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于“互联网+”视阈的浙江省食品安全公众监管建设的路径研究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Public Supervision and Construction of Food Safety in Zhejiang Province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摘要: 文章基于“互联网+”视阈，对浙江省通过完善相关法律法规、强化监管力度、提高公众安全意识等措施，建立一个包含政府、企业和公众在内的多元主体参与的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建设路径展开研究。文章以“互联网+”视阈下浙江省食品安全公众监管建设的路径研究为主题，通过实地调查、问卷和访谈等形式对浙江省的杭州市、金华市、温州市、宁波市和嘉兴市这5个代表性城市的“互联网+”食品安全公众监管建设情况进行调查，探究浙江省居民对食品安全现状的认可程度和参与网络监管意愿，总结归纳出现的问题，希望为“互联网+”食品安全公众建设赋能并提供有价值的参考。

Abstract: The paper researches the construction path of a food safety supervision system involving multiple subjects including the government, enterprises and the public in Zhejiang Province by improving relevant laws and regulations, strengthening supervision, and improving public safety awareness. Therefore, this project takes the research on the path of food safety public supervision construction in Zhejiang Provi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Internet+” as the theme, and investigates the construction of “Internet+” food safety public supervision in five representative cities in Zhejiang Province through field surveys, questionnaires and interviews, explores the recognition of the current situation of food safety and the willingness of residents in Zhejiang Province to participate in network supervision, summarizes the problems that arise, and hopes to be “Internet+”. The public construction of food safety empowers and provides valuable references.

1. 引言

俗话说，“民以食为天，食以安为先”，食品安全不仅是民众福祉的基石，也是社会稳定和国家繁荣的重要保障。“十四五”规划及浙江省政府规划中，加强食品安全工作被视为关键任务。近年来，随着“互联网 + 政务服务”的不断发展，公众在参与社会事务，特别是食品安全监管时，越来越倾向于利用数字化工具。为了强化食品安全监管，浙江省创新性地推出了“浙食链”和“浙冷链”两大“互联网+”系统，旨在构建一个从“食品产地–食品运输–食品销售–食品使用–食品反馈”的全程追溯闭环。这一智慧监管体系巧妙地运用了数字技术，实现了食品安全的透明化管理，通过这样的举措，我们正迈向一个更安全、更智慧的食品安全监管新时代。

“互联网+”智慧监管在食品安全领域的应用，相较于传统方式展现出了多方面的优势。首要优势是其实时性和高效性，能够实时监控食品的全链条动态，快速响应和处理食品安全问题。此外，这种模式大大提高了透明度，消费者可以方便地获取信息，增强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赖。全程追溯功能使得一旦出现问题，能迅速定位，防止问题食品扩散。大数据分析预测风险，实现了从被动应对到主动预防的转变。让居民能够更直接地参与到食品监管中，从而提升了公众对食品安全的信任感，增强了他们在食品安全事务中的参与度，进一步提高了他们的生活满意度、安全感和幸福感。同时，智慧监管优化了资源分配，降低了监管成本，提高了执法精准度。这些变革使食品安全监管更加精准、高效，为构建安全的食品环境提供了有力支持。

基于此，本研究聚焦于浙江省，选取省内杭州市、宁波市、温州市、金华市、嘉兴市这5个具有代表性的城市作为研究样本，以“互联网+”视阈下居民参与监管意愿为导向，旨在了解食品安全公众监管建设现状，探知公众参与网络监管的意愿，为食品安全监管提供建设性意见，进一步推动“数字浙江”的建设，确保每一个环节都紧密相连，构筑起一道坚实的食品安全防线。

2. 研究综述

随着食品产业的发展、食品贸易量的增加、新食品种类的快速增加、新的食品技术的发展以及饮食方式的改变，食品安全问题日益受到关注，建立食品安全监管体系刻不容缓。监管体系的建立主要围绕技术治理、数字监管、食安权益、公众参与四个研究方向展开。

技术治理能大大提高监管体系的有效性，合适的检测技术是监管体系不可缺少的重要部分。支晓洁、孙蕾、王春峰(2022) [1]和王雯(2022) [2]认为利用合适的检测技术，能够提高监管效率、拓宽监管范围、完善监管体系。张佳楠(2017) [3]针对技术治理提出以溯源系统推进食品安全互联网全程统一监管、以大数据技术的应用强化食品安全风险管理、以有效的信息供给实现食品安全社会共治的对策措施。董倩倩(2022) [4]认为技术治理可以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监管水平、提高食品质量安全监管的实效性、让食品安全监管更具网络化和智能化。

