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随着全球工业化和人口增长，垃圾处理问题日益严峻。自2004年起，中国垃圾产生量跃居世界之首(陈蒙，2021)，针对生活垃圾这一兼具污染性与资源性的复杂存在，若管理不善，将严重制约国家向可持续发展目标迈进的步伐(Kirchherr et al., 2017)，特别是发展中国家(Zeng et al., 2023)。在这一背景下，研究垃圾分类的社会重要性不言而喻。垃圾分类直接关乎环境污染的有效治理，科学合理的分类策略能够显著减少垃圾填埋和焚烧产生的污染物，保护生态环境。同时，垃圾分类促进了资源的有效回收和再利用，提高了资源利用效率，有助于推动循环经济的发展，实现经济效益与环境效益的双赢。然而，随着现代化进程的加速推进，尽管人们的环保意识有所提升，垃圾分类却仍未能全面普及，实际分类行为仍不尽如人意。农耕文明，作为人类历史上与自然环境和谐共生的典范，其资源循环利用、生态平衡等环保观念对现代生活垃圾分类具有深远的启示意义，通过深入研究其环保理念可帮助现代社会环保理念成功转型。因此，本研究从农耕文明到现代社会环保的转型视角出发，结合环境心理学探索古代农耕文明浸润下的环保观念对现代垃圾分类行为的潜在影响，不仅有助于揭示环保行为背后的社会文化逻辑，还能为制定适应处于不同发展阶段的地区的垃圾分类政策提供理论依据和实践参考，帮助民众更易接受垃圾分类政策并付诸实践，改善目前国内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不一致的情况。
2. 农耕文明时期的垃圾分类
2.1. 农耕文明概述
农耕文明，指古代劳动人民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劳动中形成的物质和精神的文化总和，包括管理观念、文化艺术、风俗习惯等(齐利平等，2024)。农耕文明的兴起与繁荣标志着人类社会从依赖自然采集与狩猎，逐步过渡到以农业生产为基础。这一转变不仅极大地促进了人口的增长和社会的稳定，还深刻影响了人类的生态观念。农耕文化是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根基，蕴含着尊重自然、天人合一的生态理念，勤俭持家、讲信修睦的优良品质。
农耕文明起源于新石器时代，随着气候的变化、人口的增加，人们开始驯化动植物，逐渐形成了稳定的农业生产体系。农耕文明的生活方式以农业生产为主，辅以畜牧业、手工业和商业等经济活动。人们根据季节变化和土壤条件进行耕作，种植谷物、蔬菜等作物，同时饲养家畜以提供肉、奶等生活资料。这种生产方式使得人们能够在相对固定的地域内定居，形成村落、城镇等聚居形态。最早的农耕文明多出现在大江大河流域的肥沃土地上，如黄河、长江流域。在长期的农业生产实践中，人们积累了丰富的农业知识和技术，如灌溉系统的建造、农具的改进等，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效率，为人类社会的持续发展奠定了坚实的基础。
2.2. 农耕文明时期的环保观念及习俗
环保是人们为保持自然环境生态平衡不被(或者减轻)人为破坏而采取的各种有效保护措施(郭新建，2014)。其理念虽在现代社会中才被明确提出，但其精神内核在农耕文明初期便已悄然萌芽。例如图腾崇拜，作为农耕文明初期的一种普遍现象，不仅体现了先民对自然的敬畏与依赖，更在无形中保护了野生动植物资源。这一时期人们将生活的全部希望寄托于自然，将生活中的偶发事件与自然紧密联系在一起，认为某些动植物不能触犯(郭新建，2014)，并且为自然赋予各种形象，这在我国许多古籍中都有记载。如“汤德至矣，及禽兽。”。我国的手工业在夏商周已发展迅速，但也给环境带来了污染和破坏。土法采冶矿石造成了环境污染。“有动封山者，罪死不赦。”民众看到矿石的经济价值而盲目地滥采滥伐，导致“数十里沟涧溪河皆成稠浊，民间饮之辄疾病”，面对这样的环境污染，有识之士发表了如“山泉深则鱼鳖归之，树木盛则飞鸟归之，书草茂则禽兽归之”“不违农时，谷不可胜食也；数罟不入洿池，鱼鳖不可胜食也……”等观点(杨伯峻，1960)，强调人类活动应遵循自然规律。
此外，土葬制度的推行，有效避免了尸体腐烂带来的环境污染与疾病传播问题。而现代常用的笤帚、簸箕，相传由黄帝、炎帝发明，那时已形成“凡内外，鸡初鸣，洒扫室堂及庭院”的习惯。同时，阴沟等设施在春秋战国时期就已广泛使用，该时期的“都厕”是世界上最早的公共厕所。
