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要: 本文探论了南宋都市笔记的起源、发展、文体特征及代表作品。笔记体文学历经两汉萌芽、魏晋南北朝发展、唐代成熟，至宋代，随着技术进步、文化普及和审美取向的变化，都市笔记诞生。南宋都市笔记文学具有其独立的文体特征。南宋都市笔记在文献体例上多采用连锁式结构、月令体格式和回忆式写作手法；内容涵盖城市建构、皇家礼仪、节日习俗、民间商业等；语言风格上以方言和生活化语言为主。《东京梦华录》《都城纪胜》《西湖老人繁胜录》《梦梁录》《武林旧事》等为其代表作品，各具特点，对研究宋代历史、民俗、地理等具有重要意义。
Abstract: This paper probes deeply into the origin, development, stylistic features and representative works of urban notes in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After the emergence of the Han Dynasty, the development of the Wei, Jin, Southern and Northern Dynasties, the maturity of the Tang Dynasty, and the Song Dynasty, with the progress of technology, the popularization of culture and the change of aesthetic orientation, urban notes came into being. The urban notebook literature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has its independent stylistic characteristics. The urban notes of the Southern Song Dynasty mainly adopted the chain-style structure, the month-style and the reminiscence-style writing techniques. The content covers urban construction, royal etiquette, festival customs, folk commerce, etc. The language style preserves the language habits of the Song Dynasty, which is dominated by the dialect and the language of life. “Tokyo Menghua Record”, “Capital Jisheng”, “West Lake Old Man Fansheng Record”, “Dream Lianglu” and “Wulin Old Events” are his representative works, each with its own characteristics, and are of great significance to the study of Song Dynasty history, folklore, geography, and so on.
1. 引言