数字监管能在确保数据安全的同时，实现数据的高效共享，加快食品安全监管数字治理的转型升级。同时降低食品安全监管成本，保障治理能力，提高治理效率。颜海娜和于静(2022) [5]构建了一个基于243个网络爬虫案例的质性分析，分析数字技术怎样赋能食品安全监管模式创新。熊春林、黄飞霞(2022) [6]针对数字技术赋能食品安全治理的优化提出要加快数字治理思维转变、加快数字治理设施建设、实现数字治理信息共享、做好数字治理风险防控以不断提升食品安全治理效能，开创食品安全治理新局面。郑爱新(2020) [7]在构建杭州食品安全数字监管体系时，创新性地提出要创新数据驾驶总仓，融入城市大脑治理理念，创新智能物联管理，强化企业主体责任，创新靶向监督模式，促进责任落实，创新社会共治格局，提升食品安全质量，使监管实效大幅提升，加快落实食品主体责任。

建立并完善食品安全法律体系来保障公众食品安全权益在当下显得极为重要，相关部门应加大该领域工作力度，以确保公众能切实维护自己的食品安全保障权益。唐莹(2018) [8]通过调查提出我国很多公众的法律意识还普遍偏低，法律保障制度还不够完善，应建立健全的当事人取证制度，充分发挥各方功能，从而保障司法的公正性。张森(2022) [9]和王立菲(2016) [10]针对侵害食品消费者权益行为频现问题提出应明确法定食品消费者权益、完善侵权行为的处罚体系、健全消费者维权体系，使消费者权益得到切实保障。李雪莹、陈天怡和张忠敏(2017) [11]对食品安全权益提出以下构想：将食品安全权纳入宪法，严格制定食品安全准则，加大食品安全赔偿数额，建立食品安全执法体系，加大打击虚假宣传力度，适当干预市场调节。

要加大公众参与监管的意愿，使公众能够切实保障自己的食品安全。并且政府要加大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及法律的宣传力度。沈俊洲(2022) [12]从参与主体、参与流程、参与效果、参与保障四个维度分析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的困难，并给出了解决策略。闫佳琨(2016) [13]提出公众参与食品安全监管是民主性的体现，能让公众在维护自身权益的同时，强化食品安全监督管理。胡婧超(2019) [14]对公众参与食品监管的能力进行分析并发现，公众对食品安全关注度高，但参与监管的意识薄弱、对食品安全相关知识及法律了解较少，对食品安全的鉴别能力欠缺、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途径单一。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满意度调查中发现虽然民众对监管体系比较满意，但还存在问题需要解决[15]-[18]。在对公众参与食品监管的意愿调查中发现影响公众网络参与意愿的主要因素已不是技术上的困境，其核心瓶颈在于政府行为对公众参与意愿的影响[19]-[21]。

基于上述研究，本项目以“互联网+”视阈下浙江省食品安全公众监管的路径研究为主题。将实地调查得到的问题及访谈数据作为数据基础，综合运用描述性统计、列联分析、因子分析、回归分析、随机森林、结构方程等一系列统计方法对数据进行合理的编排处理，并建立表格、绘制图表，对所获结果进行深度剖析。据此为食品监管部门提供参考方向，促进食品安全进一步发展。

3. 基于杭州市居民个人的描述性统计

本研究对浙江省居民的基本信息进行了调查，并对性别、年龄、文化水平、职业、月收入、在当地居住时间等情况进行了整理和分析。本文采用了频数统计、百分比计算、统计量等指标，对调查样本的构成进行了深入分析，这些分析手段有助于全面展示样本数据的特征，从而确保数据呈现的合理性和科学性。

在此次调查的2866份有效问卷中，性别分布显示男性占比50.87%，女性占比49.13%，男女性别比例为1.04:1，样本中男性被调查者人数略多于女性，且通过卡方检验，认为年龄结构较为合理，样本具有表面一致性。