2.3. 农耕文明时期垃圾分类的原始形态
在农耕文明时期，由于人类与自然环境的紧密依存关系，垃圾分类行为往往是在长期的生活实践中自发形成的。资源有限使古人形成了珍惜资源、物尽其用的观念，并促进了对垃圾的分类处理。农耕时期的垃圾基于用途可分为三类：一般生活垃圾、人畜粪便和污水污物。一般生活垃圾主要包括日常生活中的废弃物，如破旧衣物、草木灰烬等。除了进行再利用、交换，这些垃圾往往被填埋或焚烧(灰烬还被用作肥料)。受到自然条件的影响，不同地区的处理方式也存在差异，在雨水充沛、河流密布的地区，居民会将可降解的厨余垃圾直接倒入河中，利用水流进行分解和净化；在干旱少雨的地区，垃圾则被集中堆放在远离居住区的空旷地带，通过自然风干和微生物逐渐降解。而人畜粪便被视为宝贵的资源，被专门收集，用作肥料。这不仅减少了环境污染，还提高了土壤肥力。对于污水和污物，古人通过建设排污工程进行处理。我国古代的城市排污工程历史悠久，可追溯到商代，有效减少了污水对环境的污染，并促进了水资源的循环利用。
在明清时期，垃圾回收分类得到了进一步发展。人们不仅收集粪便和厨余垃圾作为肥料，还有专人从垃圾中分拣出骨头、羽毛等废物。这些废物被分类保存，作为制造工艺品的原料。此外，古人还使用法律、教化管理垃圾分类行为，如《汉书·五行志》中就记载了对乱扔垃圾的惩罚。
3. 现代环保理念的引入与垃圾分类的转型
3.1. 现代环保理念的兴起
工业革命作为人类历史的重要转折点，极大推动了技术进步和生产力发展，但也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挑战，环境问题逐渐从局部性、单一性问题演变为全球性、综合性危机。空气污染、水体污染等，严重威胁了人类的生存与发展，促使社会开始反思传统的经济增长模式和生活方式。在这样的背景下，现代环保理念应运而生，并迅速在全球范围内兴起。
现代环保理念的核心在于人与自然的和谐共生，倡导在追求经济发展的同时，充分考虑环境的承载能力和生态系统的平衡。这一理念打破了以往“先污染后治理，先发展后保护”的传统思维，提出了“绿色发展、循环经济、低碳生活”等新发展理念，旨在通过科技创新、政策引导、公众参与等，实现经济社会的可持续发展。随着环保意识的普及和环保运动的兴起，越来越多的国家开始将环保纳入发展战略，制定并实施了一系列环保法律和政策。如加强环境监管和执法力度，提高环境违法成本；推广清洁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减少化石能源的依赖；鼓励企业采取节能减排措施，降低碳排放量；提高公众环保意识，倡导绿色消费和低碳生活方式等。
3.2. 垃圾分类的现代转型
工业革命后，工业生产规模迅速扩大，城市人口激增，垃圾产生量急剧上升且成分更加复杂。随着环保意识的觉醒，一些城市开始建立垃圾收集和处理系统，垃圾处理逐渐从自然消化转向人工处理，但垃圾分类行为并未得到普及，垃圾处理仍处于较为原始的状态，垃圾随意丢弃、焚烧、填埋等现象较为普遍。随着现代环保理念的深入人心和社会对可持续发展需求的不断增长，垃圾分类经历了从传统到现代的深刻转型。这一转型不仅体现在技术、政策层面的创新，更在于社会观念、行为模式的根本变化。
现代垃圾分类的转型首先得益于政策层面的强力推动，政府出台垃圾分类的法律法规，明确分类标准、责任主体和奖惩机制，提供了坚实的法律基础，同时投入大量资金研发新型垃圾处理技术，如生物降解、焚烧发电和高效回收等，减少垃圾对环境的负面影响。在技术驱动下，垃圾分类也迎来了智能化转型，出现了智能垃圾桶、垃圾分类APP等创新产品。虽然目前普及率和专业度还不够理想，但也提高了垃圾分类的准确性和便捷性。政府、企业、社区和居民等各方也形成了强大的合力，共同推动垃圾分类工作的深入开展。通过宣传教育、激励机制等，激发公众对垃圾分类的热情和参与。此外，垃圾分类的标准愈发细化，类别愈发复杂。这种精细化分类体系和资源利用方式，不仅减轻了环境压力，还促进了资源循环利用和经济可持续发展。我国也在积极推动垃圾分类工作，进入垃圾分类“强制时代”。北京、上海、广东等一线城市先后就生活垃圾管理进行修法或立法，通过督促引导，强化全流程分类、严格执法监管，让更多人行动起来。
3.3. 垃圾分类行为的现状
一般来说，废物或垃圾被称为不需要的材料。结合我国垃圾分类回收实践，垃圾分类定义为居民将生活垃圾按规定类别分类收集，并到指定设施投放或变卖的行为。
