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研究

Study on the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of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摘要: 以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为研究对象，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运用因子分析法、耦合协调度模型及空间自相关模型对武陵山片区各县进行量化评价。研究发现：整体上，武陵山片区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初级阶段，69%的县(市、区)位于勉强协调及以下，89%的县(市、区)位于初级协调及以下；该片区耦合协调程度空间差异明显，整体呈现“北部高，中部和南部低”的空间分布特征；在地区差异上，其耦合协调程度从高到低依次是重庆片区、湖北片区、湖南片区、贵州片区；全局Moran’s I指数为0.154，局部聚集特征较为凸显，以西北部、东南部的高–高聚集型和中部的低–低聚集型分布。

Abstract: Taking 71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in the Wuling Mountain Area as the research objects,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nsol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eradic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as constructed and the quantitative evaluation of each county were conducted by using factor analysis,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model and spatial autocorrelation model. The study found that the Wuling Mountain Region was at the primary stage of effective coupling between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eradication achievements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with 69% of the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being barely coordinated or below, and about 89% of the counties (cities and districts) being at the primary coordination or below. The spatial differences in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region were obvious, showing an overall spatial distribution characteristic of “high in the north, low in the central and southern parts”. In terms of regional differences,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the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is from high to low in Chongqing, Hubei, Hunan and Guizhou; the global Moran’s I index is 0.154, and the local aggregation characteristics are more prominent, with high-high aggregation in the northwest and southeast and low-low aggregation in the central part of the region distribution.

1. 引言

到2020年末，现行标准下我国农村贫困人口全部脱贫，解决了区域性整体贫困问题[1]。但脱贫摘帽并不是终点，2018年中共中央、国务院提出要“统筹衔接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指示要求[2]。众多学者研究二者之间的政策演变、衔接机制、治理逻辑及路径探究等问题[3]-[6]。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衔接逻辑来看，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是乡村振兴基础性、区域性及阶段性的重点工作与任务[7]，两者本身有着较强的耦合性关系，其主要体现在两者目标一致、内容相通和制度互促。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总体目标一致，都是为实现共同富裕而奋斗[8]，两者在产业发展、绿色生态、社会保障、精神文明等内容上具有内在的统一性[9]，在制度政策上，脱贫攻坚过程中形成的中央统筹、省负总责、市县抓落实的工作机制为乡村振兴奠定了工作基础和保障，反过来乡村振兴战略实行该机制也有利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8]。耦合协调主要是让两个系统相互作用、相互影响，从而形成一体化的关系，其本质上是联动的，在乡村发展这个大背景下，将乡村发展视为一个系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两个子系统，无论从产业、文化、人才、生态、政策等各层面都不能脱离对方的发展，要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基础上，做好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工作[10] [11]。两个系统相互耦合、协调发展，共同推进贫困地区发展和群众生活改善，故在研究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时，对两个系统之间的耦合关系进行分析，可以使两者之间关系更为协调，最终实现共同发展。

现有文献聚焦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宏观政策，有关二者衔接效果的量化评估较少，鲜有探究集中连片特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关系。本文研究了武陵山片区71个县、市、区(简称县域，下同)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程度及空间分异规律，旨在为该区及同类型地区实现有效衔接提供科学依据。

2. 研究区域

2011年国务院颁布的《中国农村扶贫开发纲要(2011~2020年)》将武陵山片区在内的14个连片特困地区作为扶贫攻坚的主战场[12]。武陵山片区以武陵山脉为中心，横跨湘鄂渝黔4省市，共涵盖71个县域(图1)。武陵山片区地形复杂、地质灾害频发，水土流失、石漠化现象较为严重。该片区集革命老区、民族地区和贫困地区于一体，是跨省交界面大、少数民族聚集多、扶贫开发重点区，也是重要的经济协作区[13]。近年学者探究了乡村振兴背景下武陵山片区旅游、产业、文化、生态等方面的发展情况[14]-[17]。实现区域协调发展及乡村全面振兴是武陵山片区“十四五”期间的主要任务，但是该区域存在城乡资源配置不平衡、基础设施不完善、政策扶持和区域合作度不够、特色产业缺乏保障、乡村产业发展联动机制尚未建立等现象，从而导致返贫风险高、实现乡村振兴难度大等问题[18] [19]。

