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The Effect of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s on Interpersonal Trust in College Students
DOI: 10.12677/ap.2024.149634, PDF, HTML, XML,    科研立项经费支持
作者: 王欣宇, 付楷怡, 吕雅琴: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职业教育学院,天津
关键词: 童年创伤经历人际信任大学生Childhood Trauma Interpersonal Trust College Students
摘要: 大学生是国家人才培养对象,关注他们的心理成长状态,从而让他们健康地成长,帮助他们更好地进行自我管理并接纳自己,是心理健康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大学生经历童年创伤而造成性格差异,进而影响个体的人际信任水平。采用童年期创伤经历问卷(CTQ-SF)和人际信任量表(ITS),对214名大学生进行问卷调查,旨在探讨大学生童年期创伤经历及其人际信任的关系。采用独立样本t检验、单因素方差分析、相关分析、回归分析等方法进行统计分析,结果发现:1) 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各个维度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2) 人际信任分别与童年创伤以及其两个维度:情感忽视、情感虐待存在显著负相关。3) 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童年创伤以及其两个维度:情感虐待和情感忽视能够负向预测人际信任。由此得出结论: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影响其人际信任水平,可通过对童年期创伤经历的心理重构,重塑安全和健康的人际信任关系。
Abstract: College students are the object of national talent training. It is an important part of mental health education to pay attention to their mental growth, so as to make them grow healthily and help them better self-manage and accept themselves. College students experience childhood trauma, resulting in personality differences, and then affect the level of individual interpersonal trust. The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Questionnaire (CTQ-SF)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were used to investigate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and interpersonal trust among 214 college students. Independent sample t test, one-way analysis of variance, correlation analysis, regression analysis and other methods were used for statistical analysis. The results showed that: 1)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hildhood trauma experience were different in different demographic variables. 2) Interpersonal trust is negatively correlated with childhood trauma and its two dimensions: emotional neglect and emotional abuse. 3) The results of regression analysis show that childhood trauma and its two dimensions, emotional abuse and emotional neglect, can negatively predict interpersonal trust. It is concluded that the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affects the interpersonal trust level of college students, and the safe and healthy interpersonal trust relationship can be reconstructed through the psychological reconstruction of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文章引用:王欣宇, 付楷怡, 吕雅琴 (2024). 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心理学进展, 14(9), 179-186. https://doi.org/10.12677/ap.2024.149634

1. 引言

大学生作为我国代表着年轻有活力的一族,是推动社会进步的栋梁之才,在维护国家安定团结局面,促进社会和经济发展中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而我们在社会中不单单会以一个个体存在,更多的时候是以一个团体存在。所以彼此信任的重要性是不言而喻的,它是人际沟通的桥梁,是人与人之间相互沟通的基础。信任是人际交往中最重要的基石。在进化论的视角中认为社会的发展在本质上是要求信任与合作的,这样的要求有利于个体与集体的协同发展;相反,如果在社会交往中充满着过度的怀疑、不理智的不信任、威胁、不合理的期待,无疑都将是对一个合作整体或者良好社会关系的吞噬和溶解(Mittal & Griskevicius, 2014)。

童年经历是指个体在童年时期的成长经历,其受到了许多因素的影响,同样童年经历也会影响个体性格、气质的形成。童年经历的影响是从小潜移默化的,一般来说如果童年发生了刻骨铭心的事情其影响是长久的。如果我们对童年经历不做积极干预,则童年发生的不良经历会对个体的性格、能力、价值观等产生影响,甚至影响个体的身心健康发展以及对社会产生不良的影响。国内外在心理学上关于童年经历对个体的影响的研究中,一般着重研究童年不良经历。

信任有着深远的影响(杨玉如,2018),个人会依赖以往的经验来预测他人的行为,从而确定信任或不信任,没有安全感的人与其他人建立良好关系的可能性较小,往往表现出焦虑,拒绝,回避,不信任等;而关于个体对自身是否值得被信任的判断(如自尊、自信)、风险感知能力对人际信任的发生机制的影响还有待进一步探索。在Herman的童年创伤相关理论看来,童年期个体认为自己是有价值的,天地万物是有其合理秩序的(Herman, 1992)。然而,创伤经历摧毁了这一信念,致使其产生负性自我概念。这不仅导致个体出现消极的情绪,诱发诸多心理问题,而且也使个体长期处于无助的状态,丧失对别人的信任,出现被抛弃、被驱逐的感受。这种感受会随着个体的成长扩散至之后的人际关系之中,导致人际关系问题(依拉木江·阿布都艾尼等,2023)。