过往研究显示，环境态度和环境情境是影响个体垃圾分类意愿的重要因素。有研究者(王婷婷，2015)根据环境态度与行为理论(attitude, behavior, condition, ABC理论)、计划行为理论等进行量化研究，结果表明，民众认为垃圾分类重要和落实到行动中仍然有约20%的差距，说明目前垃圾分类面临的主要挑战是民众如何跨越认知和行为鸿沟的问题。ABC理论实际上是专门针对生活垃圾循环利用建立的，核心是认为垃圾投放者的投放行为是其内心态度和外部条件共同作用的结果。目前我国如北京、上海等一线城市从2000年开始实施城市生活垃圾分类(李妍等，2020；宋玉蓉，2019)，多年来，取得一定的经济及环保效益，但也存在一些问题(杜欢政，刘飞仁，2020；靳晓菲，2020；韦彩嫩，2020；张宏明，2020)。北京政府最大问题是厨余垃圾分类收集质量不高、投放不规范(杨语溪，刘凌，2022)。上海市采取强制措施，截至2019年底，约1.3万个居住区(村)的分类达标达到了90%，但仍存在激励效力偏低、湿垃圾处理设施能力不足等问题(李志青等，2020)，甚至在政策放宽后出现了反弹的情况。表明即便在外部条件与居民环境态度均较为理想的情境下，行为层面的脱节现象依然显著。
于农村而言，随生活水平的提高，垃圾量在不断增长，但农村的垃圾分类和处置设施与城市相比相对落后，投入的资金也十分有限并且缺乏行之有效的运行管理机制，且村民认可、支持不高，许多农村地区试图推行垃圾分类，但由于缺乏相关观念，这些尝试往往以失败告终(刘霞云等，2023)。有研究表明，农村垃圾分类政策的实施存在治理规则的模糊和农民垃圾分类意识淡薄两大障碍(樊彦瑞等，2023)。但通过实地调研及典籍查阅发现，受到生活方式的影响，虽然村民对于垃圾分类的认可度及意愿较低，但其日常生活习惯中隐藏着很多符合垃圾分类理念的行为，如废旧塑料品、衣物的循环利用等，而这些正是农耕文明中的环保理念。因此，以农耕文明为抓手探索其对现代环保模式的影响，并改善行为意愿脱节的困境极为重要。
4. 农耕文明环保观念对现代垃圾分类的潜在影响
4.1. 传统习俗的现代价值
在农耕文明中有很多具有现代价值的环保观念，它们流传至今，扎根于中华民族的思想中，成为保护环境的有力支撑。在农耕文明中，资源循环利用是一种深入骨髓的生活方式。农民会将农作物的残余部分，如秸秆、稻壳等，用作牲畜饲料、建筑材料或燃料，实现了农业废弃物的有效转化。同时，家庭生活中也倡导“物尽其用”，如旧衣物改造成抹布、破损器具修补再利用等。这种资源循环利用的传统习俗，为现代垃圾分类中的可回收物处理提供了历史借鉴。同时，农耕文明中还蕴含着深刻的生态平衡观念。古人认识到自然环境的脆弱，因此处理垃圾时注重减少生态环境的破坏，如将厨余垃圾、畜禽粪便等堆肥处理回归农田，实现了废弃物的资源化利用和生态系统的循环再生，为现代垃圾分类中的湿垃圾处理提供了重要启示。此外，农耕文明中的节约意识贯穿于人们生活的方方面面。农民会珍惜每一粒粮食、每一滴水、每一块土地，力求做到物尽其用、避免浪费。这种节约意识对于现代垃圾减量同样具有重要意义。通过倡导简约生活方式、减少一次性用品的使用、鼓励物品修复和再利用等措施，可以从源头上减少垃圾的产生量，降低垃圾分类和处理的压力。
4.2. 文化观念的心理影响
农耕文明强调人与自然和谐共生，这种观念通过代代相传，内化为现代人的认知图式。当现代人面对垃圾分类这一环保要求时，如果他们的行为与这种内化的环保态度不一致，即出现认知失调，就会产生心理上的不适感，进而驱使他们采取行动以恢复态度与行为之间的一致性。这种心理机制促使现代人主动学习和实践垃圾分类，以符合自己内心的环保信念。农耕文明中的环保行为也往往会受到社会群体的认可和支持，这种社会认同成为现代人参与垃圾分类的重要动机之一。社会认同理论指出，个体倾向于通过参与社会群体活动来获得归属感和自我价值的实现。因此，当垃圾分类成为一种社会共识和风尚时，现代人参与其中的动机将得到强化。同时，在完成垃圾分类任务后，现代人还能获得自我效能感，即对自己能够影响环境、改变现状的信心，这种积极的心理体验将进一步激励他们持续参与环保行动。
农耕文明中的环保观念引导现代人形成了一种以可持续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排序。在面临多种选择时，现代人更倾向于选择那些符合环保原则、有利于长期生态稳定的选项。这种价值观排序在垃圾分类中体现为对可回收物、有害垃圾等分类投放的重视，和对减少浪费、促进资源循环利用的追求。此外，长期目标导向的心理机制也促使现代人在垃圾分类中注重长远而非短利，愿意为子孙后代的福祉和地球的未来而努力。