在年龄结构中，本次针对浙江省居民的调查主要涵盖了15到34岁的年龄段群体，被调查者中年轻人数居多。25~34岁之间最为居多，达到23.62%，35~44岁次之，占19.40%。而15~24岁占比为18.63%，45~54岁、55~64岁及65岁以上占比分别为15.07%、12.74%、10.54%。总体来看，年龄分布合理，能够较好地反映青少年以及中老年各个年龄层人群对于食品安全监管的想法与重视程度。

在文化水平方面的数据显示，被调查的浙江省居民中39.83%具有本科及以上学历，18.43%具备高中学历，高中及其以上人群多达50%以上，28.18%为初中学历，而13.56%的调查对象学历为小学及以下。这一数据的背后反映了，在近年来高等教育进入普及化阶段和浙江省人才引进政策等因素的积极作用下，浙江省居民的受教育水平得到了不断提升，本科以上学历的人数持续增长。此外，样本的文化水平分布多样，可以反映处于不同文化水平个体的想法和情况。

在调查的职业分布方面，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人员和学生的数量达到1701人，占据了较大比例，多达59.34%。出现这一现象的原因是浙江省的企业员工、事业单位人员和学生群体在数量上占据主导地位，并且相对更愿意接受调查并填写问卷，因此有效问卷数量相对较多。从整体上看，7个备选职业分布分散，能够反映特有职业下浙江省居民对食品安全监管的态度与看法。

在月收入方面的调查结果显示，被调查者的月收入主要集中在2000~10,000元之间，其中有938人收入在6001~10,000元，占比达32.74%。此外，月收入为18,000元以上人群占比最低，为8.44%，其他收入段较为分散。由于有15.32%被调查者的职业是学生，因此整体上，无收入或月收入在2000元以下的人数较多，这与样本其他基本信息情况比较为吻合。

在居住时间分布中，居住时间在1~5年的人数占比最高，达到35.18%；其次是居住时间在5~10年的群体，占比为31.77%；而居住时间超过10年的人数占比为20.36%；相比之下，居住时间在1年以下的人数最少，仅占12.96%。表明被调查者在当地的居住时间普遍较长，这是因为本调查小组在进行调查前，首先会询问被调查者的居住时间，旨在确保被调查者对浙江省食品安全有一定的了解，从而提高问卷调查的质量。因此，这项调查结果反映了受访者对于当地的熟悉程度和对当地食品安全问题的感知水平。

4. 食品安全认可KAB模型构建分析

知信行理论模型(Knowledge，Attitude/Belief，Practice，简称KAP)是一个解释个人知识和信念如何影响健康行为改变的常用模型，由英国学者柯斯特在20世纪60年代提出。该模型将行为改变分为三个连续阶段：获取知识(Knowledge)、形成信念(Attitude)和产生行为(Practice)。其中，“知”指对相关知识的理解和认识，“信”代表正确的信念和积极的态度，“行”则是实际的行动。三个要素之间存在辩证关系。知识是行为改变的基础，而信念和态度提供了动力。只有在获得相关知识并进行积极思考后，人们才能形成信念；信念上升到一定程度后，才会促使人们采取积极的态度并付诸实际行动。

健康信念模型(Health Belief Model，简称HBM)是一种用于改变人们行为的健康教育模型，通过干预个体的知觉(Perception)、态度(Attitude)和信念(Belief)等心理活动来实现这一目的。该模型由服务于美国公共卫生机构的社会心理学家Hochbaum等人于20世纪50年代创建，并经过不断的充实和发展，成为开展健康行为干预项目和活动的重要工作模式。HBM的理论假设是，如果一个人认识到某种疾病或残疾是可以预防或避免的，并且相信只要采取建议的措施(行为)，就能够避免其发生，同时对自己能够成功地改变这种行为持有自信，那么他的行为就会发生改变。换句话说，当个体认为自己面临潜在的健康问题时，他们的知觉、态度和信念会影响他们是否采取积极的行动来预防或应对这些问题。HBM主要包括以下几个要素：知觉的严重性(Perceived Susceptibility)、知觉的威胁(Perceived Severity)、知觉的好处(Perceived Benefits)、知觉的障碍(Perceived Barriers)、自我效能(Self-efficacy)和行动倾向(Cues to Action)。通过干预这些要素，HBM帮助个体形成正确的健康信念，并促使他们采取有益的健康行为。

