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际敏感性研究综述
Literature Review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DOI: 10.12677/ass.2024.1310967, PDF, HTML, XML,   
作者: 田 姣:济南大学教育与心理科学学院,山东 济南
关键词: 人际敏感性测量理论基础影响因素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Measurement Theoretical Foundations Influencing Factors
摘要: 人际敏感性是个体在人际交往中表现出来的一种人格特质,这种特质会使个体对批评、拒绝、人际冲突保持警觉和敏感,即持续关注消极评价。而人际交往在日常生活必不可少,在青少年的发展过程中,这一特质会给其带来消极影响,所以有必要对人际敏感性进行一个整体的梳理。人际敏感性在国内的研究起步较晚,综合国内外的研究现状,对于人际敏感性的研究主要集中在:概念界定、测量、影响因素等方面。未来的研究将包括寻找和开发结构合理、信度和效度高、具有较强本土性的人际关系敏感度量表,以开发出科学有效的工具,对学生的人际关系敏感度进行有效的诊断和干预。人际关系敏感度的理论研究和干预研究将成为未来研究的一个重要焦点和热点。
Abstract: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s a personality trait that individuals exhibit in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This trait makes individuals alert and sensitive to criticism, rejection, and interpersonal conflict, i.e. a constant focus on negative evaluations. As interpersonal interactions are essential in everyday life and this trait has a negative impact on adolescents as they develop, it is necessary to take a holistic approach to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s relatively recent in China, and a synthesis of the current state of research at home and abroad shows that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s mainly focused on conceptual definition, measurement and influencing factors. Research on the theoretical aspects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will continue to receive attention; exploring and developing a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scale with a reasonable structure, high reliability and validity, and strong localisation to provide a scientific and effective tool for effective diagnosis and intervention of student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s the direction of future efforts. Theoretical research and intervention research on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will be the focus of future research and hotspots.
文章引用:田姣. 人际敏感性研究综述[J]. 社会科学前沿, 2024, 13(10): 620-627. https://doi.org/10.12677/ass.2024.1310967

1. 概念界定

作为社会动物,与他人互动是我们生活中最重要的技能之一,帮助他人对我们的生存至关重要。从日常交流到复杂的谈判,我们需要了解他人的行为、思想、感受和情绪。这就是心理学上常说的人际关系技能,即人际关系敏感性[1]

不同的学者对人际敏感性这一定义有着不同的看法。最初,研究人员将人际敏感称为个人适应社会的一项不可或缺的技能[2],人际敏感度是指对他人的同情、理解、欣赏和对他人敏感的能力。还有学者认为,人际敏感性是指社会交往中对他人的准确判断,包括对他人情绪的识别能力、对他人语言、非语言信息的记忆能力[3] [4]。Dana和Jinni [5]认为,人际敏感性是指根据非语言线索准确评估他人的能力、状况和特点的能力。

随着研究的不断深入,研究人员开始将人际关系的敏感性作为一种人格特质来看待。Marin [6]把人际敏感被定义为一种稳定的人格特质,其特点是“持续关注负面的社会评价”。根据其观点,人际敏感性包括认知–情感成分和行为成分。认知–情感成分的特点是对他人的判断保持警惕和敏感,错误感知善意的社交信息,如将社会交往信息视为拒绝或不认可,并意识到人际关系困难可能对一个人在社会环境中的地位产生有害的后果。赖运成[7]认为人际敏感除了包括认知、情感、行为三种成分外,还应包含动机这一成分。一些研究人员还将人际敏感定义为一种个人高度内向、对他人的行为过度敏感、不信任、内心脆弱、容易焦虑的人格特征[8]

