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引言
在互联网及电子商务经济迅速、发展的背景下，我国移动支付业务交易总额不断提高，支付方式更加灵活，满足了我国居民便捷、高效率的支付要求，这也是互联网+背景下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经济发展的重要表现。作为全球移动支付大国与强国，我国移动支付技术一直位于世界前列。2024年移动支付业务仍旧处于飞速发展阶段，移动支付业务的客户保有量巨大、支付方式更加灵活、免除了过去找零钱及小额假币的困扰，借助移动支付平台提供的支付信息及消费习惯，在线支付效率更高，但是各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也存在明显的差异性，经济发展较好的东南沿海城市移动支付业务交易总额较高，居民对于移动支付业务的使用频率更加频繁，对移动支付业务所衍生的支付风险重视程度较高，移动支付业务总体发展水平较好。经济欠发达的西北内陆地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尚处于初级阶段，移动支付业务的优势并没有得到充分体现，重视不同地区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差异性并构建协同、统一、平衡的发展模式至关重要。
统筹各地区移动支付业务的协同发展不但能够使移动支付企业进一步扩大业务，发挥移动支付业务的普适性，也能够对各地区的移动支付规模及移动支付类型进行分析，进一步优化移动支付业务结构，提高移动支付业务的综合服务质量，对我国移动支付事业的充分发展将产生帮助。
2. 文献综述
2.1. 国外研究现状
相较于我国，西方发达国家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起步较早，手机银行作为移动支付的最主要方式，线上支付功能相对完善。Gu [1]认为相较于手机银行，利用第三方支付平台的移动支付业务占比较低，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移动支付业务经营主体及商业银行应该统筹资源，加强对经济发展水平较差地区的资源倾斜，使移动支付业务的影响力进一步提高。Kishi [2]则发现相较于传统线下支付，移动支付业务效率更高，但是潜在风险也比较大，对于移动智能终端的智能性要求较高，只有商业银行对自身的电子银行业务进行充分宣传才能够形成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良好环境。Muhaiminul Islam [3]认为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应该在经济发展水平较差的地区增设分支机构，同时进一步提高服务质量、加强宣传，使移动支付业务的认可程度得到保障。Chunkai Zhao [4]研究表明，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风险控制工作的科学开展能够提高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性，这也是居民提高对移动支付业务认可程度的重要保障，移动支付企业及平台应该对移动支付软件及平台的安全保障功能进行进一步开发与完善，存在移动支付业务的潜在风险时也应该及时进行预警，进一步提高移动支付业务的安全性，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保驾护航。
2.2. 国内研究现状
虽然相较于西方发达国家我国移动支付业务起步较晚，但是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环境优越，用户保有量较大，移动支付业务呈现“百花齐放”的良好格局，学术界关于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研究成果比较丰富。
魏敏[5]认为目前我国不同地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不同，经济发展较好地区的移动支付业务交易总额较高，移动支付业务的发展模式呈现多样化，这表明不同地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差异性。周忠宝[6]认为移动支付企业为了进一步提高业务总额，需要加强对西北内陆城市市场开发工作。胡晨沛[7]认为通过增加服务机构、优化服务体系、加强宣传而积极开发西北内陆城市市场。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电信诈骗问题得到了较多学者的关注。周申[8]认为国家反欺诈中心所开发的反欺诈软件起到了重要作用，能够及时预警、必要时通过短信提醒或者直接拨打电话与用户进行沟通，协助客户保障资金安全。移动支付企业及商业银行应该对风险管理体系进行进一步优化与调整，形成对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有效支持。朱彬[9]认为移动支付业务服务质量的全面提升也是非常重要的，这也是移动支付业务向现代化、综合化发展的重要路径，移动支付企业需要对自身的服务体系进行进一步调整与优化，补充服务资源。高志刚[10]认为通过开展有效的社会调研工作了解移动支付业务服务存在的不足并及时加以调整，这样才能够使移动支付业务的综合服务水平得到保障。孟雨婷[11]指出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处于快速发展之中，无论是用户数量还是交易规模都在不断上升，移动支付已成为我国支付结算体系中极为重要的组成部分，各区域移动支付使用协调发展极为重要。尹元元等[12]提出移动支付显著促进西部地区老年群体的医疗健康消费，显著促进中部地区老年群体的生存性消费和消费总量，显著促进东部地区老年群体的文教娱乐消费和网上购物消费，显然在我国不同区域老年群体移动支付使用情况存在不同。