南宋时期，城市蓬勃发展、商业兴盛、市民阶层崛起，都市生活呈现出前所未有的丰富多彩。在这样的背景下，南宋都市笔记应运而生，它以细腻的笔触、独特的视角，真实而生动地记录了当时都市的方方面面，成为研究南宋社会历史、文化风俗、经济生活等不可或缺的重要资料。从学术的维度审视，南宋都市笔记具有极高的研究价值。它不仅为历史学研究提供了珍贵的原始素材，帮助我们还原南宋时期城市的真实形态、社会结构以及人们的日常生活场景，弥补正史记载的局限；在文学领域，其独特的文体特征、叙事方式和语言风格，为研究古代文学的发展演变提供了鲜活的例证。同时，它还涉及社会学、民俗学等多个学科领域，对于探究当时的社会阶层、民俗风情、文化交流等方面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本文旨在对南宋都市笔记进行全面而深入的研究，通过对其起源的追溯、文体特征的剖析以及代表作品的解读，挖掘其蕴含的丰富历史和文学价值。
2. 南宋都市笔记的渊源
2.1. “笔记”的内涵
“笔记”作为一个词最早出现于《南齐书》：“译者必云笔记贱伎，非杀活所待；开劝小说，非否判所寄。”[1]这里“笔记”仅指史官撰写的符檄文书。至《新唐书》中载：“每仗下，议政事，起居郎一人执笔记录于前，史官随之。”[2]这里的“笔记”就是执笔记录皇帝的言行，是史官和谏官较常使用的一种记事方式。
笔记体文学起源于史官“执笔记录”，又受汉代“杂说”影响，因此呈现驳杂的文体特征。《四库全书总目提要》中四库馆臣对“杂家类杂说之属”的按语说：
杂说之源，出于《论衡》。其说或抒己意，或订俗讹，或述近闻，或综古义，后人沿波，笔记作焉。大抵随意录载，不限卷帙之多寡，不分次第之先后。兴之所至，即可成编。故自宋以来作者至夥[3]。
从按语中不难看出，四库馆臣认为笔记起源于《论衡》这类“杂说”，并且指出笔记可以自由灵活地采取抒情、议论、描述等多种手法，以及笔记随意录载、不限卷帙多寡、不分次第先后的篇章体制。可以说，笔记就是沿着《论衡》内容上“杂”之风格和篇章结构上“散”之特色而不断发展的[4]。
总而言之，笔记这一著述方式源于史官“左史记言、右史记事”的传统。笔记体文学又受“杂说”影响，因而拥有了内容驳杂的文体特征。谭帆在其《中国古代小说文体文法术语考释》总结道：“‘笔记’实际上已成为一个非常宽泛的文类概念，泛指议论杂说、考据辨证、叙述见闻等以随笔札记的形式载录而成、体例随意驳杂的多种类型的杂著，成为部分‘杂家’和‘小说类’作品的别称。”[5]
2.2. 南宋都市笔记的诞生
笔记体文学萌芽于西汉时期，此时已经有文人用类似的手法进行文学和史学创作，但主要侧重于对各类信息的收集与整理，并未形成一种正式的文体，魏晋南北朝时期，产生了第一批真正意义上的笔记体文学作品，如《搜神记》《拾遗记》《世说新语》等。
至宋代，随着古文运动的兴起，笔记体文学又迎来了重要的发展机遇。欧阳修曾言：“言道崇尚平实，言文力求平易。”[6]他提倡文学作品应当平易、贴近生活，这使得笔记的记事功能受到文人群体的重视，宋代文人开始关注笔记的文体特点，不再将笔记视为难登大雅之堂的轻贱之物，笔记作为文学创作体裁，其表达思想、抒发情感的功能明显增强。笔记的文体地位得到了显著提升，文体功能得到扩展，笔记这一文学形式开始向更加多元的方向发展起来。而且由于技术进步，书籍的传播范围也在扩大，知识进一步下移，文化的繁荣和普及程度达到新高。文化在平民社会的广泛普及，使宋代的审美取向发生显著变化。这种变化表现在文学创作上，就是宋代文学“以俗为雅”的观念盛行，以市井生活为主体的都市笔记便在此时应运而生。南宋初年，一批以“追忆故土”为主题的笔记体文献面世，标志着南宋都市笔记正式登上历史舞台。这些作品不仅记录了当时都市的繁华景象，更融入了作者深切的故国之思与流离之感，使得南宋都市笔记在记事之余，更添一份情感与哲思的厚重。
3. 南宋都市笔记体文学的文体特征
南宋都市笔记除了具有笔记体文学所应有的内容上“杂”之风格和篇章结构上“散”之特色外还拥有其独特的文体特征，主要表现在文献体例、主题内容和语言风格上。