5. 提升垃圾分类行为的策略与建议
5.1. 政策引导与农耕文明理念相融合
在推动现代垃圾分类行为的进程中，政策引导至关重要。而农耕文明中蕴含的深厚观念，如“天人合一”的和谐生态观、资源循环利用的朴素智慧等，为现代垃圾分类政策的制定提供了宝贵的思想资源。因此，将政策与农耕文明理念相融合，是提升垃圾分类效果、促进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途径。政策制定者需深入研究和理解农耕文明中的环保观念，明确其在现代社会中的适用性和价值。这要求政策制定者不仅要具备扎实的专业知识，还要具备跨学科的视野和素养，为政策制定提供支撑。而在制定垃圾分类政策时，可以借鉴农耕社会中资源循环利用的做法，明确各类垃圾的分类标准和回收利用途径，鼓励居民减少浪费、积极参与垃圾分类。
5.2. 社区实践传承农耕文明
通过社区实践传承农耕文明，不仅能够让居民在日常生活中感受到传统文化的魅力，还能在潜移默化中培养居民的环保意识和可持续发展观念。社区可以定期举办以农耕文明为主题的活动，如农耕文化节、传统手工艺展示、农作物种植体验等，让居民亲身体验农耕生活，了解农耕文明的历史和内涵，增强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自豪，学习农耕社会中资源节约、循环利用的智慧，进而将这些理念应用到日常生活中。此外，可以在社区内建立有机垃圾堆肥站，居民可将厨余垃圾等有机废弃物投放于此，通过堆肥处理转化为有机肥料，减少垃圾填埋和焚烧的压力，并且堆肥过程中产生的有机肥料还可以用于社区绿化、家庭园艺等。社区还可以组织居民成立农耕文化兴趣小组、志愿者团队等组织，鼓励居民积极参与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实践活动。通过共同参与和互动，居民可以加深彼此之间的了解和信任，形成更加紧密的社区共同体，激发居民的创新精神，为农耕文化的传承和发展注入新的活力和动力。
5.3. 科技赋能与农耕智慧相结合
在垃圾分类这一领域，科技的力量与农耕文明中的环保智慧相融合，能够显著提升分类效率，优化资源利用，促进可持续发展。借助人工智能、大数据等现代科技手段开发出智能垃圾分类系统，通过图像识别、语音识别等技术，自动识别垃圾种类，引导居民正确分类投放。在系统设计过程中，融入农耕文明中的分类智慧，如“物尽其用、变废为宝”的理念，优化分类标准和回收流程。同时通过科技平台，可以将农耕文明中的环保理念、分类智慧等内容以更加生动、直观的形式呈现给公众。例如，利用虚拟现实技术重现农耕生活场景，让公众身临其境地感受农耕文化的魅力；通过社交媒体平台发起垃圾分类挑战赛、环保知识竞赛等活动，激发公众参与垃圾分类的热情和积极性。此外，农耕文化的传承需要一批具有专业知识和技能的传承人，通过在线教育平台为传承人提供专业培训课程，让他们掌握现代科技知识和应用技能；或者利用科技手段记录、整理农耕文化的相关资料和文献，为传承人的学习和研究提供便利。同时，还可以鼓励传承人与科技工作者合作，共同探索将农耕智慧与现代科技相结合的新领域和新方法。
6. 结论
“我国拥有灿烂悠久的农耕文明，必须确保其根脉生生不息，做到乡村社会形态完整有效，文化基因美好品德传承弘扬，农耕文明和城市文明交相辉映，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协调发展。”本文探讨了从农耕文明到现代环保转型过程中垃圾分类意愿与行为的历史演变与现状，通过系统分析农耕文明时期的环保思想和垃圾分类方式，结合现代社会垃圾分类现状，提出了一系列提升垃圾分类行为的策略与建议。总结研究成果，我们发现农耕文明中蕴含的环保智慧，如资源循环利用、生态平衡观念等，对现代垃圾分类行为具有重要的启示作用，人们对农耕文明的高度认同也有利于提升对于垃圾分类的接受程度。我们呼吁社会各界共同努力，将垃圾分类作为推动生态文明建设的重要举措，通过传承上下五千年的优秀传统文化改善意愿行为不一致的根本问题，实现垃圾减量化、资源化和无害化，为子孙后代留下一个更加美丽、宜居的地球家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