2. 童年创伤经历与人际信任

2.1. 童年创伤经历

童年期创伤,又称童年不良经历、童年虐待、早年生活压力等。可以被定义为一种极端压力源,主要是指个体16岁以前经历的负性生活事件,这些负性生活事件超过了个体的应对能力,导致个体长期处于焦虑和不安等情绪之中(Pechtel & Pizzagalli, 2011)。Bernstein将童年创伤经历分为了情感虐待、躯体虐待、性虐待、躯体忽视、情感忽视五个维度去测量。如果这些创伤事件超出了个体的承受能力,使其长期处于应激状态,诱发紧张、恐惧、悲伤等心理反应,甚至导致行为问题和异常的生理反应。一旦这些反应得不到及时的干预,就可能演化为心理或精神障碍(依拉木江·阿布都艾尼等,2023)。也有研究表明童年期创伤经历不仅会直接导致个体社会功能的受损,还会进一步影响成年后的情绪和行为,从而影响他们的心理健康,所以童年创伤经历对于个体的心理发展有显著而持久的影响。

刘冠楠认为(刘冠楠,2014)童年对一个人的影响非常之多,包括精神健康、性格形成、领导风格和创作风格,并且童年的影响会伴随人的一生,会决定一个人未来的发展方向,所以我们对于童年期儿童的关注就显的更加重要。

2.2. 人际信任

人际信任(interpersonal trust)是个体的一种预期,并且是存在风险的非理性行为,对人类生活非常重要。人际信任是一种十分重要的社会资本,能够促进或损害经济、社会等各种形式的交往(Ben-Ner & Halldorsson, 2009)。信任一直以来都是历史中永恒的主题曲,是人际关系中最重要的因素之一,《论语·为政》中提到“人而无信,不知其可也。大车无輗,小车无軏,其何以行之哉?”,这足以说明“信”在儒家思想中的重要地位,它是建立在互相尊重、诚实和透明的基础上的。信任可以减少人与人之间的误解和猜疑,增强团队合作和团队精神,让人们更加放心地相处。学生的人际信任与其良好社会性格的形成、心理健康、个性发展密切相关,可以直接预测信任行为(陈彦垒等,2023)。

21世纪,人际信任也是社会现象中的一大热点。随着网络的高速发展,网络上的诈骗行为层出不穷,其中有一部分受害者为大学生群体,而且网络上社会各个层面不守信问题层出不穷,从而导致人们对于陌生人的信任感降低。关于人际信任的研究已经探讨了影响信任发展和维持的各种因素,包括人格特征、文化规范、过去的经验和沟通模式等(Moorman et al., 1993; Yan & Holtmanns, 2008陈阅等,2010)。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对象

共发放问卷214份,剔除无效问卷18份后,得到有效问卷196份,有效问卷回收率为91.58%。196名有效被试中,从性别来看,男生56人,占比28.57%;女生140人,占比71.43%;从是否独生来看,非独生子女人数较多,157人,占比80.1%;从年级分布来看,大一57人,占比29.08%;大二83人;占比42.35%;大三24人,占比12.24%;大四32人,占比16.33%;从童年家庭居住地来看,农村140人,占比71.43%;城市56人,占比28.57%。

3.2. 研究工具

3.2.1. 童年创伤经历量表

儿童期创伤问卷(Childhood Trauma Questionnaire, CTQ) (傅文青等,2005)选取Bernstein编制、赵幸福修订的儿童期创伤问卷中5个分量表:身体虐待、情感虐待、性虐待、情感忽视和身体忽视。问卷共28个条目(其中有3个条目为效度评价),采用五点记分,从“从不”(1分)到“总是”(5分),量表得分越高,代表创伤程度越高,在量表得分中,情感虐待 ≥ 13,躯体虐待 ≥ 10,性虐待 ≥ 8,情感忽略 ≥ 15,躯体忽略 ≥ 10,只要有一个分量表得分满足以上条件的为中重度的童年创伤者,同时,不满足上述条件则视为不伴任何形式的童年创伤。本研究各维度Cronbach α系数依次为0.74、0.83、0.89、0.76、0.60。