3.1. 文献体例
南宋都市笔记文献都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即不加解释地大量罗列名词。此种写作手法可追溯到西汉刘歆《西京杂记》卷一·二十八中：“李十五：紫李、绿李、朱李、黄李、青绮李、青房李、同心李、车下李、含枝李、金枝李、颜渊李、羌李、燕李、蛮李、侯李。”[7]南宋时期，这样对只记述事物名称而不加解释的连锁式写作结构被都市笔记的创造者广泛使用。例如《东京梦华录》卷二中“又有托小盘卖干果子，乃旋炒银杏、栗子、河北鹅梨、梨条、梨干、梨肉、胶枣、枣圈、梨圈、桃圈、核桃肉、牙枣、海红……片酱之类。”[8]《西湖老人繁胜录》卷一“珊瑚树数十株内有三尺者、玉带、玉碗、玉花瓶、玉束带、玉劝盘、玉轸芝、玉绦环、玻璃盘、玻璃碗、菜玉……玳瑁作子。”王德威曾评价这种写作手法：“堆砌、罗列、感受各种物质生活的材料，企图从最基本的感官经验中，建立历史想象。”[9]
南宋都市笔记文献多采取时间顺序进行记述，在《东京梦华录》第六卷至第十卷、《梦粱录》第一卷至第六卷和《武林旧事》第一卷至第三卷的篇目中，均出现了这种以中国农历月份、节气和节日为名的体例，曰“正月”、“端午”、“四月八日”、“十一月冬至”等等。而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虽不以月令为题，却也多篇以月令为线索写作。但这种写作手法并不罕见，现多认为其脱胎于《礼记》的月令篇，故被称为月令体。
这类笔记题材和内容多来自作者早年真实的经历，是作者晚年对往昔的追忆，回忆的内容大多来源于过去的经历见闻，这种回忆式的写作方式也是南宋都市笔记重要特征之一。
3.2. 文献内容
都市笔记文学，顾名思义，其内容以都市生活为主体。在南宋都市笔记的代表著作中除《东京梦华录》是介绍北宋汴京城外，其余都是以描述南宋都城临安为主。内容大致包含如下几个方面：① 城市建构。南宋都市笔记中都用了大量篇幅介绍城市建筑，如《东京梦华录》卷一“东都外城”、“旧京城”、“河道”、“大内”等诸多篇目；《武林旧事》卷四“故都宫殿”、“乾淳教坊乐部”，卷六“瓦子勾栏”、“酒楼”“歌馆”等篇目；《都城纪胜》全篇八千字中更是有两千余字在介绍城市设施。内容包括大小街道、城墙、桥梁、各局司、宫殿等。② 皇家礼仪。都市笔记中多有对宫廷礼仪和典章制度的描述，如《武林旧事》第一卷庆寿册宝篇：
“淳熙三年，光尧圣寿七十，预于旧岁冬至加上两宫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举庆典。后三日，百官拜表称贺于文德殿，四方万姓，不远千里，快睹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极有至泣下者。”淳熙三年，光尧圣寿七十，预于旧岁冬至加上两宫尊号，立春日行庆寿礼。至十三年，太上八十，正月元日，再举庆典。
其日，文武百僚集大庆殿，各服朝服，用法驾五百三十四人，大乐四十八架，乐正乐工一百八十八人，及列仪仗鼓吹于殿门外。
上服通天冠、绛纱袍，执大圭，恭行册宝之礼。鼓吹振作，礼仪使已下皆导从，上乘辇从至德寿宫，俟太上升御座，宫架乐作，皇帝北向再拜，奏起居，致词曰：
臣某稽首言，伏惟圣号太上皇帝陛下，寿同天永，德与日新。典册扬徽，华夷赖庆。
左相宣答曰：
圣号太上皇帝圣旨：皇帝迎阳展采，镂牒荣亲，何幸吾身屡观盛事。
次皇太子以下称贺致词，宣答讫，并再拜舞蹈，礼毕。次诣太上皇后殿，行礼如前。
候解严讫，皇帝入宫，进奉礼物，行家人礼，御宴极欢。自皇帝以至群臣禁卫吏卒，往来皆簪花。
后三日，百官拜表称贺于文德殿，四方万姓，不远千里，快睹盛事。都民垂白之老，喜极有至泣下者。([8]: p. 315)