综上所述,尽管不同学者对人际敏感性有不同的定义,但所有定义都强调了人际敏感性在社交互动中的重要性。只是有的学者认为人际敏感性是一种技能,如Hall和Dana;有的学者认为人际敏感性是一种人格特质,如Marin和赖运成。但无论是作为技能还是人格特质,人际敏感性都涉及对他人行为、情绪、信息的理解和反应。在成分上多数学者都认可人际敏感性是一个多维度的概念,涉及认知、情感和行为等多个方面。此外,多数定义倾向于将人际敏感性视为一种静态特质或能力,而较少考虑其可能随时间和情境变化而变化的动态性。这种静态视角可能无法全面反映人际敏感性的复杂性和多样性。未来的研究应努力构建一个更加统一、全面、且动态的人际敏感性定义框架,以更好地理解和指导社交互动。

2. 人际敏感性的测量

2.1. 人际敏感性量表(IPSM)

目前对人际敏感性的测量主要采用Boyce和Park [9]编制的人际敏感性量表IPSM。IPSM是在他的临床经验和理论思考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最初是为了评估作为一种人格的抑郁症倾向。此量表共36个项目,每个项目采用4点计分法(很符合 = 4,比较符合 = 3,比较不符合 = 2,很不符合 = 1)。量表总分范围为36分~144分,总分越高,表示个体人际敏感性越强。IPSM包括5个分量表:人际觉知(有7个项目),认同需要(有8个项目),分离焦虑(有8个项目),羞怯(有8个项目)和脆弱的内在自我(有5个项目)。人际觉知分量表评估一个人对他人的行为和情绪的关注,包括该人对与他人有关的角色的认知和对“消极或批评性反馈”的反应;它评估了人际关系敏感性的认知部分。即个体对某一情境的评价方式。认同需要分量表评估个体希望得到他人认同的程度,该量表的高分表明此人希望与他人相处愉快,与他人和睦相处,减少人际冲突,被他人喜欢而不是被排斥。分离焦虑分量表主要评估个人害怕失去重要他人,远离重要他人后感到不安的情况,该分量表得分越多说明一个人会因人际关系感到不安。羞怯分量表评估的是人际关系敏感行为部分——在人际关系中缺乏自信,得分越高表明一个人因为羞怯而无法获得周围人的支持。脆弱的内在自尊分量表评估了一个人自尊的一个重要方面——不被爱的、隐藏的内在自我(或核心自我)的方面,这个分量表的高分表明个体自尊心低[10]

IPSM在抑郁症患者以及社区群体中得到了广泛应用,在这一问卷的基础上,学者们开始不断地修正、制定不同的问卷来测量人际敏感性。一些研究者注意到IPSM的五因素结构不稳定[11] [12],Harb等人的研究表明,IPSM在焦虑症患者中具有三因素结构:人际焦虑和依赖、低自尊和不自信的人际行为;原来的36项问卷被减少到29项,原来的分量表的分配也略有改变[13]。Marin [6]运用大五人格问卷来评估个体的内外向,用顺从行为量表来评估个体的顺从行为,用主观社会地位量表青年版来测量个体的社会地位感知,然后将三个测量工具的得分标准化为Z分,将三个测量工具标准分的均值作为人际敏感性的得分。一些研究者还使用人际关系问题量表的人际敏感子量表来测量个人的人际敏感度[14]

2.2. 中学生人际敏感性量表

为了更好地探索中国中学生人际关系敏感度的发展特点,赖运成[15]在现有人际关系敏感度研究的背景下,结合中国中学生的具体情况,对中国中学生人际关系敏感度的结构进行了调查,并编制了一份具有良好信度和效度的中学生人际关系敏感性调查问卷。此问卷分为脆弱性、认同需要、警戒性、分离焦虑、自卑性、疑人性、内倾性七个维度;共41个项目,每个项目参考IPSM的计分方法,即采用四级评分法(1 = 根本不符合,2 = 比较不符合,3 = 比较符合,4 = 很符合),第22题为反向题,对反向问题进行统计转换后,所有项目的得分之和得到人际关系敏感性总分,得分越高说明中学生的人际关系敏感性越高,各维度的得分之和得到相应的维度得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893,各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599至0.861之间。

