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以历史唯物主义为基础，对语言的本质、起源及其社会功能进行系统阐释。它深刻揭示语言作为社会实践的一种形式，其物质性与意识性、个体性与社会性、实践性与历史性的辩证统一，是马克思主义哲学在语言领域的具体展开与应用。其强调语言的物质性与社会性。马克思和恩格斯认为，语言不仅仅是思想和意识的表达工具，更是物质生产和社会交往的产物。语言产生和发展于人类的劳动实践与社会交往需求，是人类集体活动的结果。语言作为一种社会实践，是人类改造世界的一种手段，它与劳动、生产密切相关。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中，语言与意识、思维的关系被高度重视。语言不仅是意识表现形式，还是意识的直接现实。这种现实性意味着语言与思维、意识不可分割，思想表达和意识形成都离不开语言。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存在对形而上学的语言观产生强烈冲击。传统的形而上学语言观将语言视为一种脱离社会实践的独立存在，忽视语言社会性和实践性。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反对这种脱离实际的语言观，主张语言应从社会实践的角度去理解和研究。语言不是一种固定不变的实体，而是随着社会实践的变化而变化的，是社会存在的反映和表现。
2.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历史出场
2.1. 哲学的“盘旋”，哲学语言转向
何为语言哲学，开篇自当明义。学界对此论述颇多，但就广义而言，语言哲学应当涵盖对语言的各类深思熟虑，尤其是系统性与深刻性的探讨；而在狭义上，则专指20世纪以来围绕语言主题展开的哲学研究。若进一步细分，其通常特指分析哲学传统中的语言哲学。延续以上思路，不同学者依据各自对语言哲学的理解，对其具体内涵提出不同观点。例如约翰·塞尔(John Searle)主张应区分“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与“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前者着重探讨语言的普遍性，涵盖广泛的哲学问题；后者则聚焦于特定语言词汇的分析，以解决具体问题。而乔治·万德勒(George Wandler)则进一步细化，划分为“语言学的哲学”(philosophy of linguistics)、“语言学哲学”(linguistic philosophy)及“语言哲学”(philosophy of language) [1]。“语言学的哲学”涉及对意义、同义词、句法、翻译等语言学共相的哲学思考，以及对语言学理论的逻辑地位与验证方法的研究。“语言学哲学”包括基于自然语言或人工语言的结构和功能的任何概念研究，如罗素的特称描述语理论、莱尔的心智概念。最后，“语言哲学”则探讨语言的本质、语言与现实世界的关系等哲学问题。
在哲学研究目光转向语言哲学之前，西方哲学的发展历程经历几次重要转折，旨在重新审视哲学研究的基本思路与方法，以便更准确地认识自我和世界，深入探讨人类存在和人的价值等基本问题。西方古代哲学首要关注本体论问题，近代以来，哲学研究重心转向认识论。在认识论转向之后，又主要经历实践转向与语言转向。本体论主要探讨“本原”问题，认识论则关注我们能够认识哪些事物以及如何认识这些事物。从本体论转向认识论，哲学逐渐摆脱对“终极存在”的思考，转而探讨人类意识的认识层面，哲学探索由客体转向主体，哲学家们从此以“认识”为出发点，讨论知识的性质及其获取方法。在此过程中，经验论者从常识经验出发，唯理论者则主张从先天观念入手，这一发展过程被称为认识论转向。然而，主体与客体二元对立的倾向使得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未能得到良好解决，这一直困扰历代哲学家。
尽管哲学在认识论转向过程中并非尽善尽美，但幸而该问题终究还是找到答案。19世纪，马克思、恩格斯引领的变革，后来被称为“实践转向”，运用实践基础上的历史唯物主义回答“思维与存在关系”这一哲学基本问题，其认为“关系问题”是指人在实践中与世界之间发展的关系，使得哲学基本问题具有“现实性”。在实践转向之后，哲学家们意识到当时的哲学对“思维与存在”之间的中介环节——即语言的关注不足，限制了哲学的自我认识，因此20世纪哲学研究重心转向语言。至此，哲学的关注点落在对人类语言的“解释”上，许多哲学家开始对语言展开深入研究。