Figure 1. The spatial distribution of Wuling Mountain Area

图1. 武陵山片区空间分布图

3. 数据来源与方法

3.1. 数据来源

数据来源于《中国县域统计年鉴》《中国城市统计年鉴》、湘鄂渝黔四省市统计年鉴以及2020年武陵山片区国民经济发展与社会统计公报和政府工作报告。

3.2. 指标体系构建

如表1所示，参照郭俊华等[20]、王克玲等[21]、周岳等[22]、廖文梅等[23]研究和《乡村振兴战略规划2018~2022》中的规划指标，依据科学性、发展性、可获取性原则构建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综合评价体系。按照人民不愁吃、不愁穿，义务教育有保障，基本医疗有保障等标准，从收入保障、教育医疗层面来构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的评价指标体系，并依据我国乡村振兴战略总体要求中的“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来构建乡村振兴评价指标体系，共选取7个二级指标及19个能反映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水平的三级指标，其中性质一栏中“+”表示该三级指标与其一级指标呈正相关，“−”表示该三级指标与其一级指标呈负相关，如该体系中城乡收入比越大说明乡村振兴水平越低。

Table 1. Coupling and coordination evaluation index system for consolidating the results of poverty allevia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表1. 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评价指标体系

一级指标	二级指标	权重	三级指标	单位	性质	综合得分系数	权重
巩固脱贫 攻坚成果	收入保障	0.1464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0.276	0.1464
	教育医疗	0.3948	普通中小学生在校生数	人	+	0.3931	0.2085
			普通中小学专任教师数	人	+	0.3513	0.1863
		0.4588	医院、卫生院床位数	张	+	0.4334	0.2299
			每万人专业卫生技术人员	人	+	0.4315	0.2289
乡村振兴	产业兴旺	0.2878	第一产业增加值	万元	+	0.2027	0.0697
			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	+	0.2269	0.078
			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万元	+	0.184	0.0633
			城镇化率	%	+	0.2234	0.0768
	生态宜居	0.1784	森林覆盖率	%	+	0.1614	0.0555
			人均林地面积	公顷/人	+	0.1578	0.0543
			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本/人	+	0.1995	0.0686
	乡风文明	0.22	医疗卫生机构数	个	+	0.2194	0.0754
			村委会与居委会个数	个	+	0.2435	0.0837
			公路里程	公里	+	0.177	0.0609
	治理有效	0.1179	建成区陆地率	%	−	0.1574	0.0541
			城乡收入比	%	+	0.1856	0.0638
	生活富裕	0.1957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元	+	0.21	0.0722
			人均居民储蓄	元	+	0.1589	0.0546
			人均GDP	元		0.2003	0.0689

3.3. 数据处理

3.3.1. 数据标准化处理

由于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19项原始指标数据量纲不同，为保证指标的可靠性，采用极值法对初始数据进行归一化处理。

3.3.2. 综合水平指数及指标体系权重测算

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指数测算

对指标进行标准化后，采用因子分析法分别计算出两大评价指标系统的综合水平指数。首先对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体系进行KMO和Bartlett检验；其次采用主成分法确定主成分变量；再者建立因子载荷矩阵并对公因子命名。初始因子载荷矩阵对因子命名和解释不明显，因此进行方差最大化旋转，旋转后得到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系统的两个主因子及乡村振兴系统的五个主因子[20]。

Table 2. Factor load and component score coefficient after rural revitalization rotation