2.3. SCL-90问卷中的人际敏感性分量表

该量表由Derogatis在1973年编制[16]。常被研究者从心理健康角度来对个体的人际关系敏感性进行测量,主要是指个体在人际交往过程中的不自在与自卑感,当个体在与他人进行比较的时候会更加突出,表现为心神不安、神经过敏以及对自己的消极评价。由于该量表所测量的是个体最近一周的心理状态,其所测量的是一个关于心理健康的状态变量,会随着环境、时间和个人状态的变化而变化。该量表共9道题目,采用5级计分(1 = 没有,2 = 很轻,3 = 中等,4 = 偏重,5 = 严重),计分方式是总分,得分在9~45分之间,27分以上即人际关系较为敏感,18分以下即人际关系上较为正常。该量表的Cronbach’s α系数为0.90,该分量表的内部一致性为0.86。

2.4. 人际敏感性问卷

钟华华[17]以我国大学生为样本,根据IPSM进行修订得来,该问卷分为分离焦虑、怀疑性、认同需要、羞怯、脆弱性五个维度;共29个题目;每个项目采用四级计分法(1 = 很不符合,2 = 比较不符合,3 = 比较符合,4 = 很符合);人际敏感性总分即各维度之和;问卷的内部一致性系数为0.91,每个维度的内部一致性系数在0.67至0.84之间,问卷具有良好的信效度。

综上所述,人际敏感性的测量方法多样,其中IPSM作为经典量表,通过多维度评估个体在人际觉知、认同需要、分离焦虑等方面的敏感性,为抑郁症和社区群体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工具。然而,其五因素结构在不同样本中的稳定性受到质疑,促使研究者们不断修订和创新。中学生和大学生群体也有专属的人际敏感性量表,这些量表结合特定年龄段的特点,进一步细化了评估维度,如中学生的警戒性、疑人性,以及大学生的内倾性、焦虑性等。

尽管各量表在计分方法、项目数量及维度划分上存在差异,但它们共同反映了人际敏感性作为多维度构念的特性。综合比较,这些量表均具备良好的信效度,但具体应用时需考虑研究对象的适用性和文化背景的契合度。未来研究可进一步探索跨文化、跨年龄段的普适性量表,以更全面地理解人际敏感性的本质。

3. 理论基础

3.1. 人际关系理论

人际关系理论是Harry [18]提出的。这一理论指出,在婴儿期和幼儿期,人们与母亲或其他主要照顾者互动,接受反馈并形成早期经验。这些经验也是个人可以衡量自己的基准。当评估他们的自我形象和自尊时,人们依靠来自他人的反馈和自己的经验来进行自我评估:“我很好”、“我很差”和“我不好”。Downey [19]基于该理论认为,经常收到他人负面反馈的人倾向于贬低自己,关注负面的东西,经常感到“自己不好”。为了保护自己不受他人影响,他们在人际关系中变得越来越谨慎和敏感,使其更少地感受到他人的支持。马骁骑[20]的研究发现,领悟社会支持在人际敏感性和大学生手机成瘾中起中介作用,即人际敏感性会导致领悟社会支持的降低,使其更频繁地使用社交媒体,从而引起手机社交媒体依赖。

3.2. 人格发展理论

人格发展阶段理论是由Erikson [21]提出的。该理论认为,一个人在18至25岁之间最重要的发展任务是获得亲近感和减少孤独感。在这一时期,学生们经常会经历一些意想不到或未曾预料到的事情。人际关系敏感度高的人往往会过度解读他人的言行,并倾向于将一些意外视为与自己有关,所以个人会经历较少的亲密关系和更多的孤立。有研究发现[22],孤独感在人际敏感性和自杀意念的关系中起部分中介作用,即高人际敏感个体会采取防御的方式参与社会交往,从而导致社交质量不佳,较易产生孤独感,而孤独感及其造成的不良情绪体验,成为自杀意念的高危因素。