3. 不同地区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模型测算
3.1. 指标选择及体系构建
根据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总体情况，本文设计移动支付使用情况指标对移动支付使用情况进行比较，指标设计如表1所示。
Table 1. Explanation of variables used in the study of mobile payment usage and data sources
表1. 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变量说明及数据来源
|
子指标名称 |
具体描述 |
数据来源 |
移动支付规模 |
移动支付用户数 |
城市内移动支付用户数量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移动支付交易额 |
城市内移动支付用户支付交易额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移动支付增长率 |
移动支付交易额增长率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移动支付方式 |
微信及支付宝支付占比 |
微信及支付宝支付占总额比重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其他支付方式占比 |
其他支付方式占支付总额比重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移动支付企业 |
企业分支机构数量 |
移动支付企业分支机构数量情况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企业类型 |
移动支付企业类型 |
中商产业研究院 |
(1) 移动支付用户数：移动支付用户数是指在区域内移动支付用户数量，一般以万人次作为衡量标准，移动支付用户数越多，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越好。
(2) 移动支付交易额：移动支付交易额是指区域内用户移动支付交易额，交易额越高，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越好。
(3) 移动支付增长率：移动支付增长率是指该年度移动支付业务交易额相较于上一年的增长情况，移动支付增长率越快，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越好。
(4) 微信及支付宝支付占比：微信和支付宝是移动支付业务的最主要支付方式，该比重越高，说明社交软件与移动支付业务的联动更密切，有助于移动支付业务的推广。
(5) 其他支付方式占比：其他支付方式占比应该符合我国移动支付方式的基本结构，体现出移动支付业务的多样化发展水平。
(6) 企业分支机构数量：移动支付企业分支机构及服务网点数量越多，该地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越强。
(7) 企业类型：移动支付所涉企业类型越丰富，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越好。
3.2. 测算结果及分析
因子分析方法是一种多元统计分析方法，它从研究原始变量相关矩阵内部的相关关系入手，利用因子降维的数学思想，将一些复杂的变量简化为几个综合后的因子。因子分析可在许多变量中找出隐藏的具有代表性的因子，将相同本质的变量归入一个因子，可减少变量的数目，还可用作检验两个变量间相互关系的基本假设。
应用Bartlett’s球度检验与KMO检验可以测度分析改组变量是否适合进行因子分析。Bartlett’s球度检验以原有变量的相关系数矩阵为出发点，假设相关系数为单位矩阵，如果给定该因子检验值所对应的P的数值通常小于一个给定的显著性因子水平函数a，则应立即拒绝原假设，认为原有因子变量适合进行因子分析。
KMO检验中，该模型统计量中的取值在0~1之间，取值越接近于1说明取值变量间的因子相关性越强，原有取值变量也越适合做因子分析。0.9以上表示非常合适；0.8~0.9表示合适；0.7~0.8表示一般；0.6~0.7表示尚可；0.5~0.6表示不太合适。
本文中将对上文中提及的7个指标变量运用SPSS进行因子分析，将多项变量简化为具有代表性的因子，进而得出移动支付使用情况。
Table 2. KMO test and Bartlett’s sphericity test
表2. KMO检验与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KMO取样适切性量数 |
0.739 |
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 |
近似卡方 |
852.61 |
自由度 |
31.48 |
显著性 |
0 |
表2说明，本次因子分析适宜性结果为：KMO值为0.739，0.7~0.8表示一般，且巴特利特球形度检验的P值小于给定的显著性水平，所以适合做因子分析。