表2. 乡村振兴旋转后因子载荷和成分得分系数

名称	命名	因子载荷数					成分得分
		P1	P2	P3	P4	P5	P1	P2	P3	P4	P5
第一产业增加值	X1	−0.121	0.811	0.095	−0.416	0.052	0.054	0.294	0.120	−0.159	0.012
第二三产业总产值占GDP比重	X2	0.626	−0.132	−0.452	0.226	−0.225	0.214	0.074	−0.245	0.255	−0.064
人均农林牧渔业总产值	X3	−0.209	0.192	0.885	0.025	0.057	−0.035	0.090	0.438	−0.074	−0.017
城镇化率	X4	0.718	−0.421	−0.127	−0.199	−0.085	0.192	−0.123	−0.046	−0.127	0.092
森林覆盖率	X5	0.020	−0.172	0.101	0.804	0.253	0.102	0.065	−0.055	0.493	0.160
建成区陆地率	X6	−0.063	0.289	−0.100	0.049	0.812	0.171	0.105	−0.061	0.047	0.613
人均林地面积	X7	−0.215	−0.059	0.120	0.671	−0.203	−0.070	0.073	−0.019	0.425	−0.236
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	X8	0.338	−0.106	0.649	0.416	0.031	0.168	0.095	0.275	0.192	0.056
医疗卫生机构数	X9	−0.089	0.651	−0.586	−0.220	0.093	0.061	0.235	−0.245	0.026	0.056
村委会与居委会个数	X10	−0.379	0.742	−0.401	−0.091	0.128	−0.024	0.260	−0.169	0.080	0.017
人均GDP	X11	0.818	−0.121	0.231	0.007	−0.212	0.282	0.092	0.120	0.045	−0.019
农村人均可支配收入	X12	0.711	−0.035	0.055	−0.438	−0.319	0.189	0.031	0.089	−0.227	−0.096
公路里程	X13	−0.079	0.816	0.273	0.069	−0.031	0.104	0.402	0.153	0.161	−0.077
人均居民储蓄	X14	0.846	−0.058	−0.050	−0.026	0.066	0.348	0.102	−0.018	0.054	0.208
城乡收入比	X15	−0.298	−0.229	0.231	−0.004	0.699	−0.033	−0.178	0.092	−0.140	0.498

如表2所示，公因子P1在变量X₂、X₄、X₁₁、X₁₂、X₁₄上的载荷量较大，故可将其命名为“生活富裕”。依此公因子P2为“乡风文明”，公因子P3为“产业兴旺”，公因子P4为“生态宜居”，公因子P5为“治理有效”。

最后计算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综合得分，如式(1)和式(2)所示：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指数=\frac{\left(65.949\times {\text{F}}_{\text{1}}+21.733\times {\text{F}}_2\right)}{\left(65.949+21.733\right)}$ (1)

$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frac{\left(20.144\times {\text{P}}_1+18.386\times {\text{P}}_2+15.472\times {\text{P}}_3+13.764\times {\text{P}}_4+9.461\times {\text{P}}_5\right)}{\left(20.144+18.386+15.472+13.764+9.461\right)}$ (2)

其中，F₁和F₂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评价体系的两个公因子得分，P₁、P₂、P₃、P₄和P₅表示乡村振兴体系的五个公因子得分。

2) 指标体系权重测算

通过因子分析法计算出评价指标体系各指标权重值，见表1。

3.3.3. 构建耦合协调度模型

采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来测度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之间的相互作用，耦合协调度模型是基于物理学中的“容量耦合系数模型”来分析事物协调发展水平[24]，如式(3)、式(4)和式(5)所示：

$C={\left(\frac{u_1\times u_2}{{(u_1+u_2)}^2}\right)}^{\frac{1}{2}}$ (3)

$T=a{u}_1+b{u}_2$ (4)

$D={\left(C\times T\right)}^{\frac{1}{2}}$ (5)

式中，C为耦合度，T表示综合评价指数，D表示耦合协调度，$u_1$ 和$u_2$ 表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的综合水平指数，a和b均为待定系数，由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同等重要，因此选取a = b = 0.5。借鉴罗盛锋等的研究，耦合协调度可分为10个等级[25]。运用耦合协调度模型，计算该片区二者的耦合协调度，并利用arcgis10.8断裂法予以空间形式表达。