3.2.2. 人际信任量表

Rotter 编制的人际信任量表(Interpersonal Trust Scale, ITS) (Rotter, 1967)共25题,分五级评分(1 = “完全同意”到5 = “完全不同意”),其中13个题项为正向计分,12个题项(包括第6, 8, 12, 14, 16, 17, 18, 20, 21, 22, 23, 25题)为反向计分,所有条目得分累加即为总分,分数越高则被试的人际信任度越高。

3.3. 数据分析

对回收后的问卷进行剔除,将用时短,答案有规律的一律为无效问卷,对其数据删除,最终获得有效问卷196份。采用SPSS16.0建立数据库并统计分析,分析数据,根据变量性质的差异,选择不同的统计方法。

本研究有效被试196人,根据量表的评价标准(在量表得分中,情感虐待 ≥ 13,躯体虐待 ≥ 10,性虐待 ≥ 8,情感忽略 ≥ 15,躯体忽略 ≥ 10,只要有一个分量表得分满足以上条件的为中重度的童年创伤者,同时,不满足上述条件则视为不伴任何形式的童年创伤)进行筛选后其中童年创伤患者83人,113人为不伴任何形式的童年创伤者。但是此次研究的是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而不是有童年创伤经历的大学生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所以不需要进行对童年创伤患者进行筛选,而是对童年创伤经历的总分进行研究。

4. 研究结果

4.1. 正态分布检验

采取正态分布检验分析童年创伤经历量表总分。根据图1可知数据基本符合正态分布,实验数据有效,可以用于实验研究,并能说明实验结果有效。

Figure 1. Normal Q-Q plots of childhood trauma scores

1. 童年创伤总分的正态Q-Q图

4.2.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问卷总评结果

根据人际信任问卷计算出人际信任得分为:72.71 ± 7.362分;童年创伤得分情况:躯体忽视:8.70 ± 2.905分;躯体虐待:5.36 ± 1.016分;情感忽视:10.15 ± 4.117分;情感虐待:6.58 ± 1.948分;性虐待:5.35 ± 1.161分,说明大学生人性信任处于较高水平。

4.3.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的描述性统计分析

4.3.1.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在性别上的差异

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各个维度在性别上的差异。分析结果可知,在人际信任的差异检验中,人际信任在性别差异上无统计学意义。在童年创伤经历的差异检验中,躯体忽视得分在性别差异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男生的躯体忽视得分高于女生(p < 0.01)。

4.3.2.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在童年家庭居住地上的差异

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各个维度在童年家庭居住地上的差异。分析结果可知,在人际信任的差异检验中,人际信任在童年家庭居住地差异上有统计学意义。童年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人际信任总分得分高于童年家庭居住地在城市(p < 0.05)。在童年创伤经历的差异检验中,躯体忽视得分在家庭居住地差异上具有统计学意义。童年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躯体忽视得分高于童年家庭居住地在城市(p < 0.001)。

4.3.3.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在是否是独生子女上的差异

采取独立样本t检验,分析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各个维度在是否是独生子女上的差异。分析结果可知,在人际信任的差异检验中,人际信任在是否是独生子女差异上有统计学意义。非独生子女的人际信任总分得分高于独生子女(p < 0.05)。在童年创伤经历的差异检验中,各个维度无统计学意义。

4.3.4.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在年级上的差异

采取单因素方差分析,分析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各个维度在年级上的差异。分析结果可知,在人际信任的差异检验中,人际信任在年级上有统计学意义。在童年创伤经历的差异检验中,躯体忽视、情感虐待得分在年级差异上具有统计学意义。再将人际信任、躯体忽视、情感虐待进行年级上的多重比较,分析结果可知,在人际信任总分上大一与大三、大四,大二与大三、大四有显著差异,在躯体忽视方面,大一与大二、大三、大四有显著差异,在情感虐待方面,大一与大二、大四有显著差异。