详细而全面地描述了宋孝宗为高宗庆寿上尊号的过程。《东京梦华录》卷四“皇太子纳妃”、“皇后出乘舆”，《梦梁录》卷三“执宰亲王南班百官入内上寿赐宴”等篇目亦是对宋代皇家礼仪的描述。这些内容为研究宋代典章制度提供了丰富的史料。③ 节日习俗。对节日习俗的记述也是南宋都市笔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文献将当时的岁时节令和节日风俗详尽地记载下来，使得后人得以一窥宋代节日风貌。而这些节日中犹以元宵节为重，南宋都市笔记大多都对其进行过丰富细致的描述。如《东京梦华录》中“至正月七日，人使朝辞出门，灯山上彩，金碧相射，锦绣交辉。面北悉以彩结，山礬上皆画神仙故事。……又于左右门上，各以草把缚成戏龙之状，用青幕遮笼，草上密置灯烛数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8]: p. 35)，生动地描绘了北宋东京汴梁城正月初七时的热闹非凡的节日景象。《西湖老人繁胜录》中“街市点灯”篇亦写道南宋都城临安元宵夜景：“庆元间，油钱每斤不过一百会，巷陌爪札，欢门挂灯，南至龙山，北至北新桥，四十里灯光不绝。”还有《梦粱录》卷一元宵篇中：“昨汴京大内前缚山棚，对宣德楼，悉以彩结，山沓上皆画群仙故事。……又以草缚成龙，用青幕遮草上，密置灯烛万盏，望之蜿蜒，如双龙飞走之状。”([8]: p. 111)，《武林旧事》卷二中更是用了元夕、舞队、灯品三篇来描写元宵节。④ 民间商业。宋代政府推行“不抑商”政策，为商业发展提供了相对宽松的环境。作为记载宋代都市生活的文学作品，宋代商业的繁荣与进步在南宋都市笔记体现得淋漓尽致。首先是夜市的出现和兴盛。宋代突破了坊市制度，商业活动受地域限制大大减弱，因此形成了众多繁华的商业街和商业区域，商铺的营业时间也高度自由化，夜市、早市兴盛。《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中：“出朱雀门，直至龙津桥，自州桥南去，当水饭，爊肉，……直至龙津桥须脑子肉止，谓之杂嚼。直至三更。”([8]: p. 13)，详细介绍了州桥夜市的所在位置、营业时间和小吃种类。《都城纪胜》市井篇：“其夜市除大内前外，诸处亦然，惟中瓦前最胜，扑卖奇巧器皿百色物件，与日间无异。其余坊巷市井，买卖关扑，酒楼歌馆，直至四鼓后方静；而五鼓朝马将动，其有趁卖早市者，复起开张。无论四时皆然。”([8]: p. 79)，描写了当时都城夜市的规模和营业时长。其次是各式各样的瓦舍和瓦舍艺人的涌现。宋代行业分工细化，手工业有专业作坊，服务性行业种类繁多，作为包罗万象的娱乐场所，瓦舍成为宋代市民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东京梦华录》卷二·东角楼街巷篇：“街南桑家瓦子，近北则中瓦，次里瓦。其中大小勾栏五十馀座。”([8]: p. 14)，《梦粱录》卷十九·瓦舍篇中：“瓦舍者，谓其来时瓦合、去时瓦解之义，易聚易散也，不知起于何时。顷者京师甚为士庶放荡不羁之所，亦为子弟流连破坏之门。……今贵家子弟郎君，因此荡游，破坏尤甚于汴都也。”([8]: p. 298)，等都是对其的描述。其三是宋代都市饮食文化之强盛。《东京梦华录》卷二饮食果子、卷四食店、肉行、饼店、鱼行等五篇以及《梦粱录》卷十六整卷均是记述食肆的相关情况。
3.3. 语言风格
南宋都市笔记在语言上保留了宋代语言的习惯，以方言和生活化的语言风格为主，这种朴实、简单的记录方式在文人们写书普遍用词考究、行文古雅的宋代独树一帜。如《东京梦华录》卷二·州桥夜市中：“至朱雀门，旋煎羊白肠、鲊脯……谓之‘杂嚼’，直至三更。”中的“旋煎”就是当时的口语，意为当场煎制。现在开封仍有此方言。邓之诚先生在《东京梦华录注》中评价这种写作风格对保存文献史料价值的重要意义：“其他字必从俗写，物必从俗称，则未可厚非。盖非此不足以存真，尤不足以存宣政时汴京之真。”[10]