3.3.4. 构建空间自相关模型

基于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使用GeoDa 1.18，并结合Arcgi10.8生成LISA集聚图，采用全局莫兰指数(Global Moran’s I)和局部莫兰指数(Local Moran’s I)进一步分析武陵山片区相邻县域间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空间分异特征，以此分析地区之间耦合协调度空间聚集现象和关联特征[26]。Global Moran’s I指数与Local Moran’s I指数的计算公式如式(6)、式(7)所示：

$I=\frac{n{{\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j=1}^n{W}_{ij}\left(X_i-\overline{x}\right)\left(X_j-\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i=1}^n{\left(X_i-\overline{x}\right)}^2\left({{\displaystyle \sum }}_{i=1}^n{{\displaystyle \sum }}_{j=1}^n{W}_{ij}\right)}$ (6)

$L=\frac{n\left(x_i-\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j{w}_{ij}\left(x_j-\overline{x}\right)}{{{\displaystyle \sum }}_i{\left(x_i-\overline{x}\right)}^2}$ (7)

式中：I为Global Moran’s I的指数，L为Local Moran’s I指数，n为样本总数，$W_{ij}$ 为空间权重矩阵，$x_i$ ，$x_j$ 代表样本i和j的属性值，$i\ne j$ ，$\overline{x}$ 为样本均值。Global Moran’s I指数检验研究区域中邻近地域是否相似、相异或者相互独立，其范围在±1之间，若I值 > 0则为正相关，值越大表示空间分布的相关性越大；反之，为负相关且相关性越小；等于0则表明此时空间分布呈现随机分布的状态[27] [28]。

4. 结果与分析

4.1.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水平分析

基于发展水平指数计算公式，测算武陵山片区各县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发展水平指数如图2所示，由图可见大部分县域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要高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指数，武陵山片区整体处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期。恩施市、新化县与鹤城区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指数在研究区中位列前三，鹤城区指数达2.6017，为全区最高；该指数最低的三个县域为古丈县、江口县和五峰县，古丈县指数(−1.1635)为全区最低。长阳县、五峰县与黔江区的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相较于其他县域要高，长阳县指数达1.7212，为全区最高；该指数最低的县域为江口县、凤凰县和辰溪县，江口县指数(−2.2073)最低。

具体来看，各县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指数最低为湖南省古丈县。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细化指标来看，该指数高低主要与该县域的医疗和教育水平有关。古丈县隶属于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位于湖南省西部、湘西自治州中部，地处武陵山腹地，是“九山半水半分田”的革命山区，医疗卫生和教育条件薄弱，优质资源共享性差，教育和医疗资源的投入不够，因此古丈县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指数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指数最高的为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鹤城区作为怀化市唯一的主城区，近5年该区对教育的投入逐年增长，年均增长15.5%，总投资突破10亿元大关。医疗方面，鹤城区全区拥有各类卫生机构529个，基层医疗单位493所，拥有四家三甲医院，其医疗水平在湖南省也位于前列。因此怀化市鹤城区教育、医疗水平高，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较高。

根据乡村振兴评价体系的权重可发现，产业兴旺和乡风文明两个指标所占比重较大，分别为0.2878和0.2200，表明产业兴旺与乡风文明对乡村振兴水平影响较大，生态宜居、治理有效和生活富裕对乡村振兴水平的影响相对较小。产业发展水平的高低是贫困地区产业发展水平的直接反映，是影响农户收入的一个重要因素；乡风文明包括医疗卫生、交通便捷程度和精神文明建设等，是乡村发展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可持续脱贫提供重要保障。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最低的是贵州省江口县，从乡村振兴细化指标来看，江口县对于乡风文明和治理有效两个层面的指标关注度不够，且该县城镇化率较低，农村人口相对较多，而人口城镇化率低会增加乡村振兴的难度。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最高的为湖北省长阳县，从乡村振兴细化指标分析，长阳县第一产业增加值、人均农林牧渔总产值、公路里程和单位人口拥有公共图书馆藏量等指标相对较高，故长阳县乡村振兴综合水平也较高。