4.4.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的相关分析

为了解童年创伤经历及其各个维度与人际信任的关系,我们采取皮尔逊简单相关分析方法检验,童年创伤经历及其各个维度与人际信任是否相关。其数据结果如表1

Table 1. An analysis of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 emotional neglect and emotional abuse among college students

1.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及其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维度的相关分析

躯体忽视

躯体虐待

情感忽视

情感虐待

性虐待

童年创伤总分

人际信任总分

r

−0.100

−0.140

−0.242**

−0.171*

−0.033

−0.205**

p

0.163

0.051

0.001

0.017

0.650

0.004

注:*表示p < 0.05,**表示p < 0.01,***表示p < 0.001。

根据表1分析结果可知,人际信任分别与童年创伤经历、情感忽视、情感虐待显著负相关(r = −0.025 **p < 0.01, r = −0.242 **p < 0.01, r = −0.171 *p < 0.05)。

4.5.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的回归分析

为进一步探求童年创伤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我们分别以情感忽视、情感虐待和童年创伤经历为自变量,人际信任作为因变量,采用线性回归。其数据结果如表2

Table 2. Regression analysis of interpersonal trust and childhood traumatic experience,emotional neglect and emotional abuse of college students

2. 大学生人际信任分别与童年创伤经历及其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维度的回归分析

进入顺序变量

R

R2

B

常数项

显著性

人际信任

情感忽视

0.171

0.029

−0.306

75.818

0.017

情感虐待

0.242

0.059

−0.916

78.742

0.001

童年创伤

0.205

0.042

−0.188

79.494

0.004

表2可以看出情感忽视作为自变量时p < 0.05,因此常数项与回归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显著,自变量“情感忽视”、“童年创伤”可以解释因变量“人际信任”,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 = 75.818 − 0.306x,其中y代表人际信任,x代表情感忽视,表示情感忽视程度越高,人际信任越低。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 = 79.494 − 0.188x,其中y代表人际信任总分,x代表童年创伤,表示童年创伤程度越高,人际信任越低。

情感虐待作为自变量时p < 0.01,因此常数项与回归系数都具有统计学意义,自变量与因变量关系显著,自变量“情感虐待”可以解释因变量“人际信任”,建立的回归方程为:y = 78.742 − 0.916x,其中y代表人际信任,x代表情感虐待,表示情感虐待程度越高,人际信任越低。

5. 讨论

5.1. 大学生人际信任的基本情况与分析

在大学生人际信任方面,不同性别上不存在显著差异,这与之前的研究相同。说明随着社会的发展,不同性别的大学生在社会阅历和人际关系的方面水平基本一致。但是在童年家庭居住地、是否是独生子女上存在显著差异。童年家庭居住地在农村的大学生比童年家庭居住地在城市的人际信任度更高,这可能是农村与城市的生活习性、人生态度不同,在城市的高楼大厦中个体和个体,家庭和家庭之间都不容易互相交流,而农村的居住方式则更容易亲近和拉近彼此之间的距离所以人际信任度更高。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的人际信任度更高,这与以往的研究是不同的。但是造成此结果的原因可能是本实验中非独生子女的被试数量过高,非独生子女与独生子女的比例为4:1,因此可能是本研究的样本总量太少且分布不均匀、被试来自不同的城市、导致数据分析的差异。在年级中人际信任的差异检验中,大一得分明显高于其他年级。说明大一新生刚来到校园,对于环境还比较陌生,这个时候就更容易对主动帮助自己的人产生信任感。