2.2. 时代的“呼唤”，语言哲学浮现
语言哲学的探讨并非始于近代，其渊源可追溯至古希腊哲学。柏拉图在其《克拉底鲁篇》中广泛论述语言问题，探讨词语形成是否基于约定。亚里士多德则首次对语言进行系统性研究，定义名词和动词，并认为口语是内心经验的符号，文字是口语的符号。中世纪宗教哲学家，尤其是奥古斯丁，致力于解释《圣经》中的语言故事。这些先贤对语言问题的思考影响深远，尽管许多见解在后续发展过程中被遗忘或曲解。
进入近代，传统哲学遭遇“本体论困境”。本体论作为最完满的普遍知识，其探讨的问题难以通过认识论解决，因为本体论的超验对象超越人类理性的认识能力。笛卡尔、休谟、康德、黑格尔等哲学家虽孜孜不倦地求索，但始终未能得出完美的答案，导致哲学转向新出路。随着时间推移，人类进入资本主义时期，社会矛盾日益突出，人的异化、社会的异化使世界逐渐苍白失色。在此背景下，哲学在认识论转向后经历实践转向和语言转向的重大变革。罗素、维特根斯坦、卡尔纳普等现代西方哲学家重新重视语言，将其作为哲学研究对象，揭示语言对我们的重要性，并明确提出“哲学问题从根本上是语言问题。他们认为，哲学并不提供知识和理论，而是“分析”和“澄清”人们所表达的含义。古往今来的哲学家们制造了许多无法解决的哲学难题，其根源在于他们‘错误地认识和使用语言’”[2]。现代逻辑的发展为维特根斯坦等人提供新的逻辑手段进行语言分析，揭示出传统哲学中的混乱，并批驳许多过去的论证。他们通过这种方式“拒斥”形而上学，试图借助对语言的探索“解救”哲学，从而清除哲学中的本体论问题，解决以往的哲学难题，并建立新的哲学。
2.3. 实践的“需要”，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揭幕
近代哲学在其发展的进程中经历一次重要的语言转向，将哲学研究重新聚焦于语言层次。这一“语言转向”所带来的深远历史意义不容忽视。然而，西方近代语言哲学并非完美无缺，未能如其倡导者所期望的那样解决所有哲学难题。例如，英美语言哲学派将科学主义与哲学强行杂糅，试图通过严格的实证逻辑对语言进行验证，以完成哲学的“使命”，并实现对形而上学的“超越”。然而，这种方法在反思传统哲学中的本体论和认识论问题时注定会遭遇挫折。尽管英美语言哲学在语言层面对本体论提供解答，但他们将哲学语言等同于哲学本身，认为解决语言问题即等同于解决哲学问题，这无异于陷入语言形而上学的泥潭，可能导致比他们所批判的“虚假问题”更加虚幻的结果。相比之下，欧洲大陆语言学派对语言的解释更加有力，但他们对语言的理解不够全面，导致解释不够完备。同时，欧洲大陆语言学派过于抬升语言的重要性，片面夸大语言中介作用。尽管他们凭借语言的力量构建出一个文本与象征的世界，但这个人工语言世界与现实世界逐渐疏离，致使语言与客观世界的关系逐渐模糊，语言成为一道屏障，将我们与世界隔离开来。通过分析语言哲学的主要派别，我们可以发现，这两大派别对语言的探讨方式繁琐且抽象，仍然停留在纯理论层面，未能重视社会实践对语言的重要作用，对现实世界的实际帮助较小。因此，语言哲学的发展过程中仍存在许多问题，有走向死胡同的危险。
运用实践的方法与语言哲学相结合，是哲学转向新的现实出路。马恩从实践出发，考察社会现实，创立以实践为基础的历史唯物主义，形成不同于以往旧哲学的崭新世界观与方法论。马恩强调实践，认为物质决定意识，主张将探讨的重心放在“物质”上，从而一举扭转以往哲学的“纯思辨性”。马克思曾指出：“哲学家们只是用不同的方式解释世界，而问题在于改变世界。”[3]语言哲学家们的思维方式停留在“解释世界”之上，而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仅解释世界，还试图改变世界。马克思认为，语言归根到底是从事实践活动的人所“说”出，语言是人们生活中的语言，人的生活的丰富性决定语言的多样性。因此，语言的意义在于其来源于人类生活和交往实践。语言作为社会交往的媒介，其产生与发展适应了社会实践中交往活动的需要。这正是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精髓所在。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在实践的基础上，以实践论思维方式重新架构语言哲学，它对脱离社会实践语境的“语言世界”始终保持批判态度。