总的来说，健康信念模型通过影响个体的知觉、态度和信念，以及提供相关的行动提示，从而改变人们的健康行为。

知信行模型(KAP)和健康信念模型(HBM)是两种成熟的健康行为转变理论模型。KAP模型认为，通过学习知识可以形成正确的信念，从而促进积极的态度和行为。然而，研究指出KAP模型中的三个变量虽然存在因果关系，但并非必然。另一方面，HBM模型强调通过态度和信念来解释和预测各种健康行为，但研究也认为HBM未能充分考虑情感因素以及环境和社会规范等对行为转变的影响。尽管两者各有不足，但它们之间具有互补的潜力。

本文在KAP模型与HBM模型的理论框架下构建了食品安全知识(Knowledge)–态度(Attitude)–行为(Behavior)理论模型，简称KAB模型，并对该模型进行了验证。研究旨在帮助浙江省居民通过学习食品安全知识，提高他们对食品安全的认可态度，以及促使其采取积极的维权行为，从而增强他们参与网络监管的意愿。

4.1. 知识情况(Knowledge)

本节研究采用描述性分析和列联分析，旨在研究浙江省居民对食品安全现状及监管建设的认可程度与其基本情况(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在当地居住时间)之间的相关关系。通过对数据进行统计分析，可以揭示不同人群在食品安全认可程度上的差异，以及不同基本情况变量对食品安全认可的影响程度。这样有助于进一步了解浙江省居民的食品安全意识和行为，并为制定有针对性的食品安全监管政策提供科学依据。

在所有被调查者中，45.26%表示对食品安全认知度一般，39.10%的人表示了解食品安全知识，15.64%的人表示不了解食品安全知识。总体来看，84.36%的居民对食品安全知识有一定的了解，表明食品安全知识的传播形式在一定程度上取得了显著效果。这归因于国家和浙江省政府对食品安全问题的高度重视。2019年，中共中央发布了关于深化改革加强食品安全工作的意见，大力普及食品安全知识和监管体系知识，使得区域性、系统性的重大食品安全风险得到了基本控制，公众对食品安全的安全感和满意度进一步提升。

进一步分析浙江省居民获取食品安全信息的途径，探讨其了解途径。

Figure 1. Learn about the pathway radar chart

图1. 了解途径雷达图

图1显示，浙江省居民中大多数通过互联网平台推送和政府宣传获取食品安全信息。部分居民依赖于亲友相告和纸质书籍，而选择与食品安全行业专业人士交流的比例最低。因此，表中反映出浙江省居民更倾向于利用互联网平台了解食品安全信息。结合被调查者的年龄结构，可以看出通过纸质书籍获取信息的主要是中老年人。这表明在传播食品安全知识时，应更多地利用互联网平台进行内容推送，并且政府宣传需要与互联网平台紧密结合，从而使食品安全知识的传播更加广泛和权威，同时揭露虚假信息，提高居民辨别食品安全信息真实性的能力。此外，还应保留一些传统的信息传播渠道，以满足中老年群体的需求。

对食品安全知识情况和性别进行如下列联分析。

Table 1. A contingency table of food safety knowledge and gender

表1. 食品安全知识情况和性别的列联表

			食品安全认知度			总计
			不了解	一般	了解
性别	男	计数	334	621	507	1458
		占总计的百分比	58.8%	51.1%	46.9%	50.87%
	女	计数	234	595	575	1408
		占总计的百分比	41.2%	48.9%	53.1%	49.13%
总计		计数	568	1216	1082	2866
		占总计的百分比	100.0%	100.0%	100.0%	100.0%

Table 2. Gender symmetry scale

表2. 性别对称测量表

		值	渐近标准误差	近似T	渐近显著性
区间到区间	皮尔逊R	0.084	0.048	1.745	0.082
有序到有序	斯皮尔曼相关性	0.083	0.048	1.711	0.088
有效个案数		2866

由表1得，男性和女性对食品安全认知度为一般的占比相差不大，男性不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人数与女性不了解食品安全知识的人数占比相差最大，相差17.6%；食品安全认知度为了解的人数较不了解的人数相对少，男性人数比女性人数少6.2%。从总体上来看，女性对食品安全认知度比男性高。根据表2对称测量的渐近显著性，区间到区间和有序到有序的显著性分别为0.082和0.088，均大于0.05。可见不同性别的被调查者对食品安全认知程度不具有显著的差异。