3.3. 资源保存理论

这一理论的基本思想是,个人的个人资源(如时间、经验、情绪状态等)是有限的,为了保护他们有限的资源,个体会做任何事情。在压力下,人们是理性和享乐主义的。个人试图选择和创造合适的环境,以避免资源的潜在损失。根据资源保护理论,有研究表明,人际关系敏感度高的员工有更多的压力,消耗更多的心理资源,且自我控制能力较差[23]。人际关系敏感度高的员工更容易感知到来自顾客的不友好和侮辱,进而导致抑郁和愤怒等消极后果。此类员工对虐待客户的意识较低,更可能忽略他们带来的不良情绪[9]

人际敏感性的理论基础涵盖了人际关系理论、人格发展理论和资源保存理论。人际关系理论强调早期经验对自我评估和自尊的塑造,指出负面反馈易导致个体自我贬低和人际敏感。Erikson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则指出,青少年期建立亲密关系和减少孤独感的重要性,人际敏感者常因过度解读他人言行而阻碍亲密关系的建立。资源保存理论从资源保护角度解析,认为高人际敏感者因压力而消耗更多心理资源,自我控制力减弱,更易受负面情绪影响,且在职业环境中更易感知顾客不友好,导致消极后果。这些理论共同揭示了人际敏感性的深层原因及其对个人生活和工作的影响。

4. 人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

4.1. 内部因素

1) 性别。按照人们的刻板印象,女性的人际敏感性高于男性,但有些研究发现,人际敏感性在性别上没有显著差异[9],这与我们日常经验不符。还有研究发现,IPSM总分与自我导向呈负相关,在自我导向分数上女生比男生低,在避免伤害上得分女孩比男孩高,这表明女性应该比男性对人际关系更敏感[24]。研究发现[7],女孩对人际关系的敏感度明显高于男孩,特别是在脆弱性和自卑性方面。这与女性在日常生活中更敏感的观点相一致,也与女性更容易患抑郁症的发现相一致(人际关系敏感是抑郁症的一个风险因素)。因此,需要进一步的研究来调查人际敏感度在两性之间是否存在差异。

2) 年龄。人际关系的敏感性和年龄之间的关系也需要通过研究进一步探讨。有研究表明,人际敏感性可能不受年龄影响,可能受遗传因素的控制[25];但也有研究发现,人际敏感性随着年龄的增加而下降;Otani等人[26]研究发现,IPSM总分及分量表得分与年龄显著负相关,在年轻人群体中人际敏感性得分更高。

3) 自尊。Boyce和Parker [9]在编制IPSM量表时发现,IPSM总分和人际觉知、分离焦虑、羞怯、脆弱的内在自我分量表与自尊呈显著负相关。自尊低的人对社会线索更敏感,因为他们没有融入、接受和社会融合的经验。所以这些人可能具有较高的人际敏感性。人际关系敏感度高的群体在日常生活中表现出的高自尊被认为是脆弱的自尊,因为自尊脆弱的人倾向于依靠自我保护或自我改善策略来维持他们的高自尊[7]。人际敏感度与自尊之间的关系探讨较少,因为我们的日常经验表明,具有高人际敏感度的个体具有高自尊,因此需要进一步研究人际敏感度与自尊之间的关系。

4) 抑郁与焦虑。已有研究证明,人际敏感度与抑郁症显著正相关,人际敏感性是抑郁症的一个重要因素,人际敏感度高的人更容易受到抑郁症的影响[9]。McCabe等人[27]对大学生的研究也发现,人际敏感度是抑郁症的一个可能的风险因素,而且人际敏感度越高与抑郁症状越严重有关。人际敏感性越高,患抑郁症的风险就越大[28]。人际敏感性也被认为是一种脆弱的特征,人际敏感性高的人更可能感受到批评和拒绝,他们对来自他人的拒绝和不认可很敏感,当人际和谐度低时,他们会故意讨好他人以达到良好的人际关系[29]。一项使用IPSM和社交焦虑量表对30名社交恐惧症患者进行的研究也表明,IPSM总分与焦虑量表总分显著正相关,人际敏感性是预测社交焦虑的良好指标;社交恐惧症患者的人际敏感性明显高于非临床对照组[30]。因此,现有研究表明,较高的人际敏感性是抑郁症和焦虑症的较好预测因子。