综上所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具有其他语言哲学流派所无法比拟的理论穿透力，其对语言的解读深刻且透彻。基于实践的语言哲学是对以往语言哲学流派的新突破，是在扬弃传统哲学思维方式基础上进行的超越，即吸收传统语言哲学的精华，同时具有与众不同的特点。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以实践为基石，解决了现代西方语言哲学无法彻底回应的主体与客体二分问题。因此，将马恩的“实践转向”引入语言哲学并对其进行改造，成为题中应有之义，是现实产生的一种真实“需要”。
3.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逻辑呈现
3.1. 现实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理论背景考察
在对现实的探索中，马恩对语言形成独到见解。在众多光环的笼罩下，人们往往忽视了他们那卓越的语言天赋和深厚的语言修养。实际上，马克思非常重视语言的学习和理解。他一生掌握了多种语言，能够无障碍地阅读欧洲各国的文献资料。马克思在中学时期就掌握了拉丁语和希腊语，他曾用古希腊文写下了一部长篇诗作。除了重视语言本身的学习外，马克思还深入研究了莎士比亚等文学巨匠的作品，这对他后来充满激情的语言风格产生了深远影响。“语言”承载着哲学家的哲学思考，只有对语言有足够的了解，才能自如地运用，而马克思正是具备这种能力的人。与此同时，颠沛流离的生活为他的“语言”提供丰富的素材。恩格斯同时还有极高的语言造诣和对方言的独特思想，在他一部研究方言的著作《法兰西方言》中体现出他对语言的热情。1845年1月，在普鲁士政府的强烈要求下，巴黎当局下令将马克思驱逐出境，他随即于1845年2月移居比利时首都布鲁塞尔。同年4月，恩格斯也移居布鲁塞尔，两人开始并肩作战。他们在德国历经坎坷，深入底层人民的生活，获取了第一手的现实材料。在实践的基石之上，他们对当时的德意志意识形态进行了深入研究，阐发了自身理念，明确反对语言的形而上学理解，特别是黑格尔式的德国唯心主义对语言的神秘化。马克思和恩格斯强调语言物质性，也即将思维、意识等精神性的本质导回语言，认为语言是人类实践活动的表现和反映。
错综复杂的国际局势为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语言”提供新的应用角度。19世纪70年代，国际共产主义运动进入新的发展阶段，马克思和恩格斯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促进了工人运动的进一步发展。然而，德国的工人运动组织没有坚持革命原则，导致内部掺杂许多投机分子，产生消极的后果。在这种情况下，杜林趁机从理论与实践层面对马克思主义发动攻击。对此，恩格斯写作《反杜林论》，对杜林进行批判。在文中，恩格斯阐述语言与意识、思维的关系，主张实践决定语言、意识和思维。在之后，为了批判各种反马克思主义的资产阶级反动思潮，阻止资产阶级从语言上、思想上麻痹无产阶级和劳动人民的革命意志，恩格斯撰写《自然辩证法》一书，揭露资产阶级的反动实质。在书中，恩格斯详细阐明“语言”的产生以及发展，帮助塑造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血肉”。
在19世纪中叶，欧洲大陆正处于资本主义迅速发展和社会矛盾日益加剧的时期，各国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对立日趋尖锐。在这一历史背景下，马克思和恩格斯开始探索如何从理论上理解和解决这些现实问题。他们的语言哲学思想正是在这样的社会大背景下逐步形成和发展。马恩意识到，传统的唯心主义哲学无法有效解释和解决现实中的社会矛盾，必须从物质实践出发，重新审视语言与意识、思维的关系。正是在这种理论探索和实践检验的过程中，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逐步形成，并为后来的革命实践提供理论基础和指导思想。
3.2. 文本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理论流变梳理
马克思与恩格斯在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论框架下，以实践为根本出发点，对语言问题进行深刻的哲学探究，开辟语言哲学的新纪元。二者对语言的初步思考，最早体现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之中：“我们是从国民经济学的各个前提出发的。我们采用了它的语言和它的规律。”[3]这一表述虽显简略，却奠定其后复杂而系统的语言理论的基础。