在本次因子分析过程中，根据碎石图使用主成分法提取3个主要因子，分别命名为F1、F2、F3。采取方差最大法对成分矩阵进行正交旋转，旋转后的成分矩阵可以表明各变量在三个主成分的载荷权重大小。在此基础上，分别将上述7个变量设为X1、X2、X3、X4、X5、X6、X7，根据表3可以写出指标的重要性程度得分模型为：
其中，F表示地区移动支付业务使用情况指数，δ表示各个变量的成分得分系数，X表示各个变量的实际值，i为1，2，…，7。
Table 3. Component scoring coefficient matrix
表3. 成分得分系数矩阵
|
1 |
2 |
3 |
移动支付用户数 |
0.908 |
0.366 |
0.100 |
移动支付交易额 |
0.639 |
0.106 |
0.186 |
移动支付增长率 |
0.800 |
0.225 |
0.280 |
微信及支付宝支付占比 |
0.772 |
0.873 |
0.635 |
其他支付方式占比 |
0.249 |
0.991 |
0.184 |
企业分支机构数量 |
0.128 |
0.304 |
0.130 |
企业类型 |
0.551 |
0.169 |
0.883 |
记F1 (移动支付规模)的权重记为a1，F2 (移动支付方式)的权重记为a2，F3 (移动支付企业)的权重记为a3，根据旋转载荷平方和得出：
a1 = 0.46
a2 = 0.29
a3 = 0.25
因此可以得到评价某地区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模型为：
王伟[13]认为我国各省份的经济发展具有不同的特点，分别具有“南高北低”与“东高西低”的空间分布格局。师博等[14]认为我国东部地区经济发展质量优于中西部地区，且经济增长较好的城市集中分布在沿海地区和一些资源较丰富的地区。根据该发展格局，本文共选择十个城市进行比较，其中五个城市为东南沿海城市，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位于我国前列，五个城市为西北内陆城市，经济发展水平相较于东南沿海城市存在一定差异性。对其移动支付使用情况进行比较，得到表4。
Table 4.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mobile payment usage
表4. 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比较分析
|
2016 |
2017 |
2018 |
2019 |
2020 |
2021 |
均值 |
上海 |
1.446 |
1.142 |
1.847 |
1.960 |
1.030 |
1.589 |
1.502 |
天津 |
1.289 |
1.051 |
1.037 |
1.365 |
1.345 |
1.014 |
1.184 |
深圳 |
1.488 |
1.397 |
1.401 |
1.253 |
1.089 |
1.799 |
1.405 |
青岛 |
1.443 |
1.355 |
1.359 |
1.215 |
1.056 |
1.745 |
1.363 |
苏州 |
1.403 |
1.317 |
1.321 |
1.181 |
1.027 |
1.696 |
1.325 |
西安 |
1.048 |
1.013 |
1.308 |
0.943 |
0.941 |
1.089 |
1.058 |
乌鲁木齐 |
0.535 |
0.517 |
0.667 |
0.481 |
0.480 |
0.555 |
0.540 |
拉萨 |
0.540 |
0.522 |
0.674 |
0.486 |
0.485 |
0.561 |
0.545 |
宁夏 |
0.803 |
0.842 |
0.785 |
0.925 |
0.742 |
0.639 |
0.789 |
兰州 |
0.642 |
0.998 |
0.583 |
0.419 |
0.722 |
0.969 |
0.722 |
根据表4数据显示，上海、天津、深圳等城市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移动支付使用情况较好，业务发展水平较高，甘肃、青海、宁夏等地区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相较于沿海城市存在明显差距。十个城市的移动支付业务使用情况各不相同，区域经济发展水平越好，移动支付业务交易规模越高、支付方式更加灵活、支付企业服务机构数量更多，支付风险也能够得到有效控制，分析结果表明，西北内陆城市相较于东南沿海城市移动支付使用情况存在差异性。其中，西安由于特有的经济、文化条件，与五个东南沿海城市的移动支付使用差异不大，而很明显的是，从移动支付规模、移动支付方式和移动支付企业三个主要因子所得的公式及其计算得出的结果，可以看出乌鲁木齐、拉萨、宁夏和兰州四个西北内陆城市的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均值均在0.8以下，远小于五个东南沿海城市移动支付的使用情况。综上所述，西北内陆地区在移动支付规模、移动支付方式状况和移动支付企业状况方面不及东南沿海城市，还需进一步加强西北内陆地区对于移动支付的使用。
4. 不同地区移动支付使用情况的比较分析
4.1. 支付规模增速不同