4.2. 外部因素

1) 父母教养方式。Otani [31]研究发现,男性中,高人际敏感度与父母的高保护性养育相关,尤其是父亲的高保护性养育;女性中,高人际敏感度与母亲的高保护性养育相关。父亲过度保护、父亲拒绝、母亲过度保护、母亲拒绝与人际敏感性呈显著正相关,说明不良养育方式可能导致儿童人际敏感度变高,而母亲养育方式与儿童的人际敏感度关系更为密切。但是也有研究发现,父母教养方式对子女的人际敏感性没有显著影响。Boyce等人[32]的研究显示,IPSM得分和父母养育方式量表的各分量表(父亲关怀、父亲控制、母亲关怀、母亲控制)得分相关趋于0,所以人际敏感性可能与父母教养方式没有关系。

2) 社会地位。社会地位是社会心理学的一个经典话题,David等人[33]研究发现,下属对上级的感知比上级对下属的感知更准确,也就是说,下属对人际关系比上级更敏感。这项研究的结果也支持一个普遍的观点,即在人际交往中,社会地位低的成员比社会地位高的成员更敏感,因为他们更需要知道社会地位高的成员在想什么,以便取悦他们或获得回报。也有人认为,女性比男性对人际关系更敏感,因为她们的社会地位较低。这表明,社会地位是影响人际关系敏感度的因素之一。

根据社会地位这一因素,有很多研究者探讨了不同权力者的人际敏感性差异,但结果也是有很大“矛盾”的。针对权力降低人际敏感度的观点,Galinsky等人[34]发现,拥有高权力的人不太可能从别人的角度看问题,这可能会降低他们的人际敏感度,他们还发现,拥有高权力的人不太可能识别别人脸上的情绪,这进一步支持权力降低人际敏感度的假设。与权力增加人际敏感性的观点相关的是,研究人员证实,拥有高权力的人更有可能识别出人们处于危险之中并需要帮助。研究人员表明,拥有高权力的人更有可能认识到处于困境中的人需要帮助,并对寻求帮助的人表示同情,这表明高权力对人际敏感度有更大的影响[35]。然而,这种影响需要额外的条件,如面向他人而不是自己的亲社会的取向,或有同情心的领导者。将这些附加因素与权力结合起来,高权力者比低权力者对人际关系更敏感,或者至少他们之间没有差异,所以其他因素在促进高权力者的人际敏感度方面起着关键作用。这些因素可能与权力和人际关系敏感性之间的矛盾关系有关。

5. 小结与展望

在早期,将人际敏感性作为一种社会认知能力进行考察,探索了测量方法,同时研究了人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随着人格心理学和健康教育的结合,开始将人际敏感性当作一个人格特质加以探讨,拓宽了研究的思路。但是这一领域的研究仍然有很多的问题值得我们深思。如人际敏感性的影响因素有哪些?它又是通过哪些机制来影响个体的身心发展的?在探讨理论的过程中同时不断地深思改善人际敏感性的途径有哪些等等。

对于中学生来说,人际敏感性或许不是一个健康的人格,会对青少年的心理发展产生消极影响。而且人际敏感性人格不是突然形成的,它需要一个长期的过程。在日常的教育中,应该更加关注青少年的心理发展状况。学校在人们的身心发展中起着关键作用,因此应该发挥主导作用。学校应加强心理健康教育,培养中小学生解决人际问题的能力。可以邀请专业人员到学校讲课,教师应学习一些心理教育的技巧。学校应该在每个学年对学生的心理健康进行早期调查,以便及早发现学生的心理健康问题并采取适当的行动。教师也应该观察学生的日常学习和生活,及时和家长沟通,帮助学生更好地应对学校的各种问题。