注：1) 图中1~75数字的含义：1：邵阳县，2：隆回县，3：城步县，4：桑植县，5：安化县，6：沅陵县，7：通道县，8：新化县，9：泸溪县，10：凤凰县，11：花垣县，12：保靖县，13：古丈县，14：永顺县，15：龙山县，16：新邵县，17：洞口县，18：绥宁县，19：新宁县，20：武冈市，21：石门县，22：永定区，23：武陵源区，24：慈利县，25：鹤城区，26：中方县，27：辰溪县，28：溆浦县，29：会同县，30：麻阳县，31：新晃县，32：芷江县，33：靖州县，34：洪江市，35：冷水江市，36：涟源市，37：吉首市，38：江口县，39：石阡县，40：思南县，41：印江县，42：德江县，43：沿河县，44：松桃县，45：正安县，46：道真县，47：务川县，48：万山区，49：玉屏县，50：凤冈县，51：湄潭县，52：余庆县，53：碧江区，54：黔江区，55：丰都县，56：武隆区，57：石柱县，58：秀山县，59：酉阳县，60：彭水县，61：恩施市，62：利川市，63：建始县，64：巴东县，65：宣恩县，66：咸丰县，67：来凤县，68：鹤峰县，69：长阳县，70：秭归县，71：五峰县。2) 因子分析结果为正数，表示高于平均水平，负数表示低于平均水平。

Figure 2. Consolidation of poverty reduction and rural revitalization integrated level index and coupling coordination

图2.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及耦合协调度

4.2. 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分析

4.2.1. 耦合协调度水平和空间分析

耦合协调度计算结果如图3所示。耦合协调度模型的测度表明，该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和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介于0.2140~0.8640之间，均值为0.5575，耦合协调发展水平不高，处于勉强协调阶段。从图3中可以看出，不同片区耦合协调度存在较大差异，这种差异的存在进一步说明了目前研究区部分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已具备初步衔接的基础，但这种基础尚不稳定。

空间上，武陵山片区耦合协调度“北部高，中部、南部低”。该片区北部地区各县域耦合协调度整体上要高于中部以及南部地区，其中西北部各县域耦合协调度较高，而中部除了吉首市和鹤城区以外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各县域耦合协调度偏低。究其原因，武陵山片区西北部耦合协调度较高的县域大部分靠近渝东南地区，该区域地处武陵山片区西翼，该区生态环境优越，自然资源丰富，具有发展生态经济的独特优势和巨大潜力；其次渝东南地区以黔江为中心的交通网络的规划与完善，使该区可以直达东南沿海；再者渝东南民族地区紧紧抓住武陵山连片特困区及西部大开发等重大机遇政策以及重庆市委市政府给予的专项政策支持[29]，故近年来，黔江、武隆等渝东南武陵山片区城市借助区位优势，区域协同高质量发展成绩显著，可为武陵山片区其他地区乡村振兴发展提供宝贵的经验。而武陵山片区中部和南部主要是湘西地区，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位于湖南西部地区，是湖南省岩溶山地分布区，资源薄弱，基础设施较为落后，贫困程度相对较深，致贫因素较为复杂，区位优势不明显；在乡村振兴方面，湘西地区文化教育、医疗服务、社会保障等社会事业发展较为滞后且科技创新及公共基础设施等支撑不足。因此，湘西地区尤其是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和怀化市各县域未来在推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工作中还有待加强。

Figure 3. Coupling coordination degree type of counties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图3. 武陵山片区各县域耦合协调度类型