4. 宋代都市笔记的代表作品概述
4.1. 《东京梦华录》
孟元老的《东京梦华录》作为南宋都市笔记的开山之作，为后续的都市笔记创作有着非常深刻的影响，它既是笔记文献，又属史部地理类都会文献。共十卷八十六篇，有自序，按城市地理、民间设施、饮食、民俗文化、岁时月令、宫廷礼仪等分类，每卷每篇均有明确标注，体例完备。其体例融合了前代优秀地理作品的特点。
内容丰富详尽，可罗列街巷、商铺等名称，对宋史研究有益，但民间习俗真实详尽，皇家礼仪却多谬误。
4.2. 《都城纪胜》
《都城纪胜》成书于南宋理宗端平二年(1235年)，作者耐得翁。该书行文简洁，体例上除模仿《东京梦华录》外，还主要借鉴了李格非的《洛阳名园记》，像市井、茶坊、园苑、坊院等章节的写作方式就与之相似。全书仅十四篇共七千余字，篇幅短小，但记载精细有条理。同时，它还具有一定的考据价值，对 “白肉”“杂剧”等众多名词作出解释，有助于对史料的进一步辨析。
4.3. 《西湖老人繁胜录》
《西湖老人繁胜录》的作者并不明确。该书署名为西湖老人，并非真名。有当代学者讨论过“西湖老人”的身份。如张帆帆在《〈西湖老人繁胜录〉作者“西湖老人”为林洪考》一文中提出该书作者当为南宋泉州人林洪，并列举了几条证据：一、清代李佐贤《书画鉴影》中出现的“西湖老人林洪”的字样；二、清代卞永誉《式古堂书画汇考》中有作品的作者名为“西湖林洪”；三、林洪也当活跃于南宋时期或宋元之交。其主要活动时间也与诸家推测的《西湖老人繁胜录》的成书时间相吻合[11]。
《西湖老人繁胜录》虽然篇幅短，且事物罗列极多，导致真正连贯的文字较少，但在这些描叙性的文字中，呈现出了众多四四对仗、间或押韵的骈文化的趋势。如开篇：“岁节四更，诸厅人从。”街市点灯：“巷陌爪札，欢门挂灯。”车驾诣景灵宫朝拜祖宗：“金龙御座，百花搭挡。”等。
4.4. 《梦梁录》
《梦梁录》作者为吴自牧，身份不明，其书成于元至元十二年(1275年)。全书共二十卷，每卷卷首有用于总起全卷内容的题解，卷篇分类更为细致，篇幅长、字数多且卷篇数繁杂，将事物条目进一步细分，使篇章独立。它还增加了前几部笔记体文献未曾涉及的领域，如诸山岩等篇章。在内容上，它出现大量引文，包括诗词、其他文献和口语等，来源庞杂且数量巨大，同时还有大段议论，增添了主观见解。
4.5. 《武林旧事》
《武林旧事》作者为周密(1232~1298)，表字公谨，号草窗，又号四水潜夫，是宋元间著名文学家、词人。该书成书时间大概在1279年至1298年之间。在卷篇结构方面，它将皇家的郊祀等重大礼仪典章与月令的卷篇分开叙述，使全书秩序井然，条目清晰。在叙述仪卫节次、礼仪人员序列、名物清单、宫殿、路市、宫本杂剧的段数等时，次序极为详尽考究。此外，许多名物下面有作者自己的小注，增强了史料的丰富性和可靠性。第七卷描写南宋乾道三年至淳熙十一年间的宫中典章，开头有小序单独总领内容，不分篇章，以时间顺序记载，且内容为实录性质，与书中其他卷体例不同。
5. 结论
笔记发端于古代史官执笔记言、记事的传统。笔记作为一种文学体裁的出现，与汉代“杂说”类文体关系密切。到魏晋时期，笔记第一次作为一种独立的文体形式出现。经过唐、宋两代的发展渐趋成熟，并演化出诸如小说笔记、学术笔记、都市笔记等多种形式。都市笔记是宋代笔记体文学的重要组成，它的出现与宋代社会变动及城市商业繁荣息息相关。
南宋都市笔记文学具有其独立的文体特征。它采用回忆式写作形式，或依城市的空间结构或按月令体的时间顺序进行写作，用朴实、简单的语言风格记录所写城市的繁华景象、风土人情、社会百态，反映人们的日常生活、情感和追求。
南宋都市笔记内容庞杂丰富，多有史书所不载者，可补史料之阙，对研究当时的历史、民俗、地理等具有重要意义，同时也为后世文学创作提供了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