同理可得，对食品安全知识情况与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和在当地居住时间一一进行列联分析，得出的结论如表3所示。

Table 3. Summary of contingency analysis results

表3. 列联分析结果汇总

基本信息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月收入	在当地居住时间
显著性	不显著	不显著	显著	不显著	显著	显著

4.2. 态度情况(Attitude)

首先，对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浙江省居民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以下简称“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影响”)和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所起的重要作用(以下简称“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的态度分布分别进行了描述性分析，结果如下图2、图3所示。

Figure 2. A pie chart of the degree of impact of information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图2. 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影响程度饼图

Figure 3. Pie chart of the regulatory importance of internet platforms

图3. 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程度饼图

通过多项Logit回归分析食品安全认知态度。首先，分别对杭州市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其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简称“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影响”)和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简称“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与居民的性别、年龄、文化程度、职业、月收入及在杭居住时间这六个变量之间进行了相关性分析，结果如表4和表5所示。

Table 4. The relevance of the impact of information published on the Internet

表4. 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影响相关性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月收入	在杭居住时间
您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您的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0.030	0.098	−0.260	0.138	−0.079	0.026
	Sig. (双尾)	0.531	0.042	0.000	0.004	0.102	0.594
	个案数	2866	2866	2866	2866	2866	2866

Table 5. Regulatory importance and relevance of internet platforms

表5. 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相关性

		性别	年龄	文化程度	职业	月收入	在杭居住时间
您觉得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程度	皮尔逊相关性	0.101	−0.199	0.153	0.014	0.040	0.026
	Sig. (双尾)	0.036	0.000	0.001	0.768	0.412	0.596
	个案数	2866	2866	2866	2866	2866	2866

可以看到，互联网发布信息的影响与居民的“年龄”、“文化程度”和“职业”显著相关；而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与居民的“性别”、“年龄”和“文化程度”显著相关。因此，后续将分别选择相应的变量进行多元logit回归分析。

回归模型中的符号变量说明见表6。

Table 6. Description of symbolic variables

表6. 符号变量说明

变量符号	变量数值	变量意义
Y1	—	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
Y2	—	居民认为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
X1	1	文化程度小学及以下
	2	文化程度初中
	3	文化程度高中(中专、中职、职高)
	4	文化程度大专
	5	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
X2	1	月收入无收入及2000元以下
	2	月收入2000~6000元
	3	月收入6001~10,000元
	4	月收入10,001~18,000元
	5	月收入18,000元以上
X3	1	年龄15~24岁
	2	年龄25~34岁
	3	年龄35~44岁
	4	年龄45~54岁
	5	年龄55~64岁
	6	年龄65岁以上
X4	1	职业学生
	2	职业公务员
	3	职业学校与医院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
	4	职业农民
	5	职业企业员工
	6	职业个体经营户
	7	职业退休人
	8	职业其他

在对互联网发布信息影响的多元Logit回归时，用Y₁表示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用X₁表示文化程度变量，用X₃表示年龄变量，用X₄表示职业变量。模型的拟合效果如表7、表8所示。

Table 7. The Internet publishes information on the regression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table

表7. 互联网发布信息影响回归模型拟合信息表

模型拟合信息
模型	模型拟合条件	似然比检验
	−2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106.207	—	—	—
最终	76.610	29.597	16	0.020

Table 8. The publication of information on the Internet affects the pseudo-R-square table of the regression model

表8. 互联网发布信息影响回归模型伪R方表

伪R方
考克斯–斯奈尔	0.084
内戈尔科	0.140
麦克法登	0.096

可以看出模型选择正确，但在伪R方表中可以看到麦克法登统计量并不在0.3~0.5之间，故拟合效果一般。以Y₁ = 2为例，可以得到如下所示的广义Logit方程：

$\begin{array}{c}Logit{P}_{y_1=2}=0.265-0.811X_1\left(1\right)-0.892X_1\left(2\right)+2.485X_1\left(3\right)+0.794X_1\left(4\right)+1.583X_3\left(1\right)+1.735X_3\left(2\right)\\ +3.157X_3\left(3\right)+0.985X_3\left(4\right)+2.296X_3\left(5\right)-0.849X_4\left(1\right)+16.771X_4\left(2\right)-0.043X_4\left(3\right)\\ +17.256X_4\left(4\right)-0.587X_4\left(5\right)-1.379X_4\left(6\right)+16.144X_4\left(7\right)\end{array}$ (1)