武陵山片区约69%的县域位于勉强协调及以下，约89%的县域位于初级协调及以下。其中，凤凰县和古丈县处于中度失调状态，通道县、泸溪县和花垣县等7个县域处于轻度失调状态，城步县、桑植县和保靖县等18个县域处于濒临失调状态，邵阳县、沅陵县、永顺县等22个县域处于勉强协调状态，洞口县、永定区、慈利县等14个县域处于初级协调阶段。可见，武陵山片区整体处于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的初级发展阶段，该片区的有效衔接工作还有待进一步完善，其耦合协调度均值较低、衔接程度较弱。但武陵山片区已具备推进二者有效衔接的基础条件，未来实现乡村振兴及区域协调发展的潜力大，部分县域已着手做好推进有效衔接的准备工作，其中约11.2%的县域处于中级协调及以上，隆回县、安化县等6个县域处于中级协调状态，新化县和鹤城区处于良好协调阶段。

4.2.2. 不同区域的耦合协调度

将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同乡村振兴的耦合协调程度按地区来进行分析，结果如表3所示。耦合协调度排名依次为：重庆片区(0.65) > 湖北片区(0.55) > 湖南片区(0.53) > 贵州片区(0.5)。重庆片区的耦合协调度均值达到初级协调状态，湖北片区、湖南片区和贵州片区处于濒临失调状态。其中重庆片区约有85.7%的县域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下，且未有失调状态的县域，耦合协调度远高于武陵山片区平均水平。湖北片区仅有一县耦合协调等级属于中级协调等级，剩余10个县域均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下。武陵山片区大部分县域位于湖南省，湖南片区有86%的县域处于初级协调及以下，处于失调状态的占23%。贵州片区处于失调状态的县域在四个片区中所占比重最大，其耦合协调度最低。重庆片区即渝东南地区背靠成渝经济区，经济增速稳定，有较为良好的产业基础和科技教育基础，故其耦合协调水平高；贵州片区即铜仁地区(包括遵义市极少数区县)地处云贵高原，地势崎岖交通不便，区域经济发展水平低，发展较为滞后，故该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衔接较差。综上所述，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程度地区差异明显，未来在推进二者有效衔接的工作中要着重关注衔接程度较弱的地区。

Table 3. Regional distribution of the degree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the Wuling Mountains Region in 2020

表3. 2020年武陵山片区耦合协调程度地区分布情况

耦合协调度	湖南	湖北	贵州	重庆	合计
极度失调	0	0	0	0	0
严重失调	0	0	0	0	0
中度失调	2	0	0	0	2
轻度失调	5	0	0	0	7
濒临失调	9	3	6	0	18
勉强协调	10	5	6	1	22
初级协调	6	2	2	4	14
中级协调	3	1	2	2	6
良好协调	2	0	0	0	2
优质协调	0	0	0	0	0
合计	37	11	16	7	71

4.3. 耦合协调度空间聚集性演化分析

根据耦合协调度模型得到的武陵山片区71个县域耦合协调度系数，使用空间自相关模型对71个县域耦合协调度进行空间分析。

4.3.1. 全局空间自相关分析

经计算得出Global Moran’s I值为0.154 > 0，Z值为2.246 > 1.96，P值为0.025 < 0.05，表明其通过了Z值检验，可见武陵山片区各县域耦合协调发展水平存在空间集聚特征及空间关联性，地理位置邻近的县域在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发展中呈现相互影响、相互制约的空间作用关系。

4.3.2. 局部空间聚集分析

如图4所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局部聚集特征表现为：西北部和东南部为高–高聚集区；低–低聚集型主要在中部；不显著性区域主要分布在东北部和西南部；中部的吉首市、碧江区和鹤城区呈高–低聚集型的负相关关系。

Figure 4. LISA agglomeration characteristics of coupling coordination in Wuling Mountain Area in 2020