参考文献

[1] 寇东晓, 王晓玉. 权力对人际敏感性的影响[J]. 心理科学进展, 2023, 31(1): 108-115.
[2] 刘艳, 谷传华. 人际敏感: 从社会认知到心理危险因素[J]. 心理科学进展, 2015, 23(3): 489-495.
[3] Hall, J.A., Murphy, N.A. and Mast, M.S. (2006) Recall of Nonverbal Cues: Exploring a New Definition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Journal of Nonverbal Behavior, 30, 141-155.
https://doi.org/10.1007/s10919-006-0013-3
[4] Overbeck, J.R. and Park, B. (2001) When Power Does Not Corrupt: Superior Individuation Processes among Powerful Perceiver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81, 549-565.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81.4.549
[5] Carney, D.R. and Harrigan, J.A. (2003) It Takes One to Know On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s Related to Accurate Assessments of Other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Emotion, 3, 194-200.
https://doi.org/10.1037/1528-3542.3.2.194
[6] Marin, T.J. (2010) Specific Features of Stressful Experience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Biological Stress Mediators in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Master’s Thesis, University of British Columbia.
[7] 赖运成. 中学生人际敏感性的结构、特点及其与相关因素的关系[D]: [博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3.
[8] 徐奥, 黄霞妮, 黄雪雯, 等. 大学生人际敏感性问卷编制[J]. 校园心理, 2018, 16(2): 143-147.
[9] Boyce, P. and Parker, G. (1989) Development of a Scale to Measur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23, 341-351.
https://doi.org/10.1177/000486748902300320
[10] Boyce, P. and Mason, C. (1996) An Overview of Depression-Prone Personality Traits and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ustralian & New Zealand Journal of Psychiatry, 30, 90-103.
https://doi.org/10.3109/00048679609076076
[11] Doğan, T. and Sapmaz, S. (2012) Psychometric Analysis of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Measure (IPSM) among Turkish Undergraduate Students. Journal of Theoretical Educational Science, 5, 143-155.
[12] Harb, G.C., Heimberg, R.G., Fresco, D.M., Schneier, F.R. and Liebowitz, M.R. (2002) The Psychometric Properties of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Measure in Social Anxiety Disorder.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40, 961-979.
https://doi.org/10.1016/s0005-7967(01)00125-5
[13] 赖运成, 叶一舵. 人际敏感性: 概念, 测量, 影响因素和作用[J]. 福建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 2014(2): 157-165.
[14] Molton, I.R., Siegel, S.D., Penedo, F.J., Dahn, J.R., Kinsinger, D., Traeger, L.N., et al. (2008) Promoting Recovery of Sexual Functioning after Radical Prostatectomy with Group-Based Stress Management: The Role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Journal of Psychosomatic Research, 64, 527-536.
https://doi.org/10.1016/j.jpsychores.2008.01.004
[15] 叶一舵, 赖运成. 中学生人际敏感性问卷的编制[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15, 23(6): 1009-1013.
[16] Derogatis, L.R., Lipman, R.S. and Covi, L. (1973) SCL-90: An Outpatient Psychiatric Rating Scale—Preliminary Report. Psychopharma-Cology Bulletin, 9, 13-28.
[17] 钟华华. 大学生人际敏感性、领悟社会支持与孤独感的关系研究[D]: [硕士学位论文]. 福州: 福建师范大学, 2018.
[18] Sullivan, H.S. (1955) The Interpersonal Theory of Psychiatry. Behaviour Research and Therapy, 15, 10-12.
[19] Downey, G. and Feldman, S.I. (1996) Implications of Rejection Sensitivity for Intimate Relationships.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70, 1327-1343.
https://doi.org/10.1037/0022-3514.70.6.1327
[20] 马骁骑. 大学生人际敏感性与手机成瘾的关系: 领悟社会支持和应对方式的链式中介作用[D]: [硕士学位论文]. 哈尔滨: 哈尔滨师范大学, 2022.
[21] 郭婷. 浅谈埃里克森的人格发展阶段理论[J]. 理论导报, 2010(6): 26-27.
[22] 赵丹, 白苏妤, 杨丽, 等. 人际敏感性对大学生自杀意念的影响: 孤独感的中介作用与自然联结的调节作用[J]. 中国临床心理学杂志, 2023, 31(1): 226-229, 234.