最后得到的方程为：

$\ln \frac{P\left(y_1=2|X\right)}{P\left(y_1=1|X\right)}=2.086-0.072\times 年龄-0.663\times 文化程度+0.187\times 职业$ (2)

式(1)是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选择有较大影响与选择基本无影响的概率比的自然对数模型。可见，当居民年龄和文化程度相同时，职业为公务员的居民倾向于选择关注，且统计上显著。

式(2)是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与文化程度变量、年龄变量和职业变量的最终回归方程。可见，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中文化程度 > 职业 > 年龄。

在对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的多元Logit回归时，用Y₂表示居民认为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用X₁表示文化程度变量，用X₂表示月收入变量，用X₃表示年龄变量。模型的拟合效果如表9、表10所示。

Table 9. Regulatory materiality regression model fitting information table for internet platforms

表9. 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回归模型拟合信息表

模型拟合信息
模型	模型拟合条件	似然比检验
	−2对数似然	卡方	自由度	显著性
仅截距	132.335	—	—	—
最终	111.876	20.459	13	.084

Table 10. Pseudo-R-square table of the regulatory importance regression model of Internet platforms

表10. 互联网平台的监管重要性回归模型伪R方表

伪R方
考克斯–斯奈尔	.058
内戈尔科	.089
麦克法登	.056

根据上表可以看出模型选择正确，但在伪R方表中可以看到麦克法登统计量并不在0.3~0.5之间，故拟合效果一般。以Y₂ = 4为例，可以得到如下所示的广义Logit方程：

$\begin{array}{c}Logit{P}_{y_2=4}=0.265+17.313X_1\left(1\right)+1.220X_1\left(2\right)-0.243X_1\left(3\right)-0.349X_1\left(4\right)+1.083X_2\left(1\right)\\ +1.037X_2\left(2\right)+1.026X_2\left(3\right)+0.244X_2\left(4\right)-18.081X_3\left(1\right)-16.837X_3\left(2\right)\\ -17.512X_3\left(3\right)-16.732X_3\left(4\right)+0.829X_5\left(1\right)\end{array}$ (3)

最后得到的方程为：

$\ln \frac{P\left(y_2=5|X\right)}{P\left(y_2=4|X\right)}=-2.896+0.091\times 年龄+0.200\times 文化程度+0.745\times 性别-0.078\times 月收入$ (4)

式(3)是居民认为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选择比较重要与选择非常不重要的概率比的自然对数模型。可见，当居民年龄、月收入和文化程度相同时，性别为女性的居民倾向于选择比较重要，但是统计上并不显著。当居民年龄、月收入和性别相同时，文化程度本科及以上的居民倾向于选择比较重要。

式(4)是居民认为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与文化程度变量、年龄变量、性别变量和月收入变量的最终回归方程。根据回归系数值可见居民认为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中，性别 > 文化程度 > 年龄 > 月收入。

在研究居民认为互联网上发布的信息对食品安全认知的影响程度时，文化程度、职业与年龄对居民做选择的影响相关性较为显著，其中职业变量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而在研究居民认为互联网平台在食品安全监管中发挥的重要性时，性别、文化程度与年龄对居民做选择的影响相关性较为显著，其中年龄变量呈现显著的正向影响关系。

4.3. 行为情况(Behavior)

以下对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作出的反应进行描述性分析(图4)。

Figure 4. The first act is a pictogram of the response

图4. 第一行为反应象形图

为了探究居民基本信息、食品安全认知情况与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反应之间的关系，首先对居民的基本信息、食品安全认知度和第一行为反应进行了相关性分析，并根据相关系数画出热力图(图5)。

