的最大障碍。医疗资源分配不均意味着部分地区的医疗资源无法满足老年人的实际需求,而医养资源对接困难则可能导致医疗与养老服务的割裂,无法实现真正的“医养结合”。
5.2. 建议
5.2.1. 优化资源配置,实现均衡分配
首先,必须积极鼓励大型医疗机构与基层医疗机构形成紧密的合作伙伴关系。这种合作不仅限于简单的技术指导和人员培训,更要深入到日常运营和患者关怀的每一个环节。通过定期的技术交流、远程医疗咨询以及专业人才的双向流动,基层医疗机构的服务能力将得到显著提升,使更多老年人能够在离家不远的基层医疗机构中,享受到与大型医疗机构同等水平的医疗服务。
其次,需要加大对养老设施的投入力度,确保硬件设施满足老年人的基本生活需求,同时也要注重设施的舒适性和人性化设计。例如,提供无障碍通道、防滑地面、紧急呼叫系统等,让老年人在居住过程中感受到更多的安全和便利。
最后,建立医养资源共享平台,实现医疗机构与养老机构之间的信息共享和资源整合。通过这个平台,医疗机构可以为养老机构提供及时的医疗支持和健康指导,帮助老年人解决各种健康问题。同时,养老机构也可以为医疗机构提供康复、护理等服务,减轻医疗机构的负担并提升服务效率。这种资源共享模式不仅能够提高医疗和养老服务的整体质量,还能够降低服务成本并提升服务效率。
5.2.2. 加强政策引导,完善支持体系
一方面,要制定并实施一系列优惠政策,以吸引更多社会资本投入医养结合领域。这些优惠政策可以包括但不限于税收减免、资金扶持等,旨在降低社会资本的投入门槛和运营成本,激发其参与医养结合事业的积极性。例如,针对投资医养结合项目的企业,可以给予一定的税收减免优惠,降低其税负压力;同时,政府还可以设立专项资金,用于支持医养结合项目的建设和运营,提供必要的资金扶持。
另一方面,健全法规体系是确保医养结合服务规范化和法制化的关键。需要完善医养结合相关的法律法规,明确各方在医养结合服务中的责任和义务,为医养结合服务的健康发展提供法律保障。这包括制定医养结合服务标准、建立服务监督机制、加强服务质量控制等方面的法规。通过明确的法规体系,可以确保医养结合服务的提供者遵循规范的服务流程和标准,保障老年人的权益和福祉。
5.2.3. 提升服务质量,增强服务体验
首先,要建立系统化的培训体系。针对医养结合服务人员的不同背景和岗位需求,可以设计不同的培训课程,如医学知识、护理技能、服务技巧、沟通技巧等。同时,可以邀请专业讲师和经验丰富的从业人员进行授课,通过案例分析、模拟实操等方式,提高培训的针对性和实效性。
其次,可以与国际先进的医养结合服务机构建立合作关系,借鉴其成功的经验和管理模式。例如,“医养一体化”模式强调医疗与养老服务的融合,可以探索建立医疗和养老机构之间的合作机制,实现医疗资源和养老服务资源的共享和互补。
最后,在推广个性化服务方面,需要深入了解老年人的需求和特点,通过问卷调查、面对面访谈等方式,收集老年人的需求和意见,了解他们对医养结合服务的期望和建议。基于这些信息,可以为老年人提供个性化的服务方案。例如,对于失能老人,我们可以制定详细的生活照料和康复护理计划,包括日常起居、饮食调理、康复训练等方面;对于慢性病老人,可以提供定期的健康体检、病情监测和健康教育服务,帮助他们控制病情、提高生活质量。此外,可以引入先进的科技手段,如智能健康监测设备、远程医疗服务等,为老年人提供更加便捷、高效的医养结合服务。
5.2.4. 加强信息化建设,提高服务效率
一方面,要建立医养结合信息平台,这一平台将整合医疗、养老、社保等多元化信息资源,为老年人提供一站式的信息服务。通过该平台,老年人可以方便地查询医疗记录、养老服务信息、社保缴纳情况等,实现信息的实时共享和互通。这不仅提升了服务效率,也极大地方便了老年人的生活。
另一方面,要充分利用物联网、大数据等先进技术,推动养老服务向智能化、个性化方向发展。通过智能设备,如健康监测手环、智能床垫等,我们可以实时监测老年人的健康状况,及时发现异常情况并提供相应的医疗支持。同时,智慧养老平台还可以提供远程医疗、健康咨询等服务,使老年人在家中就能享受到专业的医疗服务。这不仅减轻了医疗机构的负担,也提高了服务的便捷性和可及性。
6. 结语
在本文中,基于层次分析法(AHP)这一系统而科学的决策工具,对“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发展制约因素进行了全面而细致地剖析。通过精心构建的评价指标体系,以“医养结合”养老模式的制约因素为目标层,并以具体的制约因素建立两层指标层,运用定量与定性相结合的方法,对各项制约因素进行了精确的量化和权重分配。这一过程不仅增强了分析结果的客观性和准确性,也深刻揭示了“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在推进过程中所面临的复杂挑战与潜在瓶颈。
通过深入分析,发现资源层面是当前制约“医养结合”养老模式发展的关键所在,而医疗资源分配不均以及医养资源对接困难为主要的因素。除此之外政策层面与服务层面的影响因素也相对较大。这些因素的相互作用与影响,构成了该模式发展的多重障碍,亟需引起社会各界的高度重视与共同应对。基于这些因素,提出了诸如优化资源配置以及加强政策引导等的策略。未来,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和实践的持续推进,“医养结合”养老模式有望在破解养老难题、提升老年人生活质量方面发挥更加重要的作用,为实现健康老龄化、构建和谐社会贡献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