通过比较分析发现，现阶段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业务增速放缓，相较于东南沿海城市移动支付业务总量存在一定差异性。移动支付规模是评价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的最直观指标，移动支付业务用户规模越多、交易总额越大，说明移动支付业务的用户保有量越高，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将会获得新的机会。案例中，10个城市的移动支付规模2021年增速如图1所示。
Figure 1. Changes in the growth rate of mobile payment services in 2021
图1. 2021年移动支付业务增长率变动情况图
比较结果显示，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业务增速过慢，造成该现象的原因是多方面的。目前移动支付企业如阿里、腾讯的总部设置于经济发展水平较好地区，相关服务网点服务资源集中于东南沿海城市，对于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业务的资源倾斜不足，移动支付业务的宣传工作开展不够充分，这样就导致西北内陆城市居民对于移动支付业务的优势了解比较差，移动支付业务的使用习惯没有得到充分培养。在移动支付企业经营及服务网点缺失的基础上，移动支付平台与商户的合作也不够充分，这就大大降低了移动支付业务的社会影响力，商户鼓励用户使用移动支付的积极性无法得到保证。相较于沿海地区，西北内陆城市的农村市场开发不足，基础网络建设工作开展存在一定欠缺，在基础设施建设薄弱，综合平台缺失的基础上，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受限，不利于移动支付业务在西北内陆城市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4.2. 支付风险控制差异性
在移动支付业务总额不断提升的基础上，移动支付业务的支付风险事件频发，虽然国家反诈中心通过反欺诈软件加强反诈信息宣传，致力于营造良好的移动支付风险控制环境，但是总体上来看，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支付风险控制仍旧比较困难。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西北内陆城市居民反诈意识相对比较淡薄，2022年上海、天津、深圳、拉萨、宁夏、兰州等城市反诈软件安装率如表5所示。
Table 5. Anti-fraud software installation rates
表5. 反欺诈软件安装率
城市 |
上海 |
天津 |
深圳 |
青岛 |
苏州 |
西安 |
银川 |
拉萨 |
宁夏 |
兰州 |
安装率 |
2.7% |
2.4% |
2.5% |
1.6% |
2.1% |
0.07% |
0.04% |
0.02% |
0.02% |
0.01% |
根据表5中数据能够看出，西北内陆城市居民安装反诈骗软件比重远远低于东南沿海城市，对于移动支付业务风险控制的意识比较淡薄，在移动支付业务便捷、高效率的支付背景下，近几年以“刷单”为核心的欺诈手段层出不穷，欺诈体系较为完善，居民主动识别骗术的能力不足，在良好支付风险控制环境及措施没有构建的基础上西北内陆城市的支付风险控制比较困难，这将降低居民使用移动支付平台及功能的信心。在移动支付风险控制工作开展过程中，移动支付企业、商业银行及政府职能部门并没有形成风险控制的充分联动，风险控制资源分配不合理，西北内陆城市政府对于移动支付业务风险控制的重视与宣传不足，弱化移动支付业务风险控制职能，不利于移动支付业务在西北内陆城市的持续进步与发展。
4.3. 支付服务资源不均等
Figure 2. The proportion of Alibaba Group’s investment in service resources in coastal and inland cities from 2017 to 2021
图2. 2017至2021年阿里集团在沿海及内陆城市服务资源投入比重情况图
在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体系日益优化完善的基础上，移动支付业务服务质量对于移动支付业务满意度及持续进步发展产生推动作用是比较明显的，服务质量越高，居民接受移动支付的能力越强，虽然现阶段各个移动支付企业普遍提高了对移动支付业务服务质量的重视，通过提供便捷移动支付渠道、加强与商业银行的充分合作，优化增值服务体系从而提高移动支付业务的综合服务质量，但是不同地区经济发展水平不同，移动支付业务的服务资源倾斜也是存在一定差异性的。总体上来看，移动支付企业所提供的移动支付服务内容难以满足居民需求，在移动支付产业经济迅速进步发展的基础上，优秀人才供不应求现象比较明显，西北内陆城市人才流失到东南沿海城市已经成为常态，这对于移动支付业务的持续进步与发展造成消极影响，也加剧了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区域不平衡性。以阿里集团近几年服务资源投入情况为例，2017至2021年移动支付服务资源投入比重如图2所示。
在移动支付业务企业积极调整优化服务体系的过程中，对于西北内陆城市的市场调研工作开展不够充分，这也降低了移动支付业务的服务资源分配合理性，为了全面提高移动支付业务服务质量，需要从多角度入手，补充服务资源，提高服务效率，为移动支付业务的持续进步与发展创造条件。
5. 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建议