5.2. 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的基本情况与分析

在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方面,不同性别之间存在显著差异,相关研究表明,在躯体忽视上,男性的得分比女性高(陈晓露,2015),该研究考察了645名被试的童年经历,与本研究结论一致,认为这与家长的教养方式有关,家长对于女生和男生的态度是不同的,男性从小被严苛对待,受到的忽视比女性多,俗话说“穷养儿,富养女”,同样经济条件的家庭可能会因为类似的刻板印象,让男孩子受到更多的磨练而忽视了男生的躯体需要。童年创伤经历在童年家庭居住地上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地在农村的个体躯体忽视得分高于居住地城市的个体。王利等人的研究表明,不同户籍地的留守经历大学生之间,在童年创伤经历的躯体忽视维度上存在显著性差异,农村留守经历大学生躯体忽视得分显著高于城镇留守经历大学生得分(王利,2023)。该结果能有效预测本研究的结论,生活在农村家庭的孩子,得到的童年资源和关注较少,家长大多时候忙于农活顾不上孩子,给予孩子的陪伴和关心时间少,或者因为家庭经济的原因从而忽视掉孩子的躯体需要,农村家庭的家长大多数受教育程度低,并且由于根深蒂固的老旧观念,不明白给孩子创造一个健康的童年环境的重要性,对于孩子躯体需要的重视程度不高。

5.3.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的关系研究

5.3.1.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的相关研究

在数据分析中发现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呈显著相关,研究假设成立。这也和以往的研究结论一致,人际信任和童年创伤经历存在显著的负相关(依拉木江·阿布都艾尼等,2023)。童年创伤经历中的情感忽视、情感虐待和人际信任呈负相关,说明情感忽视或者情感虐待得分越高,人际信任得分越低。童年创伤经历会导致童年资源的缺乏和童年不稳定,情感忽视会让个体缺乏安全感,情感虐待使个体对当前环境存在压力感知,童年资源缺乏和童年不稳定的个体在成年后的人际信任水平低,同时,感知到当前的压力也会降低个体的人际信任(周一骑等,2018)。这也说明个体在童年时期如果缺少家长、同伴、老师等给予的关爱,缺乏最基本的安全感的需要,甚至施以虐待,那么在长大后他对别人的信任感也会降低。童年创伤本质上是一种人际关系创伤,相关研究也表明,大学生的童年创伤会影响人际交往能力,通过影响自尊产生社交焦虑(王利,2023),人际交往能力体现了人的社会属性,是个体生存发展的必要核心要素,个体缺乏人际交往能力的关键因素便是人际信任水平低,如果这些虐待和忽视不妥善处理的话,长此以往,创伤日益增加,在成长的过程中这些创伤会影响个体性格的形成,个体会对亲密关系产生怀疑,将自己的情感封闭起来,形成过度的自我防御,对他人产生敌意,出现攻击性行为,形成不良的人生观、道德观和世界观。因此,关注儿童时期的个体经历,可以帮助儿童良好的个体发展,提高个体的人际信任感。

5.3.2.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的回归分析

在数据分析中发现,童年创伤经历中的两个维度分别是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对于人际信任有预测作用,其余的没有预测作用。追其原因可能是,样本容量的差异或者个体真实回答状况。情感忽视程度和情感虐待程度越高,人际信任越低,说明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是直接威胁到孩子的人际信任度。父母不正确的期望,轻视或漠视儿童,拒绝给予情感反应都是情感忽视和情感虐待的表现形式。从心理发展的角度来看,正常的孩子对父母都有一种天然的亲近要求,这在心理学称为“安全依附”,当儿童需要支持和保护时,知道从父母或者其他爱抚他们的成年人那里得到,这种依赖感在心理发展上起着重要作用(于丽琴,2007),所以这种爱抚缺失会使他们远离他人,形成信任危机。过度的支配和控制也将会造成孩子的人际信任问题,父母将对孩子过度的管束看作理所应当,阻止了孩子的进步空间同时也禁锢了孩子的思想,用保护孩子作为理由从而进一步控制,然而这些看似关心的行为都将导致孩子出现人际信任问题。