[23] Liu, F., Chen, G. and Liu, Y. (2020) The Impact of Customer Mistreatment on Employee Displaced Aggression: The Moderating Effect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Moral Identity.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11, Article 550978.
https://doi.org/10.3389/fpsyg.2020.550978
[24] Smith, B.W. and Zautra, A.J. (2001)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Reactivity to Spousal Conflict in Healthy Older Women.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1, 915-923.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193-8
[25] Gillespie, N.A., Johnstone, S.J., Boyce, P., Heath, A.C. and Martin, N.G. (2001) The Genetic and Environmental Relationship between the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Measure (IPSM) and the Personality Dimensions of Eysenck and Cloninger. Personality and Individual Differences, 31, 1039-1051.
https://doi.org/10.1016/s0191-8869(00)00200-2
[26] Otani, K., Suzuki, A., Ishii, G., Matsumoto, Y. and Kamata, M. (2008) Relationship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with Dimensions of the Temperament and Character Inventory in Healthy Subject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49, 184-187.
https://doi.org/10.1016/j.comppsych.2007.09.004
[27] McCabe, R.E., Blankstein, K.R. and Mills, J.S. (1999)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Social Problem Solving: Relations with Academic and Social Self-Esteem, Depressive Symptom and Academic Performance. Cognitive Therapy and Research, 23, 587-604.
https://doi.org/10.1023/a:1018732707476
[28] Zhao, X., Wu, M., Zhang, D., Sun, Y., Yang, Y., Xie, H., et al. (2018) The Relationship of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and Depression among Patients with Chronic Atrophic Gastritis: The Mediating Role of Coping Styles. 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 27, e984-e991.
https://doi.org/10.1111/jocn.14114
[29] Shear, M.K. (1996) Factors in the Etiology and Pathogenesis of Panic Disorder: Revisiting the Attachment-Separation Paradigm. American Journal of Psychiatry, 153, 125-36.
[30] Kumari, R.S., Sudhir, P.M. and Mariamma, P. (2012) Perfectionism and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Social Phobia: The Interpersonal Aspects of Perfectionism. Psychological Studies, 57, 357-368.
https://doi.org/10.1007/s12646-012-0157-7
[31] Otani, K., Suzuki, A., Matsumoto, Y. and Kamata, M. (2009) Parental Overprotection Increases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in Healthy Subjects. Comprehensive Psychiatry, 50, 54-57.
https://doi.org/10.1016/j.comppsych.2008.05.009
[32] Boyce, P., Hickie, I. and Gordon, P. (1991) Parents, Partners or Personality? Risk Factors for Post-Natal Depression.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21, 245-255.
https://doi.org/10.1016/0165-0327(91)90004-c
[33] Kenny, D.A., Snook, A., Boucher, E.M. and Hancock, J.T. (2010) Interpersonal Sensitivity, Status, and Stereotype Accuracy. Psychological Science, 21, 1735-1739.
https://doi.org/10.1177/0956797610387437
[34] Galinsky, A.D., Magee, J.C., Inesi, M.E. and Gruenfeld, D.H. (2006) Power and Perspectives Not Taken. Psychological Science, 17, 1068-1074.
https://doi.org/10.1111/j.1467-9280.2006.01824.x
[35] Côté, S., Kraus, M.W., Cheng, B.H., Oveis, C., van der Löwe, I., Lian, H., et al. (2011) Social Power Facilitates the Effect of Prosocial Orientation on Empathic Accuracy. Journal of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101, 217-232.
https://doi.org/10.1037/a002317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