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达到理论上的奠基。他们在此文本中精微地剖析语言的生成及其历史性发展，提出“语言是一种实践的、为他者存在亦为自身存在的现实意识。语言与意识同源于实践，尤其是出自与他者交往的迫切需求”[3]。此外，他们强调：“语言是思想的直接现实，二者并非独立的领域，而是现实生活的体现。”[3]这一论断构成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奠基性框架，为语言的本源、本质及其与意识的关系奠定坚实的理论基础。在《政治经济学批判导言》及《政治经济学批判(1857~1858年手稿)》中，马克思进一步精炼语言共性与个性的辩证关系，提出：“若最发达与最不发达的语言共享某些规律与规定，那么语言的发展正是在这种共性与差异之间的对立统一中实现的。”[4]这种辩证思维为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提供重要的理论支撑，深化对语言演化的理解。
恩格斯在《反杜林论》中的批判性分析进一步深化对语言与思维、意识之间关系的探讨。尽管语言、意识与思维在形式上皆为抽象，但其内容乃是社会实践的反映，表现为人的生活活动在意识形态层面的回声与映射。思想的现实性只有通过语言的实践才能得以实现。语言在此被视为思想的现实载体，与意识、思维之间形成实践基础上的依存关系。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一文中，其进一步揭示语言在人类劳动进程中的生成及其作用，表明语言不仅是劳动的产物，亦是人与动物本质区别的标志，随劳动和工具的演进而愈发成熟[5]。
综观马克思与恩格斯的语言哲学思想，不难看出其对马克思主义哲学框架的深远影响。他们对语言问题的全面理论阐释，为实践性的语言哲学奠定坚实基础，使得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得以形成，并随着时间的推移而不断发展。
3.3. 理论的逻辑：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的理论本质解析
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以“现实中的人”作为语言主体，深入剖析语言的本质与功能。语言作为一种独特的能力，是现实的人所专有的，因而，任何对语言问题的探讨都必须围绕现实的人展开，二者之间具有不可分割的关系。在对“现实的人”进行探讨时，必须从多个角度进行综合理解。
现实的个人具有自然属性。此属性表明，个人作为生命体存在，必须通过与自然界的物质交换来维持生存。马克思在语言分析中特别强调这一自然属性，因为语言不仅是沟通的工具，更是个人与自然环境互动的结果。进一步来看，现实的个人还具有实践规定性。个人并非一个预先存在的理性主体，而是在持续的实践活动中获得其本质规定性。在这一过程中，语言不仅作为实践的产物出现，亦作为实践的工具存在。语言随着实践活动的发展而不断丰富，同时也反映出个人在实践中的地位与功能。除此之外，现实的个人还具有社会属性。这意味着，个人并非孤立于社会之外的独立存在，而是始终处于特定的社会关系之中。语言在这一背景下展现出深刻的社会性，它不仅仅用于个人之间的交流，更是社会结构与文化的具体体现。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从社会属性的视角出发，揭示语言在维持社会秩序与传播意识形态中的关键作用。此外，现实的个人也是一个历史存在体，处在不断变化的历史进程中。语言的历史性体现在，它不仅承载历史进程中的经验与知识，还在历史的动态发展中不断演变。语言的历史性与个人的历史性相互交织，使得语言成为历史发展和社会变迁的重要媒介。由此可见，马克思主义语言哲学不仅强调语言的社会性、实践性和历史性，更认为这些特征是由“现实的个人”所决定的。任何脱离现实个人的语言讨论，都将陷入虚无缥缈的思辨之中，无法揭示语言的真实面貌。要真正理解语言的本质，必须从“现实的个人”出发，避免陷入抽象的思辨哲学之中，回归到语言的社会实践与历史发展中去。唯有如此，才能揭示语言的真相，推动对语言现象的深刻理解和系统阐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