图4. 2020年武陵山片区耦合协调度LISA集聚特征

高–高聚集区主要有西北部的石柱县和利川市以及东南部的安化县、溆浦县、新化县、隆回县、新邵县、冷水江市和涟源市9个县域，占比12.7%，表现为中心县域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较高且周边县域也较高，呈空间正相关关系，形成了相互促进的良性协调联动区域，空间溢出效果明显，并向周边地区扩散，是拉动邻近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促进乡村振兴的重要力量。该部分区域地处武陵山片区两翼，由于交通便利、水土资源丰富且靠近成渝经济区和长株潭经济区，依靠资源与地理区位优势发展经济；并以其优质的自然环境和生态旅游资源打造城郊休闲康养旅游区，助推农旅、文旅产业，为乡村发展注入新动力，其自身耦合协调性将进一步提升，且区域间生产要素扩散流通带来的溢出作用，将继续推动该区耦合协调度提升，实现区域的耦合协调发展。该结果也表明该区域促进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工作已具有良好基础与经验，这对武陵山片区耦合协调度较低的地区具有借鉴经验，需继续发挥其辐射带动作用，促进周边区域经济的协调发展及有效衔接工作的开展。

低–低集聚区表现为中心县域及其邻近地区的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协调发展水平均属于低值区，呈现空间正相关性。分析表明，以泸溪县为中心的武陵山片区中部地区属于低–低聚集区，从等级上来看，低–低聚集区有效衔接工作还有很大的发挥空间。以泸溪县为中心的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处武陵山中部腹地，受地理环境、社会文化历史和自然条件等因素的限制，该区脱贫前贫困面广且程度深，工农业基础薄弱，教育医疗水平较低，基础设施不完善，公共服务体系与完善程度较低，致使区域人才队伍参差不齐，社会经济发展缓慢。但该区为精准扶贫的首倡地，进入新时代的近十年来，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各项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全面脱贫摘帽之后，紧紧围绕“打造脱贫地区乡村振兴示范区”的目标，促进该州贫困地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有效衔接，二者水平提升较快。由此可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已然成为武陵山片区脱贫攻坚战的重点区和主战场，当下及未来也将是该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的重点区域。

高–低集聚区又称高值极化区，即研究区域为高耦合协调发展度系数，而临近地域为低值，呈现空间负相关性。贵州铜仁市市辖区碧江区、湖南怀化市市辖区鹤城区以及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地级行政区首府吉首市凭借独特的区位优势，对邻近地区的资金、人才等资源产生较大吸引力，使得周边县域发展受到挤压，在空间上产生了较为明显的极化效应。由于资源禀赋、地理区位和民族风俗等存在差异，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有效衔接过程中的侧重点不同，如何实现二者的协调发展要因地制宜统筹安排。

5. 主要结论

1) 武陵山片区乡村振兴评价指数高于平均水平，故该片区整体处于乡村振兴的发展期。其中，巩固脱贫攻坚成果综合水平最低为湖南省古丈县(−1.1635)，最高为湖南省怀化市鹤城区(2.6017)；乡村振兴综合水平指数最低的为贵州省江口县(−2.2073)，最高的为长阳县(1.7212)。

2) 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状态呈现显著的“北部高，中部、南部低”的空间差异性。北部尤其是西北部渝东南地区耦合协调水平较高，中部以及南部各县域的耦合协调水平较低，湘西地区为未来有效衔接关注重点区域。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均值为0.5575，其耦合协调发展水平较低，处于勉强协调阶段，衔接程度较弱，但推进二者有效衔接已具备一定的基础，区域发展潜力较大。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程度地区差异明显，重庆片区耦合协调度最高，其次是湖北片区，再者是湖南片区，贵州片区耦合协调度最低。

3) 武陵山片区巩固脱贫攻坚成果与乡村振兴耦合协调度的全局莫兰指数为0.154，空间聚集程度较为明显。西北部的石柱县、利川市和东南部的安化县、溆浦县、新化县、隆回县、新邵县、冷水江市和涟源市为高–高聚集区，该部分区域具有较强的辐射带动作用；中部以泸溪县中心的低–低聚集严重制约自身及其周边区域优化发展；高值极化区为铜仁市碧江区、怀化市鹤城区和湘西州吉首市，该区域以其独特的区位优势吸引周边发展资源，但难以带动周边地域的优化发展。

基金项目

国家社科基金(23BGL235)；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基金重点项目(21ZDB019)赞助。

NOTES

^*通讯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