Figure 5. Correlation coefficient heat map

图5. 相关系数热力图

根据热力图结果，选择其中与第一反应较大相关性的月收入、文化程度和食品安全认知度作为三个变量进行多重对应分析，所得结果如下(图6)。

Figure 6. Joint plot of multiple correspondence analysis categories with points

图6. 多重对应分析类别点联合图

遇到食品安全问题第一行为反应可分为五种情况，分别为无所谓，自认倒霉不会购买，告诉亲朋好友，直接找商户退货退款和进行举报。可根据对应分析图进行分类，分为三类。第一类为第一反应无所谓，这类反应对应的人群特征为小学及以下学历和退休人员。第二类为第一反应自认倒霉但不再购买，这类反应对应的人群为初中、高中(中专、中职、职高)文化水平，职业为公务员、农民，在杭居住时间5~10年。第三类为第一反应进行举报、直接找商户退货退款和告诉亲朋好友，该类对应人群为月收入2000至18,000元及以上，大专、本科及以上文化水平以及对食品安全认知度较高，年龄特征为15~44岁，在杭居住时间为10年以上，职业为个体经营户、学校医院等事业单位工作人员、企业员工及其他。这是因为第一类中人群文化水平较低，使得他们多采用最普通的方法应对食品安全问题，有一些居民甚至不知道如何进行举报等维权行为，而因为经济基础较差，所以多数人会选择直接找商户退货退款，以此来弥补直接的经济损失。第二类人群月收入中等，有一定的经济基础和食品安全知识，所以他们在遇到食品安全问题时会考虑维权，但又因为知识水平不足维权繁琐困难，较多居民会选择自认倒霉但不再购买。第三类中人群特征为高收入高文化水平高食品安全认知水平，他们在面对食品安全问题时，知道该如何去举报、如何维权，并且会有意识地保留食品安全证据，因此这类人群的第一反应为进行举报。

杭州市政府文件《关于做好食品安全法宣传实施工作的通知》一文中明确提出食品安全宣传的要求，从上述多重对应分析描述中可以看出，在高学历高认知水平的人群中，食品安全意识深入人心，能够较好地进行食品安全问题反馈，该类人群占多数；而仅有少数文化水平低的居民还欠缺相关意识。因此在推广使用“互联网+”监管的过程中，要着重对低学历，低收入的居民进行食品安全知识的宣传，在小区设立宣传窗、开展小区食品安全知识教育讲座、增加食品安全知识广告等都是不错的选择，同时也要加强智慧监管的宣传，让更多人了解与互联网相结合的食品安全监管，加快数字浙江、智慧监管的进程。

5. 建议

第一，对于食品安全监管体系，政府应划分权责，保障各方合法利益。政府、商家、居民在食品安全方面职责划分不清晰，食品安全监管仍然困境重重，这造成基层干部职责混乱，监管工作的效率下降。因此，国家仍应该完善相关法律法规体系，明确阐明各方权利义务，让商家有法可依，消费者有法保障。同时严厉打击违反食品安全法规的行为，建立食品安全诚信奖罚制度，加强质量管理。规范食品安全监管执法，严查公开食品安全信息真实性，让违法商家有限制有顾虑。

第二，对于食品安全公众群体，政府应对不同年龄群体制定采取不同的宣传策略。根据调查数据显示，对于15~44岁和55岁以上的群体参与意愿来说，影响最大的因素是政府行为与技术接受感知，政府可以采取措施大力宣传互联网监管平台的便利性，提高权威效力，并不断拓展诸如“浙食链”“浙冷链”的互联网监管平台的信息覆盖面，从而提升公众的技术接受感知；对于45~54岁的群体参与意愿来说，影响最大的因素是网络环境质量，政府应该在互联网平台上发布信息的同时，加强网络安保力量，保护食品安全流通信息，提升信息的可靠性和安全性，也能够在一定程度上提升政府公信力。

第三，对于食品安全网络建设，商家应耐心倾听消费者反馈，顺应“互联网+”时代发展。商家在处理食品安全投诉或建议时，不仅仅要针对该问题，还要考虑该问题相关的一系列问题。利用“浙食链”“浙冷链”等互联网监管平台查找该食品的生产信息，即可得知从源头到消费者手里的所有信息，抓住要害，从源头解决问题。同时，要建立良好的顾客反馈监督体系，认真对待每一个进行反馈和投诉的顾客，以此为要点，检查是否需要改进生产或销售。

第四，作为公众，居民应积极建议，增强食品安全意识，加强遇事解决观念。消费者遇到食品安全问题，切勿嫌麻烦自吞哑巴亏，应该向违法犯罪行为说不。利用“浙食链”公开信息，查询对应生产经营商家，积极与商家进行协商，若达不到自身的合理诉求，可在互联网平台投诉或向食品安全局投诉，甚至是向法院提起诉讼。作为消费者，我们必须捍卫自身的合法权益，让不法商家无处可藏，为食品安全健康发展献出自己的一份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