6. 结论

综上所述,本研究主要探讨了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结果主要显示如下:1) 大学生人际信任与童年创伤经历各个维度在不同人口统计学变量上存在差异。人际信任水平在居住地和是否独生子女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居住在农村的大学生比居住在城市的大学生人际信任水平高,非独生子女比独生子女的人际信任水平高。童年经历在性别和居住地维度上存在显著差异,男生的躯体忽视水平高于女生,居住在农村地区的大学生躯体忽视水平也高于居住在城市的大学生。2) 人际信任和情感虐待、情感忽视存在显著相关。人际信任分别与童年创伤经历及其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维度呈负相关。3) 人际信任分别和童年创伤经历及其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维度回归分析结果显示,童年创伤、情感虐待、情感忽视程度越高,人际信任水平越低。在未来的研究中,可以多维度展开,加入童年经历中积极经历使研究更加全面,并结合脑电、眼动等方法技术更进一步探索,在调查研究中注意对样本的选取,在人口统计学上分布更加均匀。未来可将研究结果投入到学校教育,家庭教育以及市场中去,可通过对童年期创伤经历的心理重构,重塑安全和健康的人际信任关系,完善现有理论。

基金项目

天津职业技术师范大学大学生创新创业训练计划项目: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对人际信任的影响(项目编号:202310066113)。

参考文献

[1] 陈晓露(2015). 童年经历与竞争态度、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 陈彦垒, 牟心语, 侯家豪, 赵坤(2023). 人际信任对网络诈骗易感性的影响: 网络偏差行为的中介作用. 心理月刊, (18), 37-39+42.
[3] 陈阅, 时勘, 罗东霞(2010). 组织内信任的维持与修复. 心理科学进展, 18(4), 664-670.
[4] 傅文青, 姚树桥, 于宏华, 赵幸福, 李茹, 李英, 张艳青(2005). 儿童期创伤问卷在中国高校大学生中应用的信效度研究.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13(1), 40-42.
[5] 刘冠楠(2014). 从心理传记学的视角探究童年经历对个人成长的影响. 阴山学刊, 27(3), 25-29.
[6] 王利(2023). 童年创伤对留守经历大学生人际交往能力影响及干预: 自尊和社交焦虑的作用. 硕士学位论文, 苏州: 苏州大学.
[7] 杨玉如(2018). 公务员成人依恋、社会支持与人际信任的关系研究. 硕士学位论文, 桂林: 广西师范大学.
[8] 依拉木江∙阿布都艾尼, 徐子纯, 黄佳丽, 周宵(2023). 大学生童年创伤经历与复杂性创伤后应激症状之间的关系: 人际信任和反刍的作用.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31(1), 235-240+120.
[9] 于丽琴(2007). 家庭教育中心理虐待问题的研究. 东岳论丛, 28(6), 43-45.
[10] 周一骑, 张梦璇, 管健(2018). 童年经历及当前压力感知对人际信任的影响. 中国社会心理学评论, (1), 96-110+178-179.
[11] Ben-Ner, A., & Halldorsson, F. (2009). Trusting and Trustworthiness: What Are They, How to Measure Them, and What Affects Them. Journal of Economic Psychology, 31, 64-79.
https://doi.org/10.1016/j.joep.2009.10.001
[12] Herman, J. L. (1992). Trauma and Recovery. Basic Books.
[13] Mittal, C., & Griskevicius, V. (2014). Sense of Control under Uncertainty Depends on People’s Childhood Environment: A Life History Theory Approach.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7, 621-637.
https://doi.org/10.1037/a0037398
[14] Moorman, C., Deshpandé, R., & Zaltman, G. (1993). Factors Affecting Trust in Market Research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Marketing, 57, 81-101.
https://doi.org/10.1177/002224299305700106
[15] Pechtel, P., & Pizzagalli, D. A. (2011). Effects of Early Life Stress on Cognitive and Affective Function: An Integrated Review of Human Literature. Psychopharmacology, 214, 55-70.
https://doi.org/10.1007/s00213-010-2009-2
[16] Rotter, J. B. (1967). A New Scale for the Measurement of Interpersonal Trust. Journal of Personality, 35, 651-665.
https://doi.org/10.1111/j.1467-6494.1967.tb01454.x
[17] Yan, Z., & Holtmanns, S. (2008). Trust Modeling and Management: From Social Trust to Digital Trust. In R. Subramanian (Ed.), Computer Security, Privacy and Politics: Current Issues, Challenges and Solutions (pp. 290-323). IGI Global.
https://doi.org/10.4018/978-1-59904-804-8.ch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