5.1. 提高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规模
根据不同地区移动支付业务活动开展的现实情况，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水平明显滞后，便捷、高效率的移动支付优势无法得到全面发挥。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业务水平增长对于电子商务产业经济发展，货币安全体系的科学构建都将产生帮助，所以在我国移动支付事业发展过程中应该增加西北内陆地区的资源倾斜力度，以便提高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规模。
第一，移动支付企业应该加强对移动支付业务的宣传工作，营造良好的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氛围。移动支付企业应该与西北内陆城市各类商户搭建良好的合作关系，利用微信支付或支付宝支付可以获得更高水平的优惠力度，同时各个商业银行也应该进一步增加手机银行支付的便捷，通过优化免额支付、优化线上支付流程从而提高西北内陆城市居民对移动支付业务的认可程度。
第二，移动支付企业应该在西北内陆城市进一步增加营业网点，在移动支付业务发展过程中，各类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能够形成区域有针对性的营销工作，进一步提高移动支付业务的市场影响力，而目前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业务发展潜力巨大，通过增设分支机构及营业网点而提高服务质量，增加宣传工作，通过线上与线下的充分协作与战略布局提高移动支付业务在西北内陆城市的市场影响力。
5.2. 多种途径全面控制支付风险
多途径实现移动支付风险的有效控制是非常重要的，较于线下支付，线上移动支付潜在风险更高，完善支付风险控制体系能够使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上升到新的阶段，这也是近几年我国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核心环节，多途径、全面控制支付风险需要从以下三个角度入手。
第一，应该从技术上对移动支付风险进行进一步控制，在用户进行移动支付时对不同移动支付金额设置不同的技术验证手段，除传统的移动支付密码、指纹验证以外，进一步增加对于短信及面部识别的验证功能，同时在大额移动支付时及时将潜在的风险信息进行推送，通过与反诈软件的充分联动对于用户的移动支付风险进行全面梳理，对于单笔移动支付金额超过1万元的支付行为、反诈软件进行反诈提示的支付订单必要时可以直接锁定账户，由客户通过智能AI进行解锁以后再进行支付，大大提高移动支付风险控制能力。
第二，应该加强反诈系统建设工作，进一步强化移动支付风险的有效宣传，2020年反诈系统全面上线以后，移动支付风险控制工作开展获得了新的机会，这也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经济发展背景下移动支付风险控制的重要手段。移动支付反诈骗系统建设过程中应该进一步收集相似案例信息，对于欺诈案件及时进行分享，同时加强反诈骗系统的数据监控，完善异常数据信息识别功能，通过反诈系统与居民支付账户、移动支付订单的充分联动存在潜在风险时，先通过电话进行预警，必要时锁定账户，各地区政府应该加强反诈骗系统应用的宣传工作，进一步提高反诈骗系统的应用水平。
第三，移动支付企业、商业银行及各类社交软件应该形成支付风险控制的充分联动。在支付风险控制过程中整合各方所拥有的支付风险控制资源，共同进行移动支付风险宣传工作，遇到异常订单及违法交易行为也应该及时锁定账户，根据自身客户群体的移动支付风险控制要求，及时推出相应的支付风险控制措施，形成支付风险的动态监测。
5.3. 加强西北内陆城市服务资源投放
全面提高移动支付服务质量，将使移动支付由过去单一的支付方式转变为综合性线上服务，移动支付的普惠性、适用性、便捷性将得到进一步凸显，全面提高移动支付服务质量需要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第一，应该积极培养移动支付人才。我国移动支付近几年经营发展比较迅速，但是西北内陆城市相较于东南沿海城市仍旧存在一定差距，优秀人才外流现象比较明显，这对于西北内陆城市移动支付质量的提升将会造成消极影响。未来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将会获得新的机会，对移动支付优秀人才的需求将会进一步提升，所以西北内陆城市应该加强优秀人才培养工作，各高校结合移动支付业务发展的现实要求对移动支付课程内容进行进一步优化与调整，提高移动支付的实践培训比重，使人才在毕业以后能够迅速在移动支付企业或商业银行线上支付岗位发挥重要作用，在培养人才过程中也应该加强移动支付服务培训工作，提高人才的服务意识，形成对加强西北内陆城市服务资源投放的全面支持。
第二，考虑到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对于区域产业结构优化升级产生的积极影响，西北内陆城市政府也应该进一步加强对移动支付业务发展基础设施建设工作，增加农村地区运营网络建设，实现通信网络的全面覆盖，鼓励农村地区居民通过移动支付完成农产品的收付款等工作，同时在农村地区进一步落实深化“电商下乡”政策，使农村地区居民利用电商平台实现农产品远销成为可能，也可以进一步提高移动支付业务的覆盖率与普及率，使农村居民利用电商平台、优化农业发展布局，发挥移动支付对农业经济发展的积极作用。